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连续工作赶稿，只能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周日早上，还没睡醒，肖雯便提着几个箱子闯进来，箱子里装的都是办公用品，笔记本、打印纸和各种颜色的笔，大概是从出版社顺过来的。她看着我的眼神，解释道，我们刚创业，资金有限，得省着来。我说，收到应聘简历了么。她说，公司没注册，招聘信息不让发，不过从出版社的邮箱里挑出来几份，已经打电话让他们过来面试。我说，今天面试？她说，对。我说，不早跟我讲，怎么也得换件干净衣服。她说，记住，我们招人不容易，不管来的人怎么样，一定要先把他稳住。

        肖雯在上午总共约了三个人来面试，结果只来了一个，男的，比我大八岁，讲话口齿不清，简历后面附上小学征文大赛的复印件，告诉我们，正是这篇获奖征文，让他决心要走上文学之路。我说，我这边不提供走上文学之路的途径，事实上，我们只需要能干活的，逻辑清楚，文字通顺，有基本的语文能力，会改写，把一段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表达方式讲出来，使其不涉及版权问题即可。肖雯赶走这个应聘者后，表情失落，问我，怎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事情么，我还以为可以改变产业模式，成就一番新事业。我说，怎么可能呢，按照现在的趋势来看，这个事情做起来，只会越来越难，这个你应该比我清楚。肖雯说，现在想想，有点后怕，对形势判断有些失误，之前谈了一个系列的历史小说，王沛东写的样章，对方很满意，昨天忽然打电话说这条产品线不做了。我说，王沛东也会写书啊。肖雯说，会，他以前还攒过几本畅销书的稿子，我就是跟他约稿认识的，只不过现在不怎么干了，只想写自己的作品。我说，写出来了吗。她说，还没有。然后又说，我最早找你合作，就是因为觉得你跟他有点像，但见面发现不一样，你比他更踏实一些，他现在还写诗呢。我有点不服，说道，我也写啊。她说，真的假的，背一首我听听。其实我从来也不写诗，她让我背时，我脑子一片空白，忽然想到波拉尼奥书里的那位杀手的短诗，便稍加修改，背给她听：死亡是友谊——死亡是成长——死亡是爱情——死亡是洁净——死亡是我心——拿走我的心吧。肖雯听后愣了一会儿，回味许久，然后说，行啊你，写得不错。

        我们点了一些外卖，在办公室里吃午饭，饭后，肖雯说有点困，想眯一会儿，便脱掉鞋子，回到里屋，倒在新买的简易沙发上。我在电脑前写文，状态不错，期间喝了一大杯浓茶，上了两次厕所，从门外偷看肖雯几眼，发现她还没醒，睡得很香，我虽有些心神不宁，但还是忍住冲动，没有进去骚扰，继续回来工作。下午三点多，门铃响起，我打开门，发现王沛东在外面，拖着行李箱，他问我，肖雯是不是在这里。我说，在里面睡觉呢，你快进去看看，好几个小时了，别再醒不过来。

        王沛东悄声进来，把箱子放在门口，坐在阳台上的塑料椅子上抽烟，跟那天晚上的姿态很像，我过去把窗户嵌开个缝，他也递给我一颗，我在对面坐下来，闻见一阵酒气，便问他，喝了多少。他说，半斤多一点儿。我说，提着箱子要去哪。他说，要回老家一趟，跟肖雯道个别。我说，回家有事情。他说，女儿的事情，老毛病，又住院了，回去照顾一段。我说，不知道你们还有个女儿。他说，不是肖雯的，是跟我前妻生的，小学三年级。我说，学习不错吧。他说，数学不行，勉强及格，语文那是没得说，每篇作文都要上墙，这点随我。我说，听说你在写自己的作品。他摇了摇头，说道，别提了，没写出来。我劝慰说，别灰心，慢慢找状态。这时，肖雯从里屋走出来，眼神惺忪，看见我们坐在阳台上，眉头一皱，没有说话，径自走回屋里，王沛东连忙跟上，肖雯想从里面关门，王沛东在外面推门，僵持一阵，王沛东还是进屋了，两人关门说话。屋内隔音不好，我在外面偷听，好像不太礼貌，于是我烟灰倒在外卖袋里，又下楼扔掉垃圾，在小区里转了十几分钟，才又上楼，听见两人好像在屋里争吵，我戴上耳机，继续工作，半个小时后，他们从屋里出来，王沛东拖着箱子离开，肖雯眼睛肿着，跟他一起下楼，没多大一会儿，又回到屋里，坐在电脑前，用外接音箱看综艺节目，音量很大，十分嘈杂，我完全没法工作，心神不宁，只好挎上背包，直接出了门。

