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很久以前，巴西西部的原始丛林里生活着瓦里人。他们与世隔绝，从未与西方文明有过接触。然而，20世纪60年代初，巴西政府和一群福音派传教士不请自来，两拨人都企图和瓦里部落建立关系。这群外来者携带着各式各样的疾病（痢疾、流感、麻疹），瓦里人的免疫系统完全招架不住。不到几年的时间，每五个瓦里人中就有三个染病死去。部落里的幸存者变得极其依赖巴西政府，因为后者提供专治西式疾病的西式药剂。为了得到医疗、食物和政府救济，瓦里人不得不放弃一个重要的生活习俗——食人。

        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蒙田在标题极其直白的《论食人》一文中写道：“人人都把与自己不同的做法称为野蛮。”我们确实觉得食人是野蛮的行为，而且我们的确没有这种习俗，谢谢。只有反社会狂人和野蛮人才会吃人肉，比如猎头人和汉尼拔·莱科特。

        我们之所以坚信食人是精神错乱和冷酷无情之人的勾当，是因为我们陷入了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谓的“意义之网”。从出生之日起，我们就被自己身处的特定文化灌输了特定的价值观，例如处理丧事的方式、构成恰当和体面的标准等。

        在食人的问题上，我们不可避免地带有偏见。我们自以为思想开放，实际上我们的想法已经被固有的文化传统禁锢住了。这就像你打算穿过一片树林，树和树之间却结满了蜘蛛网，你隐约能够看到目的地就在前方，但没走多远就被蜘蛛网缠住，脸上、嘴里粘得到处都是。因为这些“意义之网”，西方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瓦里人的食人习俗。

        瓦里人只吃死去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将食人作为一种丧葬礼仪。如果部落里有人咽下最后一口气，他们就绝不会没人管。死者的家人一边摇晃着尸体，一边用平稳、高亢的嗓音吟唱。喊叫声和哀号声向族里的其他人宣告有丧事发生，不一会儿每个人都加入到吟唱的行列，死者在邻村的亲戚们听闻后也立刻赶来。

        死者的家人先要做食人前的准备工作。他们走遍整个村子，挨家挨户拆下一根木头房梁，屋顶随即变得摇摇欲坠。人类学家贝丝·考克林认为，摇摇欲坠的屋顶意在提醒人们，死亡撼动了整个村落的安宁。他们把从各家取下的横梁绑在一起，用羽毛予以装饰，一副烧烤架便制作完成。

        最后，死者的家人抬出尸体切成碎块，用叶子包住掏出的内脏，肉块则直接放在架子上烧烤。村里的女人们还准备了玉米面包，作为搭配人肉的美味之选。

        瓦里人不觉得烹调人肉有任何不妥。在他们看来，人肉不过是另一种“可食用的肉类”罢了。瓦里人对动物和肉的理解与我们截然不同（现在依然如此）。他们认为，动物都是有灵性的，动物既不从属于人类，也不比人类低级。每一天，人类和动物都在进行猎人和猎物角色的转换。美洲虎、猴子和貘很可能把自己当作人类，同时又把人类当作野兽。瓦里人尊重他们吃下的一切肉类，不管是人还是动物。

        然而，烤熟的人肉并不是给死者妻儿等直系亲属准备的。只有和死者血脉不是很近的人才能享受这份殊荣（你没看错，这的确是一个荣誉），比如姻亲、远房表亲、部落成员等，统称为死者的亲缘关系。他们不是报复心强的嗜血狂魔，也不是渴望人肉滋味的变态，更没有觊觎人肉中的蛋白质——这些可都是人们常说的食人动机。事实上，由于亚马孙雨林温暖潮湿的气候，尸体在屋外放置几天之后，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腐烂。吃掉一具腐烂恶臭的尸体，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这些姻亲不得不吃一会儿，吐一会儿，然后回来继续吃。他们其实在强迫自己进食，仿佛这种举动意味着他们对死者及其家人最深切的哀悼。

