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八月，开封遭遇了罕见的水灾。大雨从八月三日开始下，四日早朝，连宰相在内才来了十几个人。宫里边积满了水，只好打开西华门放水，大水奔涌而出，瞬间吞没了西华门前的殿前侍卫营房。根据官方统计，水灾导致万余间军营和民房倒塌，“死而可知者，凡千五百八十八人”。而这场水灾只是离皇帝最近的，却不是最惨的。去年夏秋，开封东南的十几个州已经被大水淹了一次，“妻儿之价，贱于犬豕”，冬季气温异常偏高，又刮起了黑风。到得今夏，瘟疫大起，数千里之间，家家有垂死之人，送葬的队伍在道路上哭得有气无力。幸好地里的庄稼长势还不错，人人都以为秋天应当来一场大丰收，以补偿人们所受到的折磨。却没想到，八月的这一场大雨最终冲垮了房屋，淹没了田地，也破灭了人们的希望。
按照当时流行的政治思想，灾害是上天示警，其根源是人间统治不当。英宗慌忙下诏，罪己求言。“皇伯派”以此为契机，指责英宗过度尊崇生父、背弃礼义，丧失民心人望；宰相专权惑主，堵塞言路。大灾当前，皇帝和宰相只好偃旗息鼓，将濮王的尊崇议题暂时押后。
在所有的应诏上疏之中，司马光最是直言不讳，他批评英宗在万众欢呼中登上帝位，即位之后的所作所为却不断地丧失人心，“不意数月之后，道途之议，稍异于前，颇有谤言，不专称美。逮乎周岁之外，则颂者益寡，谤者益多”。司马光说，英宗有三件事令天下人大失所望：第一，身为过继之子，对先帝留下的皇太后和几位长公主失于照顾，“疏母弃妹，使之愁愤怨叹”，“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第二，置国家大事于不顾，凡事不肯拿主意，“凡百奏请，不肯与夺”，导致“大臣专权”，“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第三，听不进不同意见，把台谏官的批评意见完全交给大臣去处置，使天下忠诚之士丧气结舌，失去了批评的动力，“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司马光还建议取消原定于十一月举行的南郊典礼，改为皇帝在宫内恭谢天地，以节约开支，昭示畏天之志，安抚大灾之后动荡的人心。
这样的建议，英宗当然不会听从。十一月初四，英宗举行了即位以来的第一次南郊大典。南郊祭天，每三年举行一次，是最高规格的常规祭祀。南郊之后，例行大赦，普天同庆，官民人等，雨露均沾。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南郊赦书长长的恩赐名单上，唯独漏了英宗的生父濮王。难道说英宗已经幡然悔悟，决心谦抑自持，要以仁宗的皇统为重，放弃过度尊崇濮王了吗？听到这样的猜测，司马光只是苦笑。如果英宗决定谦抑，那就应该遵从礼义，接受侍从礼官的提议，大大方方地给濮王“皇伯”的称呼和大国的封号。如今南郊赦典竟然避濮王而不谈，显然英宗还是要打破礼义，过度尊崇濮王。“皇伯派”和“皇考派”必将有一场决战。
问题是，谁来打破僵局？
“皇伯派”与“皇考派”的较量
“皇伯派”决定主动出击。南郊大典之后，御史台的副长官知杂侍御史吕诲上疏，“乞早正濮安懿王崇奉之礼”。也就是说，按照侍从礼官议定、司马光起草的意见：第一，尊濮王为皇伯，以明确英宗作为仁宗过继之子与濮王之间的宗法关系；第二，给濮王赠高官封大国，以表达英宗对濮王生育之恩的感激之情。相同诉求的奏疏，吕诲前前后后一共上了七道，而这七道奏章，全如泥牛入海。英宗方面，毫无反应。