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乘车前往莫斯科……关于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维什涅夫斯卡娅，我所知道的情况在活页夹里暂时只占了几页纸：十七岁上前线，在第五集团军三十二坦克旅第一营作战，任卫生指导员。她参加过著名的普罗霍洛夫卡坦克大战——苏联和德国双方在那次战役中一共投入了一千二百辆坦克和火炮战车，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大战。

        为了给解放自己家乡的第三十二坦克旅建立陈列馆，鲍里索夫市的中学生调查组收集了大量资料，也是他们悄悄给了我维什涅夫斯卡娅的住址。坦克部队的卫生指导员通常由男性担任，可是这里却突然冒出个小丫头来。我希望了解其中的故事，马上收拾行装上路去采访她……

        我已经开始琢磨：如何在数十个被采访者的地址中进行选择？起初，我把所有被采访者的姓名都记录下来。随着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地打来，她们轮番向我讲述，邀请我去采访，通常都会和她们一起吃茶点。我开始从四面八方收到信函，地址也都是前线邮戳。她们写道：“你也是我们中的一员，你也是前线的姑娘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不可能面面俱到，应该采用另外一种筛选和积累资料的办法。怎么做呢？我先把现有的地址分门别类，再建立这样一个原则：尽量记录不同军事岗位上妇女的事迹。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所从事的事业，通过我们在生活中，或参与事件中的定位去认识人生的。

        可以这样假设：护士看到的是一种战争，面包师看到的是另一种战争；空降兵看到的是一种战争，飞行员则又是一种战争；冲锋枪排排长看到的也与别人不同……在战争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野半径。

        一位女性是在手术台边工作的，她说：“我见过多少截下来的胳膊和大腿啊……简直无法相信世上还会有四肢完整的男人了。似乎男人们不是受伤，就是阵亡了……”（捷姆琴科，上士，护士）另一位女性是围着炊事车的锅台转的，她说：“有时打完一仗，谁也没活下来……热粥热汤全做好了，可就是没人来吃……”（季尼娜，列兵，炊事员）还有一位女性的活动半径只是小小的飞行舱：“我们的营地在密林深处。有一次我飞行归来，打算在森林里散散步。这时已经是仲夏季节，草莓都长出来了。我沿着林中小径走着，突然发现：地上躺着一个德国人……身体都已经发黑了……当时我真是吓得魂飞魄散。别看我已经打了一年仗，但在这以前我还从未见过死人。那是在高空中，是另一码事……只要一起飞，我们心里便只有一个念头：找目标，扔炸弹，返航。我们不必去看什么死人，所以这种惊恐我们从没经历过……”（邦达列娃，近卫军中尉，一级飞行员）而在女游击队员的脑海中，至今还会把战争与熊熊篝火的气味联系在一起：“干什么都少不了篝火——烤面包啦，煮汤啦。就是篝火烧剩下的一些黑炭，我们也要在上面烘烤皮袄啦、毡靴啦什么的。夜间所有人都靠炭火取暖……”（叶·薇索茨卡雅）

        但是，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单独与自己的思想相处。在火车上，女乘务员送来了茶水，车厢里立刻热闹起来，大家彼此愉快地做了自我介绍。桌子上有一瓶传统的莫斯科牌伏尔加，还有自制小吃，于是，就如我们常说的，开始了一番坦诚亲密的交谈：关于自己的家庭秘密和政治传闻，关于爱情和仇恨，关于领导和邻居，等等。

        我早先以为，我们只是同路人和闲聊伴侣而已……

        我也告诉他们，我此行是去看望谁，是为了什么目的。我的那两位同行旅客，一个当时是工兵营长，在战争中一直打到柏林，另一个在白俄罗斯森林里打了四年游击。于是我们就开始谈论起了战争。

        后来，我是根据自己的回忆把我们的谈话记录了下来。

        “我们已经是濒临死绝的种类了，就像猛犸一样！我们那一代人，坚信人世间总有比普通人生更为伟大的东西。祖国就是伟大的思想。嗯，还有斯大林。为什么要撒谎呢？就像俗话说的，在歌曲中，歌词是不能被抹去的。”

