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皇太后的德政
高太皇太后垂帘以来的政策，让生活在天子脚下的开封人感到了兴奋与喜悦。让开封人拍手称快的，是三项德政：第一，取消京城内的“诇逻之卒”。“诇”的意思是密告、侦查、探听，“诇逻之卒”就是特务。他们在街头巷尾偷听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聊、夜半三更的磨牙呓语，从中搜讨、捕捉不满的声音，嗅探反对的味道。第二，叫停了城池加固工程，把服役的老百姓放回了家。第三，停止了部分宫廷奢侈品的制作。这三项德政，均发生在三月二十二日司马光进京之前。
司马光离京之后，又有几项新政策相继出台，其中之一是斥退行为不端的宦官。熟知《水浒》故事的人都知道徽宗用童贯掌兵，是北宋破国的重要原因，殊不知，这根子却在他的父亲大人—神宗这里。神宗后期，在西北战场上最得神宗信任依赖的，其实是宦官。宦官是唯一可以在宫内宫外自由出入的人物，太皇太后以女子而掌大政，宦官是不得不依靠的力量。然而，越是如此，就越要格外约束宦官。这一点，高太皇太后最终做到了。这是后话。还有一项新政值得一提，那便是取消了政府对于某些商品的垄断，恢复自由经营。神宗朝实行市易法、免行法，名义上打击大商人的垄断经营，实际上是取而代之，政府跳到前台来直接经商，一手买一手卖，以国家权力为后盾，说一不二。许多中小商人因此破产失业，开封城也被搞得市井萧条。
以上新政主要针对的是首都开封。如同春雨过后必然草长莺飞，政策一旦松绑，困顿了许久的小商小贩便迫不及待地恢复了营业。摆摊售货的，提瓶卖茶的，一时之间，各种店面摊贩布满了御街两旁的商业区。傍晚，高太皇太后登上宣德门，望着宽阔御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流，心中感到无比欣慰。堂堂首善之区，天子的立足之地，与民结怨如此深重，实在是自毁长城。
太皇太后还做了一桩大快人心事，这件事情，不止开封人跳起脚来叫好，消息传到京东（今山东），京东人家家都放了炮仗，热闹得像过年一样。这桩大快人心事，便是处分吴居厚（1039～1114）。
吴居厚是谁？神宗亲自树立的理财能臣。吴居厚有多能？他担任京东路的转运副使三年，别的不说，单只酒税一项，比常规额度增加了175.9万缗，而他前任的业绩是什么？亏损21万缗！别人连正常额度都收不齐，吴居厚却有本事多收175.9万，上下相差196.9万。这是什么业绩？什么水平？神宗亲笔批示：
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理财能臣，以一人之力，一路之大，竟然扭转了整个国家的财政困境，真真是理财能臣第一名！吴居厚理财，“无黩乎上”是毫无问题的，问题是，他真的做到了“不扰乎下”吗？如果此言不虚，那分明是王安石“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现实版和升级版。可是，神宗所言果然不虚吗？
神宗御笔批示表彰吴居厚，是在两年之前的元丰六年（1083）。现如今，刚刚两年过去，京东就出了一伙强盗，规模多达几千人，这些人的口号是什么？要把“掊克吏吴居厚”扔进冶铁炉里烧死。什么叫“掊克吏”？就是搜刮民财的坏官。他们为什么要把吴居厚扔进炼铁炉里烧死？因为吴居厚发明出一种理财的好办法，官府铸造铁锅，逼着老百姓买，四口之家买一口，五口之家买两口，按户摊派，不得不买。吴居厚的冶铁炉日日夜夜烧着，铸出了锅，铸成了钱，铸成了恨。走投无路的老百姓只得揭竿而起。吴居厚事先感觉风声不对，提前溜走，躲过了京东百姓的复仇。
太皇太后上台之后，借着老百姓造反的事机，有御史勇敢地揭发了吴居厚。这个神宗亲自树立的理财能臣，剥去华丽的光环，露出狰狞的面目，遭到了贬官处分，并且被一贬再贬。耐人寻味的是，就是这个吴居厚，在哲宗亲政之后被重新起用，担任和州地方长官的时候，却创立了一种官营慈善医疗机构—将理院，免费提供医药，救死扶伤，全活数百人。吴居厚的将理院，后来成为宋朝中央创立安济坊的雏形。吴居厚是“能吏”，这一点毫无问题。“能吏”之“能”，指的是超强的行政能力，特别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行政能力本身，是没有道德指向的，可以之行善，亦可以之作恶。神宗时代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单方面追求中央财政收入的增加—这才是滋养“掊克吏”的沃土。
