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10年10月15～18日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会议。中国领导人打算利用下一个5年的大规模经济和社会规划，使中国走向更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下一个5年规划里不再像以往强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而是把注意力放在更优质、更环保、可能也较为缓慢的增长上。

        2010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正式颁布。至此，我们相信，中国政府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已经用文件的形式作了制度性安排。

        “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是基于“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的完成情况制订的。过去的5年是中国不平凡的5年。“十一五”规划期间，中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能力大幅提升，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上海世界博览会等重大活动，重视民生、以人为本、保障人民的切身利益，取得了建设和谐社会的阶段性成果。

        在经济增长和提高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方面，“十一五”规划的目标全面落实，包括教育、医疗等在内的公共服务领域取得进展，社会保障水平明显提高。在已公布的22个主要定量指标中，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等15个指标超额完成或提前完成。

        尽管“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果，但制约经济平稳运行的矛盾和问题仍然不少。在一些领域，改革进展依然缓慢，改革任务十分艰巨。因此，要求“十二五”时期必须冷静观察，科学判断，未雨绸缪，把握时机。例如，经济增长模式仍没有扭转，甚至有所扭曲，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缓慢。主要表现为结构性问题突出，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尤其在金融危机时期，以投资为重点的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客观上导致发展对改革的依赖程度下降，通过制度变革促发展的空间在压缩，包括投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结构性问题没有明显改善。总之，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其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方式，例如，以追求经济总量为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途径，以土地批租和发展重化工业项目为主要特点，以行政干预和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等。在内外发展条件急剧变化的背景下，“十二五”规划的发展方式转型与变革的任务更加艰巨。

        在部分领域改革取得突破的同时，一涉及多部门的综合性改革成效却不大。例如，垄断行业改革滞后，财税体制改革未能如期启动，积弊日增。此外，行政体制改革滞后，尚未有大的突破。大部门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职能调整的阶段，中央与地方关系仍未理顺，创新体制的运行效率未有明显的提高。

        为此，作为新的起点，“十二五”规划将定调新的国家方略。未来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十二五”规划将紧紧抓住历史机遇，将发达国家历时一两个世纪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过程在“十二五期间”全部实现，从而形成与发达国家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十二五”规划的制订和实施，要求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意义的基础。

        从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2020年实现这个目标，目前已进入第三阶段。“十二五”期间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后程”，是承上制订“十二五”规划启下解决关键性问题、作出决定性贡献的重要时段。由此，“十二五”规划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了。

        “十二五”规划强调，必须正视当前中国发展模式还有较大缺陷这一现实。比如，在对待人的发展问题上中国还属于低端人本阶段，工业化方面还是一个创新小国，城市化方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突出，国际化方面对外出口依赖度过大，体制支撑方面一些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的改革仍然滞后，比较优势方面劳动力成本优势渐失。这些现实国情，都在提醒中国要认清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在增强机遇意识的同时，特别注意增强忧患意识。

        “十二五”规划的主基调是“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入手，在健全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创新公共服务体制等方面，提出了重大的改革任务。

        “十二五”规划将为中国全面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奠定体制础。未来几年，中国发展转型的基本方略将围绕“人本、绿色、创新、协调”的主线，推进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和谐化、生态文明化，以及价值观的先进化和多元化。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十二五”规划首次将“扩大内需”单独提出，表明中国政府将“扩大内需”战略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仅着眼于消费、投资与出口平衡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更着眼于让更多民众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十二五”规划共分12部分，其中第二部分题为“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必须充分挖掘中国内需的巨大潜力，着力破解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

        投资、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与消费被称为“内需”。长期以来，消费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一直徘徊在40%～50%左右，2008年该比重仅为48.59%。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投资所占的比重。近5年的数据显示，仅固定资产投资一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就接近50%。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晓晶指出，“扩大内需”的单独提出充分表明，中国已将其完全纳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战略性经济结构调整的轨道。

        结构调整、产业升级、节能减排是“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正如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向国务院提出的研究报告（以下简称“中咨报告”）所指出的，中国产业正处在由“快速壮大”向“发展”迈进的战略转型期。未来5年，中国将努力构建“融合、创新、绿色、开放、安全”的产业体系，以实现产业真正壮大。因此，未来5年是中国产业发展突破资源环境制约、实现战略转型的关键时期。