        “这是当然……我们游击队里就有个勇敢的女孩……经常去破坏德国人的铁路线。她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在战前被镇压了：父亲、母亲和两个哥哥。她和她的阿姨，就是母亲的妹妹，住在一起。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她就寻找游击队。在游击队中，大家都看到，哪儿危险她往哪儿冲……就是想证明什么……可是所有人都获得过嘉奖，只有她从来没有。因为她父母是人民的敌人，就从来不表彰她。在我军反攻到来之前，她的一条腿被炸断了。我到医院里去看她，她哭着对我说‘现在大家总应该相信我了吧’。那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当时有两个小姑娘到我这个营来，还要当什么工兵排长。谁知道是干部处的哪个蠢货把她们派到我这儿来的。我当即把她们打发回去，尽管她们气得死去活来。就她们，居然还想到前沿去当工兵排长，排雷开路！”

        “您干吗要把她们撵回去？”我问。

        “理由多了。第一，我有足够的优秀中士，派来的这两个小姑娘能做的事，他们全能做好；第二，我认为，女人没必要到前线去摸爬滚打、日晒雨淋。我们男人已经足够了。而且我还知道，必须要为她们挖单独的掩蔽部，还要下令安排一大堆女孩子必不可少的、各种各样的讨厌事情。”

        “这么说，您认为姑娘们在战争中只能是多余的累赘了？”

        “不是，我可没这么说。要是回顾历史，在各个时代，俄罗斯妇女不仅送丈夫、兄弟、儿子去作战，为他们担惊受怕，等待他们回来，而且还有雅罗斯拉夫娜公主那样的例子——亲自登上要塞城墙，把煮沸的松香浇到敌人头上。可是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男人的心里，总还是有一种负疚感：竟然让女孩子们来打仗！我心里一直有这种感觉……我到今天还记得，那是我们撤退的时候，正值秋天，连续几天大雨滂沱，没日没夜地下。我就看到一个被打死的姑娘躺在路边……长长的辫子，浑身是污泥……”

        “这是当然……我曾听说过，我们的护士们在陷入敌军重围后，冒着四面八方的子弹保护伤员，因为这时伤员就跟孩子一样虚弱，对这一层我能理解。可是这样一番情景我就不能理解了：两个女人带着狙击枪爬到中间地带去杀敌。我无法摆脱这样的感觉，这毕竟是‘狩猎’呀……我自己就是个狙击手……但我到底是个男人呀……”

        “可她们是在保卫自己家园啊，是在拯救自己的祖国啊……”

        “当然当然……或许我能带这样的女人去侦察，但是我不能带我老婆去……嗯，是这样的，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妇女当作母亲、当作未婚妻，然后是美丽的太太。我弟弟给我讲过一件事，当时一群德国俘虏被押着从我们城里经过，我弟弟那帮小鬼就朝俘虏队伍打弹弓。我母亲看到了，‘啪’地给了弟弟一个嘴巴。原来，俘虏也是些大孩子，希特勒把最后的老本也抛出来啦。我弟弟那会儿才七岁，但他记得很清楚：我妈妈怎样一边看着这些德国人，一边放声大哭：‘你们的妈妈真是瞎了眼，她们怎么肯把你们这样的人放出来打仗啊！’战争，就是男子汉大丈夫的事。你可以写的男人打仗故事难道还少吗？”

        “不对……我就是证人，不对！我们都记得战争爆发后头几个月的惨状：空军的飞机全都被消灭在地面上，我们的坦克就像火柴盒一样燃烧。枪支都是又老又旧，几百万官兵被俘虏。几百万啊！只有一个半月，希特勒就打到了莫斯科城下。教授都被征兵打仗了，老教授们！而姑娘们自愿地冲到了前线，胆小鬼是不会自己上去的。这都是勇敢的、非凡的女孩子。有统计数据显示：前线医务人员的伤亡人数仅仅次于步兵营，高居各军兵种伤亡率的第二位。比如，在步兵中从战场上把伤员背下来，这意味着怎样的代价？我现在好好告诉您……

        “有一回我们发起了冲锋，可是被敌人的机枪像割庄稼似的扫倒了一片，一个营就这样没有了，全都躺倒在地，但并没有全部牺牲，有很多人受伤了。德国人还在扫射，火力不减。这时候，一件让所有人完全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突然从战壕里跃出一个小姑娘，接着跳出第二个、第三个……她们开始包扎伤员，并把他们往回背。一时间，连德国人也惊得呆住了。战斗一直进行到晚上十点多钟，女孩子全都负了重伤，但她们每一个人救出了两三个人之多。可是上级给她们的奖赏却十分吝啬，战争初期奖章发得不多。那时规定，背下伤员的同时还必须带回伤员的武器。进了卫生营，首先要问的是：武器在不在？因为当时我们的武器装备还不充足。不管是步枪、冲锋枪、机关枪——全都要背回来的。1941年曾经发布过关于嘉奖救护人员的281号命令：从战场上救出十五个重伤员（连同他们的武器一道）者，授予战斗奖章，救出二十五人授予红星勋章，救出四十人授予红旗勋章，救出八十人授予列宁勋章。而我要讲述给您听的是，在战场上哪怕是救出一个人，都意味着什么……那是从枪林弹雨下救出来的啊……”