        我在地铁站里给刘柳发信息，问她在干吗。刘柳回复我说，跟朋友吃饭。我说，我能去吗。她先是说不太方便，然后又说，你来吧，其实我没跟朋友吃饭，自己在家呢。我从超市买了一条鱼，又凭记忆走到她家附近，但记不清具体是哪座楼，给她打电话，说已经到楼下了，但找不到具体是哪里。刘柳说，对不起，现在又出门了。我说，没关系，今天本来是想把故事给你讲完。刘柳说，什么故事，噢，半夜出去放鞭的那个。我说，对。她说，电话里说行么。我说，不太方便，有点长，那还是下次。刘柳说，别动，我看见你了，你手里拎的是什么。我说，一条鱼，准备蒸着吃。她说，上来吧，看见我没有，我的窗户开着呢，在这里。

        鱼在超市已经收拾利索，我在两面抹好盐，准备上锅蒸熟，我问刘柳有没有葱姜，可以切一些放上面，去腥提味，她说从来不在家做饭，连盐和酱油都是隔壁那对情侣的。蒸好之后，我们回到她的房间里吃鱼，腥味很重，我有点吃不惯，刘柳也觉得难以入口，问我这是什么鱼，我说，鲈鱼，她说，我看着怎么不像，我说，这是花鲈，相对少见一些，背鳍有黑色斑点，斑点随年龄的增长而减少。她说，你怎么什么都知道。我说，我以前在超市打过工，负责水产部门，每天称鱼喂龙虾。刘柳说，经历挺丰富。我说，你呢。她说，没啥经历，在河北读书，三流大学，毕业后因为喜欢文艺，爱看演出，来北京随便找了个工作，已经快两年了。我说，准备一直在北京么。她说，不知道，想出去旅游，但没有钱，你的故事没有讲完呢。我将手伸过去，抚摸着她的后背，说，要不然，完事再讲。刘柳甩开我的手臂，又跑去电脑前，背对着我，不再说话。我掏出手机，倚在床上，叹了口气，屋内安静得让人无法适应，我清清嗓子，刘柳也没有回头，我继续为自己讲述。

        外面传来一阵响动，孙程在梦里听得并不十分真切，他翻几个身，继续睡觉，再醒过来时，孙少军已经被带走调查，连同那些没卖掉的鞭炮，一并清缴。吴红抹着眼泪烧煤炉，面对孙程的询问，无法开口，似乎觉得这场大祸是因自己而起，她默默做好早饭，在桌上摆好两副碗筷，自己没吃，然后出门蹬上倒骑驴，独自去车站拉脚儿。

        在这一天里，以及接下来的几天里，孙少军和吴红都没有回来，孙程在同学家吃了几天饭，又从炕琴里翻出几十块钱，买了数袋速冻馄饨，每天早上煮五个，中午十个，晚上八个，馄饨几乎没什么馅，姜味极重，汤料里都是味精，吃到后来，喉咙极为不适。第六天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九，孙少军放回来了，案件基本查清，烟花爆竹引燃楼板上的油漆和装饰材料，没有人员伤亡，损失不算惨重，但加上非法经营贩卖违禁品，数项并罚，家底几近掏空。

