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想到了退却，可是怎样退，才是体面的退法？退两步，把王陶降到他就任御史中丞之前的级别枢密直学士？还是退一步，把王陶从翰林学士改成翰林侍读学士，调到经筵给皇帝当家教？退两步，宰相府肯定更容易接受，可是神宗又明明舍不得王陶。神宗在权衡，在犹豫。他找来商量的人，正是司马光。

        

闭门听风雨

        以如此卑劣的手法攻击、驱逐大臣，是司马光一贯反对的，但是，他却没有上章替欧阳修说话。欧阳修知开封府时，他是开封府推官，欧阳修赏识他，推荐他，认为他是可以做宰辅的人。那么，为什么司马光在欧阳修的问题上采取了沉默态度？也许他是想说却不便说—司马光已经不是谏官，没有言责，而他出贡院的时候，两名向欧阳修泼脏水的台官已经受到处分，欧阳修是以身体原因自请退休体面下台的，再翻旧案，等于把欧阳修刚刚愈合的伤疤再度撕裂，所以，他不便说。当然，也许司马光根本就不想说，在濮王的尊崇问题上，他和欧阳修是两大对立阵营的议论领袖，就算激烈的争论不伤感情，但是宰相们挟权势放逐反对派—七名台谏六人遭处分外放，却是实质性的伤害，司马光焉能不感痛心？！如今欧阳修被他自己提拔的台官攻击诬蔑，正是自作自受！司马光惟有报以一声长叹！

        欧阳修是神宗亲政之后离开中央的第一位老臣。他于嘉祐五年（1060）出任枢密副使，六年升任参知政事，在中央领导岗位上共计八年。欧阳修才高志大、心胸豁达、光明磊落，“性直不避众怨”，他是勇于任事的，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一切东西，包括在“濮议”中支持英宗称呼濮王为父亲。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逼迫他离开中央的，竟然是这样一个卑鄙龌龊、且让人无从辩白的诬告。“敢辞一身劳，岂塞天下责？风波卒然起，祸患藏不测。”人事已尽，天命如此。欧阳修开始认真作归田之计，他为自己选择的归老之所，不是故乡吉州，而是颍州。知亳州是他主动申请的，原因就是亳州“去颍最近，便于营私”，他获得神宗的批准，在上任之前，先绕道回颍州，“修葺故居”。

        

开锁见是非

        就在神宗即位十七天之后，正月二十五日，司马光被任命为本届科举主考官。按照宋朝制度，科举考试的考官班底并无固定人选，每榜临时任命，而一旦任命公布，考官随即进入贡院封闭居住，直至发榜，以避免作弊。司马光被“关起来”了，这一关就关了将近两个月。神宗初政的很多事迹，司马光都是在贡院里听说的。

        “上马即知无返日，不须出塞始堪愁”，欧阳修心知，他的政治生命结束了。既然如此，他盼望获得自由，越早越好。在给老下属新知道州张器的赠别诗中，欧阳修预言说：“（阁下）三年解组来归日，吾已先耕颍水头。”到达亳州之后，欧阳修先后六次上表请求退休，而这一年，他刚刚六十一岁，距离正常退休年龄还有九年。然而神宗还需要他，四年之后（熙宁四年，1071），神宗终于批准了欧阳修的退休申请。欧阳修在颍州只享受了一年田园生活，便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六岁。

        四月间，新任御史中丞王陶（1020～1080）对宰相府发起了攻击。王陶攻击宰相的起因，是一个冠冕堂皇而又无关紧要的问题：宰相“常朝”是否“押班”？常朝就是我们普通人想象当中的早朝，皇帝在正衙殿—文德殿上正襟危坐，文武百官在下边行礼如仪、山呼万岁。所谓正衙殿，相当于大礼堂。照制度，宰相应当出席常朝，率领文武百官向皇帝行礼，这就叫“押班”。常朝的架势很大，但是没什么实际意义，早就变成了一个空架子，皇帝很少出席，宰相也基本上不露面。皇帝和宰相、近臣另有一套会面机制，在正衙殿以外的其他地方，通常是垂拱殿举行。可是，常朝也没有取消。每天一大早，应当参加常朝的官员，通常都是些没什么太要紧事的闲官儿，就到文德殿外边候着，皇帝则在垂拱殿接见宰相及其他重要官员、处理政务。通常情况下，政务商量完，时候也不早了，皇帝就会派个人到正衙殿去宣布“今日常朝取消”，然后，那帮闲官儿就散了。如今，王陶却提出来，宰相应当恢复常朝押班。王陶的报告是直接打给中书的，中书未予理会，于是，王陶再上一状，指出皇帝刚刚即位，不应废弛朝廷礼仪—礼仪问题开始具有政治意味了。中书还是不理。王陶于是第三次上疏，指责韩琦、曾公亮两位宰相有不臣之心—到此为至，无关紧要的礼义争论变成了对宰相的攻击。两位宰相上表待罪，以示抗议。而王陶则加大了攻击的力度，并且以辞职为筹码逼迫神宗做出选择。与此同时，韩琦开始请病假，以示抗议。