        “这是当然……我也记得……嗯，是的……有一回我们派侦察兵到一个有德寇驻军的村庄。先去了两个侦察员……紧接着又派出一个……都没有回来。队长就叫出我们一个姑娘：‘柳霞，你去吧。’我们把她装扮得像个牧羊女孩，送她上了大路……怎么办？结果会怎样？男的都被杀了，一个女人可以通过吗？这事情，是的……不过看到女人手中拿着步枪……”

        “我忘了她姓什么……但我记住了她的名字，柳霞。她也牺牲了……那是后来有农民告诉我们的……”

        “所有人都久久不说话，然后，我们为死者举起了酒杯。话题转到另一个方向，大家谈起了斯大林，谈到他在战前如何毁灭了最优秀的指挥干部和军事精英，谈到残酷的集体化和1937年肃反、劳改营和流放。谈到如果没有1937年，可是能就不会有1941年，我们就不会一直退败到莫斯科城下。但是，待战争结束后，人们把这些都忘掉了。胜利把一切阴暗面都遮盖了。”

        “在战争中有爱情吗？”我问。

        “在前线的姑娘中，我见过很多美人，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把她们当女性看。尽管在我看来，她们都是相当出色的姑娘，但是我们一直把她们当作好朋友看待——是她们把我们从战场上背回来，救活我们，帮助我们康复。我两次负伤都是她们给背回来的。我怎么能对她们有非分之想呢？难道您能嫁给自己的兄弟吗？我们那时候都叫她们是小妹妹……”

        “战争结束了，她们突然显得那么需要爱护，柔弱得不行。瞧，这是我妻子的照片，她是个聪明的女人，但她对女兵们一直怀有偏见，认为这些女孩子上战场是为了找情郎，就像浪漫小说里那些缠绵悱恻的故事那样。虽然在现实中，我们部队里确实也有人谈过恋爱，但最多的还是纯洁无瑕的女孩，很干净的姑娘。可是战争结束后……经过了肮脏污浊，经过了虱子满身，经过了与死神擦肩，谁都想追求美丽和优雅，想找明媚可人的美女……我有一个朋友，在前线被一个姑娘爱上了，按我现在的理解，她就是个大美人，是个护士。但他并没有娶她，退伍后找了另外一个，更加妩媚的。但是他和自己的妻子过得并不幸福，还是会经常回想自己的战地浪漫曲，那段爱情对他来说别有含义。他是从前线回来后甩了她的，因为在四年时间里，他看到的她，总是穿着一双破靴子和男人棉衣。我们总想努力忘却那场战争，结果连自己的姑娘们也忘却了……”

        “这，当然了……大家那时都还年轻，都想生活得……”

        就这样，整整一夜没人闭眼，一直聊到天亮……

        走出地铁站，我立刻就找到了这个静谧的莫斯科庭院。院子里有儿童滑梯和秋千。我一边往里面走，一边想起刚才电话里那个惊讶的声音：“您已经来了？这么快就找到我了？您不去退伍军人协会确认一下吗？他们有关于我的所有资料，他们都检查过的。”我真是很困惑。我早先以为，痛苦的经历会给人自由，使他们变得只属于自己，处于个人记忆的保护中。现在我却发现不是这样，至少不全是这样。情况往往是这种意识和（在一般生活中不存在的）超意识都是分开存在的，就好像某种不可动用的储备，或者好像在多层矿藏中那层薄薄的金粉。必须花很长时间去除掉那些无用的岩层，共同在毫无价值的尘土中搜寻，最后才能找到那闪光耀眼的金子，找到上天的赠予！

        这些正是我们实际上的为人，我们是由什么东西、什么材料构成的呢？我想要弄明白的是，这种材料为什么会那么坚硬。我就是为此来到这里的……

        一位个子不高、体态丰满的女人开了门。她像男人那样，朝我伸出一只手，表示欢迎，一个小孙子拽着她的另一只手。从这孩子的沉着镇静，便可猜出她的家人已经习惯了陌生人的频繁来访。他们总是在等候客人到访。

