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孟郊也会茫然失措，默认既不忍而辩解又不能，因为指责屈原面“有愠色”、情“积忧愁”的孟郊，与自己“沉忧独无极，尘泪互盈襟”（《病客吟》）的孟郊本来就是相互矛盾的。在孟郊的精神生活中，情与理远不是相互配合的手足兄弟，而是经常彼此拆台的对手和冤家。

        孟郊早年曾从名僧皎然游，后来又与不少僧人和道士交往，并同淡公、清远、悟空、献上人、无怀、智远等有诗唱和，愤激之余还扬言要去当隐士：“本末一相返，漂浮不还真。山野多馁士，市井无饥人。虎豹忌当道，麋鹿知藏身。奈何贪竞者，日与患害亲。颜貌岁岁改，利心朝朝新。孰知富生祸，取富不取贫。宝玉忌出璞，出璞先为尘。松柏忌出山，出山先为薪。君子隐石壁，道书为我邻。寝兴思其义，淡泊味始真。陶公自放归，尚平去有依。草木择地生，禽鸟顺性飞。”（《隐士》）“因思蜕骨人，化作飞桂仙。”（《终南山下作》）“愿逐神仙侣，飘然汗漫通。”（《游城南韩氏庄》）老来他还十分感伤地说：“自悲风雅老，恐被巴竹嗔。……始惊儒教误，渐与佛乘亲。”（《自惜》）行将就木了才开始惊觉儒教误身，因而和老妻一起读起佛经来：“垂老抱佛脚，教妻读黄经。”（《读经》）然而，他始终是个儒家信徒，在人生道路上跌碰了一生才“始惊儒教误”，这句诗本身就道出了他的主导思想。他和许多道士相过从，却认为神仙之事怪诞不经：“岂知黄庭客，仙骨生不成”（《伤哉行》），“蓬莱浮荡漾，非道相从难”（《送无怀道士游富春山水》），因神仙之事不合儒家之道，所以直接告诉道士“相从难”。对禅师更是敬而远之，《夏日谒智远禅师》一诗说：“吾师当几祖，说法云无空，禅心三界外，宴坐天地中。院静鬼神去，身与草木同。因知护王国，满钵盛毒龙。斗薮尘埃衣，谒师见真宗。何必千万劫，瞬息去樊笼。盛夏火为日，一堂十月风。不得为弟子，名姓挂儒宫。”他明白地告诉对方，不愿跟他一起参禅礼佛，自己已“名姓挂儒宫”了。

        的确，儒家思想是他安身立命的行为准则，他在《上常州卢使君书》中说：“道德仁义，天地之常也。将有人主张之乎。曰：贤人君子有其位言之，可以周天下而行也。无其位，则周身言之可也。”他更常常在诗中谈仁说义：“因冻死得食，杀风仍不休。以兵为仁义，仁义生刀头。刀头仁义腥，君子不可求”（《寒溪九首》之六），“尧圣不听汝，孔微亦有臣。谏书竟成章，古义终难陈”（《寒溪九首》之五）。他“无其位”自然不能将仁义“周天下而行”，但他多次表白要用它修身：“为于仁义得，未觉登陟劳。”（《立德新居十首》之四）他还声称要以仁义为指导自己创作的准绳：“驱驰竟何事，章句依深仁。”（《自商行谒复州卢使君虔》）刘言史《初下东周赠孟郊》也称赞孟郊的诗歌“修文返正风，刊字齐古经”。

        他甚至将儒家的某些思想推至极端，认为“君子耽古礼”应“如馋鱼吞钩”（《魏博田兴尚书听嫂之命不立非夫人诗》），他有少数诗像冬烘先生的枯燥说教。他有一首诗写被抛弃的女性，虽然也流露了对去妇的同情，但诗的重心不是控诉女性在社会中的不幸，却干巴巴地宣扬从一而终的古训：“君心匣中镜，一破不复全。妾心藕中丝，虽断犹牵连。安知御轮士，今日翻飞辕。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君听去鹤言，哀哀七丝弦。”（《去妇》）被清人选入《唐诗三百首》的《烈女操》更是陈腐可笑：

        这简直是宋代理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滥觞。张籍《赠孟郊》一诗恭维他说：“君生衰俗间，立身如礼经”，岂知这正好暴露了孟郊的迂腐僵硬。

        波澜不惊或心静如井水的这种和平中正，是他所企慕的一种最高精神境界，韩愈称他“杳然粹而清，可以镇浮燥”（《荐士》），这与其说是对孟郊人格的评价，毋宁说是道出了孟郊所追求的人生态度。屈原多次表白自己的才干和节操，“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感情更是忧愤无端，不断地指斥朝廷小人，常将自己的高尚反衬权奸的卑劣。这些在儒者眼中都有损温柔敦厚之旨和中正和平之情，有此汉儒把屈原当作“王泽竭”时的“变风变雅”，孟郊也非议屈原“骚文炫贞亮，体物情崎岖”，甚至把他说成是“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见前）。

