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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家

        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志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

        

一、雨夜萨克斯



        1957年秋夜的细雨(若有若无但确实存在过的细雨)飘洒在我想象中的列宁格勒上空,雨丝随风横斜,潇潇而下,将那些灰色楼群的外墙洇成深灰,模糊了许多透着暖黄色灯光的窗口,接着洒向街道,在一柄虚构的伞上化作绵绵不绝的淅沥声。持伞的男人竖起了大衣领子,头戴黑色软呢帽,站在沿街的椴树下,隔着上方稀疏的黄叶,紧盯着街对面的十九号公寓楼。这是西郊一条僻静的老街,夜里行人寥落。街面用石砖错落砌成,湿润后显得黑而滑腻,像某种巨大生物的鳞甲。一台嘎斯牌汽车歪斜地停在街角暗处,湿漉漉的车顶上已黏了不少黄叶。几点橘红色火星在挡风玻璃后诡秘地浮动着。

        十九号公寓是一栋五层的混凝土建筑,临街的窗口这时半数还亮着,概无例外地拉着窗帘,每一团暧昧的灯光都像在密谋着什么。一小时前,三楼一对夫妻压低声音争吵了几句。哪里传来煎锅的滋滋声。小孩的哭闹。门与门框的碰撞。一声拉长了腔的狗吠,凄厉得像在荒原里叫……十点过后,这些声音全被夜色吸纳了,只剩伞布上的淅沥声不绝于耳,这给树下的男人造成了一点干扰:他正在寂静中搜寻另一种声音。十一点一刻,雨大了些;期待中的乐声终于出现了。它从五楼东侧鬼鬼祟祟地飘出,细长的一缕,曲调诡异又轻浮,像在撩拨窗外的雨丝。男人凝神听了一阵,确定声源在五楼最东边的窗口,便走到街灯下,倏地合上了伞。这是行动信号。街角那台汽车的前后车门同时打开,跳下来三个穿着相似的男人,疾步过来,和持伞的男人一道,冲进了公寓的正门。

        几天前,区民警局接到匿名举报,称这栋楼里近期有人在深夜吹奏违禁乐器,听声音似乎是萨克斯。这种散播资产阶级颓废情调的乐器在列宁格勒久已绝迹,因此引起了警局的重视。早在1947年,苏联各大城市的萨克斯就已被强制收缴、集中销毁,爵士乐手们纷纷改行,要么进了古拉格——斯大林不喜欢爵士乐。他的继任者赫鲁晓夫对音乐的态度时宽时严,但对爵士乐的厌恶始终如一。拥有一支能源源不绝传播精神污染的萨克斯管,这和偷听违禁唱片的性质完全不同:后者由人民志愿纠察队批评教育一番,记录进档案就行;前者则恶劣得多,或许得在西伯利亚的寒风里敲上几年石头。

        这队便衣已经盯了三个晚上。吹奏者反侦察意识很强,头一天只在黄昏时断断续续吹了几下,没法辨明位置,但已确定那是萨克斯声;第二天毫无动静;今晚他终于放松了警惕,也许因为有雨声的掩护。

        深夜的敲门声让整栋楼的寂静绑得更紧了一些。每个惊醒过来的人都屏住呼吸,疑心刚刚被敲的是自己的房门。五楼的乐声早在他们的脚步响在楼梯间时就已猝然停止,但没有关系,乐器不会凭空消失。拳头一下一下地砸着门,不急促,但持续不断,威严而坚决。正当他们准备破门而入时,那门哆哆嗦嗦地开了。

        租住在这间房里的是大学生伊万·伊里奇·瓦尔金,二十二岁,一个警员将他的信息记在手册上,其余几人已经着手搜查。都是行家里手,十分钟内,所有柜门、抽屉全被打开,床垫被掀翻,沙发被割破,书籍、衣物和沙发里掏出来的海绵扔了一地。意外的是,没有发现萨克斯的踪影。大学生看样子并不知道被搜查的原因,捡起一本书举到他们面前,怯怯地说这些都是审定的读物,你们不该这样乱扔高尔基文集。一个警员看向另一个,用责问的眼神确认他是否辨错了位置。后者露出无辜的神情。一旁的民警队长不禁暗暗怀念起斯大林在世的年月,那时并不需要一把真实存在的萨克斯,只要有一点萨克斯存在的可能性,就足以将这个年轻人扔进监狱。这几年来,这道手续变得略为复杂了。他走到窗边点了一支烟,下意识往街上望了一眼。不可能,从这个高度把萨克斯扔到石砌的街道上,动静不比开枪小。他决定还是先将大学生带回去审问。这样的新雏很容易在几宿不睡后吐露实情。他没注意到身后的瓦尔金已经脸色灰白。如果此刻队长低头审视,就会发现他面前两掌宽的水泥窗台下方,用钢钉牢牢固定着两条细铁索,铁索贴墙吊着一只木箱。木箱表面刷了一层水泥砂浆,颜色和墙面相近,即使在白天,从街道或从对面楼望过来,都很难觉察到箱子的存在,最多发觉窗台下的墙体凸起了一块。箱子里垫着毯子,裹着瓦尔金几周前辗转托人从黑市买回的萨克斯。那是刚才他在擂鼓般的敲门声中匆匆拆卸后藏进去的。

        队长把烟头摁灭在窗台上,转身要发话时,乐声再次响起了。众人听得真切,声音就来自隔壁。曲调似乎不同,但音色分明就是萨克斯。几个警员用刀剜般的眼神瞥了一下刚才在楼下盯梢的男人,鱼贯而出,留下凌乱的屋子和惊魂未定的大学生。隔壁房门只擂了几下便开了,开门的是个白发蓬乱的老人。警员们还来不及问话,全都愣住了。老人手里拿着一支漆黑的单簧管,正惊慌地看着他们。

        “萨克斯管?我怎么会有那种东西?”老人举着手里的乐器,激动地辩解道,“那是被西方文化毒害的年轻人才会迷恋的玩意。各位长官,看在我年纪的份上,不要开这种玩笑吧。”

        老人的房间几乎没有搜查的必要。除了一张摆满钟表零件和维修工具的桌子,几件必要的家具外,别无他物。房间朴素得过分。小得像舷窗的窗户拉着厚厚的帘子。床下一只皮箱已经拉出来,是放单簧管用的;使队长稍觉疑心的是箱子上积着灰尘。但确实没有萨克斯的容身之处。一名警员狐疑地说:“可你刚才吹奏的声音确实很像……”

        “这误会是可以解释的,我想长官们一定知道,萨克斯的起源正是单簧管,它是无耻的资产阶级分子对单簧管进行的邪恶的改造,两者间的区别就像修士和舞女一样大……”

        队长最后想挽回一点面子,便问他刚才演奏的曲目是否合规。老人转身从抽屉里摸索出一本证件,递给他,说,如果你们对乐曲的合法性有所质疑的话,请看看这个。我三年前退休时,已经在列宁格勒市乐曲审查办公室服务了二十多年了。队长看了看那本退休证上的名字: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古廖夫,照片和本人相符。他没再说什么,将证件还给他,一伙人便退了出去。

        古廖夫锁好房门,听着脚步声渐渐消失,定定神,正要回到桌边重新工作,再度响起的敲门声吓了他一跳,虽然只是轻轻的两下。“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您还没睡吧……”门外是隔壁大学生那压低了的嗓音。古廖夫将门开了一条缝:“什么事?”“我,我不知道该怎么感激才好,谢谢,是您救了我……以前从没听过您吹单簧管,刚才那是什么曲子?我是说,太美了,真的……”古廖夫板着脸,低声而快速地说道:“明天就去把你那该死的乐器处理掉,否则我就去举报你。别连累到旁人身上。那声音搅得我腻烦透了!”说完便合上了门。

        大学生走后,古廖夫试图继续工作,却发现难以做到。刚才吹的是什么曲子?这问题也在他心中盘绕起来,使他屡屡分神。那曲调似曾相识,仿佛平日就潜藏在唇边,一触即发,但绝非他曾学过或听过的。会不会是他审过的曲子呢?他闭上眼,让那道旋律在虚空中流淌。过了一会,他触摸到一些颤动着清光的微粒。那质感极其熟悉。但作曲者的身份在他记忆的迷宫里不停地逃逸。他在黑暗中追逐着,却一无所获。

        

二、钟表和鸟鸣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古廖夫因为健康问题,在五十三岁时申请了提前退休。上级肯定了他多年来的杰出工作,向他颁发了奖状,但给的退休金是微薄的,不足以维持他在列宁格勒的生计;故乡狄康卡已成了集体农庄,回去也无处安身。他决心不再碰任何和音乐沾边的活计,就在城郊租了间小公寓,经过几个月的自学,竟转行做起了钟表维修。到1957年,他已经是列宁格勒顶尖的钟表匠了。他同时为几家店铺工作,但只在家里做活。钟表店隔几天就把一批最难修的活计送上门来,隔几天再取走。主顾每次都很满意。倒不是他在机械方面有什么过人的天赋,而是他比任何人都更能享受这种需要心无旁骛、不带丝毫感情色彩的工作。脑中空无一物的状态,正是他多年来渴求而不得的。他像曾经对待音符那样细致、审慎地对待那些齿轮;前者折磨、引诱了他一辈子,后者则带给他安宁。细小的齿轮像星体一样完美地运转着,将时间研磨成均等的颗粒。晶体般洁净的滴答声凭空堆积着,闪烁着无与伦比的秩序美。他喜欢这种透明、安全的声音,喜欢看着自己修好的各式各样的钟表摆满一桌面,然后在满屋子繁密的滴答声中进入无梦的睡眠。

        他的单簧管已经多年不动了,作为一件少年时代的纪念品,躺在他床下的皮箱里,日夜喑哑着。几天前的雨夜,他听着隔壁的骚动,出于同情和急智,犹豫再三,终于取出单簧管来,随口吹了一段。他故意将音色吹得亮丽、丰满,弄出近似萨克斯的效果,替那年轻人解了围。然后就不安地等待着,等着房门被粗鲁地敲响,等着质问和辩解,等着纷至沓来的幻象;同时在乐声中又感到一点奇异的快慰,像多年戒酒的人再次陷落于酣然。这些天来,他思绪很乱,工作效率一反常态的低。那一段随口吹出的旋律,像一小汪春水,在他心底摇漾着;捧不住,也截不断。一些旧事像杯底的沉渣,因那旋律的翻搅而浮动起来。他像是无意中念出了禁忌的咒语,结果召来了往日的幽灵。