        食人与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和获取死者的能量无关。食人是为了毁灭肉体。把尸体整个埋在土里，瓦里人光是想想就觉得害怕。只有吃掉才能彻底瓦解并毁掉肉体，这才是他们渴望的。吃完尸体上的肉，还要把骨头火化。这样一来，尸体才算完全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对死者家人和部落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死者生前的痕迹也要被处理掉，不然整个部落就算不上完整。处理完遗体之后，死者的所有财产都要销毁，包括他生前种的庄稼和建造的房屋，必须统统烧掉。死者的家属可谓失去了一切，这时他们的亲戚和部落里的族人就要照顾他们，帮助他们重建家园。他们确实得到了应有的照料，死者的丧事加固了族人间的信任。

        20世纪60年代，巴西政府强令要求瓦里人放弃食人，改用土葬。让自己故去的族人躺在地里腐烂，无疑与瓦里人的信仰和习俗相左。只要肉体还在，生者就会一直被失去亲人的痛苦折磨，想忘掉都难。

        如果我们生在瓦里人的部落，被我们贬为“野蛮行径”的食人是最弥足珍贵的传统，我们会饱含真诚和信念吃掉死去的那个人。要是在北美洲，我们会先进行防腐，即长时间地保存尸体，然后把尸体放进棺材埋入地下。对于瓦里人来说，这种做法不仅无礼，而且陌生。都说西式葬礼意味着真理和尊严，但这种真理和尊严不过是我们自身文化的产物。

        刚来西风上班时，我对现代防腐技术一无所知，只知道尸体都要经过防腐处理，这种狭隘的认识显然来自于我身处的“意义之网”。在我十岁那年，我表姐的公公去世了。阿基诺先生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掌管着一个夏威夷菲律宾裔大家族。葬礼在卡帕里一座古老的天主教堂举行。我和我妈跟在人群后面，排队等待瞻仰他的遗体。快要轮到我们时，我站在棺材边上，瞥见了躺在里面的阿基诺伯伯。他看起来简直像个假人。灰暗的皮肤紧绷绷的，一看就是血管中注入防腐液产生的副作用。几百根蜡烛环绕在棺材周围，在烛光的映照下，他的嘴唇几乎呈艳粉色，油亮亮地反着光，像是一张扭曲的鬼脸。阿基诺伯伯生前风度翩翩，死后竟变成了一具自己的蜡像复制品。成千上万名美国儿童都有过我这种经历，他们匆匆走过棺材，与打过蜡的亡魂擦肩而过。

        在我看来，愿意从事给死人上蜡这种悲催职业的，长相应该和《亚当斯一家》里的怪人卢尔希差不多：面容憔悴，双颊干瘪，身形又瘦又高。卢尔希的长相加上20世纪50年代恐怖片中送葬人的造型，就是我心目中遗体防腐师应有的模样——身穿实验室用的白大褂，把荧光绿色的液剂一点点注射进死人体内。

        不过我的这番想象绝对不适用于西风的防腐师。他叫布鲁斯，是个非裔美国人，一周来殡仪馆几次给尸体防腐。他满头银发，却一脸稚气，看起来天真无邪。就像六英尺高的加里·科尔曼，50岁的人有一张20岁的脸。他是个大嗓门，说起话来铿锵有力，整个殡仪馆都能听见。“你好呀，凯特琳！”他热情地向我打招呼。

        “嘿，布鲁斯，你好吗？”

        “你知道的，姑娘，和往常一样，又一个和尸体做伴的日子。”

        从技术上说，我现在接受的是火葬场运营方面的培训，以后要做麦克的副手，但布鲁斯曾在旧金山殡葬学院担任防腐技术副讲师，而该学院就是被西风抢走处理流浪者和穷人尸体的生意，最后不得不关门大吉的那个机构。虽然之后旧金山再也没出现过殡葬学校，布鲁斯骨子里还是一副讲师的派头，逢人便要传道授业几句。不过，现如今的殡葬学校可入不了他的法眼。

        “要是在以前，凯特琳，学这门手艺就等于学一门艺术。防腐意味着让尸体保持原状，而现在这些殡葬学校，我真不明白他们在教些什么。他们的毕业生给尸体放血时连血管都找不着。想想20世纪70年代那会儿，你每天都得跟尸体打交道，睁开眼睛就是尸体、尸体、尸体、尸体。”