        孙少军回家之后，吴红仍未归来，又去报案找人，春节期间，相关部门放假，直到大年初七，各部门正常运转，孙少军才得到消息：吴红在火车拉脚儿期间，正逢年关，收容遣送站来查三证，凡是不全者，一律拉走，装上轻货，去郊外自留地里干活，吴红解释不清，又有抵抗情节，被直接拉走，进行劳动改造。

        家中少人，没法过年，孙少军心神不宁，孙程战战兢兢，二人将吴红接回家时，已经出了正月。父子进站领人，满屋都是信纳水的味道，进门处挂着工作人员名单，由于日光长期斜照，照片已经泛白，但看来更为苍凉、恐怖。在九十年代，收容遣送站有执法能力，抓放一套系统，抓吴红的是副站长杨树，位于名单的第二行，戴着眼镜，五官模糊，脸颊上的肉往下坠。孙少军一直等到当天下午四点，杨树才回到站里，满身酒气，语气不耐烦，本要在上面签字时，几番犹豫，孙少军上前，递烟赔笑，好话说尽，杨树抬着眼睛问，吃喝拉撒都在我这里，怎么一点表示也没有。孙少军刚缴过罚款，倾尽口袋，不过几张毛票，攥着堆到杨树面前，杨树看着孙少军，嘴角一歪，大手一横，将毛票掸在地上，起身反手又抽孙少军一个耳光，响亮无比，绿门大敞，声响回荡，然后他缓缓坐下，盯着孙少军看，孙少军捂着半边脸，不敢发作，杨树低头划拉几笔，签下名字，说了一句，滚。孙少军拿着单据，扭头走出两步，又转回身来，低头仔细收好满地毛票，孙程此刻就在门外，呆立半晌，不知所措。

        三人头发蓬乱，眼眉挂霜，从东陵骑回铁西。吴红坐在板车后端，神情呆滞，已无人样，讲话反应极慢；响亮的耳光仍回荡在孙程耳畔，他似乎深陷于时间漩涡之中，那一幕在其脑海反复播放，生动而清晰；孙少军满眼血红，呼吸粗重，似发怒之虎，在冰面上奋力蹬车，经转弯处，轮子打滑，车身倾斜，三人全部滚落在地，黑雪沾身，满脸印痕。回家之后，孙少军生火烧炭，炉膛滚烫，红光映照，三人坐在桌边，吃光最后一袋馄饨，家中从此一无所有。

        收容遣送期间，男女混杂，疯者无数，日夜颠倒，吴红受到数次侵害，有苦难言，随后一段时间里，精神虽恢复不错，但有些妇科疾病，难以治愈，吴红时常因此饮泣，几欲自杀，孙少军反复劝慰，出门借钱，带她去医院检查，由于费用高昂，治疗时断时续，始终未见好转。同年六月，孙程参加小升初考试，成绩中上，缴纳九千元便可去读重点中学，但这笔钱对孙少军来说，的确很难负担，亲朋已经借遍，其生母当时下海经商失败，又再度离异，只身带着女儿生活，对此也是无能为力。

        隔壁情侣下班回来，脱掉鞋子，互相说着话，有来有往，像是在争吵。刘柳转过头来，跟我说，嘘，不要让他们知道你在这里。我说，好。她说，我放个音乐吧。我说，别了，不想听。卫生间传来一阵水声，我说，他们在洗澡吧。刘柳说，对，他们总在一起洗，很长时间，特别不方便，有时候还在里面弄一次，声音很大。我说，那我们出门走走。刘柳说，也好。于是我穿好衣服，轻手轻脚，跟着刘柳来到门外。我们悄悄往楼下走，我在前面，她在身后，走到二楼时，感应灯忽然灭掉，一片漆黑，我的脖颈上感受到她的呼吸，她几番跺脚，大声咳嗽，但灯仍未亮，我默默向后伸出手去，她在黑暗中抓住我的手，小心前行，在走出楼洞的一瞬间，又松开了。我们走在路灯之下，光线昏黄，路上来往的行人车辆很多，我们一起向地铁站走去，路上遇见水果店，我买了两个进口苹果，红得不像话，递给刘柳一个，她简单擦了擦，张嘴便咬一口，声音清脆，风吹过来，我们走得愈发轻快，像在水里穿梭，空气波荡，景物漂浮，这样的夜晚我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过了。