处置吴居厚，自然是大快人心。把劣迹突出的个别官员抓出来处分示众，这是相对简单的事情。它并不能完全否定、动摇神宗时代的路线方针。关于吴居厚的行为，司马光可以认为这是神宗时代政治路线的恶，“上有所好，下必从之”；那些新法的拥护者也可以认为这是吴居厚个人的恶，是他没能正确领会、执行中央政策，是吴居厚辜负了神宗的信任！
蔡确重申神宗路线
果然，就在吴居厚被处分三天之后，四月十一日，朝廷颁布了这样一则诏书：
先帝君临天下十九年，建立路线政策以润泽天下。而某些有关部门或者奉行失当，对社会造成烦扰；或者执行不力，浮皮潦草，不能把先帝的惠爱实实在在地传递给老百姓。中央及地方各级各类部门，必须齐心协力，奉行先帝政令，努力完成先帝惠爱百姓、安抚庶民的遗愿。
诏书的态度非常明确，先帝的路线方针没有错，错的只是某些部门、某些人的个别做法。先帝路线也就是王安石路线，必须坚持到底。这则诏书所传达的，当然不可能是太皇太后的旨意。太皇太后在帘子后面、在宫殿里面，前面的朝廷、政府在宰相的控制之中。当时的两位宰相，首相王珪奉命担任大行皇帝的山陵使，在巩县皇陵监工；次相蔡确主持大局。诏书所反映的，正是蔡确所代表的王安石一派的主张。四月十七日，同属新党的河东经略使吕惠卿对西夏发动了一次主动进攻，“破六砦，斩首六百余级”。这显然也不是高太皇太后想要的。
高太皇太后亟需政治主张相同的大臣在前台主持政局，对抗蔡确。四月十四日，在太皇太后的坚持下，朝廷发布了两项任命，任命知扬州吕公著兼侍读，任命司马光知陈州。用吕公著给小皇帝当老师，是先帝的意思。蔡确当然不能拦阻。司马光闲居已久，太皇太后坚持请他出山知陈州，蔡确也无法坚决反对。可是，蔡确心里明白，知陈州绝不可能是太皇太后对司马光的最终安排。司马相公，只怕是呼之欲出了！
司马光再乞开言路
而司马光最关心的，仍然是开言路。三月三十日，他上《乞开言路状》，再度重申开放批评的重要性，建议朝廷“明下诏书，广开言路”。第一，在交通便利、人员密集的地方张榜告示，允许所有人—包括官员和百姓尽情极言。第二，所有批评文字一应“实封”，外地的由地方政府负责及时上报，但是地方政府不得审查，更不得要求上书人交出副本；在京的则由登闻检院、登闻鼓院负责接收。第三，必须申明言者无罪的态度。意见建议合情合理，立即施行，对建言者加以提拔；其次，取长舍短；纵然一无是处，也不加罪责。
司马光的建议，太皇太后欣然首肯，可是当太皇太后旨意通过宰相蔡确传达到朝堂之上，成为行政命令时，却大大缩水了。四月上旬，第一份求言诏书颁出，它没有面向全国、全体官民人等，而是仅仅在朝堂之上、面向部分中央官员开放。太皇太后心里着急，却也无法可设。司马光得知消息，心情焦虑。四月二十一日，司马光在洛阳亲书奏札，第三次强调求言的迫切性。然而，“无巧不成书”的是，就在同一天的开封，朝堂之上，却有两位中级官员因言获罪。
受到处分的官员是太府少卿宋彭年和水部员外郎王谔，处分他们的原因，是“非本职而言”，对于职责范围之外的事务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宋彭年建议“首都的禁军高级将领应当满编制”，以储备高级军事将领。王谔建议在太学增置《春秋》学博士，以便学生学习《春秋》。的确，将帅人才不是太府少卿该管的；学术教育也不是水利局的事儿。但是，他们所提的，究竟是不是真问题？司马光认为，宋彭年的建议属于“不识事体”，老生常谈，无关痛痒。而王谔的建议却抓住了宋朝学术思想建设当中一个不小的问题。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科举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便是将《春秋》踢出了官学和科举的考场。儒家六经，《诗》《礼》《乐》《易》《春秋》，《乐》经散亡，剩下的五经一直是天下读书人的必读、必考书。王安石对《春秋》经的态度，究竟是蛮横无礼的抛弃，还是理性思考后的放弃，可以讨论。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到王安石这里，《春秋》经以及所有与这部经书相关联的著述、学问都被驱离了官方的主流知识体系，出现了瓦解消散的迹象。“考什么就学什么”，这句话放之四海而皆准，揆之古今都成立。谁控制了考试内容，谁就控制了考生的知识结构，进而控制他们的思想。王谔提出让《春秋》经重返科举考场，当然会让蔡确们感到紧张，“罚铜三十斤”只是小惩大诫，相比之下，宋彭年更像是受了牵连陪绑的。
