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晚愁云合

        熙宁三年（1070）十一月二日，司马光拜别神宗，第二天，他便带着张夫人、儿子司马康和简单的家当离开了开封，前往古长安上任。从开封向西进入陕西境内，一路之上，迎面而来的，都是拖儿带女背井离乡的逃荒人。司马光下马询问，人们告诉他：“今年夏天遭遇大旱，庄稼都干死了。黄河、渭河以北，颗粒无收，唯独终南山下那一小片，还略有收成。秋天又下起连阴雨，一个月都不见晴天。庄稼看着是结了穗，可都是瘪的，根本就不出米；就算有米的，也都是又细又黑，当不得粮食。一斗谷子，舂簸之后，也就出三四升的小米。谷价飞涨，朝廷连年征调，谁家也没有存粮，本地已经没有办法互相救济了。只好往东来洛阳，向南去襄州、邓州、商州、虢州讨生活，要么给当地人做佃客打零工，要么上山烧炭砍柴，要么干脆乞讨偷盗，只求活命。”

        张夫人在车里听着，已然是泪流满面，司马光却是欲哭无泪。面对这样的局面，“国家唯一应该做的，是镇之以静，减少乃至停止大规模的活动，以减少开支”，只有这样，才能减轻百姓负担，减少流亡。“苟或不然，国家即使是（口口声声）要减轻租税、宽限欠债”。又怎么可能呢？

        十一月十四日，司马光抵达长安。下车伊始，还没来得及喝一杯热茶，便被宣抚司铺天盖地的命令所包围：命令陕西义勇分作四批，轮番发往缘边戍守；命令在当地驻军中选拔精锐之士，同时面向社会招募敢死队员，以备奇兵；命令各州制作干粮、布袋、推车，以备运送军粮……所有这些命令，全都指向战争。长安城里人心惶惶，流言漫天。不是流言，这是明摆着的呀，朝廷要对西夏人动真格的了。要不然怎么会派一个副宰相亲自到延安坐镇指挥呢？！

        “对吧？大人，您从皇帝身边来，是不是真的要开战了呀？”

        面对下属小心翼翼的试探，司马光脸色铁青，眉头紧锁，双唇紧闭。他所担心的事情似乎正在一步一步变成现实。究竟会不会有一场大战呢？临行之时，神宗给司马光的当面指示，是“谨严守备”和“坚壁清野”，以守为主，不要主动出战。可是看陕西这情形，尤其是宣抚司的动静，却分明是磨刀霍霍，准备大干一场的架势。他临去三札的第二札便是请求不要调发陕西的义勇（民兵）去守边，可是，宣抚司却已经下令义勇轮番戍边。庆历年间的悲剧在重演。朝廷今天能把民兵调去守边，明天就能把民兵变成军人。陕西老百姓的日子已经如此艰难，万一战争爆发，他们又拿什么来支持军需呢？

        永兴军衙门有一座“见山楼”，“见山”二字盖取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意，登之可以远眺南山，舒心适意。司马光到任十日，才略有闲暇，可以登楼一观，然而“岁晚愁云合，登楼不见山”，眼中所见即心中所想，司马光的心中，也是愁云四合，不见南山。

        司马光试图拼将一搏，抵制宣抚司那些急于星火的命令。他决定首先拿制作干粮的命令开刀。相较于征发义勇戍边的命令，这是小事，也是大事。粮食关系人命。官仓里的存粮已经不多，眼下救灾需要发放一批。到明年春天，还需要一批，才能让那些贫困户喝上粥，保住命，地里的庄稼也才能有人种。既然朝廷并没有下令开战，那么干粮就不是急需物资。干粮造出来，一时半会用不上，就会发霉变质成为废物。眼前的人命比想象中的战事更重要，陕西人的日子还要过，地还要种。顶着巨大的压力，司马光下令，暂不执行宣抚司制作干粮的命令，同时，他又向宣抚司打报告，请求取消干粮制备命令。

        

冲撞青苗法

        在永兴军的每一天，司马光的内心都在经历着痛苦煎熬。他努力用自己瘦弱的身躯抵挡着来自上面、来自开封的压力，想要多为永兴军百姓争一点活命的粮，可是，上面却一点松动、改变的意思也没有。司马光心里很清楚，他改变不了任何东西。神宗和王安石想要做的事，他在开封无法改变，到了长安就更是鞭长莫及，影响乏力了。然而，为了永兴军的老百姓，他愿意拼上自己的政治前途。大不了像范镇一样提前退休，没什么了不起。

