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你看那个女人！现在他们走向旋转门。那个金发、戴着圆帽的女人？……不是，另外一个，高挑身材，穿着水貂大衣的女人——是的，那个棕色头发的高个女子，她没戴帽子。他们现在上了车。那个矮壮的男子帮她上车，对吧？之前他们一起坐在角落的桌子那儿。他们一进来我就发现了他们，但是我不想说什么：我认为他们没有看见我。但是，现在他们走了，我可以说了，就是这个男子，我和他有过一场既愚蠢又令人尴尬的决斗。

        为了女人？……是的，当然是因为女人。

        但也并不见得这么肯定。那时我想杀人。不一定是这个粗壮的矮汉子。他对我而言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正好撞到我的手上。

        我是否可以告诉你，那个女人是谁？……当然可以，我的朋友。这个女人是我的妻子，但不是第一任，而是我的第二任妻子。我们离婚三年了。决斗后很快就离异了。

        我们再来一瓶蓝茎葡萄酒吧，你想喝吗？……午夜之后，这家咖啡馆一下子变得空寂和冷清。我最后一次来这里时，还在当技术员，在冬末化妆舞会狂欢节期间。那时女人们也常到这个著名的地方来，她们就像羽毛五彩缤纷的夜晚的小鸟一样，既让人开心，又光彩夺目。之后的几十年，我没有再光顾过这里。时光流逝，很多东西都变了，场地变得过于花哨，顾客也不一样了。现在那些上流社会、喜欢夜生活的人来这里……你知道，那群人，人们这样称呼他们。当然，我不知道，我的前妻也来这里。

        这酒真不错。这种浅绿色就像暴风雨前的巴拉顿湖。上帝保佑，干杯。

        你想让我讲述这一切？……如果你想听的话。

        或许我能和某人诉说此事并不坏，一次足矣。

        你不认识我的第一任妻子吗？当然不认识，那时你生活在秘鲁，在修建铁路。你真幸运，大学毕业的第一年就去了那个广袤和原始的世界。

        我承认，有时我很羡慕你。如果那时世界也召唤我，可能现在我会是一个更幸福的人。然而我却留了下来，守护着某种东西……直到有一天我累了，现在我已经不再守护任何东西了。我守护的是什么？一家工厂？一种生活方式？我也不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叫拉扎尔，是一名作家，你认识他吗？听说过他吗？你真是一个幸福的人，生活在秘鲁！我非常了解他。有一段时间我相信他是我的朋友。这个人试图反复证实，我是一名守护者，一种即将消失的生活方式的看管者，一个市民。因此他认为，我要留在家里。但也未必完全如此。

        只有真相、现实是确定的……我们对真相做出的解释是一种无望的文学。你要知道，我已经不再是狂热的文学爱好者。曾经有一段时期，我读了很多书，我看了所有落在我手上的书籍。我担心低劣的文学会将虚情假意灌入男人和女人的头脑中。人类世界人为的悲剧部分归咎于这种谎言的教唆，这些可疑的书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自艾自怜、矫情的谎言，造作的情节，大部分是这些虚假、无知，或者仅仅是恶毒文学教导的后果。有一份报纸白纸黑字地推荐了一部骗人的小说，在另一页，每日新闻栏目中已经可以由此读到结局了，一个纺织女工的悲剧，她喝下了洗衣服用的碱水，因为被木匠抛弃；或者是发生在政府首脑顾问妻子身上的意外，她吞下了佛罗那安眠药，因为著名的演员未来赴约。你为什么用那种惊恐的眼神看着我？你问我最看不起的是什么东西？文学？那种被曲解的悲剧叫作爱情？或者简单地说叫人类？……这是个困难的问题，我不轻视任何人或者任何事，我没有权利这样做。但是在我的余生里，我也愿意献身于某种激情。这种激情是对真相的热情。我不能再忍受自己对自己说谎，这不是文学，也不是女人，只是我根本不能忍受自欺欺人了。