        这天黄昏,一只鸟飞落在古廖夫的窗前。它抖抖翅膀,摆了摆脖颈,鸣叫起来。老人从一堆钟表零件中抬起头来,摘下寸镜,向窗口张望时,那鸟已扑剌剌飞去了。古廖夫认得这种啁啾声。清亮,恣肆,欢畅得似乎过了分。他合上眼,以那声音为线条,在心里一点点勾画出鸟的样子:尖细的喙,漆黑的眼睛,腹部有雪点似的白斑,黑色毛羽上闪着铜绿和紫霞般的光泽……

        “莫扎特的宠物,”一个极熟悉的嗓音在耳畔向他说道,“紫翅椋鸟。这种鸟终其一生……”那是四五十年前了,在狄康卡,是他的音乐教师尤京娜老夫人的嗓音。他十岁出头时,每天和另一个孩子一起到她家中学习单簧管。在那所老宅后边,幽暗的云杉林中栖息着数不尽的椋鸟,日落前后叫声如密雨一般,有时几乎影响到他们练习。这种鸟性子活泼,爱炫耀,喜欢模仿其他禽类的唱腔,有时听多了他们的演奏,也能学着啼啭出某一段旋律来。尤京娜夫人是个孤僻而迷信的老太太,喜欢孩子,会好几种乐器,独自和一个老女仆在祖宅里居住。她对乡间的神怪传说和音乐家的典故同样精通,常在休息时向他们说上一段。说木精灵、水妖、雪姑娘、沼泽下的宝藏、树洞里的魔鬼;也说巴赫掷出的假发、莫扎特的桌球、勃拉姆斯的林中漫步……有一天傍晚鸟声如沸,盖住了她的讲课声,她只好停下,无奈地微笑。

        “莫扎特的宠物,”她说,“紫翅椋鸟。这种鸟终其一生没旁的事,就是学唱到处听来的曲调,更多的是逞喉乱叫,它们是在找自己的灰烬之歌呢。”她说莫扎特曾在店中听到一只椋鸟唱出了他的协奏曲中的一段,惊喜非常,将它买回去精心饲养。几年后这鸟去世,莫扎特还给它举行了小小的葬礼。她说她儿时听一个教堂管风琴师讲过椋鸟的传说。说是上帝每造出一只椋鸟,就造出一段旋律,和它灵魂的形状完全一致,藏在世间某处,让这鸟去寻找。也许在泉流中,也许在树梢的摇荡中,也许正盘旋在某个人的脑子里。椋鸟终日乱叫,探索着新的调子,也学它听来的任何声音,就是为找它的旋律。一旦被它偶然唱出,椋鸟的形体就会立时化作灰烬,而它的灵魂就钻进那旋律里,再也不出来了……那么,这只椋鸟就死了吗?古廖夫问。不是死,是进入了音乐的世界了,那是比尘世更接近上帝的地方……尤京娜夫人说她的母亲就目击过椋鸟成灰的过程。她母亲曾是莫斯科有名的大提琴家(这是她唯一一次提及亲人),十六岁时一天练习结束后,发现谱架上落了一只椋鸟。那鸟旁若无人,昂首鸣叫,竟然唱出了她练习了一下午的赋格曲中的一小节。它起初唱得不太准,反复几遍,终于对了。忽然那椋鸟张大双翅,又合拢,黑色的身子扭曲成一团,顷刻间溃散成无数灰烬。灰烬在空中飘扬,她母亲看得真切,每一粒都是音符的形状。音符又破碎成更多更小的音符,随即飘散殆尽。她母亲发誓那是真的,但尤京娜夫人的祖父母都以为她是练习过度而产生了幻觉……这故事当时给古廖夫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此后他再也没听人说起过类似的传说。事实上,自从他十八岁离开故乡来到列宁格勒(当时还叫彼得格勒)以后,就几乎再没见过椋鸟了。

        桌角的小座位钟忽然敲了七下,叮,叮,叮……一圈圈银亮的、冰凉的涟漪在古廖夫眼前扩散开来,驱走了幻想。窗外天已黑透。古廖夫开了灯。他听见灯光在电线中涓涓流过,然后从灯盏中溢出,照亮那些细小的零件和他的白发。他再次尝试着把心思聚拢在一只怀表的擒纵器上,却总也做不到。古廖夫叹了口气,正要关灯就寝,门却被笃笃地敲响了。

        

三、档案和蚁穴



        档案室的桌上放着四份材料。这是警员库兹明花了两小时,从故纸堆中挑拣出来的。他意识到其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正在理清头绪。他拿起咖啡杯,啜饮了一口,从头看起。

        第一份是1957年10月27日夜间的一次出警记录。那次行动库兹明也参加了。他被指派在街边监听,确定乐声从哪个窗口传来,但他似乎出了差错。出警记录里简单地写着他们搜查了大学生瓦尔金的公寓,未发现举报信中所说的萨克斯管,于是收队;自然没提及那场令人尴尬的单簧管的误会。但是出于严谨的习惯,库兹明在他的记事本里记下了老人的名字。他在居民个人档案中找出了大学生的档案,顺手也找出了那老人的,都放在一旁,稍后一并细看。

        第二份材料是一个“鲨鱼”的口供。所谓鲨鱼,是指在街头贩卖违禁品的流动小贩。口供的附件是一只证物袋,里边有一张X光片,印着一颗不知属于何人的颅骨。X光片的边角已被裁去,剪成了一个不甚规整的圆形,正中央开了小孔。库兹明将它举到灯下端详,迎着光看见X光片的表面上浅浅地刻着许多圈细密的圆环,以那小孔为圆心,如同树木的年轮。他知道这是一种简易的唱片,音质差,也容易损坏,但因价格低廉,近两年在列宁格勒的地下音乐圈很受欢迎。黑胶的成本太贵,胆大妄为的青年们就从医院里低价收购废弃的X光片,用来刻录官方禁止的西方爵士乐和摇滚乐,偷偷在街头兜售。X光片的材质薄软,富有韧性,可以卷着揣在袖筒里,便于携带和交易。因为印着各部位的骨骼,被称为“骨碟”。列宁格勒至少有两三个团伙在大量生产骨碟,十分猖獗。这张骨碟正是从这小贩身上搜出来的。他处于渠道的最末一节,进货出货的量又少,没什么讯问的价值。口供里写道,他只知道到不固定的场所,向不认识的人(戴了墨镜和口罩)付款,再到指定的地点(储物柜或公园的石凳下)取货,对上游的情形所知甚少。他被判了两年劳改。

        库兹明搬来一台唱机,将骨碟安上唱盘,那小孔正好套进转轴,然后放下唱针。那只颅骨便旋转起来,音乐随即飘出,像从颅骨里搜刮出的记忆。杂音很大,淅淅沥沥,一个女人唱起来,像是站在细雨中雍容地唱着。连唱了五六首。库兹明听不懂英文歌词,不知是什么曲子,觉得并不难听。几曲过后,静了一会,他以为放完了,这时传来人声,用俄语低声说了几句,重又寂静。片刻后,响起了萨克斯的声音。像是现场录音。那乐声摇摇袅袅,先是奏出一段颇为动人的旋律,随后开始光怪陆离的即兴,架子鼓在一旁杂乱地和着,末了,响起一阵零落的掌声和口哨。这是一群人,库兹明想,是一次地下演奏会。他们不但翻录西方的爵士唱片,还在最后加进自己的演奏。据他了解,这种骨碟卖得尤其好。这也是区别于其他骨碟团伙的重要特征。

        前几天那次落空的搜捕行动前,库兹明原想着如果能逮住吹奏萨克斯的人,也许能逼问出黑市里售卖萨克斯的线索,再沿着这条线索,没准能找到那个刻录骨碟、同时演奏萨克斯的团伙;运气好的话,也许吹萨克斯的就是那团伙里的人。然而失败了。一次小小的,但是可疑的失败。疑点一是,库兹明不太相信自己会辨错窗口,他的听力一向很好,而且他总觉得在楼下听到的乐声和老人吹奏的单簧管,虽然像,但似乎不尽相同。疑点二,是那老人吹奏的时机。那种集体公寓的墙壁薄,隔壁发生了什么老人一定听得清楚,在那样的时刻突然开始吹奏,这太奇怪了。如果老人是刻意打掩护,是不是说明真的有一支萨克斯存在?只是他们没能找到。疑点三,和案情关系不大,完全出于库兹明个人的好奇,即那老人提到的乐曲审查办公室是个什么机构?他以前听说过,但不甚了解,只知道那里被外界称为“圣所”,似乎颇为神秘,连机构位于列宁格勒何处他都不知道。

        他拿过两个人的档案,犹豫一下,决定把更有趣的留在后头,先看大学生瓦尔金的。瓦尔金的档案很薄,毕竟还年轻。他埋头读了一会,只发现一处不寻常的地方:里边有一则记录,提到瓦尔金和一群奇装异服的青年阿飞有来往;在一次舞会中,有人用小号吹奏曲调颓靡的音乐,几个人跟着哼唱,其中有瓦尔金。接到举报的人民志愿纠察队破门而入,当场扭弯了小号,用剪刀剪掉了几个人颜色夸张的裤子和向上翘起的飞机头。因为小号也能演奏古典音乐,纠察队闹不清当时吹的是否违禁音乐。这事性质不严重,但也算有了音乐方面的前科,值得留意。此外没什么可供挖掘的信息了。

        这时已过了夜里十二点半。库兹明正拿起古廖夫的档案,值夜班的另一名警员推门进来,问库兹明要不要一起喝一杯解乏。他客气地谢绝了。库兹明今年二十八岁,瘦小,安静,戴厚厚的眼镜,表情常过于正经,在警局里并不受欢迎,事实上常被人嘲弄。比起出外勤,他更情愿做些文职工作。当初他申请来这间分局,就因为这儿有全列宁格勒最大的档案室。他经常在下班后借了档案员的钥匙,几小时几小时地埋头在文件堆里。在那里他感到如鱼得水。其实他看的多半和工作无关,只是出于个人癖好。他没料到这癖好促使他锻炼出了卓越的资料分析归纳能力(多年后他将因这能力被招募进克格勃,从而得到权限看更多的资料),只是隐约地意识到,这种看档案的癖好和他小时候养蚂蚁的癖好,其实是同一种。