        在一支鹿角上挂着一顶坦克帽，在一张光滑的小茶几上摆着一排小小的坦克模型，每个小坦克上都带有赠予者写的小标签：“某部队全体官兵赠”“坦克学校学员赠”……在沙发上，我旁边“坐着”三个布娃娃——穿着清一色的军装。就连窗帷和房间的壁纸也都是保护色的。

        我明白了，在这个家中，战争还没有结束，永远不会结束。

        从哪儿开始讲好呢？我甚至在这里为你准备了文本……那这样吧，我就从内心感觉开始讲吧。就像以前那样……就像对女友那样给你讲吧……

        我先说说，坦克兵部队是多么不情愿接收女兵，甚至可以说他们根本不予考虑。那我是怎么进去的呢？我家住在加里宁州的科纳柯沃市。那时我刚刚通过考试，要从八年级升到九年级。同学当中谁都不懂战争是怎么回事，它对于我们还像是一种游戏，一种书本上的东西。我们受到的都是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教育。我们就相信报纸上的话：战争很快将以我们的胜利而结束，很快很快地……

        那时我们家住在一栋公寓楼中，楼里有好多人家，每天都有人上战场：彼佳叔叔啦、瓦夏叔叔啦……大家都去为他们送行，好奇心强烈地折磨着我们这些孩子，我们跟他们一直走到火车站……当乐曲奏起来时，妇女们号啕大哭——这一切都没使我们害怕，相反却把我们逗乐了。管乐队反复演奏着进行曲《别了，斯拉夫女人》。我们向往的，就是能伴着这首歌曲坐上火车跑到外面去。在我们看来，战争是在很遥远的地方。比方说我吧，就特别喜欢军装上的纽扣，它们闪闪发亮。尽管我已经到救护训练班学习了，可仍像是在做游戏……后来学校停课了，动员我们去修筑防御工事，住在荒郊野外的棚屋里。我们甚至为此感到骄傲，因为我们总算开始做一些与战争有关的事情了。我们被编入弱劳力营，从早晨八点干到晚上八点，一天干十二个钟头，挖防坦克壕。我们全是些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和男孩子……有一次，正在干活，我们突然听到一种声音。有人高喊：“空袭！”又有人叫着：“德国人！”大人们急忙跑开躲避，而我们却觉得很有趣，想看看德国飞机是什么模样，德国人又是什么模样。飞机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去，什么都没看清。地面一片混乱，人们四散逃窜。过了一会儿，飞机又转了回来，这回飞得很低，我们看清了上面的黑十字，不过仍然是一点恐惧都没有，只有好奇。突然，飞机上的机枪口冒火了，开始了猛烈扫射。我们亲眼看着平时在一起学习、干活的小伙伴们倒了下去，顿时惊得目瞪口呆。我们怎么也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继续站着、看着。成年人向我们扑过来，把我们按倒在地上，可我们还是一点都不害怕……

        很快，德国人离我们的城市非常近了，只有十来公里，已经可以听到炮声隆隆。我和姑娘们一起跑到兵役委员会去，说我们也要去保卫祖国，我们要一起去，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结果，我们没有全部被收下，他们只收下了有耐力、有气力的姑娘，当然首先得年满十八岁，而且是优秀共青团员。有个大尉在给坦克部队挑女兵。不用说，他对我不屑一顾，因为我只有十七岁，身高最多一米六。

        “要是步兵受了伤，通常倒在地上，”他向我解释着，“你可以爬到他跟前，就地包扎，或者背回掩蔽部。坦克兵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是他在坦克车里负了伤，就必须把他从舱口里面背出来。难道你能背动这样的壮小伙子？你知道吗？坦克兵个个都是大块头！在你要往坦克上爬时，四面八方都在朝它开火，子弹、炮弹皮到处飞。你知道坦克燃烧是怎么回事吗？”

        “难道我不是跟大伙儿一样的共青团员吗？”——我差点要哭出来了。

        “当然，你已经是共青团员。可是你太小了……”

        和我在同一学校和同一救护训练班学习过的女友们——她们确实是高高大大、体格强壮的姑娘——都被招走了。我感到很委屈，她们都要走了，我却要留下来。

        我去为朋友们送行。当然我什么都没对父母说。姑娘们都很同情我，于是她们把我藏在了帆布里面，我们就一起乘坐敞篷重型卡车往前方开去。大家都扎着各式各样的头巾：有黑色的、蓝色的，还有红色的……我就用一件妈妈的小短衫代替头巾。好像我们不是开赴战场，而是去参加业余歌手音乐会似的，太抢眼了，就像电影上一样……现在回忆起那些情景，还都要笑出来的……舒拉·基赛廖娃甚至把吉他也带上了。卡车向前行驶中，我们已看到战壕了。战士们看到我们，大叫大嚷：“女演员来了！女演员来了！”