没奈何，吕诲祭出了言官的杀手锏—辞职，然而他的四道辞职奏章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吕诲的满腔怒火烧向了宰相，他把矛头对准了首相韩琦，弹劾他专权擅政，“在重要岗位上安插自己的党羽，破坏、紊乱朝廷法度”。吕诲说：“朝廷每提拔一个官员，人们都说这人必是韩琦的亲朋故旧，朝廷每罢免一个官员，人们都说这人肯定是韩琦的冤家仇敌。”长此以往，“天下只知琦之恩仇，而不知陛下之威福也。”陛下如此信任韩琦，殊不知韩琦却在偷偷盗窃、转移陛下的权柄！至于濮王尊崇事件，吕诲认为，是韩琦把皇帝引导上了一条越礼非法的路，“仁宗永昭陵土未干，玉几遗音犹在，而韩琦的忠心已改，以为上天是可以欺骗的，搞得皇帝、皇太后两宫嫌隙日生，引惹天下人怨怒，让皇帝遭受不仁不义的指责……我们还能说韩琦忠诚吗？”结党营私、专权不忠，这是对一个宰相最致命的攻击。吕诲在启发、诱导英宗对韩琦的愤怒。
从这个角度攻击韩琦，的确是非常有力的。韩琦于嘉祐六年（1061）接替富弼担任首相，至今已经五年。仁宗晚年中风，不能亲理朝政。一应朝廷大事，皆由韩琦主张。英宗的即位本就得益于韩琦力挺，即位之后旋即发病，诸事不理，其皇位又曾遭遇质疑和危机，若非韩琦掌舵，英宗只怕自身都未必能够保全。逼迫皇太后撤帘，扶植英宗重掌大宝，韩琦的功劳是第一位的。然而，正因如此，韩琦的权势和作风也越来越遭到质疑。韩琦逼迫太后撤帘的霸道做法，让司马光齿冷。他曾经上疏提醒英宗，要防止大臣专权，要保护本朝以台谏监督朝政的优良传统。尽管如此，对于吕诲的做法，司马光还是感到了一丝担忧。
果然，吕诲的重炮不仅没有击落韩琦，反而伤到了同属“皇伯派”的翰林学士范镇。范镇被免去了翰林学士之职，外放陈州知州。皇伯派又少了一员大将。为什么会这样呢？
遭到吕诲的弹劾后，韩琦立即上表，请求罢相离京。英宗当然不答应，于是命令翰林学士范镇代笔批示。范镇写了一句话：“周公不之鲁，欲天下之一乎周。”据说，这句话让英宗很不高兴。周公的封地在鲁，可是周公没有到鲁地去，而是留在王都辅佐成王，维护大周天下的一统。把韩琦比作周公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他老人家走了，天下人的赞美讴歌、国家的司法行政也要跟着走吗？你的眼里还有没有朕？！英宗一时着恼，范镇因此罢职。也有人说英宗本来没那么敏锐，是欧阳修挑拨离间，过度阐释，拨动了英宗敏感的神经。欧阳修说：“范镇用周公来比拟韩琦，那么就是用小孩子成王来比拟陛下呀！”
不管触因如何，司马光的好朋友、老同年，“皇伯派”的一员大将范镇被赶出了开封。皇伯派出师不利。这是治平三年（1066）正月初的事情。
数日之后，吕诲集结了在京的所有台谏官员，再度上疏，言辞犀利，对中书全体宰相、副宰相提出弹劾。弹章的措辞可以说是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对于宰相府的总体状况，用了“豺狼当路”“奸邪在朝”八个字。四名宰相、副宰相，每一个都罪责难逃：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罪在“不赦”，人神共弃。首相韩琦，明知故犯，文过饰非。次相曾公亮、参政赵概，苟且依违，不负责任。弹章的最后放出了狠话：“议论既然不能统一，照理难以同朝并立。我们和欧阳修，怎么可以都留在朝堂之上呢？！”