        库兹明自小羞怯,文弱,习惯了受欺负,因此对其他警员的作弄处之泰然。他童年唯一的爱好是用玻璃箱盛满土壤,在里头养蚂蚁。蚂蚁们浑然不知巢穴的每个角落都已暴露在人类的目光中,依旧忙忙碌碌地挖掘,搬运,分泌,摇摆着触角。玻璃是多么奇妙的物质,让地底的秘密一下子变得直视无碍。他精心地伺候着它们,又频频制造着灾难,往洞口灌水,薰烟,间或随机碾死一两只蚂蚁,或者扔进一只马蜂。看着蚁群一团溃乱,他忽然意识到这原是属于上帝的享乐。库兹明每天迷醉地瞧着,摆弄着,直到有一天那玻璃箱被高高举起,在他的尖叫声中,被愤怒的父亲在地上摔得粉碎……而现在,他可以从容地坐在巨大的档案柜间,在明晃晃的灯光下恣意浏览,再也无人干扰。库兹明感到一阵幸福,他觉得整个城市都放进他的玻璃箱了。

        他呷了一口咖啡,翻开古廖夫的档案,津津有味地看起来。

        

四、圣所



        1901年8月出生。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得县人。父亲是乡村医生。1919年进入彼得格勒音乐学院作曲系,成绩优异。1920年春,在一次游行中被枪托砸中了额头,脑部负伤,因病休学一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五年后升为讲师。1930年,他的导师因一封不谨慎的书信被捕,古廖夫也接受了审问,最终被释放了。但他也失去了职位,有两年没有工作记录,不知靠什么维生。1932年,他被列宁格勒市乐曲审查办公室招募了。工作期间表现良好,从未出过纰漏。1954年,因丧失工作能力而获准提前退休。

        库兹明翻到下一页,见到用回形针夹着一份诊断报告,时间是1931年底。报告里充斥着艰深的术语,库兹明只看懂开头几句:“脑部曾受硬物撞击,造成短时间昏迷。伤愈后产生强烈的通感反应,主要集中在听觉方面,持续多年。”指的应该是1920年那次负伤,库兹明想道。末一栏的结论写着:“经测试,通感五级,达到报送标准,予以推荐。”底下是医生潦草的签名。奇怪的是,这份报告是抄送给列宁格勒市文化管理局的。第二年,古廖夫就进入了那个被外界称为“圣所”的办公室。这两者间有什么联系呢?库兹明决定非弄清楚那机构不可。

        直接询问是不可能的,他不是克格勃,没这个权限。他咬着指甲想了一会,去一个架子上翻出1954年列宁格勒市政府部门退休人员名单。十五分钟后,他找到了古廖夫的名字。那年他的部门只有他一人退休。库兹明又翻看前后几年的名单,发现去年有一个叫基利洛夫的人从乐曲审查办公室退休,名单上写了住址和电话号码。这是库兹明自己摸索出的诀窍:要了解一个机构,没有比审问退休人员更好的法子了。他们像飘坠在旁的枯叶,脆弱无用,却藏着整座森林的秘密。他随即抄起桌上的话筒。这是他惯用的另一招:在没有权力拘捕审问时,就以官方的名义在深夜给人打电话,无论他想问什么,被惊醒的人既想不到怀疑他的身份,也来不及构思谎言,都会在电话那端颤抖着吐露实情。

        接电话的正是基利洛夫。老人似乎刚醒,嗓音浑浊。库兹明告诉他自己是民警局的,却不说什么事,只是亲切地问候他的退休生活。对方迷惑了,小心地说现在在为一家剧院工作。具体什么工作,他说得含糊,库兹明大致猜到了,这老人是凭借他多年的工作经验,给剧院提供指导,教他们如何修改歌舞剧的乐谱才更容易通过审查。库兹明又闲聊了几句,这才提起古廖夫。

        “不算熟,”基利洛夫说,“没错,他过去是我的上级,很多年,不过我们除了工作外不怎么接触。很出色,他的能力是我们中最强的……”

        库兹明问他们是怎么被招募的,以及这机构的运作机制。对方犹豫起来,似乎在怀疑他的权限。库兹明和蔼地说,没关系,如果电话里不方便告知的话,明天他可以登门拜访,或请他到警局配合调查。基利洛夫嗫嚅了一会,便把他知道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1932年,苏联作曲家协会成立后,官方决定设置一个专门的办公室,负责乐曲的审查工作。过审的乐曲才能在音乐厅和剧院公演,或出版乐谱。在此之前,审查工作由剧目审查总委员会总揽,采取的是委托专家制,即将政治方面无瑕疵、艺术方面有造诣的音乐家纳入专家库,委托他们负责乐谱的审查和评定。这时期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专家的可靠性难以保证。一则艺术家之间要么有交情,要么有龃龉,难以确保不徇私,二则是专家本身也是创作者,也许今天还在专家库里,明天就被定罪;定罪后经他审定的曲目又得全部推翻,从头来过。必须要有更科学、更精细的审查制度。

        最初的构想来自日丹诺夫同志。他创造性地提出将音乐转化为其他感官上的体验,如转成具体的图像来进行审查,从而将审查过程变得可见、可复核。他听取了多名科学家的建议,最终制定了招募联觉人的计划。联觉人即视、听、嗅、触、味觉相互连通,触此及彼的人。这些联觉人经过充分的政治教育、必要的乐理训练之后,就成为测试音乐安全性的可靠仪表。审查方式大致如下:让多名联觉人听同一首乐曲,将音乐在他们脑中激起的形象分别记录下来,再比对多份记录,由等级更高的联觉人筛选把关,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联觉的不确定性:例如同一段旋律,有人听出了雾霭,有人听出了湖泊……最终得出一份针对音乐内容的形象化描述,由主管领导对这份描述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审查。这是最接近科学,或者说看起来最科学的音乐审查办法了。

        个别音乐界人士提出了异议,认为标题音乐指向具体的意象,也许可以这样操作;可无标题音乐只是乐音的单纯流动,或蕴含某种难以言说的情绪,怎么能用印象派的方法来剖析意象呢?日丹诺夫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反映深刻社会内容的音乐,就是脱离了实际的形式主义音乐。完全的无标题是不允许的,送审时必须标明乐曲的基本内容。他还风趣地举例说明:顾客在吃一道菜肴前,要求厨师说明菜肴的原料,是理所当然的权利。发言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最初提出异议的几位鼓掌得尤其使劲,大颗的汗珠从他们苍白的脸颊边震落。他们似乎听见了笔尖在自己名字上划线的声音。

        该方案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大力支持。1932年在列宁格勒试点运行,两年后在各大城市推广。乐曲审查办公室是出版保护总局和文化管理局的联合机构,它将原先分散在多个部门的音乐审查职能集中起来:审查演奏会曲目、待出版的曲谱集、歌剧乐谱(歌词由其他部门审查)、电影配乐(剧本由其他部门审查)……它的标志是一面刻着五线谱的银盾,意味着护卫全苏联人民的耳朵。1948年,日丹诺夫病故后,他的继任者“灰衣主教”苏斯洛夫保留了这一制度,并扩大了办公室的编制。

        办公室设在西郊一所修道院的楼上。这座建筑相当古老,白墙蓝顶,隐没在深浓的橡树林中。修道院在革命后关停了,二楼改成博物馆,堆积着一幅幅从各处拆毁的教堂里卸下来的圣像画。这儿名义上是博物馆,可从不对外开放,只能说是一座文物仓库。联觉人每天上下班,都要从那些圣像画前走过,穿行在灿烂的图案和静穆的面容之间,无可避免地产生种种难以言喻的幻象。他们多数不苟言笑,脚步迟缓,真的像一群修士。经过一条旋转楼梯,就进入三楼的审查办公室。

        每天上午,都有一大摞乐谱投递到一楼的传达室。办事员先将作者姓名登记在表格中,填上一个编号;检查乐谱上是否有署名,有的话用墨水涂掉,再用号码章盖上相应的编号。这是为了确保公正性。然后才将这份匿名乐谱放进传送文件的小电梯,穿过中间楼层的圣像仓库,升到三楼。三楼划分成许多隔音的小间,每人一间,一般配有一张办公桌和一件乐器。审查员按谱演奏一番,闭目感受,然后详细地写出眼前浮现的景象,有时也记下气味、味道和触感,作为评定的佐证。有的作曲家偷奸耍滑,自己也说不清这曲子讲的是什么,只好随手安一个标题,如伏尔加河的波涛,白净草原的月光;雄壮些的曲子就写钢铁厂热火朝天的轰鸣,原野上呼啸而行的火车之类,期盼能撞上大运,恰好和某个审查员听出的意象相符。这样的概率极低。通常一份乐谱由五名联觉人审查,提交的描述报告经古廖夫复核、汇总,最后才上报给主管。通过审查后,再由传达室按编号查出作者姓名,通知其领取排演许可证和出版许可证。未通过的不另行通知,直接销毁乐谱。作曲家们背后将审查办公室戏称为“圣所”,不光因为那儿原是修道院,也因为内部过于神秘,甚至有人传说那里每天焚烧乐谱的火焰从不熄灭,就像圣所里的七枝长明烛台一样。作曲家之间常这样对话:最近写了什么?别提了,又给圣所供奉了两支蜡烛。意思是刚有两篇作品被烧掉。这种污蔑是很不负责的,因为审查办公室四十年代起就用碎纸机处理乐谱了。