        贡院得闲，三位考官常常聊的，便是新皇帝。韩维、邵亢（1011～1071）都是神宗的东宫旧僚，废除驸马升行是邵亢的建议，韩维跟神宗的关系尤其近密，他最了解神宗的心思。神宗亲身经历了父亲与祖母（曹太后）的冷战，感受过宫中充满猜疑、危机重重的高压氛围。不管是从个人情感的角度，还是从朝廷政治的角度，神宗对于“濮议”、对于父亲的做法，都有所保留。即位之前，他无法改变父亲，只有努力做好自己，做曹太后的孝顺孙子。神宗的努力没有白费—老太太跟孙子的关系相当不错。现如今，神宗刚刚正式听政，就废除了“驸马升行”的陋习，可谓出手不凡。三人私底下猜测，接下来，对于“濮议”，神宗恐怕还会有大动作。当然，神宗不会推翻父亲的决定，但是，对于推动“濮议”、搅乱人心的宰执们，神宗恐怕就不会那么客气了。

        英宗的辞世并不突然。他的身体状况，从治平三年十月就开始急剧恶化，只不过在当时仍然处于高度保密状态，“近臣多不知也”。司马光就是不知道的。因此，他在十一月的时候还在劝说英宗不要接受群臣上尊号。尊号就是一串赞颂的词语，英宗的这一串是“体乾应历文武圣孝”。司马光说尊号不过是虚名，而眼下的形势实在应当检讨悔过，而不是歌功颂德。司马光的建议，英宗并未接受。

        司马光还听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传言。据说，神宗想要奖励蒋之奇，就是那个诬蔑欧阳修的御史。为什么要奖励这个小人呢？神宗对吴奎说：“蒋之奇敢言，而所言暧昧，既罪其妄，欲赏其敢。”也就是说“蒋之奇这个人敢说话—当然，他说的事情的确暧昧不清，他的造谣诬蔑行为已经受到了惩罚—我还是想奖励他的敢说话。”神宗想要奖励的，就是蒋之奇这种敢于攻击大臣的精神。这跟唐朝武则天鼓励告密有什么区别？此风一开，必定是秩序大乱。吴奎还算清醒，及时制止了神宗。然而这个话能传出来，已足以表明神宗的态度—他要清除“濮议”的负面影响，必然要整肃高层。欧阳修已去，韩琦也离去不远了。

        说到底，欧阳修下台，还是因为“濮议”。欧阳修下台之后，神宗新任命的参知政事是前任枢密使吴奎（1011～1068）。在有关濮王尊崇问题的大讨论过程中，枢密院一直置身事外。吴奎履新之后，神宗跟他谈的第一件事就是仁宗与英宗的关系，吴奎心领神会，当即表示“先帝（英宗）入继大统，天下欣然拥戴……实在是由于仁宗亲自选立先帝，过继为皇子……这是天大地大的恩德，绝不可忘，追尊濮王，其实牵涉私人恩德”。神宗表示完全同意，又说：“这都是让欧阳修误导的。”吴奎接口说：“在这件事情上，韩琦的做法也不得人心。韩琦多次推荐过我，对我有私恩。可是，天下公论如此，在陛下面前我不敢隐瞒。”

        