        然而，孟郊在理性上推崇的东西，在情感上又拒斥甚至厌恶它，他的情与理经常处于分裂之中。他刚才还在攻击屈原有伤温柔敦厚，自陷于不忠不孝，转而又歌颂起屈原来：

        这首诗赞美的东西正是前首诗否定的东西，此刻他又从个性和体验着眼主张不平则鸣，强调直气和狂狷，只要直气不亏就是“入水死”又何所妨？对社会和人生的痛苦体验使他的感情愤激忧伤，诗的调子急促苦涩，并发誓说“愿于尧琯中，奏尽郁抑谣”（《晚雪吟》）。

        孟郊这种情与理的分裂，一方面说明儒家伦理和诗教在中唐社会的苍白，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中唐社会的病态。一个走向衰微和解体的社会，必然要搅乱它的精英分子精神上的平衡，造成他们灵魂或人格的分裂。那个“世道”不仅使孟郊这种恪守仁义道德的寒士在现实生活中吃尽了苦头，也使他的灵魂饱经磨难。他屡屡招来器量褊窄和气度拘促之诮，这些批评大体上也符合实际，孟郊的心胸的确算不上宽广，为人也够不上豁达，精神更谈不上平衡，要是将他与盛唐诗人相比这一点就更为明显。然而，病根仍植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时代，也就是他自己所谓的“天地气不足”（见前）。这种现象并不限于孟郊一人，中唐诗人一般都不具备盛唐诗人那种开阔的胸襟、傲岸的气势和健全的人格。

        盛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政治的开明、经济的繁荣和国力的强大，激起了一代士人对功名的狂热追求，他们对前途充满了乐观的憧憬，那时社会的理想和个人的追求也趋于一致，因而他们积极地内在于自己的时代，具有高度的现实献身精神和历史责任感，对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对自己的才能更为自负。浪漫豪放的李白自不必说，他认为自己是个无所不能的全才：“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还称自己“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就是富于现实感的杜甫也“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读一读“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 ，就不难感受他那目空一切的气势。因为他们把自己与社会同一起来，以拯世济时为已任，所以盛唐诗人眼界宏阔，胸怀博大。“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每个人都希望能进用于国家，连终身不仕的孟浩然也说“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王维也认为“圣代无隐者，英灵尽归来”。自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赍志以殁，有的举场失意，有的久沉下僚。不过，落第后最让他们难为情的是“耻作明时失路人”，最多也只委婉地叹息“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甚至落第了还认为时明主圣，只怨自己“时命不将明主合，布衣空染洛阳尘”，安慰落第者的诗歌也“反复曲折，使落第人绝无怨尤”。在盛唐几乎听不到晚唐落第者那种咬牙切齿的骂詈：“王门与侯门，待富不待贫”（孟郊，见前），“下弟子不耻，遗才人耻之”。盛唐人也有失意的纵声怒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表面上看它与孟郊的“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是说同一个东西，即人生的道路坎坷难行，但细读就能发现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前者认为现实社会毕竟大道通天，而我个人却命途多舛；后者则尖锐地指出“出门即有碍”，祸根就在于“天地”本来不宽——社会严重地压抑摧残了寒土。盛唐诗人精神平衡，不管个人是达是穷，他们照样昂扬开朗，生活得潇洒豁达，一点也不影响他们兴致浓厚地去品味生活，畅快地纵情山水。

        中唐社会江河日下，安史叛军赶走了唐玄宗，也惊醒了一代士人的美梦。乱后藩镇割据，权贵腐败，朝政日非，士人全无盛唐人那种时代的自豪感，几乎每个人都觉得生不逢时，于是人们开始与社会疏离，不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而是龟缩于自我的小天地之中。个体与社会分裂了，个体自身的精神结构也随之分裂。白居易是中唐最有社会责任感的诗人之一，口口声声喊着诗歌要为君、为民、为事、为物而作，但他的新乐府基本上是诗人理性观念的产物，从中可以看到诗人对社会的冷静的观察与思考，但见不到诗人个体的生命体验，在诗中见不到诗人自己的影子。再看看杜甫那些忧时念乱的诗歌，既是叹世同时也是忧生，时代和诗人相互同一和内在：“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待到白居易大写感伤诗或闲适诗时，他又使自己从社会中抽身而逃，“世事劳心非富贵，人生实事是欢娱”，“忘却人间事，似得枕上仙”。他的《琵琶行》与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题材相近，有人认为写法上也脱胎于杜甫，但二者所抒发的情感却大不相同。白通过流落寒江的琵琶女，大发“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表达自己对谪官流放的愤懑；杜则是抒写因见到昔日梨园弟子的剑器舞姿而引起的今昔盛衰之感，诗人至死都“不肯忘情于世”，诗“全是为开元天宝五十年治乱兴衰而发”，诗情富于巨大的历史深度，诗中情感与理性和谐均衡，个人悲剧与时代悲剧血肉相连。白居易那些凭理性写成的新乐府则缺乏个人的情感体验，而他的感伤诗、闲适诗又完全缩进了自我，理性与情感、个体与社会在白居易那儿是分裂的，难怪他缺乏杜甫那博大浑厚的气象。