        北美殡葬行业声称，现代防腐技术传承自几千年前古埃及的防腐艺术，可谓师从最资深的尸体保存专家，以至于现在的丧葬承办人都是一副继承了古代文明的架势。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种说法漏洞太多。防腐师可以宣称自己的手艺源于古埃及人，但是美国人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才开始运用防腐技术，图坦卡蒙的时代和19世纪初的美国之间分明差出了一条银河。

        古埃及人用的技法和你家当地殡仪馆使用的技术完完全全是两码事。大约两千五百年前，埃及贵族的尸体都会经过精心细致的处理，整个过程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而你家附近的殡仪馆，从头到尾只用三四个小时就能搞定一具尸体。换句话说，如果防腐师傅肯在你身上花上三四个钟头，你这辈子算是值了。几年来，大型殡葬企业不停收购地方“老字号”殡仪馆，一方面打着“老字号”招牌拉拢人心，一方面哄抬服务价格，垄断防腐设备。这样一来，尸体处理几乎成了流水线操作，防腐师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忙着在规定时间内加工好一具完整的尸体。

        古埃及人认为，为尸体防腐是一种宗教行为，每一个步骤都意义非凡——不管是用长长的铁钩伸进鼻腔把大脑捣碎，把内脏放进带有兽首形瓶塞的卡诺匹斯罐，还是将尸体置于碱盐中四十多天，直到水分全部被吸干。北美洲的防腐师没有大脑搅拌钩和内脏存储罐等装备，他们只会在尸体身上打洞，排干血液和其他液体，然后注入烈性防腐剂。最关键的是，现代防腐技术的诞生和信仰毫无关联，完全是市场和消费主义作用下的产物。

        就在这一天，布鲁斯的工作台上躺着一个人，身份远没达到享受古埃及防腐特权服务的标准。他叫克里夫，是一名越战老兵，孤身死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像克里夫这样的老兵，防腐和安葬（于国家军人公墓）的费用全部由美国政府承担。这些男人——偶尔也有女人，死去的时候身边一个人也没有，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

        布鲁斯拿着手术刀，在克里夫喉咙下方比画：“好吧，我们现在开工。首先要给尸体放血，然后冲洗血管，就像清理汽车的散热系统。”

        说着，他切开一道口子。我满心期待鲜血飞溅的场面，没想到伤口干净得很，完全没有肢解电影里那种视觉冲击力。“尸体在医院放得太久，已经不新鲜了。”布鲁斯无奈地摇摇头。

        布鲁斯把福尔马林和酒精倒入玻璃缸搅匀，调配成防腐专用的“粉红鸡尾酒”：血液抽干以后，就由这种橙红色的防腐剂取而代之。他戴着手套，把手指伸进克里夫喉咙上的切口，一下撕开颈动脉，插入一根细细的金属导管。导管的另一端连着一根粗点儿的橡胶管。布鲁斯拧开玻璃缸下方的开关，玻璃缸震动了一下，发出“嗡嗡”的响声，粉红色的液体随即一涌而出，窜入克里夫的循环系统。当防腐剂不断流入颈动脉时，置换出的血液从颈静脉喷出，顺着操作台流进水槽。

        “血就这样随随便便流进下水道？不会有问题吗？”

        “当然不会了。你想不想知道下水道里还有什么？”布鲁斯说道。好吧，我得承认，和他说的那个玩意儿比起来，尸体的血算不上恶心。

        “他的血不算多，凯特琳，”布鲁斯继续说，“如果我处理的是一具刚做完尸检的尸体，你浑身上下早就血淋淋的了，才不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干净。想想OJ的案子吧。”

        “等等，你是说O.J.辛普森？这和他有什么关系？”

        “瞧，我在殡仪馆上班，对吧？我把尸体切开，身上难免会沾上血迹。特别是切开动脉的时候，血会流得到处都是——你知道，就是血该有的样子。人们都说OJ用刀杀了两个人，但他逃离现场的时候，车里只有三滴血。”