        基利洛夫从小就有敏锐的通感,一度给他的生活造成困扰。他听到急剧的刹车声,嘴里就会涌起浓烈的橡胶味;器乐一响他眼前就游动着一团团色块,颜色随着曲调变幻;有时嗅觉和触觉也会联通,如闻到柏油味时他手心便感到一阵黏稠,几乎无力张开。他们这样的联觉人通常都深居简出,出门都得戴着耳罩和墨镜,没法胜任正常的工作。物质世界对他们的刺激太大了。他的神经科大夫看到了官方通告,推荐他去报名。经过了一轮又一轮受刑般的考核后——无非是给他们听各种怪异声音,要求描绘出脑海中出现的画面——他和古廖夫同年被录用了。听说古廖夫是事故导致的后天性通感,但他的通感等级是最高的,又曾在音乐学院任教,业务能力无疑最出众。

        在圣所中,只有古廖夫的隔音间不设乐器。他有很强的内心听觉,不用试演,只要读谱,就能看见音符深处潜藏的形象。一般人因音乐产生的幻象是一团朦胧的色彩,飘忽不定的线条,古廖夫能把它们凝聚成具体的事物,描述出来,几乎十中八九,简直像占卜术或特异功能。他似乎能沿着曲谱追溯到作曲者创作时的心中所想,乃至潜意识里掠过的景象,就像品酒师一沾杯沿,就能说出葡萄生长时的阳光雨露;或者如古生物学家,从一小截指爪化石中还原出巨兽的身影。曾有个别作者不忿作品被毙,层层申诉,直到看了古廖夫写的描述报告,才记起构思时脑中一闪而过的画面,只好服气。据说古廖夫的校友肖斯塔科维奇也对他这项本领叹服不已。

        古廖夫的工作态度是很严谨的。有一回他们审一首嬉游曲,一个审查员的描述是“阳光下旋动的花环”,基利洛夫的描述是“草地上一群孩童牵着手转圈圈”,其他人大致相似。古廖夫看了半晌,说,孩童们是在欢笑着做游戏,但笑得有些虚假;你们没注意到大提琴在低音部阴恻恻地徘徊吗?有个人拿着武器在一旁逡巡,监视着他们的欢笑。这是什么含义,你们好好想想。基利洛夫被他说得直冒冷汗。那个作曲家没通过审查,觉得冤枉,把曲谱送去莫斯科的审查办公室,结果过审了。演出反响不错,但半个月后,《真理报》上出现了严厉的批评文章。作曲家害怕得自杀了,莫斯科的同行也受到了处分。

        库兹明用肩膀将话筒夹在耳畔,一手飞快地记着笔记。这和萨克斯管的事件毫无关系,甚至证明了古廖夫在音乐方面一贯小心,深知利害,不太可能会做出包庇他人的行为。库兹明只是觉得满足,像窥见了蚁穴中一条隐秘的隧道。他最后问了几句古廖夫的私生活。

        基利洛夫的答复仍是了解很少,因为神经太敏感,他们业余时间都没什么社交活动,大多是闭门独坐。古廖夫的症状比他严重得多,有时甚至分不清真实与虚幻。有一次基利洛夫在午休时走进古廖夫的办公间,看到窗外的常青藤因无人修剪,已经缠上了窗沿,就在闲聊时抚弄起那枝叶。古廖夫略带惊讶地说:

        “啊,那些叶子是真的啊。我还以为是上午读谱后看到的幻觉呢。”

        年复一年,他一张接一张地读谱,每一张薄薄的乐谱上都升腾起一座庞大而沉重的蜃楼。直到1954年,古廖夫的神经终于受不了那些幻象的压迫与侵蚀,他晕倒在办公桌前,因为在隔音间,直到傍晚才被人发现。医生的诊断是神经过度衰弱,不能再进行脑力劳动了。他退休后,基利洛夫再没见过他。

        可怜的老家伙,库兹明想,他正要挂上听筒,重新看一遍大学生的档案,忽然想起一事,随口问道:“他的单簧管吹得好吗?”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传来疑惑的声音:

        “单簧管?怎么可能。乐谱已经够他受的了,何况是真实的音乐。他几十年没听过一场音乐会,更别提自己演奏了。”

        

五、似是故人来



        访客去时已是深夜。古廖夫仍呆坐着,听着满屋指针徒然地颤动,疑心方才是一个离奇的梦。他觉得似乎哪里不太对劲,又说不清,像刚装好一块表,却发现多出了一枚齿轮。这一晚剧烈的情绪波动,弄得他疲倦不堪,无法思考了。

        “请问,您是古廖夫同志吗?”门开后,一个衣着破旧的老人站在走廊里,凝视着他的脸问道,古廖夫一时想不起来者是谁。他脸上的皱纹比古廖夫更多,纹路更杂乱,但绽开时有一种孩童的光彩。

        “是的,您是?”

        “哈,真的是你,谢廖沙(谢尔盖的昵称)!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穆辛啊,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穆辛,从前和你一道在尤京娜夫人那儿学音乐的。”

        “米佳(德米特里的昵称)?是米佳,蝌蚪米佳!我们多久没有见面了……”

        “四十,不,五十年了。”

        古廖夫握着他的手,引他进屋。屋里没有茶炊和点心,也没有酒,只好给客人倒了杯水。古廖夫把唯一的椅子让给他,自己坐在床沿,两个老友亲热地聊起来。古廖夫多少年没这样激动过了,右额边的神经轻快地抽动起来,他说:“从前我比你高一个头哩,你瞧,现在我们一样高,也一样老了。”

        “老人和老人都有些相像的,”穆辛说,“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我在狄康卡听人说,你已经成了列宁格勒的音乐专家了。”

        古廖夫觉得尴尬,没有接话,他问道:“狄康卡现在怎么样了?听说成了集体农庄?那些树林还在吗?草原是不是被开垦成农田了?还有你最喜欢的伊宁深水潭……我记得那潭水上层是青绿色,潭底的水因为长年浸泡着松针,是深棕色的……”他热切地说着,仿佛此刻就闻到了松树皮的气味,青苔和蛛网的气味,黑麦扬花时略带甜味的清香,野草被太阳晒得热烘烘的香气……

        “都在的,一点变化也没有,我成天都在那些老地方游荡呢。林子里永远那么幽暗,星星明净得像冰渣,晚霞还是那样凝重地燃烧……连鸟叫声都没有一点变化:云雀,鹬鸟,红额金翅雀,夜莺,红胸鸲,还有那些紫翅椋鸟……”

        古廖夫的眼眶里泛起久违的温热。发生了那么多事:战争,饥荒,清洗,动荡……而他们此刻竟完好无损地坐在一起,谈论着圣境般的故乡——只不过他们都被岁月磨蚀得不成样子了。“那么,米佳,这些年你都在做什么呢?你还吹单簧管吗?”古廖夫记得,穆辛的天分一直在他之上,当他还在苦学乐理时,穆辛就能写几支小曲了。

        穆辛凑过头来,像是羞怯又像故作神秘似的微笑了一下,压低声音说道:“其实我这些年来一直在作曲。写得不算少了,我自己给作品编了号,已经到了op.116了。不过一次也没公演过。上个月,我决定就此搁笔,但想找一位行家看看,我埋头写了一辈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水平。谢廖沙,你愿意帮我看看吗?”他不知从哪掏出厚厚一叠谱纸来。

        古廖夫心里暗了一下,头皮发紧,但实在说不出推却的话,他接过来,点点头,从第一页看起。几分钟后,他听到脑中有一阵冰层开裂般的声响。他认得这曲子的质感。他一页页翻去,多变的曲风下是独特的幽深与明澈。竟然多数都是他记熟的。古廖夫全想起来了,前些天他信口吹出的,正是眼前这故人的曲子。

        大约从1937年起,古廖夫注意到,在投寄到圣所的稿件中,定期会出现一份令他暗暗钟意的作品,虽然都是匿名,但他认出是同一人的手笔。这人各种体裁都写,风格变化多端,起初走的是强力集团的路子,模仿穆索尔斯基的浓艳色彩;后来又遁入巴赫的殿堂和勃拉姆斯的迷雾;在几首小品中他几乎完美拓印了门德尔松的闲静和舒伯特的清朗;有一阵子他比萨蒂还要萨蒂。他把巴洛克风格、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印象主义甚至无调性音乐都尝试了个遍,后来融成一种极其鲜明的特质。古廖夫从中看出了大多数来稿所无法比拟的光芒。他留了神,每次收到这人的作品都先暗自赏玩一番。这些旋律引起的幻觉并不让他难受。另一方面,他并非只专注于通感方面的审查,对世事一无所知,他明白就算自己网开一面,给予通过,这人的作品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是不可能过审的。甚至可能因此遭到批判。他觉得自己是保护了他,使他免于更大的灾祸。不谈其中的意象,单是他的技法就过于精致深微,很容易被扣上形式主义的帽子。上头热爱的是简单、昂扬的旋律,是工人们头天夜里听过,第二天上工时就能哼唱出来的曲调,那才是对群众有益的音乐。有几次,他壮着胆,将他尤其珍爱的几首报送上去,结果很快就挨了领导的批评。他不敢再试探。在他退休前的最后几年,那人不再有作品寄来了。

        他放下谱子,渐渐感到一片荒芜在胸口蔓延。他愧疚地看着灯下故人的面孔,无法遏制两个念头在心里纠缠:是我毁掉了他的一生……我也浪费了自己的一生……古廖夫努力地告诉自己,即便自己不将穆辛的稿子毙掉,也会由别的人来毙掉;他这关过了,往上还有办公室主管,那个不学无术的秃子,只会像审批文章一样审批他们的描述;即便在他那儿也通过了,再往上就是危险的公演,乐声像瓶中的魔鬼,一旦释放就无法再收回,万一飘入了某只厌恶它的尊贵的耳朵里,一切就全完了……

        “怎么样?”穆辛轻声问。

        “写得很好,”古廖夫抬起头,一字一顿地说:“我非常喜欢它们。”

        “是真的吗?你不是在安慰我吗?”

        “是真的,米佳。写得很好。”

        穆辛的嘴唇半张着,微微发颤,像要说什么,却叹出一口气,继而微笑起来,眼睛已经湿了。古廖夫避开他的目光,看向桌上那堆钟表,问道:“那么,这些年除了作曲,你都在做什么呢?”