        我们开到司令部驻地，大尉下令整队。全体人员都跳下卡车排好队，我站在最后一个。姑娘们都带着行装，而我啥都没有。因为我是突然跑出来的，所以什么东西都没带。舒拉就把她的吉他塞给了我说：“拿着，不然你手里什么都没有……”

        参谋长从司令部里走了出来，大尉上前去向他报告：“中校同志！十二名前来服役的姑娘听候您的指示！”

        中校看了看我们的队伍，说：“这里并不是十二名姑娘，而是整整十三名啊。”

        大尉还是坚持己见：

        “不，是十二名，中校同志。”他绝对相信是十二名女兵。可是他转身一瞧，立刻向我走来：“你是打哪儿钻出来的？”

        我说：“我是来打仗的，大尉同志。”

        “你给我站出来！”

        “我是和女友们一道来的……”

        “你要是和女友一起参加舞会，就一起参加好了。可这里是战场……给我走近些！”

        妈妈的短衫还扎在头上呢，我就这样朝大尉走过去，向他出示了救护班的证明书，请求道：“您不用怀疑，大叔，我是有力气的，我做过护士工作，我还献过血呢……您行行好吧……”

        两位首长都看了我的所有证件。最后中校还是命令：“把她送回家去，搭最早的便车！”

        在汽车还没来时，他们决定把我暂时放在卫生排。我坐在卫生排里，做着纱布棉球，只要一看到有汽车到司令部来，我马上就溜进树林。在那里待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等汽车开走了，我再回来。就这样过了三天，我们营投入了战斗。我们三十二坦克旅第一坦克营全体出动去作战了，我就在掩蔽部内做接纳伤员的准备。半个小时不到，伤员就开始送回来了……还有牺牲的人……这次战斗中我们的一个姑娘也牺牲了。这下倒好，大家早把我忘在脑后了，他们对我的存在已习惯了。上级甚至已想不起我是怎么回事了……

        现在该怎么办呢？我得有军装穿啊。上面发给我们每人一个背囊，好让我们放放私人物品。背囊是新的，于是我把收口的绳子剪断，把袋底拆开，套在身上，就成了一条军裙……我又找来了一件不很破的套头服，腰间系上一条皮带。我决定去向姑娘们炫耀一番。可是，我刚扭着腰肢在她们面前走了几圈，准尉司务长到我们掩蔽部来了，后面跟着参谋长。

        司务长大喝一声：“立正！”

        中校走了进来，司务长向他报告：“报告中校同志！姑娘们中间出现严重事故：我发给她们背囊，让她们放私人物品，可是她们却把自己套进去了！”

        参谋长一下子认出了我：“哦，你还在这里呀，这个小兔子！那么这样吧，准尉，发给姑娘们全套服装就是了。”

        我们收到了什么呢？坦克兵有帆布裤，膝盖上还缝有垫布，而给我们发的却是薄工作服，像是印花布那种料子。土地上散落很多金属弹片，石头也全都散落出来，所以没过多久，我们浑身又破破烂烂的了，因为我们不是坐在坦克车里，而是在地上爬来爬去。坦克常常起火燃烧，坦克手就是活下来，身上也被烧伤了。我们也会烧伤的，因为要钻到火里去，要往外背浑身着火的人。这是真的……从舱口往外背一个人出来很困难，特别是炮塔射手，而死人比活人还要重很多。我很快就知道这些了……

        我们都是没有经过军事训练就到部队来的，所以对于什么军衔是什么官，一无所知。司务长一个劲儿向我们灌输说，现在你们是真正的军人了，应该向任何军衔比您高的人敬礼，走路要挺胸昂头，大衣要扣好纽扣。

        可是那些男兵呢？见我们都是些黄毛丫头，便总爱拿我们开玩笑。有一次，卫生排派我去打开水。我到了炊事员那儿，他打量着我说：“你来干什么？”

        我答道：“打开……开水。”

        “水没烧。”

        “为什么？”

        “炊事员们还在锅里洗澡呢，先洗完澡然后再用锅烧开水……”

        我信以为真，提起水桶往回走。迎面遇到了医生：

        “你怎么空手回来了？”

        我回答说：

        “炊事员们正在锅里洗澡呢，水还没烧。”

        医生搔搔后脑勺，问：“哪有炊事员在锅里洗澡的？”