        “好吧，布鲁斯，凶手应该另有他人？”我问道。

        “不管是谁干的，他一定把自己从头到脚裹得严严的。如果你浑身沾满了血，根本就洗不掉。看过报道的犯罪现场吗？现场一片狼藉，血腥极了。我的重点是，凶手肯定会留下痕迹。”

        布鲁斯滔滔不绝地破起了案。与此同时，他正在用海绵给克里夫擦拭身体，并轻轻按压他的全身，以加快防腐剂在血管中的流动。一个成年男子给一个尸体擦澡，这幅画面看起来实属诡异，不过我已经适应了西风的风格，可以做到见怪不怪。

        随着福尔马林混合物的不断注入，克里夫的鲜血顺着操作台的斜面流入下水道。福尔马林在常温下呈气态，无色透明，属于致癌物。克里夫显然不用为患上癌症操心，但布鲁斯就不一样了；不留心点儿的话，说不定会发生什么。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称，遗体防腐师患上骨髓性白血病、骨髓组织增生异常和血癌的概率逐渐增高。防腐师靠给别人放血而生，却被自己体内的鲜血背叛，这太讽刺了。

        用化学制剂给尸体防腐的方法诞生在内战爆发之后，也就是说，19世纪中期以前，美国人还从未享受过克里夫的待遇。那时的人们都自己动手，在家处理亲人的尸体。死者通常在亲朋好友的陪伴下，在床上一命呜呼。与死者关系最近的家属负责清理和包裹尸体，然后把尸体安放于客厅，连续几个晚上在旁守灵——“守灵”一词源于古英语，意思是“守望”，不是人们通常说的“守护灵魂”，好像尸体会突然复活似的。

        为了防止尸体在家中腐烂，人们想出了不少新奇的点子，例如用醋浸泡裹尸布，在尸体下方铺满冰块等，都是19世纪发明出来的。守灵期间有食物和酒水供应，带着一种送别死者离开的意味。美国丧葬习俗研究者加里·拉德曼对此的解读是：“虽然死者已经失去了生命的火花，但根深蒂固的社会风俗仍要求生者给予他们适当的尊重和关怀。”

        守灵那几天，死者亲属还要制作一副木制棺材，有时得委托当地木匠完成。棺材为六边形，底端比上端狭窄，表明是专门用来装死人的。和以前不同，现在流行两端一样宽的矩形设计，连称呼都从“棺材”变成了“灵柩”。守灵于几天之后结束，家属把尸体放入棺材，扛到附近的墓地埋掉。

        到了19世纪中叶，纽约、巴尔的摩、费城、波士顿等工业化大城市已经发达到将殡葬作为一项产业。与农场和小镇不同，大城市分工明确，殡葬承办人成为一门职业，虽然工作不外乎贩卖葬礼用品和装饰，比如制作棺材，出租灵车和葬礼马车，兜售丧服和珠宝等。他们同时也从事其他生意赚点儿外快。所以你会发现200年前的广告特别搞笑：“约翰·詹森——葬礼承办人，其他业务包括拔牙、点灯、造房、打铁、做家具。”

        之后，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内战，爆发了。1862年9月17日发生的安提塔姆战役，被“誉”为内战中（也是美国历史上）日伤亡最大的战役，共有23000人死在战场。他们鼓胀的尸体上爬满了蛆虫，旁边躺着死状同样凄惨的马和驴子。四天后，宾夕法尼亚第一百三十七团到达现场，团长不得不要求上级同意他的士兵先喝酒再埋尸体，因为只有在酒精的麻醉下，这个任务才可能完成。

        南北双方开战的四年间，许多家庭很难把儿子或丈夫的遗体从前线领回来，因此尸体一般由火车运回故土。然而，南方夏日的高温导致尸体严重腐烂，腐尸散发的气味远不止难闻那么简单。

