我问自己，究竟是谁第一个发现了官僚主义的存在意义。可能是阿达尔贝特·施蒂弗特。假如在我生命中的某一刻，中欧没有成为我关注的对象，天知道我是否会专注地读这位奥地利老作家的书，因为他的书冗长，带说教味，有道德含义，很贞洁，从第一印象来看，应当是与我完全陌生的。然而，他是十九世纪中欧的关键性作家，是那个时代和它被称为毕德麦耶尔的抒情、贞洁的精神开放出的纯粹花朵！施蒂弗特最重要的一部小说《晚来的夏日》（）写于一八五七年，篇幅很长，但故事非常简单：一个年轻人，亨利希，一次去山间远足，突然乌云密布，暴风雨就要来了。他到一处房子去躲避。房主是一个老贵族，叫里查赫，好客地接待了他，并与他产生了友谊。这座小城堡有个美丽的名字，叫“玫瑰屋”（Rosenhaus）。后来亨利希定期回到此地，每年都小住一到两次，到了第九年，他娶了里查赫的教女，到此小说就结束了。

        这本书直到快结束时才显示出它深刻的意义。里查赫跟亨利希单独在一起，在两人面对面的长久交谈中，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的生活处于两种冲突之中，一种是私人的，一种是社会的。我注意到的是第二种冲突：里查赫原先是一位高级公务员。有一天，他发现行政工作是有悖于他的性格、他的趣味和爱好的，于是就离开了岗位，住到乡下，住到他的“玫瑰屋”中，以便跟大自然和村民和谐地生活，远离政治，远离大写的历史。

        他与官僚主义的决裂并非他的政治或哲学信念的结果，而是出于他对自己的了解，知道自己不能做公务员。公务员是什么？里查赫向亨利希解释，这是据我所知对官僚主义的最早的（而且是绝妙的）“现象学”描写：

        随着行政管辖越来越宽，机构越来越庞大，它就必须雇用越来越多的职员，而在他们当中，不可避免地，会有糟糕的，或者很糟糕的。所以就必然发明一种体系，完成必要的操作，使得公务员参差不齐的能力不能损害它们，或减弱它们。里查赫接着说：“为了使我的思想更为清晰，我打个比方：一座理想的钟表必须这样制造，使得它一直能很好运转，即便换掉它的零件，将差的换成好的，好的换成差的。当然，这样的一座钟表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行政就只能以这样一个形式而存在，否则，从它已经有过的演变过程来看，就会消失。”所以，人们要求的，不是一个公务员明白他的行政所负责的问题，而是他带着冷静，完成不同的操作，而不去理解，甚至不尝试去理解在周边办公室内发生的事情。

        里查赫并不批评官僚主义，他只是解释为什么像他那样一个人，没有能够为之献出一生。妨碍他成为公务员的，是他无法为了一些处他视野之外的目标而服从，而工作。而且也是出于“他对事物未来面目的尊重”（die E vor den Dingen wie sie an sich sind），这一尊重是那么深，以至于他在谈判中，无法做到捍卫他的上级所要求的，而是“事物为它们本身所要求的”。

        因为里查赫是个喜欢具体的人；他渴望的生活，是在这种生活中，做的是他认为有用的工作；遇到的是他知道名字，知道职业，知道房子在哪里，知道孩子是谁的人；甚至时间也一直以它具体的方面而被感知、被享受：早晨、中午、阳光、雨、风暴、夜。

        他与官僚主义的决裂是人与现代世界的最值得珍藏到记忆中的决裂。这一决裂既彻底又平和，适合这部毕德麦耶尔风格的奇特小说作品田园牧歌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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