        穆辛没有回答,沉默了一下,忽然欢快地说:“我近期打算举行一场小小的演奏会。就演奏我的op.116,一首单簧管五重奏。我试写过几首交响曲,放弃了,我没有那样宏大规整的气质。协奏曲也不行。最后我发现最适合自己的体裁还是单簧管的室内乐。这首五重奏是我最后的作品了。我摸索了一辈子似乎就为了写出它——你还记得尤京娜夫人的话吗——就像椋鸟找到了它的灰烬之歌。它不是伟大的,却是独一无二的,是和我灵魂形状最契合的容器了。只要听它被演奏上一次,我就再也不奢求什么了。”

        “这么说,”古廖夫难以置信地问,“你拿到排演许可证了?”他想,我离开得太久了,没准现在审查标准不像从前那样严了,或者审查员的能力不够;也可能,不再有审查办公室了?这念头使他宽慰,又有些怅然。

        穆辛像没听到似的,站起身,接着说:“我想邀请你作观众。我自己吹奏单簧管。乐队已经在筹备了。过两天,等我们准备好了,我就来通知你。”他兴致勃勃地说着,道了别,就推门而去了。古廖夫想送他,追出去时,走廊上已没了他的踪影。

        临睡前,古廖夫躺在黑暗中,听着身畔密密的滴答声。回忆从声音的缝隙中渗入,渐渐将他淹没了。他想起在尤京娜夫人宅中度过的漫长而宁静的夏天,微风扬起乐谱的一角,想起那些树影,总是温和地覆盖着庭院,想起他和穆辛在林中追逐,穿过一束束朦胧的光线,来到伊宁深水潭边,那片神秘的水面,在密林间闪烁着微光。在棕色的潭底,有一个小小的洞口,很深,据说一直通往冥河,村里最勇敢的小孩也不敢往里头潜游。他想起穆辛最喜欢在那水潭中游泳——他之所以被人叫做蝌蚪,不光是瘦小,还因为总爱呆在水里。古廖夫忽然明白,穆辛当时就已被他的作曲天赋折磨着了,他说过浸在水下,就听不见脑子里的音乐声了……古廖夫又想起他们过去常被村里的其他孩子欺负。直到有一天,他灵机一动,转而和他们一起欺负起穆辛来,而且欺负得最起劲;那个小群体很快接纳了他。他此刻终于意识到,这件小事是另一件事的排演,是预兆;他正是在多年后投入了另一个群体,转而欺凌起他的同类,毁掉他们的心血……也许我是天生的叛徒。古廖夫沉痛地想。他记得穆辛总是在反抗,神情愤怒又茫然,不明白世上为什么会有这种无缘无故的欺侮。古廖夫想起有一天,穆辛被追打着,跃入了潭中,他冒出头来,大声说他要潜进那洞口了,几个孩子嬉笑着,说他没这个胆量。古廖夫呆呆地站在岸边,看着他倔强的头颅消失在潭面上……

        古廖夫猛地睁开眼,坐直了身子,像刚从深水中探出头来一样,大口地喘着气。他想起来了:穆辛那天没有浮上来,他就此消失在潭底的洞中了。大人们打捞了几天也不见踪影。他母亲伏在岸边放声大哭的样子古廖夫还依稀记得——穆辛死了,半个世纪前就死了。

        

六、幻乐



        尽管民警库兹明对古廖夫起了挥之不去的疑心,他依然认为案件的突破口在大学生瓦尔金身上。古廖夫一反常态的演奏,恰恰点出了他邻居的嫌疑。他决定继续盯瓦尔金的梢。只要拿到他的罪证,古廖夫的包庇罪(更可恨的是愚弄警察的罪过)自然也就成立,而不是反过来。这天夜里七点钟,瓦尔金离开公寓,吹着口哨,向城市北面走去。他踩着街边的落叶,一路望着枯枝间升起的红月亮,陶醉在深秋的风物和年轻人毫无理由的欢快中,对身后的跟踪者全未察觉。

        往北就进入了郊区深处,房屋渐少,景色愈加萧索。这一带散布着一些孤岛般的别墅,主人只在夏季里来住上几天,其余时候都锁闭着,花园里草莽横生。别墅间是大片的野地,除了几株鸟爪似的枯树伸向夜空,没旁的遮蔽物,库兹明不敢跟得太近。月光下,只见瓦尔金的身影在荒野上轻快地前行,不像信步闲游,倒像是有所奔赴。库兹明预感到这一晚将会有收获。

        直走了两俄里,野草间浮现出一条松软洁白的土路,路尽头升起一幢房子漆黑的轮廓。那应该就是他的目的地,库兹明想着,加快了脚步,没留神踩断了一截枯枝。毕剥一声轻响。瓦尔金蓦地停下来,一动不动地站在路中央。库兹明以为自己暴露了,正要匍匐到草地上,却见他没有回头,只是缓缓转向右侧的灌木丛,像在谛听着什么。这时库兹明也听到了:一阵枯哑的呜咽声,夹杂着含混不清的话语,从灌木丛后边断续飘来。只见瓦尔金的身影犹豫着凑过去,隐入灌木丛的暗影中,片刻后,传来他的惊叫:“啊,怎么是您!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您这是怎么了?”

        穆辛登门后的几天里,古廖夫总是心神不定。傍晚时他丢下未完成的工作,出门透透气。刚走出公寓,就见到穆辛正站在街对面的椴树下,身上还穿着上次那件破旧的大衣,正冲着古廖夫招手,示意他过去。古廖夫惊疑不定,脚下却不听使唤,过了马路。穆辛看起来精神焕发,微笑着说:

        “咱们走吧。演奏会就在今晚。”

        古廖夫再次向他确认曲目是否过审。穆辛没搭理,抬脚就走,古廖夫不由自主地跟着。两人渐渐出了城,步入一片野地。这时霞光未泯,深红色的天空显得哀艳。草树,岩石,泥沼,泥沼中的汩汩流水,远处几座零落的房屋,被他们惊起的一群鸫鸟,还有鸫鸟的聒噪声,白天时迥然有别的万物,此刻都被黑暗熔铸成同一件事物了,巨大而阴森,消泯了各自的边界。穆辛一路兴冲冲地向他数说着演奏家的名字:第一提琴手、第二提琴手、中提琴手、大提琴手……古廖夫越听越觉诡异。这些人都是他年轻时热爱过的大师,但已经多年没听到他们的消息了。其中有两个还在服刑,就算活着出来也很年迈了;有一个据说已被枪决。古廖夫想,和我说话的一定不是穆辛,是穆辛的鬼魂,他组建了一支亡灵的乐队……穆辛滔滔不绝地解释着,为什么某个位置要由某人来负责,换成另一位演奏家又为什么不行;他自己的单簧管技艺虽然远未臻完美,但那曲子是他写的,简直是从他肺腑间飘出来的,再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吹奏了;他说这样一来,每一位演奏者都是最理想的,而古廖夫就是最理想的听众。古廖夫凝视着暮光中那张苍老而神采奕奕的面孔,终于忍不住问道:“米佳,你真的是米佳吗?可我记得……”

        “耐心点,谢廖沙,”对方像早料到似的,镇定地说,“你很快就会明白了。”

        又走了一会。古廖夫忽然觉得景物有些眼熟,正在琢磨,穆辛领着他偏离了小路,绕过一片灌木,那儿藏着一个小小的水池,浊绿,池边躺着一块平坦的大石头。他们拂掉石上的枯叶,并肩坐下。古廖夫越发疑惑了,这地方他分明来过,只是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他转向穆辛,见他手里凭空多了一件雪白的物事,凝神一看,是那叠乐谱,他递给古廖夫:“你好好看看它,就会想通一切的。”

        古廖夫翻看起来。看了一会,右额的神经又开始抽搐,他定定神,忽然发现纸张越来越淡,渐趋透明,那些音符全无所凭依地浮在空中,顷刻间,音符也消失了。他的双手虚托着,茫然瞪视着前方。

        “你明白了吗?”穆辛说,“根本就没有谱纸,那些曲子是印在你心里的——它们全是你写的啊,谢廖沙。”

        古廖夫又听到脑中的响声。这次是冰川崩裂般的轰然。他捂住两侧太阳穴,低下头去,几乎透不过气来,过了很久,能说话了,才问道:

        “这么说,你不是米佳的亡灵。你也是我的幻觉?”

        完全黑下来的天空中,忽然飘来一阵琉璃般的清响。那是鹤群的鸣叫。它们的身影雪片似的从荒野上空翩然而过。穆辛沉默地凝望着,直到鹤群彻底消失在黑暗中。

        “是这样,谢廖沙,”他说,“或者说,我就是你,我们是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奏。”

        古廖夫脑中的轰鸣渐渐止歇。忽而哗的一响,如同一张对折的地图被倏然展开,他望见了记忆的另一半疆域。

        早在少年时代,古廖夫就梦想成为作曲家。当他第一次听到自己谱的曲子,从单簧管中生涩地冒出时,这念头就形成并旋动起来,星云一般在他体内扩张。更早一些,学音乐之前,他一度以为乐曲和山峦、甲虫、云彩一样,是自然界中固有的事物,从没想到竟能由自己创造。那体验或许只有造物能比拟。乐思在脑中流转的时刻,他切实地感到自己的存在,在茫茫宇宙中,一个微小而确凿的点,释放着光焰。中学期间他就写了相当多的习作。考进彼得格勒音乐学院,在他是意料中事,好处是眼界得以开阔,缺憾是远离故乡,只能在梦中和曲中摩挲那些林梢和山脊。

        此后多年,无论境况如何,他从未停止过作曲。那次负伤引发的强烈通感,并未令他的才思减退,相反更加沛然;只是神经时常过度疲劳,因为要应付那些纷纷扰扰的幻象。目睹了导师的遭遇后,他明白时局险恶,纸上的一切都能构成证据,从此只敢在心里谱曲。边构思边记忆的习惯,意外地令他的曲风更加洗练。进入审查办公室后,生计有了保障,水平也在摸索中稳步提高,可新的困扰接踵而至:他每天在那些蹩脚作品中周旋,忍受着它们带来的乏味而合规的幻象,还得硬着头皮让它们过审,去蹂躏更多的耳朵,他想听到自己作品上演的渴望越发炽热。工作的第五年,古廖夫终于冒险做了一次试探,向圣所投寄了自己的作品。署名时,他迟疑许久,签下了童年伙伴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穆辛的名字,因为他已经亡故,万一要追究作者责任,也无从追究起;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这早逝的天才。几名审查员的描述报告很快递交到他手上,结论全是有害的,他感到意料中的失望和释然。后来他开始频繁地投寄作品。他把这事当成创作后的仪式,定期的排解,一种绝望的游戏,像往深渊中抛掷着珠宝。有几次,谱子竟然通过了他手下的几轮审查,放到了他的桌上,他惊喜,随后忧惧,担心真的上演会招致不测之祸。他把手下喊来批评了几句,自己毙掉了稿件。