        联邦军的军医记录道：“维克斯堡战役中，交战双方不得不短暂休战，因为没人受得了烈日下那股扑鼻的尸臭。”可想而知，用火车将如此令人作呕的尸体运到几百英里开外，再爱国的列车长也不会受这份罪的。铁路公司开始拒绝运输死尸，除非是密封在铁棺材里的尸体——但是铁棺材造价昂贵，大多数家庭根本买不起。

        有些人立即嗅到了商机。如果死者家人同意支付费用，他们就用一种名为“防腐”的新技术保存尸体，并可在战场上当即操作。哪里爆发了战役，他们就跟到哪儿，可谓美国最早一批发灾难财的人。面对激烈的竞争，据说他们经常放火烧掉同行的帐篷，还在当地报纸上登广告：“经我们防腐处理的尸体，永远不会变黑！”为了让客户信服，防腐师会处理一具无名死尸，然后将防腐后的成品摆在外面示众，以此证明自己技术超群。

        战场防腐师的设备异常简陋，一块木板架在两个木桶上就是操作台。防腐师往新鲜尸体的颈动脉中注入化学药水，成分包括“砷化物、氯化锌、二氯化汞、铝盐、铅糖，以及盐、碱、酸混合物”。托马斯·霍尔姆斯医生声称，内战期间，他一个人用上述配方为4000具士兵遗体做了防腐处理，每具收费100美元。殡葬业至今有人把他奉为防腐之神。承担不起昂贵化学配方的家庭，只好选择更实惠的方法，也就是取出尸体内脏后，用木屑填充空空如也的体腔。污损尸体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来说都是一项重罪，但是一想到能与所爱之人重逢，宗教理想可以先放一放。

        即使现在，清除内脏也是防腐的必备程序，只不过不往里面塞木屑罢了。要说现代防腐行业的肮脏小秘密，最卑劣的当属套管针的使用。那是一种细长型的活塞针管，金属质地，大小和绝地武士的激光剑柄差不多。布鲁斯像挥舞着“王者之剑”似的举起套管针，径直戳进克里夫的肚脐下方，在里面一通猛刺。肠子、膀胱、肺、胃等器官全都遭了殃。这么做是为了用套管针吸出内脏中所有的气体、液体和废物。伴随着一阵恶心的汩汩声，一股棕色的液体从针管流出，顺着水槽进了下水道。布鲁斯把套管针倒过来，但他没有继续抽取体液，而是从针管另一头，向胸腔和腹部注入更高浓度的“粉红鸡尾酒”。

        布鲁斯一脸镇定地戳着克里夫。在他眼里，防腐不过是他几十年来熟练掌握的一门工种，就像克里斯把运送尸体比作搬家具一样，不需要对每一具尸体投入感情。他毫不犹豫地用套管针在克里夫体内搅动，全程还一直陪我聊天，自在得如同一边喝咖啡一边跟朋友闲聊。

        “凯特琳，你知道我正在想什么吗？”他刺了克里夫一下，“那些该死的鸽子。你知道吧，就是葬礼上放飞的鸽子，”又刺了一下，“那些鸽子可挣钱了，真的。我决定搞一些来。”一口气刺了三下。

        内战时期给尸体防腐是有原因的。家属需要死去亲人的尸体完成仪式，送他们走完最后一程。即便现在的尸体不需要远程运输，防腐也很有必要。就像布鲁斯说的：“防腐对你来说有用吗？没有，但如果你要他辗转于殡仪馆、教堂等好些地方，折腾得跟《伯尼家的周末》似的，你最好给他做做防腐。”这么说的话，克里夫其实用不着，因为明天他就要葬在萨克拉门托军人公墓了。

        防腐说起来简单，但收益可不简单。虽然法律没有规定每具尸体都要进行防腐处理，但防腐是北美殡葬业的首要业务程序，而殡葬业在北美已成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正是因为防腐处理，整个行业一百五十多年来才一直兴旺不衰。如果没有发明防腐，殡葬人说不定还在一边卖棺材，一边给人拔牙呢。

        那么，我们为何会如此推崇防腐，以至于把阿基诺伯伯装点得不伦不类，像个道具似的躺在棺材里？我们为何理所应当地认为防腐属于标准程序，而没有询问有关部门是否需要给克里夫防腐？19世纪末，殡葬人认识到他们的专业性需要由尸体呈现。尸体有可能、而且也确实成为了一种产品。