        自从接任知永兴军，司马光就拿自己的政治生命跟神宗—王安石的政策碰撞，最终，他撞到了王安石视为红线的青苗法。青苗法标榜的是以政府提供的低息贷款取代民间高利贷，帮助农民度荒。但是，根据当时人的观察，青苗法的贷款利息从来就不低，而且在实践当中，它以国家政权为后盾强制推行、强制回收，借款者根本就没有“不借”的自由，更没有“不还”的胆量。韩琦早就断言，青苗法就是政府的敛财工具。司马光从一开始就反对青苗法，他离开开封之前，曾经向神宗请求把永兴军作为特区，免于推行青苗法和后来兴起的免役法，“让陕西老百姓专心为陛下的国家供奉边防”，可是这个卑微的请求却并未获准。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十一日，王安石升任宰相，二十二日，朝廷颁布诏令，正式推行免役法。熙宁四年正月，当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候，作为永兴军的地方长官，司马光的面前出现了一道难题：催收青苗钱。

        青苗钱是一年两次发放和回收：春散夏敛，春天发一次，夏天回收；夏散秋敛，夏天发一次，秋天回收。它的利息明文规定是不能超过二分的。但是，这不是全年利率，而是从春天到夏天、从夏天到秋天的利率，所以，它真实的利率水平不是20%，而是40%甚至更高。为什么会更高呢？制定青苗法的人数学学很好，只可惜良心不好。青苗法是以实物（粮食）形式发放和回收的，但不是借什么还什么。夏天借小米1石，到秋天还小米1石2斗。这是借什么还什么。青苗法不行，借什么，还什么，都是官府说了算。官府说，借小米要还谷子。怎么还呢？算一算谷子的出米率？把出米率加上？也不行。官府说，要这样算：小米1石计价75文钱，谷子1石计价25文钱。夏天借小米1石等于75文钱，也就是3石谷子，秋天要还本钱3石谷子加利息6斗谷子，总计3石6斗谷子。讨价还价？门儿都没有。你想说官府借出来的都是官仓的陈粮，我们还回去的是簇新喷香的新谷？想都别想！

        大正月里，从初一开始，司马光一共上了五道奏状，有两道是说青苗法的。一道请求把青苗法里的算计拿开，借什么还什么，借1石的米还1石2斗。如此，“细民犹不至穷困，官中取利虽薄，亦不减二分元数”。在政府与小民之间，司马光想要达成一个可持续的平衡，让王安石所主导的政府稍稍向后退一步，给已经遭受凶荒、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下层老百姓留一条活路。司马光的另一道奏状，则希望能暂缓追缴青苗欠款。青苗法推行已经一年多，经历了两次放贷，也应该有两次回收。可是，熙宁三年是个什么年成呢？夏天大旱、秋天淫雨，夏粮绝收，秋粮严重欠收，老百姓拿什么还这样高息的贷款？

        还不上，怎么办？按照中央规定，受灾严重地区，春季的青苗借款，如果夏季无法偿还，可以拖延至秋季，但是，到秋季就绝不能再拖了，“不得将两次灾伤重叠倚阁”，必须还。这是一条死命令，由开封主管经济的司农寺下发到各地主管青苗法的常平司，再由常平司下发到各州府。可是拿什么来还呢？已经有那么多还不起的出去逃荒了，还想再逼走更多的人吗？

        司马光直接给皇帝上书，为小民求情：

        朝廷散发青苗钱，本来是为了救济穷困缺粮的百姓……让他们能生存下去，而不是想要乘人之危，规求利息的。……（司农寺的这项规定）我私下里揣度，恐怕它不符合陛下青苗法令的初衷。（陛下试想，）一次受灾，民间还有一点旧积蓄，不至于太困难，而朝廷还允许他们暂缓缴纳青苗钱。哪有说连着遭遇两次灾害，老百姓的日子变得更艰难了，朝廷却要催着他们还债的呢？旧有存粮都已吃完，新谷又没有收成，你让他们拿什么来还呢？（陛下再想，）各州各县看见司农寺有这样严厉的指示，必定是不问老百姓有没有，就尽力督促，严加科责，那让老百姓靠什么生活？我想，朝廷是百姓的父，必定不肯如此……

        司马光以己度人，想象他的皇帝一定不会同意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所以，他告诉神宗，他已经下令下属八个受灾最严重的州，按照百姓受灾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追缴青苗钱，不必执行司农寺的追债命令。

        这封报告，司马光一式两份，一份让人快马加鞭送去开封，一份提交陕西常平司。结果怎么样呢？

        不久，司马光得到了圣旨：“命令陕西常平司疾速关牒永兴军，本路州军必须认真执行司农寺的催缴命令，一切按规定执行。不得执行司马光所下命令，以致耽误百姓及时缴纳青苗钱。”

        接到圣旨的第二天，司马光就递交了请求到洛阳出任闲职的报告。这一次，开封很快就批下来了。四月，司马光离开长安，前往洛阳。

        司马光在长安，熙宁三年十一月来，熙宁四年四月走，前后不到六个月。“恬然如一梦，分竹守长安。去日冰犹壮，归时花未阑。风光经目少，惠爱及民难。可惜终南色，临行子细看。”“惠爱及民难”，是司马光最大的遗憾。能做的，他都已经努力做了，可是仍然抗不得开封，救不得百姓。此番告别长安，比之半年之前离开开封，他的心里有更多的不舍与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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