        你现在对我说，我是一个受了伤害的人。别人伤害了我。也许是这个女人，我的第二任妻子，或者第一任。我在某些事上遭受挫败，导致自己孤独一人，经历了严重的感情打击。我心怀怒火，不再相信女人，不再相信爱情，也不再相信任何人。你认为我是一个可笑的、值得同情的可怜人。你想小心地提醒我，人和人之间除了激情和幸福还存在其他东西，还有博爱、耐心、怜悯和宽容。你想指责我对于我人生路上出现的人不够勇敢和耐心，甚至现在我变成一头孤独的怪兽，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承认，是我自己的错。朋友，我已经听过这些指控了，我也审视过自己。甚至在拉肢刑架下的人都不可能像我对自己那样真诚。我审视了每一个我有办法靠近的生命，我通过生命之窗窥探陌生人的生活。我并不腼腆谨慎，也不克制不前，我研究和观察他们。我也相信这是我的错。我用贪婪、自私、淫欲以及社会的障碍、世界的组成模式等原因来解释……解释什么呢？失败。每个人的生命早晚会坠入孤独的深渊，就像一个夜行的流浪者落入深坑。你不理解对于男人来说没有任何救赎吗？我们是男人，就应该孤独地活着，对于每一件事我们必须准确而且公正地付出代价。我们要保持沉默，而且要忍受孤独、自身的性格以及生命赋予我们的男人的法则。

        而家庭呢？我看你想问这个问题。我是否相信家庭超出个人之上，代表人类生命的最高意义，是一种更高级的和谐呢？人类不是为了幸福而活着。人类之所以生存是为了支撑他的家庭，养育正直的人，所有这一切不要期待换来感恩与幸福。这个问题我将真诚地回答你。我的回答是：你是对的。我不相信，家庭“带来幸福”，没有任何东西为我们带来幸福。但家庭是一项如此伟大的任务，在面对自己和世界时，我们是否值得为了这个目标忍受生命中无法理解的困扰以及不该承受的痛苦？我不相信存在“幸福的家庭”。但是，我看到过某种程度上的和谐、人的共生，同时所有人都与其他人对抗地活着，每个人过的都是自己的生活……但不管怎么说，从总体上讲，家庭的每个成员为了彼此而生活，即使有的家庭成员像饥饿的野狼那样斗争。家庭……这是一个伟大的词。是的，家庭或许就是生命的目标。

        但是家庭解决不了任何事情。在这层意义上我甚至没有拥有过家庭。

        我观察了很长时间，注意倾听。我听到过那些冷酷、苦涩的牧师反复证明，这种孤独是市民阶层的通病。他们以群体为借口，在那个收容和提升了自我的伟大群体中一下子拥有了人生的目标，因为你知道，你不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狭义的家庭而生存，而是为了高于个人的理想，为了人类的群体而活。我认真地审视了这项指控。不是从理论的层面，而是从我以实际行动所理解的人生的角度。我观察了所谓“穷人”的生活——归根结底，他们是最大的群体——实际上，那种属于同一群体的意识为他们提供了热量，以及活下来的全部人生感受，比如他们同属于铁路工会或者私企职员养老金协会，而且在国会中拥有他们的代表，可以为他们写下谏言并以他们的名义发言——这真是炽热、令人激动的感受，要知道，世界上有数不清的铁路工人和私人雇员都想更美好、更人道地生活。在经历了漫长而苦涩的斗争、不安的争论之后，有时他们在地球上的命运真的能得以改善……如今他们不是只赚一百八十潘戈，而是二百一十……是的，向下没有底限。底层的民众很容易为那些减轻了生活残酷性的事情而感到高兴，但是我在那些在机关或行业部门中工作的，跟“上流群体”共生共存的人身上没有发现幸福、火热地活着的感受……我只看到悲伤的、不满足的、愤怒的、坚忍不拔的战斗者，听天由命、垂头丧气、装疯卖傻的人，或者以聪明和计谋反抗着的人。我看到那些人，他们相信，人的命运真会一点一滴地通过意想不到的转折而最终变好。这点没错。但是这种意识并不能除去生命的孤独感。不是只有市民阶层是孤独的。蒂萨河地区的挖土工完全可能和安特卫普的牙医一样孤独。