        他带着我转回去，狠狠地教训了那个炊事员一顿，给我灌了满满两桶开水。我提着开水桶，迎面又碰上了政治部主任和旅长。我立刻想起来，上级教我们要向每个军官行礼，因为我们是列兵。可现在来了两位军官，我该怎么同时向他们两人敬礼呢？我一边走一边想。等走到跟前，我放下水桶，两只手同时举到帽檐上，分别向他们两人行礼。他们正走着，本来没注意我，这时却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是谁教您这样敬礼的呀？”

        “准尉教的，他说必须向每个军衔此我们高的人敬礼，而你们是两个人在一起走……”

        对于我们女孩子来说，军队里的每样事情都是深奥复杂的，要学会识别肩章标志就特别困难。我们参军那会儿，还有菱形的、小方块的和长方形的各种领章。你总得费劲去想，某某军官是什么军衔。有一次，有个军官对我说，把这包文件给大尉送去。可我怎么识别他是大尉呢？我边走边想，结果把“大尉”这两字搞忘了。我走到他跟前说：“大叔，有个大叔，就是那边的一个，叫我给您送这个来……”

        “到底是哪个大叔呀？”

        “就是那个，总是穿套头军装，没有穿制服那位……”

        我们记得住的，不是这个中尉或那个大尉，而是别的特征：好看的或难看的，棕色头发的或者高个子的……“喏，就是那个大高个儿！”——你马上就知道是指谁了。

        不用说，当我看到了烧焦的工作服、烧焦的胳膊、烧焦的面孔时……我怕……太震惊了……我忍不住流下泪水……天然的泪水，女人的泪水……坦克手们从燃烧的坦克里跳出来，浑身都是火，冒着烟，还常常断了胳膊、断了腿，伤势都很严重。他们躺在那里，请求说：我要死了，请帮忙写封信给我的妈妈，或者，请帮忙写封信给我的妻子……而我其实是做不到的。我不知道该怎样对人讲述死亡的事情……

        有一回我双腿受伤，坦克手们把我抬到一个乌克兰的村庄。我记得这村庄是在基洛夫格勒一带。卫生排所在地的女房东哭着说：“真细（是）的，介（这）么年轻的小伙子！……”

        坦克兵们听了她的口音，笑了：“大妈，介不细小伙子，细个丫头！”

        她坐在我身旁，仔细端详说：“细丫头？细丫头？明明细个年轻小伙儿嘛……”

        我那时头发都剃了，穿着连衫裤工作服，戴着坦克帽——像个地地道道的小伙子……大妈在高板床上给我让了个位置，甚至还为我宰了一头小猪，好让我快些养好身子……她老是怜悯地说：“莫不细男人不够了，介么一个小妞都挑来打仗……还细个小丫头嘛。”

        我十八岁那年，在库尔斯克会战中，被授予一枚战功奖章和一枚红星勋章；十九岁时，获得了卫国战争二级勋章。部队补充新兵时，来了许多小伙子，他们年纪很轻。对他们来说，勋章当然是很稀奇的。何况我和他们年龄差不多，都是十八九岁。有一次，几个小伙子讥笑地问我：“你是怎么弄到这些奖章的？……你也参加过战斗？”甚至还有这样故意挖苦的：“难道是子弹也能穿过坦克铁甲了？”

        后来，我在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给他们中的一个小伙子包扎。我记得他叫谢戈列瓦特赫，他的一条腿被打断了。我给他上夹板时，他请求我原谅他：

        “小护士，原谅我吧，我那时挖苦过你。坦诚地说，我已经喜欢上你了……”

        您问我们那时懂不懂爱情？如果说有的话，那也是中学生的爱情，而中学生的爱情是幼稚的。我记得，我们是怎样落入包围圈……我们只能用双手掘洞藏入地下，除此之外一点办法都没有。连铁锹都没有……一无所有……四面八方的敌军围得越来越紧。我们就下了决心：夜里行动，要么突围出去，要么死掉拉倒。我们都知道死的可能性更大……我不知道，下面这件事该不该对您讲？我不知道……

        我们隐蔽起来，坐等黑夜到来，不管怎样也还是想冲出去啊。有个中尉叫米沙，当时营长负了伤，米沙自告奋勇担负起营长的职责。他才二十岁……对我说起他以前很喜欢跳舞，还会弹吉他。接下来他突然问我：

        “你大概尝过那种滋味吧？”

        “什么？尝过什么？”我那时想吃的都想疯了。

        “不是什么东西，是人……小娘子！”