        更大的困扰是,作为一个敏锐的创作者,他在审查那些粗糙作品时受到的折磨是加倍的,他的神经已十分衰弱;另一方面,在日复一日的审查中练就的警惕目光,开始在创作时转而注视着自己,常常令他手足无措,惊散了正在凝聚中的音符。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暗想,终于构想出一个方案:他强行控制自己,在作曲时绝不动用审查员的思维;在审查时刻意抛开创作者的品味。他还制定了详细的惩罚措施,严格约束自己。经过几年的苦心孤诣,他做到了让两者之间泾渭分明,同时又能切换自如。在审查时,在生活中,他是古廖夫,谨小慎微的古廖夫;在心中作曲时,他叫穆辛,他想象中的穆辛,他的面容也有了穆辛的天真和执拗。这方案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完全从读者的视角来观望自己的作品,摒除了作者难以摆脱的自我陶醉。在四十岁那年,古廖夫终于确认了自己的作品是非同寻常的,是宝贵的,是不可替代的——虽然这时他已经认不出这匿名作品出自何人之手了。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十多年,直到他的神经系统彻底崩溃。他匍匐在桌子下,歇斯底里地叫喊起来。在医院中,他以古廖夫的身份和记忆醒来。

        古廖夫看着穆辛(我们姑且还叫他穆辛吧)的脸庞,认出了和自己的相似之处,他脸上呈现的是另一种衰老的方式。古廖夫渐渐平静下来,回忆来龙去脉,追溯到那个危险的雨夜,他无意中吹出了一段过去所写的旋律,这才唤醒了作为穆辛的自己。月亮已移到中天了,在池心冷冷地摇烁。池面上流动着淡蓝的雾霭,四下凄冷起来,除了叶丛里的风声,别无声息。古廖夫想起了这是过去自己常来的地方。他喜欢把这小水池想象成伊宁深水潭,把身后的灌木当作故乡的密林,坐在其间,他觉得心神安定,思虑也澄澈极了。时常在下班后,他就迫不及待地步入荒野,来到这里,端坐在池边石上,渐渐由古廖夫变成穆辛,然后便开始在虚空中捕捉旋律,从风露里,从草木的香气,从池水的涟漪,从群星深处采撷着无尽的音符……穆辛把手放在古廖夫的肩上,打断了他的沉思:

        “让我们来准备演奏会吧。”他朗声说。

        古廖夫不解地看着他。穆辛说,我们的演奏会不是真实的,但比真实的更好。我们在幻想中演奏。不是内心听觉那种淡薄的幻想,而是盛大的,严密的,不易飘逝的幻想。我来想象出每一位演奏家,想象出他们各自的风格——当年他们的技艺是怎样地令我迷醉,那印象永不会磨灭。你帮忙想象出乐器就行。说着,他站起身,闭上眼,双手摊开着,过了片刻,手掌间出现了一团雾气,他拉伸着,揉搓着那团雾,渐渐摆弄成一个人的大小,各部分都有了颜色,身体是黑的,面部是白的。再过一会,就成了一个穿着黑色燕尾服的男子,只是五官不太清晰,像笼着薄雾。穆辛说,我想象不出他们老了的样子,就让脸模糊着吧。这位是大提琴家。他又依次弄出中提琴家、第一和第二小提琴家。古廖夫连忙着手想象出乐器:斯式琴,瓜式琴,音色,尺寸,颜色……乐器不难,很快也出来了,飘到了每一位的手中。穆辛拿着的单簧管和古廖夫房中那支完全一样。他示意古廖夫坐好,看了一圈其他的演奏者,点点头,在记忆中翻开了谱本。演奏开始了。

        先是安静了一会(安静也是乐曲的一部分),随后小提琴轻柔地奏出第一乐章的引子。缓慢,几乎凝滞,暧昧的引子。古廖夫眼前流淌开一层青碧,中提琴又往深处添加了一抹暗棕,温柔地摇荡着……啊,是伊宁深水潭,他和乐队已来到了潭边。周围的灌木瞬间伸拔成苍翠的大树,清荫覆着水面,古廖夫又闻到了浓郁的针叶气味……忽然间,乐队停下了演奏,都惊恐地看着古廖夫身后。古廖夫觉得背脊发凉,回头看去,见到一株橡树后站着一个男人,露出半张脸,正冷眼望着他们。那人留着八字须,身穿灰色的弗伦奇式军上衣,挺着肚腩,脚蹬长靴。穆辛对古廖夫叫道:“是你的幻觉。你别去想他,他就不存在了。”可那男人依然在,且缓缓走近,他不说话,只是面无表情地审视着所有人。古廖夫抱着脑袋,喊了一声。那男人,树林,潭水,乐队,全都消散了。他睁开眼,见到穆辛跌坐在小池塘边。

        “发生了什么?”古廖夫问,“那个人是?”

        “是你的恐惧,”穆辛虚弱地说,他的身体也变淡了,“是你的恐惧引发的幻影。你只要稍一担忧,想到我们的演奏是非法的,是危险的,会被人发现的,他就出现了;你想得越多,他就越清晰。刚才我瞧出来,他的脸好像是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的混合物。”

        “我也不想这样,”古廖夫低下头去,“明知我们是在幻想中演奏,可我还是管不住潜意识里的害怕……我甚至担心过他们会不会有什么仪器,能监听我们脑子里的声音……”

        古廖夫一生积攒下的挫败感,在这一刻突然汹涌而至。他想起年轻时,有那么几年,毫不怀疑自己是个天才,他忘情地写着,稚拙的作品曾备受师友的夸赞;他沉醉在自己手造的光芒里,对未来满怀热望,相信自己能成为任何想成为的人物……他想起一个醉醺醺的夜晚,他坐在音乐学院的广场上,旁若无人地指挥着月光下飞驰的云影,澄鲜的乐句像从天外直灌入他的灵魂,他在黑暗中放声大笑……可到头来他又做成了什么呢?如今他跌坐在岁月的尽头,沮丧地认识到,这一生非但不是幸福的,甚至也不配称为不幸,因为整个的一生都用在了战战兢兢地回避着不幸,没有一天不是在提防,在忧虑,在克制,在沉默中庆幸,屈从于恐惧,隐藏着厌恶,躲进毫无意义的劳累中,期盼着不可言说的一切会过去,然后在忍受中习惯……

        古廖夫再也绷不住了。他捂着脸,在荒野中嚎啕起来。

        

七、地下室的骨碟



        睁开眼时,古廖夫见到一只嗅盐瓶正从面前移开。氨气的味道像钢刷似的搓着他的意识。他发现自己躺在一间陌生客厅的沙发椅上。花萼形的灯盏投下一圈淡黄的光。昏暗中,家具大都披着白色防尘罩,像一些棱角分明的雪山。几张年轻的脸孔正关切地瞧着他,其中有他的邻居瓦尔金。

        半小时前,在那水池边,他摇着古廖夫的肩膀,试图把他从谵妄中唤醒,但没有用,老人只是狂乱地哭叫着,不停地胡言乱语。瓦尔金是医学院二年级的学生,但平日沉迷爵士乐,荒废了学业,一时不知所措。他只好搀扶起古廖夫,绕出灌木丛,向路尽头那所别墅走去。

        库兹明听到瓦尔金喊出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时,完全没料到会是古廖夫;当他望见古廖夫憔悴的面容出现在瓦尔金身边时,心头乱跳起来,相信自己的预感就要被证实。他盯着两个身影在月光下歪歪斜斜地走着,进了别墅的院子,响起了敲门声,随后是几声惊呼和低语,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他轻步上前,伏在铁栅栏外的草丛里,探听着房中的动静。

        “您还好吗老大爷?”瓦尔金问,“您怎么会独自坐在野地里,需要我们送你去医院吗?”

        古廖夫环顾四周,穆辛已经不见了。他愣了一会,解释说自己的神经出了毛病,休息一会就没事了。

        其中一个高大的青年俯下身来,握着他的手说:“伊万(瓦尔金的名字)都告诉我们了,前些天是您救了他,也就是救了我们。我们都很感激您。”

        “这是什么话,”瓦尔金说,“我被抓了也不会出卖你们的。”

        一个姑娘用一块冰凉的毛巾擦着他额上的汗。古廖夫觉得好些了,坐起来,问这是哪儿。“离你昏厥的地方不远的一间房子,”瓦尔金说,他指着那高大的青年,“是彼得家的别墅。”

        彼得说:“听说您的单簧管吹得棒极了。我们也是玩音乐的,今晚正要排演呢。您待会要是觉得好些了,可以下来听听。”

        “别听他的,”那姑娘说,“您需要休息。”

        过了一会,他们都散去了,只留下那姑娘照看他。古廖夫见她频频往楼梯那边张望,就说:“你也去吧。我没事了。如果不介意的话,你扶我一道过去吧,我也想见识一下。”

        他们走近楼梯后的墙角,见到地上盖着块厚木板,是地下室的门。一缕歌声从缝隙中飘出,是妖冶的紫红色,丝绸的质感。姑娘喊了一声,木板被掀开了,瓦尔金和另一个青年忙爬上来,搀着老人下去。一盏雪亮的大灯,照得地下室有几分森冷,年轻人的脸上都带着愉快的微笑。古廖夫见到一旁放着几样乐器:钢琴,萨克斯管,架子鼓。当中是几台怪异的机器。一张黑胶唱片旋动着,发出一个外国男人的哼唱,唱机通过几道细长的带子和另一台机器相连,一张黑色薄片在一根钢针下吱吱转着,被划出一圈圈密纹,针尖边上涌出一些锯屑似的东西。他凭着钟表维修的经验勉强看出这玩意的运作机理,似乎是在刻录唱片。那黑色薄片上印着一只苍白细弱的手掌,他仔细一看,是手掌的骨骼。