新皇帝的剑

        果然，三月二十四日，中央领导层出现了大变故—参知政事欧阳修罢政，出知亳州。而在两天之前科举发榜，司马光才出得贡院，重获“自由”。对于欧阳修的罢政，司马光并不感到太过惊讶，却在心里萌生出一层深刻的不安。早在锁院期间，他就听闻御史彭思永（1000～1071）、蒋之奇（1031～1104）对欧阳修的疯狂攻击—他们诬蔑欧阳修与长媳吴氏私通，以如此禽兽不如的恶行来诋毁大臣，却拿不出一点确实的证据，逼得极了，就说御史可以“风闻言事”、没有义务提供信息来源，到最后，实在无法抵赖了，竟然转而攻击大臣朋党专政！在司马光看来，用这样难以言说、无法辩白的隐私之事攻击大臣，是台谏官的大忌。尤其让司马光感到不齿的，是蒋之奇。此人在“濮议”的问题上违反公论、附和欧阳修，这才得到欧阳修的推荐，当上御史。神宗上台之后，他听风辨色，立刻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对欧阳修反戈一击。小人之行，唯利是从，反复无常，令人齿冷。而这就是英宗、韩琦、欧阳修他们在“濮议”之后提拔上来的台谏官！因为诬蔑大臣，彭思永和蒋之奇都受到了降职外放的处分。只是，人言可畏，经此一事，欧阳修在朝里也待不下去了。神宗对欧阳修的罢政处理得很客气，对外宣称的理由，是欧阳修因病主动请辞，去意坚决，神宗一再挽留不得，这才惜别老臣。欧阳修的级别也被提高到刑部尚书。

        这就是典型的司马光态度，他主张君主至上，强调皇帝的权威，但希望通过温和理性的方式来树立皇帝的权威。通过各方的妥协达成高层的和谐共治，这才是司马光理想的政治状态。自从“濮议”以来，宰相府与台谏官屡有冲突，而司马光一直是台谏官的领袖。尽管如此，司马光却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做台谏官这个小集团的代言人，当他开口说话、下笔写作的时候，他考虑的是皇帝—国家，是大宋王朝的整体利益。

        司马光的建议，让神宗感到非常不愉快。但是，不止司马光一个人主张神宗挽留吴奎，向老臣示好。最终，年轻的皇帝极不情愿地收回了吴奎罢政外放的文书，甚至还接受建议，给吴奎提了一级。然而，谁若以为神宗从此就甘心和他父亲英宗一样，继续让老臣们主导政局，那就太不了解这个二十岁的青年了。

        病中的英宗充满了紧迫感：他颁布法令，把科举考试的时间间隔从两年一次改成了每三年一次，从此之后，中国的科举就都以三年一次的频率举行，这是一个很合适的频率，“士得休息，官以不烦”。他跟欧阳修讨论人才问题，提出要重新充实馆阁，选拔儒学修养较高者，以改善人才的能力结构。对于西夏，他采纳韩琦的建议，采取了有原则而不姑息的态度。国事之外，英宗的家事也有大进展。十一月，他的长女徐国公主出嫁了—尽管是庶出公主，但毕竟是英宗夫妇头一次嫁女儿，高皇后和皇长子顼（即后来的神宗）亲自送公主过门，皇后第二天才回宫，好生的繁华热闹。只可惜，权力荣誉、责任理想和富贵繁华，都无法挽留生命。英宗的生命一点一滴，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亡。在经历了濮王府老十三、“备胎皇子”、病狂皇帝、濮王孝子的种种起落、纠结、颠沛之后，英宗的生命之船即将告别此岸，抵达永恒之港。

        第二件是神宗废除了“驸马升行”制度。驸马爷升一辈儿，做自己爷爷的儿子、父亲的兄弟，这就叫“驸马升行”。“驸马升行”可以避免公主殿下纡尊降贵向公公婆婆行大礼。这种用现实权势扭曲人伦秩序的做法，尽管匪夷所思，倒也事出有因—本朝的第一个皇帝太祖跟第二个皇帝太宗是亲兄弟，兄弟俩相差十二岁，他们的女儿辈分相同而年龄差距极大，能够嫁到的丈夫根本就不是一辈人。因此，为了保证太宗公主与太祖公主伦理地位的平等，就只好改变驸马爷的辈分。“驸马升行”，极尽荒唐，然而此事却从未见礼官台谏批评过。按照神宗的诏书，废除驸马升行，是英宗的遗愿。诏书说，英宗曾经提起这件事，觉得愤愤不平，认为“怎么可以因为富贵的缘故，扭曲人伦长幼之序”呢？这番话神宗代父立言、以英宗的口吻说出来，简直有一石三鸟的功效。第一，替英宗挽回了面子，表达了英宗对伦理秩序的原则性尊重；第二，顺带批评、讽刺了包括司马光在内的侍从礼官—皇帝要叫生父一声爹，你们反对；可是公主把公公婆婆当哥哥嫂子，你们却视而不见？这是实情，司马光只有感到惭愧。第三，更重要的是，表明了神宗拨乱反正、维护伦理秩序的态度。这让司马光感到欣慰。