        在战争前有种馅饼就是这牌子。

        “没——有——”

        “我也还没有尝过那滋味。要是就这么死掉了，却还不知道什么是爱情的滋味……夜里我们会被打死的……”

        “你说到哪儿去了呀，傻瓜蛋！”我这才明白他的意思。

        我们为了生活而死，可还不知道什么是生活。一切都还只是书本上读到的那些东西。我最喜欢看爱情影片……

        在坦克部队里，卫生救护员死得相当快。因为坦克上没有规定给我们的位置，只能紧紧扒在铁甲上面。我们那时只担心一件事，就是别把脚伸到履带里去，还必须留意哪辆坦克起火了……马上要跳下这辆坦克跑向那辆起火的坦克，爬上去……在前线时，我们共有五个知心的闺密：柳芭·雅辛斯卡亚、舒拉·基赛廖娃、托妮亚·鲍布柯娃、季娜·拉泰什，还有我。坦克兵们都管我们叫“科纳柯沃城五姐妹”。那四位女伴后来全都牺牲了……

        在柳芭·雅辛斯卡亚牺牲的那场战斗前夜，我和她坐在一起，互相搂着说心里话。这已经是1943年了，我们师打到了德聂伯河畔。柳芭突然对我说：“你知道吗？我在这次战斗中会死的……我有一种预感。今天我到司务长那儿去，求他发一件新衬衣给我，可他舍不得，他说你不久前才领过一件。明天早上我们两人一起去吧，你陪我去求求他。”我安慰她说：“我已经和你一起打了两年仗，现在子弹都躲着我们了。”可是到了早上，她还是一个劲儿地劝我一同去找司务长。我们总算讨到两件新衬衣。这样，她终于有了件贴身的新衬衣……雪白雪白的，有一道小松紧带……结果她真牺牲了，全身是血……白衬衣和红鲜血，红白相间——这情形到今天还留在我记忆里，而她在事前已经有了预感……

        牺牲后，柳芭的身子似乎特别重，我们四个人一起才把她抬到担架上。在那次战斗中牺牲了很多战友，我们挖了一个巨大的战友合墓，把所有的小伙子安葬在一起，和以往一样，每个人都没有棺材，柳芭的身体安置在最上面。我实在无法相信这一事实：她已经不在了，我永远也看不到她了。我想要从她那儿得到点东西留做纪念。那时她手上戴着一枚戒指，是什么质料的，金的还是普通的我都不知道。虽然小伙子们都劝我，说你还是不要拿，这是不祥之兆，但我还是把那枚戒指取了下来。最后告别时，每个人都按惯例撒上一把土，我也撒了，而且把我自己的戒指也扔了下去，投进坟里，留给柳芭……我记得她很喜欢我这枚戒指……她的家人中，父亲参加了整个战争，活着回来了，哥哥也从战场上回来了。连男人们都活着回来了，柳芭却死了……

        舒拉·基赛廖娃，是我们几个当中最漂亮的一个，她是被烧死的。她把重伤员藏在干草垛里，敌人开枪扫射，草垛着了火。舒拉本可以逃出来，可那就得扔下伤员，而他们谁都动弹不了……结果，伤员全都烧死了，舒拉也和他们在一起……

        托妮亚·鲍布柯娃牺牲的详细经过，我是不久前才得知的。她是为了掩护爱人才被迫击炮弹片击中的。弹片飞舞时，那可真是千钧一发啊……她居然还能抢在弹片的前头？她救了彼佳·鲍依切夫斯基中尉的性命，因为她爱他。中尉就这样活了下来。

        三十年后，彼佳·鲍依切夫斯基从克拉斯诺达尔来到莫斯科。在我们前线老战士的聚会上，他找到了我，这一切都是他告诉我的。我和他一起到了鲍里索夫，找到了托妮亚牺牲的地点。他从她坟上取回了一把土……捧在手上亲吻……

        我们本来是五个姑娘，科纳柯沃城五姐妹，一起离开母校……可是只有我一个人回到了妈妈身边……瞧，她们的照片全挂在这里，我们一共五个人……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突然出乎意料地朗诵起诗来：

        她承认她在前线就写诗，我已经知道她们中间很多人在前线写诗，到如今她们还在用心誊写，保存在家庭档案里——虽然诗歌写得笨拙，但令人感动，充满了真诚的情感。前线相册也是感情的诗篇，在每个人的家里，她们都给我看相册，反复回忆姑娘们可爱的影像。在战场上的时候她们常常谈爱情，而现在她们却在谈论死亡。