这篇气势汹汹的弹章，背后的力量其实很弱小。所谓的全体台谏官员，一共多少人？只有三个：知杂侍御史吕诲、侍御史范纯仁（1027～1101）、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1027～1097）。这就是当时在京的台谏官员总数。宋朝谏院定额六员，御史台官的人数最高曾达到二十人，一般情况下也要维持在十人以上。而当时的谏院实任谏官二员，“司马光迁领他职，傅尧俞出使敌廷”，只剩了一间空房子。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出缺数月，空置不补；连同副长官知杂侍御史吕诲在内，在任御史共计六员，三员奉旨外出公干，在台供职的只有三员。不由得吕诲不感叹：“言论官只差没有彻底取消了，自古以来，言路的壅塞，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而这种情况，正是皇帝和宰相喜闻乐见，一手造成的。他们想要的是帮助皇帝实现尊崇生父的意愿，至于言路是否堵塞，在他们眼里，都是不重要的，或者说是可以暂时放下的。
宰相府当然是毫不相让。台谏与宰相，“皇伯派”与“皇考派”剑拔弩张，双方已经摆出了势不两立的态势，双方都等待着英宗的最后决定。
皇太后成了棋子
以司马光对英宗的认识，他丝毫不怀疑英宗会站在宰相府一边。但问题是，皇帝将怎样突破礼义的束缚、破解眼前的僵局？
这天上午，刚刚散朝，一个消息就传到了司马光的耳朵里。据说，宰相们要请皇太后亲自出面来化解僵局。首先，皇太后会亲笔写一封信来表达善意，提出尊濮王为皇，濮王夫人为后，建议皇帝称呼濮王为父亲。然后，皇帝会表示谦让，拒绝给濮王及其夫人皇、后的尊号，但接受称濮王为父亲的建议。如此一来，英宗称生父濮王为父亲，则是奉了皇太后的慈命，不但不是越礼非法，反而是孝道行为了！真真的两全其美！
这样的“好主意”，究竟是谁想出来呢？韩琦，还是欧阳修？曹太后会配合吗？不配合又能怎样？英宗的皇位已经稳固，大权在握的宰相们支持他。而曹太后，撤帘之后，退居深宫，无权无势，真就成了“无夫孤孀妇人”了，还能怎样？再说，以韩琦逼迫曹太后撤帘的绝决、霸道，他必然有办法逼迫老太太配合行动。这简直是欺人太甚！这般行为，将置英宗与曹太后的母子恩义于何地？仁宗皇帝的在天之灵又怎能安生？这是陷英宗于大不义！
想到这里，司马光坐不住了，他虽然已经不是谏官，但还是皇帝侍从，此事关系纲常伦理，是国家的“大得失”，他无法保持沉默。司马光上疏，质问英宗：“我实在不明白陛下的心意，这么固执地坚持尊崇濮王，究竟是为了荣誉呢，还是为了利益？又或者是认为这样对濮王有益处？”接下来，他正告英宗，以旁支入继而尊生父为皇帝，是汉代昏君的做法，实在谈不上荣誉；仁宗的恩泽深入人心，百姓之所以爱戴英宗，是因为他是仁宗的儿子、继承仁宗的大统，过分地尊崇濮王，只会伤害百姓的感情，实在无利可图；而把非礼的“皇帝”虚名强加到濮王头上，对濮王又有什么好处？！无荣、无利又无益于濮王，可是陛下却偏偏要这么做，为什么？无非是宰相大臣们文过饰非，一意孤行。对于中书的行径，司马光表示了强烈的愤怒。他说，就算他们搬出皇太后来，纵然百般巧饰，却终归辜负了先帝深恩，陷陛下于不义，违背礼制，丧失民心。“政府之臣，只能自欺，安得欺皇天上帝与天下之人乎？”
司马光把奏状送到閤门的时候，正当正午时分，太阳高挂在天顶，却并不让人觉得暖和。就在同一时间，太后的使者抵达中书，奉上密函一封。两名参政，欧阳修看看赵概，赵概看看欧阳修，二人相视而笑—太后终归是女中俊杰，识时务！
第二天，两道敕书几乎同时降下。第一道敕书的主要内容是宣布皇太后的亲笔手书：“我听说群臣建议皇帝尊崇封赠濮王，至今还没有结论。我再次翻阅前代史书，才知道这本来是有前例可循的。濮王和三位夫人，可令皇帝称‘亲’。另请尊濮王为‘皇’，三位夫人为‘后’。”第二道敕书，则是皇帝在接获皇太后手书之后的手诏批示：“朕刚刚继承（仁宗的）大统，唯恐德行与地位不能相称。称‘亲’之礼，谨遵皇太后慈训。至于尊濮王为‘皇’、夫人为‘后’的礼典，就难以从命了。”