        “这是在干什么?”他问。

        “在录歌呢,一种叫摇滚的音乐。”彼得说。他坐在一旁的架子鼓前,陶醉地扬着手里的鼓槌,像个指挥家;瓦尔金抱着金灿灿的萨克斯管——他担心拿着它走出公寓会被人瞧见,昨天夜里,他的同伴爬上公寓的天台,垂下一根绳索到瓦尔金窗前,把那只装着萨克斯管的木箱吊上去,沿着天台一直走到街尾那栋楼的房顶,再慢慢搬下楼,趁夜色把它转移到了这里;一个俊美的小伙子举起了小号。这时歌声将尽,他们开始演奏起来。

        古廖夫暗暗忍受着一阵怪异的幻象:蘑菇云,鸽子,穿着宇航服的恐龙,古堡的幽灵……他立马意识到这是违禁的音乐,警惕起来,摆脱了幻象。他想打断演奏,提醒他们这样的音乐是危险的。然而在银白的灯光下,他看见一张张快活、骄傲、没有丝毫恐惧的面容,他们的神情里浮动着一种耀眼的幸福。他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感到羞愧在体内噬咬着、烧灼着他的一部分。古廖夫扶着钢琴,瘫坐在琴凳上。

        乐曲结束了。他们鼓掌、尖叫了一阵。瓦尔金像醉意还没消似的,喊道:“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您会钢琴吗?您那晚吹的旋律在我脑子里绕了好几天了,是什么曲子,您能弹出来让我们听听吗?”

        古廖夫沉默着。好半天,他下定决心,说:“是我写的一首前奏曲。”大伙欢呼起来,起哄让他弹一遍。

        “我已经不能演奏了。”他怜惜地摸摸琴键,摇摇头,指着太阳穴说:“我的神经受不了。但是我可以写给你,如果有谱纸的话。”

        多少年了,他没有见过自己的乐曲落在纸上。笔尖颤巍巍地勾出黑色的谱号时,他突然怀疑起自己的作品也都是幻觉。没有比那更可怕的事了。但随后,一串串奔流而出的音符打消了顾虑。写成了,他吹了吹纸面,递给瓦尔金。那个姑娘凑过头去看了一会,叫起来:“啊,多美啊。我能试着弹弹看吗?”

        古廖夫把琴凳让给她。当她纤细的手指触碰到琴键时,古廖夫几乎站不住了。那是一首他珍爱的小作品,音符以神秘的内在秩序流动着,不附着任何意象,简单而清新,纯净得近乎透明。那姑娘的技术很好,处理得细腻,几乎没出什么差错。乐曲在一片微茫中杳然而尽。地下室半晌没一点声音,随后是震耳、持久的掌声。古廖夫闭着眼,忍住泪水,忽然感到一只手按在他肩上,他回过头去,是穆辛。他又在乐声中出现了。穆辛轻声说:“走吧,我们再去试一次。”

        青年们都沉浸在刚才的演奏中,谁都没注意到地下室上方,那扇通往花园小径的百叶窗后的眼睛。库兹明在那里趴了很久,看到了一切。他从没遇上过这样的情况,不免有些慌乱。他摸向腰间,枪身的冰凉让他稍微镇静了些。回去搬援兵是赶不及的,他打定了注意,正要只身闯进去,见到古廖夫已上到了一层,低声说着什么,似乎在道别,其他人追上来,话音很响,坚持要送他回去。古廖夫推辞着,说已经没事了,想到野外透透气。最后他终于一个人出了门,从库兹明躲藏的草丛前走过,喃喃自语着,踱出了院子。库兹明瞄了一眼手表,这时是夜里十点钟。他心里权衡了一下,逮住这伙青年显然更重要,有了口供那老人也跑不了。他现在多半是回去睡觉,如果这边顺利的话,后半夜就能上门拘捕他。他听见瓦尔金和几个人还站在房门口说着话,便掏出手枪,沿着墙根的阴影,轻步奔了过去。

        

八、乌有



        古廖夫和穆辛在荒野中漫步走着。

        “你瞧,”穆辛说,“他们都被打动了。我们的作品的确是了不起的。而且,比那首前奏曲更好的还有许多呢。”

        古廖夫不禁微笑起来。穆辛接着说:“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那首op.116,没有比它更令我心满意足的了。无论如何,我还想再试着演奏一次。”

        “可是我……”

        “我刚才想出了一个法子,就在你听他们演奏的时候,”穆辛停下脚步,转向古廖夫说,“既然你没法免除恐惧,我们就甩脱它,在旋律中逃遁。我们可以用音乐引发的幻觉,来抵御恐惧引发的幻觉——你还记得那首五重奏的内部是什么样的吗?”

        古廖夫想了一下,把四个乐章在心里过了一遍,点点头,明白了他的意思。

        两人不知不觉走出了野地,又回到西郊荒凉的街道上。街边坐着一个醉汉,见古廖夫自言自语地走过,觉得奇怪,嬉笑起来。这儿离公寓不远,他们索性回了家,锁上门。穆辛把桌上的钟表一只只拿起来,都弄停了,塞进抽屉里。纯然的寂静——原先是有着细密纹路的寂静——重新填满了整个房间。他们坐好,闭上眼,开始想象。那些钟表停在十点五十分。

        半小时前,库兹明挂上电话,搬了把椅子,放在地下室的入口前。他坐好,攥着枪的手放在膝头,听着门板下的响动。紧张稍平复后,油然而生的是得意。那感觉就像用钢笔在几只蚂蚁的周围画了个圈,俯瞰着它们的忙乱和绝望。他第一次体会到抓捕的乐趣,与揣摩文件的乐趣相比,更粗砺,也更立体。他回味了一遍刚才电话中的夸奖,然后提醒自己沉住气,援兵还得有一会才抵达。别大意。

        就在瓦尔金等人将古廖夫送出门不久,正倚在门廊上讨论着方才的音乐时,库兹明突然从花园的暗处闪出身来,举着枪,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摆摆枪口,示意他们进屋。众人愣了半天,徒劳地辩解着,终于都被他驱赶进屋子。库兹明问明电话的位置后,命令他们逐一走进地下室。他心里真害怕这些人一拥而上。他的射击成绩很差,且不擅搏斗。他小心地监视着,担心他们突然袭击,或抄起什么东西砸过来,直到他们全都举着手,双脚发颤地钻进地下室。他立马扑过去,用脚尖踢倒了门板,身子压上,慌忙地拉上了铁栓。起来打电话给警局时,脚尖还在隐隐作痛。他在心里愉快地咒骂着。

        第一乐章的引子,再度将古廖夫和重新想象出的乐队带回到伊宁深水潭边。森林在单簧管温厚的吹奏中重新长成了。古廖夫在旋律间感受到了潭水的冷冽,他潜了下去,在青绿和深棕之间,凝着一团纯黑,是那个传说中通往冥河的洞口。那里并不可怖,反而有种神秘的宁静,引人着迷。乐声从洞口传出,乐队已暗中挪移到了洞中。他正要往里潜游,忽然瞥见一旁的潭底有个人影。那个留八字须,穿灰军服的男人又出现了。他站在水中,一动不动地盯着古廖夫,露出了冷笑。古廖夫强压着心中的惊惧,向洞穴游去。那男人紧跟上来,伸手抓他的脚踝,古廖夫挣脱了,纵身扎进了洞穴的黑暗中。大提琴声奏出一缕不安的暗色调旋律,古廖夫攀住那缕旋律如紧握一根绳索,被扯进了洞穴深处。

        引子已结束,他探出水面,站起身来,来到了一条狭窄的甬道中。往前走去,甬道尽头是一间略为宽敞的圆形石室。四壁的石料是深蓝的,散发着淡淡的蓝光,摸上去潮湿而冰凉。乐队已经列坐在石室中了。古廖夫觉察到地面微微起伏,似乎在船舱中。他忽然想起了第一乐章的小标题,叫“鲸厅”。那是他曾经幻想过的场景:音乐厅藏在一只蓝鲸的体内,乐队在海底演奏,乐声融入海水,谁也发现不了。这时他听见一阵呜呜声,自石室外传来。那声调低沉、幽邃,像是外部的黑暗自身发出的鸣啸。古廖夫知道这是鲸鱼临睡前唱的歌谣,这会儿它就要入睡了,沉入海的更深处。第一乐章将在它的梦中奏响。

        这是一个幻想曲式的柔板乐章。单簧管徐徐奏出一个宽广而沉静的主题,大提琴在周边烘托出幽暗的氛围,洋流般深厚地裹着它;小提琴的装饰音在暗中摇颤着轻盈的光泽,忽远忽近,追随着单簧管,如同环绕着蓝鲸的鱼群……乐声浸没了石室,四壁的蓝光随曲调变化着浓淡,盈盈动荡着,如同从海底望见的天光。蓝色柔光中,众人的面容都显得异常的祥和,又有些迷幻。主题再现时,比最初多了几分清冷。然后是极其静谧的尾声。

        穆辛放下单簧管,心满意足地睁开眼来。古廖夫向他笑了一下,笑容却停滞在完全展开之前。他们不约而同望向上方的石板,那里渐渐变得透明,像开了一道天窗,显露出外面黑沉沉的海水。他们望见远处的黑暗中有一点红光闪动着,愈移愈近,逐渐看清那是一艘血红色的潜艇,直奔他们而来。古廖夫与其说是望到,不如说是感觉到了舷窗中那个男人的身影。他的脸贴在玻璃上,五官因变形而显得恐怖,目光穿过鲸鱼直视着他们。

        “还是来了,”古廖夫颤声说,“他追踪到我们了。”

        “哪怕躲在海底,”穆辛说,“你还是摆脱不了恐惧。没关系的,我们转移就是。”他手一挥,乐队和乐器都化成烟雾,收进他的掌心里。他们沿着甬道奔回。古廖夫问穆辛那鲸鱼会怎样,穆辛说:“你不去想它,它就没事。”