        我现在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很好的家庭，三代同堂……可是我还是活在战争中，感觉总是在战场上……十年前，我找到了我的朋友瓦尼亚·波兹得尼亚柯夫。我们当时都以为他死了，谁知道他还活着。他那辆坦克（他是车长）在普罗霍洛夫卡大战中打掉了德军的两辆坦克，他的坦克也被打中起火了。坦克手们全牺牲了，只剩下瓦尼亚一个人——但他失去了双眼，全身烧伤。我们把他送到医院里，大家都以为他活不成了，因为他全身没有一处好皮肤，全烧焦了。不料过了三十年，我竟找到了他的地址……已经过了大半辈子……我还记得，自己走上他家那座楼梯时，两腿直发软；会是他吗？不会弄错人吧？他亲自开了门，用双手抚摸着我，辨认着：“小尼娜，是你吗？小尼娜，真是你吗？”过了这么多年，他还认得我！

        他母亲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他和她一起过活。我们一起坐在桌旁，她只是不停地抹眼泪。我问她：“您干吗还要哭？我们老战友会面了，应该高兴才对。”

        她回答我说：“我有三个儿子上了战场。两个死了，只有瓦尼亚活着回来了。”

        可是她的瓦尼亚两只眼睛没了……

        我问他：“瓦尼亚，你最后看到的是普罗霍洛夫卡战场，是坦克大战……你还记得那一天吗？”

        您猜他是怎么回答我的？

        “我只有一件事感到遗憾：我过早下命令叫全体成员离开燃烧的坦克，本来可以再打掉一辆德国坦克的，而小伙子们后来还是都牺牲了……”

        这就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憾事……一直到今天……

        我和他在战争中是有过好感的……虽然彼此间没有挑明了说，什么都没有说过。可是我心里有数……

        为什么只有我活了下来？为了什么啊？我总是在想……我只能这样理解——这是为了给后来人讲述这些事……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维什涅夫斯卡娅

        （准尉，坦克营卫生指导员）

        我同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的接触还在继续，不过已经是书信交往了。根据录音带，我把最令我感动和震撼的故事挑选出来后，遵照诺言给她寄了一份去。几个星期后，从莫斯科来了一包很重的挂号印刷品。我拆开一看，是剪报、文章，还有关于卫国战争老战士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维什涅夫斯卡娅在莫斯科各中学所进行的军事爱国主义教育的正式报告。我寄给她的那本资料也邮了回来，里面简直没剩下什么了——删得面目全非。关于炊事员在大锅里洗澡的那段滑稽文字，甚至丝毫无损于她的“大叔，那边的大叔派我给您送来这个”那段，也删掉了……在写有米沙故事的那页纸上，画了三个愤怒的问号并在旁边写了批注：“对我儿子来说，我是个女英雄。上帝啊！读过这些之后，他会对我怎么想啊？”

        后来我又不止一次地碰到这种事：在同一个人身上存在着两种真实：一种是被强行隐藏于地下的个人真实，还有一种是充满时代精神的整体真实，散发着报纸的气味。前一种真实很难抵抗后一种庞大势力的冲击。譬如，如果房间里除了讲述人之外，还有一些亲朋好友或者邻里街坊，那她就会讲得缺乏激情、缺乏可信度，远不如和我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于是她的讲述就成了一种公共谈话，对观众的演讲，就不可能深入到她私人的体会中去，结果我发现的是一种坚固的内心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审查，而且还不断地进行修正。甚至形成了这样一个规律：听者越多，故事越枯燥无味，越顾左右而言他。于是可怕的事件表现为伟大的事业，而人类内心的隐晦阴暗一瞬间就变成了光明清澈。但我已经深陷于历史的荒野，在那里，耸立的纪念碑上，不仅镌刻着功勋和自豪，还留下了令人费解的一切。尼娜·雅柯夫列夫娜也是这样一种情形：她对我谈的是一种战争：“就像跟女儿谈心一样，要让你知道，当时我们完全还是孩子，是被迫经历那一切的。”而为演讲大厅准备的却是另一种战争：“人家怎么说我也怎么说，像报纸上写的关于英雄和功勋的官样文章，用完美的榜样教育年轻人……”这种对于普通人性的不信任，每次都令我震惊与无奈，这是企图用理想和理念去偷换和替代生活本身。那些司空见惯的温暖，其实却是冰冷之光。

        但我还是不能忘记在她家的厨房里无拘无束喝茶的情景。她一个人讲，我们两人一起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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