        一九九六年七月八日，沈阳卷烟厂发工资，早上八点三十分，司机艾晓峰，保卫干部刘国喜，女出纳员彭璐，开车去附近银行提款，共计二十一万五千。回程途中，始终有辆出租车紧随其后，红色拉达，辽A牌照。早上九点，提款车开进厂门，拉达在厂外急刹车，跳下来两个人，戴着前进帽和白口罩，身披蓝大褂，掏出改造后的猎枪，大步上前，将艾晓峰和刘国喜当场打死，然后去后车厢里拎钱，抢得巨款后，临走之前，又将自制猎枪从车窗伸进去，照着脑袋又补一枪，逝者满脸铁砂，不成人样。二人随后跑出厂区，直接回到出租车上，迅速逃离现场。案发后一小时，在铁西区重工街的居民区发现歹徒丢弃的出租车，车的后备箱里发现出租车司机尸体，经勘察系被尼龙绳勒死。

        孙程去学校报到那天，骑的是二手山地车，孙少军从滑翔二手车市场里收过来，二百六十块钱，骑着很沉，但可以变速，孙程一路来回调节档位。孙少军没跟他一起，自己坐着公交车来的，他穿着以前的工作服，站在教室外，跟其他家长一样，望向室内，报到当天不必上课，每个人要做个自我介绍，孙少军侧耳倾听，孙程的介绍非常简单，显得有点没信心，他站起身来，红着脸，支吾着说，我叫孙程，没啥爱好，希望在未来的三年里能跟大家成为朋友。

        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五日，早上八点四十五分，一辆取款车停在皇姑区敏江街的华山信用社门前，迎面驶来一辆天津大发面包车，辽A牌照，在两车相聚五米之时，面包车上突然下来两名蒙面歹徒，戴着前进帽和白口罩，身披蓝大褂，手持猎枪，将取款车司机和押运员逼住，随后将装有二十七万元现金的皮包抢走，动作极快，前后过程不足两分钟。当天，警方在铁西区德工街附近楼群里发现歹徒抛弃的面包车。随后，又在于洪区的苗圃里发现面包车司机的尸体。

        吴红的失踪非常偶然，没有任何征兆。孙程骑车放学回来，便看见自己家的屋子塌掉一半，烟囱已经倒在地上，他进屋一看，吴红并不在家，而这几天，孙少军正去外地帮朋友忙，孙程联系不上，于是他只好住在剩下的半间屋子里，天气很冷，他睡不安稳，夜晚能听到砂土下坠的沙沙声响。孙少军出门回来后，见此情况，父子二人在附近租了一套房子，将屋内的摆设逐一搬入，孙程举着吴红的病历，问还要不要，孙少军叹了口气，说，先留着吧。搬完家后，孙少军掏出两千块钱，交给孙程，说省着点花，自己还要出去一段时间，你照顾好自己。

        一九九七年三月九日，沈阳阀门厂经销部主任姚远帆，欲购入一台轿车，其妻子上午去机动车交易市场看好一台，并与卖车人到银行取得十三万元现金，送回经销部，之后又转去另一家银行取钱，两名歹徒从银行尾随而来，先是买阀门为名，进入销售部，查看情况，并未引起当事人注意，随后，两名歹徒走后不久，又戴着摩托车帽再次来到经销部，姚远帆见势不妙，将一袋现款全部倒在地上，歹徒举枪打到了姚远帆的左肋，然后持枪胁迫卖车人，让他将从地上一一拾起，作案时间较长。随后，两名歹徒骑上一辆红色摩托车逃离现场，行驶至泵业市场附近，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厢货相撞，两名歹徒均受轻伤，提着钱袋，准备逃脱，未遂，被逮捕归案。据调查，两人本是兄弟，名为肖知仁、肖知礼，肖知仁原为线路大修段职工，后因单位精简人员而下岗，在南站拉脚儿、打零工，肖知礼原为五金商店售货员，后商店关张，他开过几年出租车，现无业。