        甬道侧面出现了一条方才没有的岔路,是向下的坡道,他们跳进去。这是一条嫩绿的管道,似乎是木质的,打磨得光滑极了,他们在其中下滑了一会,通道又向上抬起,他们越滑越慢,停下时恰好到达出口。

        出口处强光耀眼。古廖夫爬起来,发现这是一个殿堂般的空间,富丽堂皇之极,地面、墙壁和高耸的拱顶都是明艳的蔷薇色,当中升起一根金黄的柱子,托着一个金光灿灿的圆形平台,像是供他们演奏的地方。这儿叫蕊珠宫,穆辛说,位于一个花苞的内部,生长在乌克兰大草原的深处,四周有茂草遮蔽。我们现在像游尘一样小,就要在那花蕊上演奏第二乐章。乐曲的声音就算飘到花苞外,也比蝴蝶的呵欠声还细微,再敏锐的耳朵也找不到我们,所以无需忧虑……开始吧。他们的身体飘升起来,上到那根金色花蕊上。穆辛摊开手,像召唤灯神似的把乐队从虚空中搬移出来。一切就位了。

        第二乐章是快板,小步舞曲。两把小提琴忙忙地织出典雅而欢欣的旋律,琴弦上像散发出馥郁的香气;中提琴声蜿蜒着,像晨雾中的河流一样朦胧而鲜活;单簧管中升起了朝霞般的乐句,古廖夫看到桃红色的光辉像瀑流似的从花苞的顶端倾泻而下……

        正当古廖夫痴迷地坐在他的小屋里狂想着第二乐章时,瓦尔金一伙人已被库兹明的同事们押回了警局。证物也用车运回去了:萨克斯管、架子鼓、几大箱的骨碟和还来不及裁剪的X光片、用来刻录它们的机器。审讯在半夜一点开始,几乎是立马招了供。他们中领头的青年叫彼得·亚历克塞维奇·阿若京,库兹明认得这姓氏。彼得的父亲是莫斯科有名的工程师,假期才回列宁格勒的别墅居住,平日那儿都空置着,就成了青年们秘密聚会的场所。卖骨碟所得的钱被他们挥霍了大半,所剩不多。警员向他们问起古廖夫,他们都说他和这事无关;直到库兹明拿出那张谱纸,挨个逼问,最后是那个吹小号的青年招认了,供出这是古廖夫写给他们的。

        “向非法刻录和演奏的青年团体提供未经审批的乐谱。”书记员在一旁写道。

        花苞在第二乐章结束时缓缓绽开了。周围的草叶如庞大的山岭遮蔽着日光,只露出星星点点的蓝空。经过两个乐章的浸润和洗濯,古廖夫觉得身体越来越轻,脚尖几乎沾不着地;胸腔却沉甸甸的,血脉中有什么在鼓涨着,似乎要喷薄而出。他无意中抬头,猛然见到草茎间一只巨眼正盯着他,灰色虹膜上的纹理像荒原上的沟壑。那眼球迅速升高了,然后一片庞大的黑影垂临在他们上空,且越来越大:是那男人的靴底。这一回他镇定了些,看向穆辛,他已把乐队收好了。他们连忙沿原路撤离。飘行了一段,嫩绿的茎管变成了粗糙的岩壁,像是进了一条地底洞穴。飘出洞口,是一个不大的山谷。他们在谷底缓缓落定。山谷周围是银灰色的山峦,呈一环状,像古罗马角斗场的遗迹。荒凉极了,暗沉沉的大地上寸草不生。上方是夜空。古廖夫从未经受过这样深浓的黑暗和了无遮拦的星光,一时有些眩晕。天地之间,没有丝毫的声息,充盈着极度的寂静。

        “月球的背面,一座未命名的环形山。”穆辛说,“一团音乐厅那么大的空气包裹着我们,此外全是真空。宇宙是最广阔的隔音壁。”他把单簧管举到唇边,身后的四把琴弓都搭上了弦。古廖夫凝神倾听。演奏开始。

        第三乐章是广板,三部曲式,带有圣咏风格。单簧管缓缓奏出一段静穆的和弦,反复几次,节制而宏大,同弦乐组的弱奏相交融,在星空下勾画出一种深渊般的寥廓、一种以世纪丈量的孤寂。中部渐转悲悯,单簧管倾吐着挽歌式的旋律,从管中飘出清莹的光点,一粒,又一粒,飞过古廖的头顶,飘转一下,融解进黑暗中。那是记忆中的一个个名字:消失的,被抹去的,被禁止念出的名字……在抚慰一切痛楚的尾声中,古廖夫觉得自己也要飘举而去了,他尝味到黑暗的醇美……一颗闪着金属光芒的大星,倏然平移过来,划出一道锋利的直线,停在乐队上空。两点红光交替闪烁着,像一对多疑的眼。是卫星。古廖夫知道是谁正操控着它。

        他们又一次遁入洞穴,向着最后一个乐章的演奏场所奔去。

        这时是夜里两点钟。一道指令在列宁格勒市民警局发布了。库兹明奉命领着几个人,连夜对钟表匠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古廖夫展开抓捕。库兹明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让汽车停在离十九号公寓楼半条街外的暗巷里,他们步行前往,悄没声息地上了楼道。其余几个警员原是库兹明的平级,对行动由他率领感到不快,而且要抓捕的不过是个老头,提不起劲,在后头磨蹭着,任由库兹明一马当先地摸上楼去。

        古廖夫站在一片雪地中。他打量四周,见到几株冷杉,叶丛的上层蒙着糖霜似的白雪,下边露出暗绿的边缘,被雪映得近似于黑。几支木棍搭起的篱笆。一个胖乎乎的雪人。远处是一座小木屋,屋顶覆着厚雪,显得圆润可爱,窗口透出黄光。古廖夫觉得景物似曾相识,正要问穆辛,见乐队已在冷杉树下坐好,准备就绪了。燕尾服的黑,提琴的棕红,枝叶的暗绿,在雪地中格外醒目。古廖夫确信这一幕曾在梦中见过。

        第四乐章是行板,变奏曲式,大提琴悠然奏出摇篮曲风格的主题,单簧管随之萦回;两把小提琴的音色使得木屋窗口的灯光更明亮了些,黄澄澄地印在雪地上。变奏开始时,下雪了。雪点疏密不定,随着乐声飘转,缓缓降下,滑过树梢,消失在古廖夫的白发中。刹那间,他记起了什么,伸手去接空中的雪粒。饱满,洁白,可一点也不冷。他猛地明白了,这不是真的雪地,他们正置身于一只雪花玻璃球里。那是七岁时父亲从基辅给古廖夫带回的礼物,是他童年最钟爱的玩具(后来不知怎么的遗失了,他大哭了一场)。每晚睡前,他都要看上一会,摇晃一下,总也不腻。摇晃时扬起的雪粒飘进他的梦中。他记不清自己曾往那木屋的窗户和烟囱上涂抹了多少幻想,他多渴望有这么一座小木屋,放在森林边缘,放在静悄悄的雪地上,他和小动物们一起堆着雪人,雪下起来了,他听到屋中的父母唤他回去。那是他所有梦境中最安详、最甜美的一个。乐声中,古廖夫望向落雪的夜空,纷繁的雪屑之间,夜幕深处,隐约浮现出一张孩子的面庞,有着银河一般淡淡的轮廓,正出神地凝望着冷杉树下的乐队。古廖夫认出那是儿时的自己。

        夜空突然震荡了一下。树冠上的积雪簌簌掉下来。穆辛睁开了眼,但没有停止吹奏。又一下。孩童的幻影消失了,天幕又恢复了漆黑,且漆黑上爬生出一道道银线,根须一样,蔓延开来。

        库兹明走进五楼的走廊时,想起瓦尔金的房间待会也要搜一下,没准还有罪证。他望见古廖夫的房门下透出一线光,心头一宽,随即又觉奇怪,这老人深夜竟还没睡下。他走到门边,毫无必要地先听听里边的动静。在里头。他听见有人正轻声哼着什么,于是拍起门来。

        震荡一下接一下传来。天幕上的银线已密如蛛网。玻璃球要碎裂了,古廖夫惶恐地想,见穆辛仍不动声色地吹奏着,平静地看着自己,于是强自镇定,接纳着音乐。震荡渐渐停止了。乐章已近尾声,一个晦暗的变奏中,雪落得极慢极慢,冷杉的枝梢似乎凝结在空气中,没一丝摇颤。木屋的灯光熄灭了。一片沉寂。穆辛身旁的乐手们都已消散,他也变得近乎透明,向古廖夫飘去,与他合而为一了。古廖夫持着单簧管,独自站在雪地中,吹出了最后的旋律。

        公寓的小床上,古廖夫的身体蜷曲着。他感到灵魂中激起一圈圈波纹,应和着乐声,旋动成涡流,不知要往哪倾泻;每个细胞都盛满了虚幻的音乐,体内仿佛有众鸟啁鸣,纷纷鼓动着光的羽翼,像要四散飞去了……

        库兹明让到一旁。一名粗壮的警员倒退两步,撞开了门。

        

九、疑团



        1957年11月8日夜,库兹明独坐在档案室里,看着刚刚归档的一份报告。里边详细记录了两天前捣毁骨碟窝点的过程和嫌犯口供。逃犯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古廖夫的照片和外貌描述已发送到各分局,要求进行协同搜捕。初步推测,他逃窜回故乡狄康卡的可能性较大。至于他是如何得到消息,提前出逃,库兹明仍一头雾水。从他公寓的情形来看,应该是当晚临时起意逃跑的,因为房中的衣物、财物都没有带走,灯也没关上——后一点也可能是故布疑阵。

        有一件小事库兹明没写进报告中。他默默地在心里给它归了档,搁在“幻觉”的一栏里,可总觉得难以确定。他把报告合上,最后想了一遍,决定就此忘掉。

        当他们冲进空无一人的房间,其他警员挠着头咒骂时,库兹明环顾屋内,注意到那张小床前,地板上方几俄寸的地方,悬浮着许多小黑点,曳着细尾,蝌蚪似的,在空中游转;他以为自己眼花,走上前去,凝目再看时,那些黑点已经像盘旋的蚊群、浮荡的粉尘,愈来愈细,且被他带动的气流一激,向窗外飘去,消融在深秋的夜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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