鹬蚌相争谁之利
两道敕书一经颁布，宰相们自以为圆满地解决了濮王称呼的难题，可以舒一口气了。然而，在“皇伯派”看来，这两道敕书虽然看上去十分美满，却无法自圆其说。正如司马光所说，这就是欺骗，赤裸裸的欺诈！上欺天，下欺人！
吕诲率领着他只剩了三个人的可怜的御史台，首先站出来高声质疑，皇太后的行为前后矛盾：想当初，濮王的尊崇问题刚刚提出来的时候，中书想要扩大影响，提出要举行中央官大讨论，皇太后都不愿意，亲下手书斥责宰相，如今才过了半年，却忽然提出这样的建议来，“与初衷如此背离，实在让人感到震惊骇怕，疑惑重重”。
除此之外，侍御史范纯仁还单独上了一奏。这一奏与司马光谏书风格相类，语言平实、态度冷静，然而却鞭辟入里、直指要害。范纯仁说什么？“皇太后自从撤帘之后，深居九重，不再干预外廷事务，又怎么会再度降下诏令？而权臣想要做不同寻常的事情，往往会假称母后的诏令，威逼胁迫，用母后来掩饰自己的私欲。陛下是成年君主，应当自行处理政务。对皇太后孝顺就可以了，不必再烦劳皇太后操心外朝事务。今天濮王的事情由皇太后出面解决了。这个口子一开，麻烦就大了。以后万一有权臣假托皇太后的命令行其非常之事，恐怕会对皇帝不利。”这分明是在暗指宰相操弄权柄，威胁皇权了。
所有这些弹劾、批评宰相的奏章，英宗阅后，都转给了中书。别的奏章倒也罢了，范纯仁的这封却让韩琦感到了无比的心寒。范纯仁是谁？范仲淹（989～1052）的儿子！韩琦又是谁？范仲淹的同僚、战友加兄弟。他们曾经一起在陕西抗击党项人的侵扰，又曾经一起主持庆历新政。韩琦拿着范纯仁的奏章，对曾公亮、欧阳修、赵概说：“我跟希文，恩如兄弟，我一向把纯仁当自己的亲侄子，没想到，他竟然如此恶毒地攻击我！没想到啊！”
韩琦觉得匪夷所思的，从范纯仁的角度看来却很正常。范纯仁比司马光小八岁，正当四十，血气方刚，敢于坚持原则。想当年，他做知县的时候，境内有一块属于军方的牧地，士兵放马常常践踏老百姓的田地。宋朝军民分治，县太爷不敢惹当兵的，此类事件，之前时有发生，而知县大人通常都撒手闭眼，听之任之。范纯仁可不管这一套，立刻抓来为首的士兵按律惩处，结结实实打了一顿棍子。事情闹到中央，范纯仁据理力争，提出“募兵必须依靠农民来养活，体恤军人应当首先体恤农民”。最终，范纯仁赢了，这块牧地也划归地方政府管理。作为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在乎的是正义和真理。所以，当他上疏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跟父亲的朋友韩琦作对，在他看来，自己只是在纠正皇帝的过失、提醒皇帝警惕权臣乱政，尽管他所说的这个权臣的的确确指向了父亲的朋友韩琦。
到这个时候，濮王的父亲名义争夺战已经演变成了台谏官与宰相之间、或者说两代政治人之间的对峙。台谏官弹劾宰相奸邪，要求罢免宰相，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交出了御史台官的任命状，居家待罪，表示“甘与罪人同诛，耻与奸臣并进”。宰相则针锋相对，毫不退让，欧阳修说：“如果陛下认为我们有罪，那就应当挽留御史；如果认为我们无罪，那么，请陛下自行决定。”最终，英宗做出决定，免去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的御史职务，吕诲出知蕲州，范纯仁出知安州，吕大防出知休宁县。