        新皇帝赵顼手上有三样东西：通常只属于二十岁的雄心壮志，与二十岁年纪不相称的无边权力，以及父亲留下烂摊子。“古者二十而冠”，二十岁行成年礼，正式成为完全的社会人。进入社会之前的雄心壮志，几乎人人有过。它在二十岁以前得到培植，不断壮大，在二十岁时抵达峰值，入社会之后，雄心壮志在与现实的碰撞中不断调整、衰减，我们认识不足、看到差距、探测边界，长大、成熟。赵顼的二十岁是一样的，更是不一样的—他是皇帝，有着天下最大的权力。权力最大，责任也最大。而神宗接手的大宋朝廷，情况实在不容乐观。英宗留下的这个烂摊子，首当其冲的是两个问题：第一是中央财政状况的继续恶化，第二是人心乱了，把人心搅乱的，正是濮王的尊崇问题。二十岁的年纪，无边的权力，积弊丛生的天下，神宗将如何处置？

        

故物新枝

        三十六岁的英宗赍志而殁，二十岁的神宗即位。青春的血液在年轻皇帝的身体奔涌，他要开疆拓土、制礼作乐，做一个像尧舜一样伟大的君主，以此来为父亲和血统正名。聪明的皇帝当然知道时机未到—首先，他必须学习操控这无边的权力；而祖宗法度和财政困难这两条绳索，一虚一实，一软一硬，也在束缚着他的手脚。王安石的理财方针赢得了神宗的倾心相许，也遭到了主流舆论的强烈反对。除了财政，司马光与王安石还在司法领域发生了激烈交锋。这场交锋展示了神宗初年北宋朝廷的包容大度、士大夫思想的自由活跃，以及传统中国司法解释的进步，活力无限，仿佛回到了仁宗中期。

        有两件事很让司马光感慨。第一件是年轻皇帝对待财政问题的务实态度。国家财政本就吃紧，“四年之内，两遭大故”，连续为仁宗和英宗两个皇帝操办丧事，如何能够不拮据！财政部门给神宗的建议很实在，“不以小啬为无益而弗为，不以小费为无伤而不节”—不要因为小节约省不下多少钱就不干，不要因为小开支花不了多少钱就不省。宰相韩琦提出，英宗皇帝给近臣的遗爱赏赐，“才足将意便可”，心意到了就好。而神宗，则没有一点扭捏就承认了“公私困竭”的现状，削减了英宗的皇陵预算规模和遗爱赏赐额度。他还为父亲当年在仁宗丧事上的大手大脚做了解释，说：“仁宗的丧事，先帝是过继之子，要避嫌疑，所以不敢裁减，那么，现在就没那些顾虑了—该裁的裁，该省的省。”神宗的表现，让司马光感到踏实。

        见此情景，司马光建议神宗主动收回成命，把吴奎留在宰相府。这样做，虽然有朝令夕改的嫌疑，但总比将错就错要强。而且，借着对吴奎的一放一收，还可以展示皇帝的独断之权：贬斥吴奎，是因为他违反诏令，冒犯皇帝的威严；最终决定把吴奎留在政府，则是嘉许他的质朴直率。

        神宗接受了司马光的建议，但是，吴奎却不肯让步。神宗一怒之下，决定把王陶和吴奎两个人同时外放，王陶以枢密直学士知陈州，吴奎以资政殿学士知青州。命令颁布下去，神宗心里郁积的恶气出来，舒坦了。可是，开封城的大小衙门里却炸了锅。舆论一边倒地感慨或者说指责新皇帝偏袒东宫旧人，对老臣刻薄寡恩。舆论不能减少皇帝的权力，却会贬损皇帝的威望；更糟糕的是，皇帝可能会因此丧失宰相府的支持，造成政局的动荡。神宗终归还是缺乏经验，他太年轻了！

        治平四年（1067）正月初八，英宗撒手尘寰，得年三十六岁，在位三年零九个月，刨除曹太后垂帘的一年零一个月，亲政时间两年零八个月，而在这两年零八个月当中，有关濮王尊崇问题的大讨论就占据了近两年的宝贵时光。在私人感情与伦理大义之间，英宗终归还是做不到司马光所要求的纯粹的克己复礼，他想要做的是先利己、后复礼—“就这一次”，先满足私人感情，以后一定认认真真地做一个遵守礼制的好皇帝。“就这一次”，这样的念头、这样的做法，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过。只不过，皇帝“就这一次”的社会成本太高、太高了。