如果是实际存在的真问题，为什么不可以说？蔡确所掌控的朝廷给出的解释很简单：因为这不是你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对职责范围之外的事情发表批评，宋朝的专有名词，叫做“越职言事”。禁止“越职言事”，就是要让人闭嘴，把士大夫的言论限定在职务的框架之内，让官员成为不能思考的办事工具。本朝有过禁言的先例。仁宗皇帝时，因批评宰相吕夷简，范仲淹等人被贬官外放，朝廷同时下令禁止“越职言事”。然而，真正的士大夫，“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念兹在兹的是天下国家，他们的忧患关怀，又岂可以一职一位、一时一事束缚牢笼？勇敢的批评者前仆后继，最终，仁宗朝的“越职言事”禁令被取消，只存在了短短四年。
自从王安石当政以来，打着“一道德”的旗号压制异论，到如今十八年了。十八年间，范仲淹时代那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士大夫风骨，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浩然正气，已被消磨殆尽。官员们习惯了把苟且偷生当作生存智慧，把危言正论当作狂妄自大。好不容易有个敢说话的出来，却遭此当头棒喝。这哪里是求言诏？分明是禁言令！
不许人说话，对谁有好处？对掌权的大臣有好处，他们可以任凭自己的好恶作威作福，却不会受到任何批评；对那些毫无关怀的小臣有好处，他们可以把国家朝廷百姓放在一边，只管巴结上司，闷声发大财。可是最后的结果要谁来承受？是皇帝国家，是列祖列宗留下的江山社稷，“民怨于下而不闻，国家阽危而不知，于陛下有何利哉？！”
一个言路堵塞，拒绝批评的国家，就像是一个人闭着眼睛、捂着耳朵，赤足狂奔，前路多荆棘险阻，能不受伤害吗？司马光痛心疾首。
“必罚无赦”假求言
在愤怒之中，司马光接到了知陈州的任命状。他随即上状，表示：“朝廷把陈州这么重要的地方托付给我，我义不敢辞，已经发公文给陈州让他们派衙役来接我赴任。到任之日，必当竭尽全力，勤于政事，恪尽职守。”司马光丝毫没有推辞，他“义不敢辞”，也势不能辞，他不想再给对手任何顺水推舟的机会。他要出去工作，要表达态度，要发声，要为言论开一条生路。对于自己的价值，司马光有着清楚的认识，他说：“我禀赋愚钝，论文学论政事都不如别人，唯独不懂得忌讳，不依附权贵，遇到事情敢说话，无所顾忌，毫不避讳，仁宗、英宗、神宗三位皇帝之所以赏识我，人们之所以称赞我，都是因为我敢说话。如果连说话都不敢了，那么我对朝廷也就没什么用处了。”
上面这段话，是司马光接到陈州知州任命之后给太皇太后的奏状里写的。在这封充满感情的奏状里，司马光再一次大声呼吁“开言路”。
应当是在司马光的一再敦促、太皇太后的一再坚持之下，五月五日，御史台又在朝堂上张榜告示，贴出了一份新的求言诏书。这份求言诏，“出榜止于朝堂，降诏不及诸道”，能够看得见这则诏书的，仍然只是那些有资格来上朝的中级以上中央官，也就是王谔、宋彭年的同僚们。王谔、宋彭年因言获罪的事情刚刚过去半个月，鸡血未干，猴胆犹颤，纵然有诏书在，又有谁敢启齿发声？而且，这是求言诏书吗？一头一尾是像的，可是中间却白纸黑字分明写着六个“必罚无赦”：第一，“阴有所怀”，私下里有所企图的，必罚无赦。第二，“犯非其分”，说的事情不在自己职责范围之内的，必罚无赦。第三，“扇摇机事之重”，对国家大事妄发议论，企图挑动不满情绪的，必罚无赦。第四，“迎合已行之令”，对太皇太后上台以来的新做法吹捧迎合的，必罚无赦。第五，“观望朝廷之意”，对朝廷动向心怀观望，批评新法，企图投机的，必罚无赦。第六，“炫惑流俗之情”，夸大民间悲苦情绪的，必罚无赦。这六个“必罚无赦”，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许说”。“是诏书始于求谏，而终于拒谏也”，表面上是求言诏，实际上是拒谏书！
言路之难开，难于上青天。太皇太后的权威要转化为实际权力，影响改变朝政的走向，就必须对高层进行人事调整。太皇太后属意的第一人选，是司马光。她盼望司马早日回到开封，主持外朝政局。司马光何时能够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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