在宰相和台谏官的对立中，英宗做出了选择，站在了宰相一边，宰相的态度更趋强硬。按照制度，御史台副长官解职，在诏书之外，还应当有正式的官诰，这封解职文书应由知制诰起草。而值班的知制诰韩维（1017～1098）与吕诲政见相同，宰相们担心韩维会拒绝起草吕诲的罢官文书，干脆违反制度，取消了解职文书这一环节，直接让人把罢官外任的敕书送到了吕诲家里。韩维强烈抗议，而宰相不予理睬。
司马光上疏英宗，为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申辩，祈求英宗收回成命，同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到了三月，三位出使契丹的台谏官同知谏院傅尧俞和侍御史赵鼎、赵瞻（1019～1090）回到开封，立即采取了与吕诲共进退的立场，居家待罪。最终，这三个人也遭到了罢职出京的处分。
当年一起上疏反对濮王称亲的七位台谏官员，六位罢官离京，唯一没有受到处分的就剩下了司马光一个。司马光奋起营救傅尧俞等人，连上四状，英宗均不予理会。这让司马光感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孤单与愤懑。九年之前，屈野河西地事件爆发，恩师庞籍以藏匿文书为代价保全了司马光，让他成为所有当事人中唯一没有受到处分的幸运儿。而司马光却觉得自己背弃了恩师和同僚，独自苟活，那种无以名状的道德耻辱感曾经折磨了司马光很久。如今九年过去，司马光更加成熟，而且这一次，他没有遭受处分只是因为偶然—英宗提前免去了他的谏官职位。所以，对司马来说，孤单与愤懑都不难克服。
最让司马光感到难过的，是朝廷风气、制度的隳坏。宰相用诈计逼迫太后出面促成濮王称亲，权势用卑鄙的手段战胜了正义。老一辈政治家在濮王名义问题上表现出极端的固执、蛮横与破坏性，他们亲手破坏了自己参与建立的台谏制度和谏诤传统：所有敢于唱反调的台谏统统被赶出了首都，而台谏的作用本来就是挑毛病、找问题，“唱反调”是台谏的本分。吕诲、傅尧俞他们被赶出去之后，在濮王名义上有过“正确”表态的人进入了台谏，而这样只会跟风的台谏官，你怎么能指望他们发现问题呢？！
宰相犯了严重错误，台谏官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他们太极端，太容易激动。在濮王名义的问题上无法说服宰相，便转而攻击宰相，对韩琦，对欧阳修，台谏官的攻击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这样的攻击，已经偏离了讨论的初衷，严重跑偏。对于这场濮王名义争夺战，南宋学者吕中的看法值得重视。他说，这本来是一场“不为苟同”的“君子之争”，“然台谏争之不得，气激词愤，遂诋为小人；而欧阳修不堪其忿，亦以群邪诋之。即一时之礼议，而遂诬其终身之大节”。台谏据理力争而不得，就把宰相诋毁为小人；宰相不胜其愤，就辱骂台谏官是奸邪。为了一时的礼义之争，就污蔑对方的终身名节！吕中认为，宰相与台谏之间相互攻击的恶习，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它直接影响了后来王安石变法时期的政治生态。
濮王名义之战，宰相与台谏官两败俱伤，宋朝政治风气严重受损。那么，这场战斗究竟有没有赢家呢？
我的同行冀小斌先生认为，英宗还是有所收获的。首先，他成功地为自己的父亲取得了“父亲”的称号，满足了私人感情的需要。第二，他在这场政争中练习了做皇帝的权术。本来，争论的标的是他父亲的称呼问题，但是，英宗却自始至终立于“仲裁人”的不败之地。他高高在上，看着宰相欺压台谏，台谏攻击宰相；他顺着宰相的意思，尊崇了父亲、罢免了台谏，又把台谏攻击宰相的奏札批转给宰相，警告他们切勿专权营私。最终，台谏被轰了出去，宰相虽然还在位，但是声望大损，变得容易控制。英宗的皇位便愈加牢靠。而司马光在英宗的帝王养成术中起到了引导教练的作用。