        而这样恶毒的文字，作为受攻击一方的韩琦竟然目睹了。把王陶的弹章转给韩琦的，正是神宗本人。这也是中国皇帝常用的做法，给你看，看你怎么办？韩琦的回答非常简洁：“我不是跋扈的人，陛下派一个小宦官来，就可以把我绑了去。”韩琦所言确是实情，神宗为之动容。退一步想想，英宗能上台，他自己能当上皇帝，又多亏了谁呢？又何必为了一点小事跟宰相们闹到这般剑拔弩张、乌烟瘴气。

        年轻的神宗感到了压力。为了平息老臣的愤怒，他打算把王陶从御史中丞调任翰林学士，让闰三月底刚刚就任翰林学士的司马光接任御史中丞。在离开谏院一年零六个月之后，司马光再度进入台谏官群体，并且成为御史台的领导者。在这种激烈对抗的形势之下接任御史中丞，一般人会畏缩，而司马光则以为义不容辞，只是，他提出了一个条件：等宰相押班然后正式接受任命。这是对礼义的尊重，而尊重礼义就是尊重皇帝。

        新时代终将到来，只是，这新时代却注定与英宗无关。

        让神宗没有想到的是，宰相府对他的处置并不买账。王陶的翰林学士任命被宰相府拦截了。王陶做御史中丞之前是枢密直学士，现在改成翰林学士，这哪里是惩罚，分明是奖赏！参知政事吴奎上疏，批评王陶仗着是皇帝的东宫旧臣，罗织罪名，处心积虑，陷害大臣，吴奎甚至还言辞激烈地提醒神宗不要做昏君，以免取笑于后世。吴奎说：“不处分王陶，陛下就没有资格要求内外大臣为国尽忠！”这样一篇奏疏递上去，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吴奎当然知道，他在提交奏疏之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称病不出，请求罢政，以实际行动继续向神宗示威。

        按照计划，皇太子的册封典礼应当在正月十九举行。只是英宗根本就没有等到那个时候，而赵顼，则跳过皇太子册封大典，直接做了皇帝。治平四年正月初八（1067年1月25日），二十岁的赵顼继承皇位，史称宋神宗。

        那么，皇帝就能够为所欲为、心想事成吗？当上皇帝并不等于具备了掌控一切的能力，国家机器如此庞大，皇帝必须依靠宰相大臣来治理天下，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各种政治势力盘根错节，即使手握皇权，也须谨慎行事。皇帝有玉玺，老臣有势力、威望、经验和手腕。皇帝也是要在与各种势力的周旋中求发展的。想要在短时间内摆脱韩琦等一干老臣的影响，谈何容易？

        很多人私底下猜测，王陶是想把韩琦赶走，为自己进入中央领导岗位做铺垫。但是，这种分析，韩琦方面至少是不能完全接受的。仅凭一个王陶哪有这个胆量？让王陶如此“敢说话”的，只怕正是神宗本人。这两个人的关系实在非同一般，王陶是神宗非常信任的东宫旧臣。神宗刚上台，由于担心英宗陵墓预算超标，曾经想把王陶派到洛阳去替自己盯守，后来又担心身边力量不足，临时变卦把王陶留在了开封。王陶就是新皇帝的剑，新发于硎，锋芒毕露。这样想来，宰相大臣们是不能不感到寒心的。

        盛怒之下，神宗把吴奎的奏疏转给了王陶。王陶随即上章，弹劾吴奎依附宰相欺罔天子，有六大罪状；又旧事重提，指责韩琦当年违背正义、打击台谏、极力尊崇濮王是为了保全自己的位子，韩琦是自私的，而英宗是无辜的，“后来追悔不已，可是因为韩琦掣肘，不敢改变，以至忧郁成疾，抱憾而死”。这实在是极其恶毒的攻击。

        此事非同小可，它关系到皇帝的威望、宰相的面子以及高层的团结。司马光当时没有作答，而是回家想了整整一宿，第二天，他书面向神宗建议“还（王）陶未作御史中丞时旧职”，也就是枢密直学士。司马光说：“翰林侍读学士跟翰林学士级别基本相同，给王陶这个头衔，恐怕吴奎未必肯结束抗议，起来上班。陛下刚刚即位，欧阳修就外放了，很多大臣都感到不安。吴奎一向有质朴直率的名声，万一因为这件事闹起来，出现更过分的举动，到时候陛下的处境会更困难：如果陛下立即罢免吴奎，则会让士大夫深失所望；而如果陛下反复劝谕吴奎都不肯罢休，则会进一步损害陛下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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