        孟郊的这两种分裂更甚于白居易。科举对于盛唐文人来说，虽然有追求富贵利禄的一面，但更多是献身于社会和国家，是与“耻作明时失路人”联系在一起的；科举对于包括孟郊在内的中唐文人来说，则主要是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禄，主要是希望挤进上层社会，韩愈就坦率地说过艳羡那些“蒙采擢荐进”者的“光耀”。孟郊在《擢第后东归书怀献坐主吕侍郎》中赤裸裸地说：“松萝虽可居，青紫终当拾。”他在洛阳依郑余庆时，对在长安做太祝的张籍羡慕不已，因为在长安能见皇帝，即使见不到皇帝，听到天子的“辚辚”车声也是幸福的，“未见天子面，不如双盲人。……有时独斋心，仿佛梦称臣。梦中称臣言，觉后真埃尘。东京有眼富，不如西京无眼贫。西京无眼犹有耳，隔墙时闻天子车辚辚”（《寄张籍》）。孟郊的诗情真挚，他从来不故作恬淡。有一年寒食他在河南济源县，春游时忽而嫉妒起长安落花来：“长安落花飞上天，南风引至三殿前。可怜春物亦朝谒，唯我孤吟渭水边。”（《济源寒食七首》之五）落第与登科纯以个人的穷通为怀，所以落第后沮丧失望，登科后马上就得意忘形，因而显得偏狭而局促，生活态度也不可能豁达坦荡。

        作为一个服膺儒学的信徒，孟郊一生都迫切希望入世，但他的气质和个性又不合于那个社会，恪守儒家仁义道德而耻于逢迎。“行身践规矩，甘辱耻媚灶”，这样，他在现实世界屡屡碰得头破血流，这位希望入世的诗人又时时忘不了骂世：“人间少平地，森耸山岳多。拆辀不在道，覆舟不在河，须知一尺水，日夜增高波。叔孙毁仲尼，臧仓掩孟坷。兰艾不同香，自然难为和。”（《君子勿郁郁士有谤毁者作诗以赠之二首》之一）他精神生活中有一种强烈的迷古倾向，有时赞美“怀古风”（《劝善吟》）的少年，有时称扬“耽古礼”的君子（见前），他认为“古人结交而重义，今人结交而重利”（《伤时》），因而主张为人应该“忍古不失古，失古志易摧。失古剑亦折，失古琴亦哀。夫子失古泪，当时落漼漼。诗老失古心，至今寒皑皑。古骨无浊肉，古衣如藓苔。劝君勉忍古，忍古销尘埃”（《秋怀十五首》之十四）。韩愈在《孟生诗》中描述他说：“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神往古代是由于灰心于现实，美化先贤是为了针砭当世。可见，这位“古貌又古心”的诗人与那个社会是何其隔膜和疏远。

        孟郊的精神生活充满痛苦和矛盾：他明明知道自己与上层社会格格不入，却又要拼命挤进这个圈子；他的身心都胶执于当世，却又恶狠狠地咒骂它；他本来就厌恶官场的虚伪应酬，却又急于希望通过科举得到官场的承认和上层的接纳；他沉浸于社会却又不能与社会和解，说真的，他甚至自己就无法与自己和解，他整个一生就是一个凄苦而又矛盾的存在，所以他的诗歌中怒张多于和谐。

        盛唐诗人是盛唐那个伟大时代养育出来的心智健全的肖子，到唐朝开始走下坡路，并在各方面日益显露出来衰微的病态的时候，它在诗人精神上也失去了平衡，由父辈的雄强博大一变而为琐屑狭隘，由父辈的昂扬开朗一变而为内向退缩，于是精神也就显露出般般病态：轻俗、奇僻、苦涩、迂执、险怪……“在一个正在解体的社会中，它的成员的灵魂分裂是以各种不同的形态来表现的，因为这种分裂发生在行为、情感和生活的每一种方式里。”无论是逃避自己的时代还是内在于自己的时代，每个个体都是自己所处的时代的折光。孟郊精神生活中的分裂和痛苦，是中唐社会的病态在他精神上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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