        然后我读到，我也思考过，这可能是文明的孤独。

        就像地球上的欢乐之火逐渐冷却一样。有时，在某个瞬间，某个地方，又重新燃烧起来。人的心灵深处存在着对某个晴朗的、阳光明媚的、充满欢愉的世界的记忆，在那个世界里，义务同时也是一种娱乐，努力同样令人愉快而且富有意义。也许是希腊人，是的，可能他们是幸福的……他们彼此屠杀，也以同样的方式杀戮外来者，他们卷入一场漫长又血腥的可怕战争中，但同时他们内心拥有一种欢乐又充沛的群体感觉，因为每个人都是有文化的，从这个词更深层的、更无法言说的意义上讲，连陶器匠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没有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中，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大众的、隐秘的、机械性的文化。每个人都有他们的角色，但是没有一个人从中得到真正的快乐。如果他们想，每个人都可以洗热水澡，欣赏图画，聆听音乐，在两大洲之间展开对话，新时代的法律保护穷人的权利和利益，就像保护富人那样……但是请看看那些脸孔！无论你到了世界的哪个地方，在大大小小的群体中，你总能看到一张张焦虑的面孔，那些面部线条上充满了怀疑和紧张，带着难以消除的不信任感以及扭曲的敌意。这种紧张均来源于孤独。这种孤独是可以解读的，而且每一种解读都可以回答疑虑，但是哪一个都不能真正地称之为原因……我认识一个有六个小孩的母亲，带着这种孤独和孤独感所带来的扭曲的、敌意的面部表情生活着；我认识单身的老男孩，他们连戴手套都带着那种艺术家的精雕细刻，就像他们的整个人生由一系列的规定动作组成一样。当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先知在人类世界中人为地组建起群体，在这个新世界里连越来越多的孩子也被迫训练这种群体感觉时，人们的灵魂中这种孤独感会越来越强大。你不相信。这点我很确定。讲述这些我永远不会感到疲惫。

        假如我有能力可以对许多人讲话……你知道我的意思，就像那些神父艺术家、作家……我将恳求他们，激励他们，相信快乐。忘记孤独、让它消失。也许这不只是空想。这不是社会问题，而是另一种方式的教育，是个觉醒的问题。现在人们目光呆滞，似乎漫游在一种催眠状态中。目光呆滞又充满怀疑……只是我没有这种能力。

        但是，有一次我看到一张脸，上面没有这种扭曲、不满足、怀疑和昏沉病态的紧张。

        是的，刚才你看到过这张脸。但是你现在所看到的脸，已经变成了一副假面，一个她所扮演角色的人造假面。我最早看到她时，这张脸是开放的，充满期待，散发光芒，就像一个在生命起点上的人的脸，还没有品尝知识之树上的果实，不了解苦痛和恐惧。然后，渐渐地，这张脸变得严肃了。她的眼睛开始注意观察一切，那张嘴巴，忘乎一切微微半张的嘴巴闭上了，变得严峻起来。她叫阿尔多佐·尤迪特。她是个乡下女孩。十六岁时到我们家，在我父母家里当用人。我们没有发生关系。你说这是错误的？……我不这样认为。人们常说这样的话，但是人生不能容忍这种下流的诡计。也许我和这个乡下女孩没有关系不是偶然的，之后我和她结了婚。

        但是这是我的第二个女人。你想听第一个的故事。好吧，我的朋友，第一个是个风华绝代的女人。聪明、正直、美丽、有教养。你看，我说这些，就像报纸上的小体字广告里写的一样。或者当奥赛罗出发去杀死苔丝狄蒙娜时说的那番话：“她擅长刺绣……她用她的歌声安抚一头熊……”我还要对你说她热衷于音乐并且爱好大自然吗？我可以心平气和地对你讲述她。外地报纸上退休的守林员在为妹妹征婚时总是说上这样一句：带一点小小的身体缺憾。但是这个女人任何身体的缺憾都没有。她年轻、漂亮又敏感……那么出了什么问题呢？为什么我不能和她生活在一起呢？我们之间缺少了什么东西？身体的欢愉？这不是真的。如果我这样说，那是在撒谎。我跟那些职业的、游戏爱情的骑士们一样，和她在床上与其他的女人一样度过幸福的时光。我不认为唐璜可以同时和很多女人一起生活是正当的。要听一个人演奏乐器，你才能感知每种曲调。有时我为人类感到遗憾：他们那么没头没脑，毫无希望地忙乱着……别人想打击他们伸出去的慌乱的双手：“别着急！别伸手！规矩、礼貌地坐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每个人都会得到他应得的！”他们就像那些贪吃的孩子一样，不知道人生的安宁有时恰恰取决于耐心，和谐仅仅由简单的秘诀组成，而他们却一直在焦躁紧张地寻找着，并用一个含糊不清的字眼，把和谐命名为幸福……告诉我为什么在学校里不教男女关系课呢？我非常严肃地问这个问题，我不是在开玩笑。归根结底，这至少是一件和国家山川、水文地理或者正确会话的基本规则同等重要的事情。至少，人类对于灵魂是否安宁的影响、掌握、估测或记录同样重要。我所说的不是要教授某种轻浮的课程……我想，理智的人，比如诗人、医生会在合适的时间告诉人们男人和女人共同生活所可能产生的快乐……但并不是关于“性生活”，而是喜悦、耐心、谦虚和满足。如果说我鄙视某些人，也许应该就是这些懦弱的人，他们以胆怯、懦弱为由向他们自己和世界隐藏了生命的秘密。