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但是，宰相与台谏两败俱伤之后，皇帝真的能成为赢家吗？宋朝政治中最宝贵的传统，就是台谏对宰相、对皇帝的监督批评纠错机制，这种机制的存在可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避免社会矛盾激化，从而保证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这种机制其实是相当脆弱的：台谏与皇帝有君臣之分，不可逾越；台谏跟宰相相比，是小官且无实权；台谏敢于抗衡皇帝、宰相的力量完全是精神性的，他们的武器是社会正义。正常情况下，皇帝对台谏必须尽力扶植，才能维持这个脆弱的纠错机制。而濮王名义一战，英宗默许、宰相赤膊上阵，破坏社会正义，驱赶台谏，台谏机构为之一空，纠错机制暂时瘫痪，纵然重建，又如何能恢复元气？没有了台谏的监督批评，宋朝的统治很容易陷入一边倒的危险境地。这对于皇帝来说，又有何好处可言？！
除此之外，濮王名义之争还导致了英宗的自我膨胀，他看透了宰相大臣的真实面貌，渐渐生出轻视之心来。英宗说：“我从前没当皇帝的时候，望着侍从大臣们，觉得他们都是天下之选，百里挑一。现在才知道不是这样的。”一个皇帝能自立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这个皇帝在骨子里轻视他赖以统治的宰相大臣，那绝不是社稷之福。
不管怎么说，英宗心情不错，他决心彻底结束濮王名义之争所带来的纷扰，“洗心自新”，从新开始，做一个负责任的好皇帝。三月，英宗发布诏书，“四海之内，狱讼冤烦，调役频冗，与夫鳏寡孤独死亡贫苦，甚可伤也。转运使、提点刑狱分行省察而矜恤之，利病大者悉以闻”。英宗的注意力终于从家事转向了国事。此时，距离他的亲政第一问“积弊甚众，何以裁救？”已经过去了将近两年。近两年的宝贵时光都浪费在了濮王名义这样的事情上。但是不管怎么说，英宗毕竟还是要“洗心自新”，裁救积弊了。进入五月，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开始推行：五月十五日，英宗下令中书将那些有章可循的常规琐细政务交由相关部门处理，只保留审批权，中书从此成为更加纯粹的议政兼决策机构，集中力量抓大事。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此举也可以理解为皇帝在削弱中书事权。十七日，英宗再下诏旨，规定每月初一、十五，中书、枢密院在南厅合署办公。六月十一日，宋朝出现了第一例因为绩效考评劣等降职的官员，论资排辈混年头升级的制度虽然没有取消，但考核变得更加严格。
司马光感到振奋，他仍然是专任经筵侍讲，英宗没有委派他任何重要职务，却给了他一项具体工作，编修“历代君臣事迹”，也就是接着他那八卷《通志》往下继续修通史。皇帝特批，允许司马光自选助手，朝廷开支俸禄，司马光的修史事业得到了皇帝支持，正式立项了！
一切看起来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即位四年，英宗先是被生理和心理的病痛纠缠，而后被尊崇生父的心结所占据，现在，他终于可以集中精力做一个好皇帝了，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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