        吴红失踪之前，有一段时间在家休养身体，附近有个十三路教堂，毗邻菜市场，有一次，吴红买完菜后，随着人群进入教堂，尖顶高窗，有专门人员发饼干，吴红攥在手里，汗水浸透，也不敢吃，场地宽阔，琴声抚慰胸怀，有人站在讲台上，给大家讲道理，声音洪亮，像晚会歌手，有的道理吴红能听懂，有的听不懂，但去了一次，还想去第二次，后来变为常客，别人唱歌，她不唱，听完道理，提着菜回家，复述给孙少军父子，她说，少军，耶稣今天讲，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来，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虽有黑暗，仍像早晨。孙少军说，一句没听懂。吴红又说，不要含怒到日落，太阳下山了，只有你一个人还在河边，抽打水浪，徒劳无功，风总会将水面抚平。孙少军想了想，说，耶稣没认出我来，河边的不是我，我在水底。

        审讯过程中，肖知仁、肖知礼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由此引出七八、八一五两个案件，同时，他们也交代出另一位犯罪嫌疑人，肖知仁曾经的同事，后来的同行，下岗职工孙少军。隔天，警方将孙少军在家中抓捕。前两次案件抢劫所得，孙少军基本作为家用，另一部分存在炕琴底层，用报纸包着捆好。肖氏兄弟两次作案得手之后，逃去南方，很快挥霍一空，回来之后，来找孙少军策划下一次行动，孙少军拒绝参加，肖氏兄弟手里握有猎枪，三番五次以家人作要挟，并雇人将孙少军家的平房凿得半塌，此后，孙少军为防备起见，联系上另一条通路，出门去买枪，他并不想杀谁，只是为了能对肖氏兄弟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但在外被卖家蒙骗，付款之后，却没有买到枪，失望而归，这是他在提审时所讲的话，警察去家里搜，翻天覆地，脏乱一片，也确实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物品。

        孙程坐着公交车去德胜火葬场，花一千块钱买了个骨灰盒，黑檀木制，四壁盘龙，典雅大气，回来准备将月饼盒里的骨灰换到新的骨灰盒里，他抬起沉甸的月饼盒，用指甲扣开月饼盒，相当吃力，打开一看，发现里面不只有灰烬、碎骨和泥土，在最下面，还埋着一把枪，新五四式，旁边还有一个小塑料袋里，拉着封口，里面装着五颗子弹，他看了半天，将枪放在新骨灰盒的下方，灰烬、碎骨和泥土洒落覆盖其上，严密盖紧，又以红布包裹几层，放在皮箱里，出门坐车，去跟他的生母一起生活。孙少军被枪毙之后，孙程想去取回骨灰，孙母始终没有同意。此时，孙母又另组家庭，生活不便，孙程放弃读书，开始四处打工，自力更生，开始在超市打工，后来换在新华书店理货，每月工资一千二百块，他在附近租一间四百块钱的单间，剩下的钱基本用来买书，堆在地上，彻夜阅读。刚上初中时许过的愿望并未实现，他没有跟任何人成为朋友，性情愈发内向，工作之余，与同事少有交集，基本只在看书，有以前的同学来逛书店，见过他几次，举手打招呼，他却避到一旁不理。次年冬天，他所租住的房间暖气漏水，十分严重，他回家推门，满地散发着白色热气，那些书在锈水上漂浮，像一艘艘搁浅的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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