        奥古斯特·伦瓦尔是美国最早从事防腐工作的人之一，他在1883年说过：“公众一度认为，殡葬是一个连傻瓜都能干的职业。然而，防腐技术令人们惊奇不已，让他们觉得保存尸体是一个‘神秘’和‘高深莫测’的过程，因此对从事该领域的专业人士特别尊敬。”

        在殡葬业发展的早期，人们之所以觉得傻瓜都能当殡葬人，是因为这一行没有什么国家统一资格认证或标准。所谓的“专家”从一个镇子来到另一个镇子，教授为期三天的防腐课，课程通常以“专家”推销自己代言的防腐剂告终。

        但短短几十年间，防腐师改头换面，彻底摆脱掉小商贩的嘴脸。防腐剂生产商将防腐师塑造成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技术人才——既关注公共卫生，还懂得审美，经过他们处理的尸体漂亮得可供人欣赏。他们大肆宣传这种形象，仿佛科学和艺术终于在这个领域完美地合二为一。类似的广告铺天盖地，刊登在诸如《裹尸布》《西方殡葬师》《光明》等业内刊物上。

        掌握了防腐技术的新派殡葬师开始向公众传递这样的信息：他们的技能可以保护公众远离疾病的侵害，他们的美学可以给死者家属留下“最美的回忆”。是的，他们靠死人发财，但医生不是也一样吗？难道防腐师就该白白干活儿吗？当然，在没有防腐师的情况下，几百年前的人也能在家把尸体处理得妥妥的——这个暂且不谈。防腐技术像个神奇秘方，要是没有它，再专业的人也称不上专业。

        青木新门是一名日本入殓师，工作包括尸体清洁、入棺等，有过一段因从事殡葬业而被社会排挤的经历。亲人与他断绝来往，妻子也拒绝和他同床，因为他们觉得他身上“沾了脏东西”。青木于是买了白大褂、口罩、手套，每次上门服务时都穿戴整齐，像一名医务人员。人们的态度发生了逆转，对他的新形象特别买账，张口闭口叫他“大夫”。青木的美国同行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打扮成“医学出身”的样子才有说服力。

        看着布鲁斯给克里夫做完全部处理，我想起了黄先生家人见证火葬那天，我发誓要自己动手火化家人的遗体。

        “布鲁斯，我觉得我可以火化我的妈妈，但我真不忍心像你这样给她防腐。”我说道。

        令我吃惊的是，布鲁斯竟然同意我的观点：“是的，你根本做不到。也许一开始你觉得自己能行，但当她一动不动地躺在操作台上，你还能割开她的喉咙把管子插进去？你还能用套管针插入她的身体？这可是你的妈妈呀。除非你铁石心肠，否则根本下不去手。”

        说到这儿，布鲁斯停下手中的活儿，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他的一番话让我深思，我能感觉到，这份工作对他而言不只是用来谋生那么简单。虽然布鲁斯看起来咋咋呼呼，时不时还会有“靠贩卖葬礼白鸽致富”这种不靠谱的想法，但他是个哲人。“这么说吧，你在妈妈肚子里待了九个月，然后来到这个世界上。妈妈的肚子就是你的故乡，没有她就没有你。难道你要拿套管针又扎又刺，亲手毁灭生你的地方？你真的想这样做吗？”

        每一种文化都有处理遗体的独特手段，不仅令外行人吃惊不已，也对我们自己的“意义之网”有所挑战——瓦里人烧烤自己的族人，我们用针管捅别人内脏。但是瓦里人的所作所为，与布鲁斯对克里夫的做法存在本质上的区别。瓦里人的信仰要求肉身必须彻底消失，而我们北美人给死者防腐，但并不信奉防腐本身。防腐不是一种仪式，不能给我们带来内心平和，但能让我们挣900美元。

        如果连布鲁斯这样的专业人士都不愿意给自己的妈妈防腐，我就纳闷我们为什么还要给别人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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