        如何选择产业发展战略与对策，将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关于“十二五”期间投资规模与重点研究课题的报告指出，“十二五”期间，全球各国都处于危机后的再平衡期，欧美政府普遍“重启工业化”。在过去的20多年间，这些国家的工业产出占全球份额下降，使其决心扭转这一趋势，这无疑将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上升趋势的抑制。与此同时，中国的工业产出比重已达到极限，工业化质量的提升之路还很漫长。如果再加上国际社会以汇率调整和气候变化为名，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更苛刻的要求，那么“十二五”期间，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的环境将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引发国际济环境的深刻变化，各种结构性、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凸显，使中国产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产业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此，“十二五”期间，中国产业战略转型方向要明确，而这个方向可以概括为“融合、创新、绿色、开放、安全”。显然，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已显现出非常明显的交叉与融合的特征，“十二五”规划将中国的重要产业领域划分为基础工业、装备制造业、交通、战略性新兴产业、生态产业与农业六大领域，并提出在这六大领域的发展中需着重自主创新、节能环保，与此同时，改变过去重点在国内布局的思路，而应站在全球资源的角度布局，保障产业安全。

        中国已成为碳排放大国，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减排压力巨大，未来许多“两高一资”产业将面临生存困境。事实上，无论是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还是中国本国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局限性，绿色发展都是无法回避的挑战。过去30多年的发展，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过度开采利用，使中国能源资源开发逼近极限，同时，也导致水资源、耕地、草地等主要农业资源呈现日益减少的趋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受到制约。与此同时，石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对外依存度超过50%，产业发展越来越受制于国际市场，使得产业安全受到威胁。即便没有外来压力，产业的绿色转型都不可避免。当然，普遍共识是，发展绿色产业不仅仅是挑战，还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与产业竞争的核心。无论是通过发展电动汽车、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世界制造中心转变为绿色技术发展和应用中心，还是以先进的能源技术构建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能源安全供应体系，都将为中国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从政策层面来看，2010年中国政府密集出台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资源循环利用鼓励政策表明，未来5年绿色产业将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以“资源循环利用”为例，这是一个将来可持续发展、潜力巨大的朝阳产业，在未来5年将受到更大关注。

        此外，针对资源循环利用行业的问题，“十二五”期间将把建立和规范废旧资源回收体系、扩大和规范废旧资源范围与管理、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作为重点工作来抓。

        创新能力不足一直是中国产业发展的一大瓶颈，而提高创新能力仍然是未来中国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技术投资显然是“十二五”期间的重头戏。尽管中国的部分新兴产业规模已跻身世界前列，但是长期产业技术基础薄弱、研发投入不足等问题仍然是制约产业竞争力提升的瓶颈。以新能源汽车为例，虽然政策已经给予特别重视，但是两个“五年计划”中国家财政在研发上的投入仍不足20亿元人民币，不及美国一次性在动力电池上投入的24亿美元的1/10。企业方面，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年研发投入约为400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通用、丰田等单个跨国企业一年的研发投入总和。新材料产业方面，也同样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目前，中国从事复合新材料科研生产的单位有1000家，但其中90%以上为研发能力薄弱的中小企业。

        投入不足导致中国的产业基础、制造技术长期滞后。“十一五”规划确定的16项重大技术装备中，仍有许多产品的关键技术依赖引进或模仿；有些装备虽已实现国内制造，但缺乏自主设计能力，并未掌握核心技术，如高端轴承、特种材料、机床数控系统、铸锻重大工艺等基础装备技术，长期依赖进口。

        创新能力弱导致中国工业总体水平仍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中国炼钢企业多达500多家，重点大中型企业只有73家，其余大部分是年产钢几万吨和几十万吨的小企业；31个省市中仅有5个未建炼油厂，但炼油企业平均规模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

        因此，“十二五”期间将着力加快改变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高和处于全球产业链中低端的状况，将通过国产化和自主化的“复合式发展”提升产业关键技术水平。要实现这一目标，稳定持续的技术创新投入是重要保障。据国家发改委产业研究所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项调研显示，其涉及的大多数地区都表示“十二五”期间将加大对本地区重点新兴工业领域的创新投入力度，同时也呼吁希望获得国家层面的专项资金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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