        你不要误解我。我也不喜欢白沫纷飞的嘴巴，唾液啪啪作响的自我介绍，病态的表白。但是我钟情于真相。当然，很多时候人们对真相保持沉默，因为只有生病或者吹牛、炫耀的人，以及那种具有女性特质的小伙子乐于展示自己的秘密。但是对真相保持沉默总是好过对谎言夸夸其谈。很遗憾，在生活中，我感觉到，我们多数时候只能听到谎言。

        你问什么是真相，如何能够痊愈，并且学会快乐的方法是什么？我告诉你，亲爱的，我用两个词就能说清楚：谦卑和自我认识，这就是全部的秘密。

        谦卑也许是一个太大的词，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慈悲，并且要有超凡的心理状况。平日里，我们可以满足于自己很谦逊，并且认真了解自身的真正欲望和志趣，然后能够毫无羞耻感地承认这些，而且力图使自己的欲望和世界所能提供的可能性达成一致。

        我看到，你笑了。你想问，既然一切如此简单，既然人生有可以参照的模型，我为什么还会失败？实际上，我和两个女人尝试过，实实在在的，从生到死。我不能说生活没有为我派来守护天使。只是我失败了，我和两个女人都失败了，最后孑然一身。即便我有自我认识、谦卑和郑重的承诺，但都无济于事。我失败了，而且现在还喋喋不休地说教……你是这样想的，对吧？

        那么我必须向你诉说我的第一任妻子以及失败的原因。她很完美。我也不能说我不爱她。她只有一个小缺陷，但是她对此无能为力。你不要以为是心灵的出轨。问题很简单，可怜的人，她是个市民阶层，她是市民阶层的女人。你不要误会，我也是市民。我意识到这一点，我非常准确地了解这个阶层的毛病和罪过，我承受了这个阶层带来的东西，我接受命运，一个市民阶层的命运。我不喜欢沙龙革命者。人们必须对那些因为出身、教育、兴趣、回忆与之联系在一起的人保持忠诚。我所有的一切都要归功于我的出身：教育、生活方式、需求，甚至我人生最干净的时刻、公共的修养，以及参与高贵文化的伟大时刻……现在人们谈论，这个阶层即将衰退、消失了，它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不再适合担当过去几个世纪属于它的领导角色了。这一点我不懂。不过有一种感觉告诉我，市民阶层将被有些贪婪和急躁地埋葬了；也许在这个阶层里还残存着力量，也许他们在社会上还能承担角色，也许恰恰是市民阶层能成为一座使革命和秩序再一次相交的桥梁……当我说我的第一任妻子是个市民阶层的女人时，并不意味着指责，仅仅是对一种心灵状态的定义。我也是一个市民，一个绝望的市民。我对我的阶层很忠实。当它受到攻击时，我也捍卫它，但不是以盲目和偏袒的方式。在这个共同的社会命运中，我想看清楚，哪些是我的命运，因为我要知道，我们有哪些罪过，市民阶层的衰退是否真的因为患上某种疾病。不过，当然，所有这些我从来没跟我的妻子说过。

        问题出在哪里？容我想一下。首先，我自己是一个对社会规则了如指掌的市民。

        我很富有，而我妻子的家庭则是贫穷的，但市民阶层不是钱的问题。是的，我体会到，贫穷的市民，这些没有财产的人，顽固地、用尽一切力量捍卫着市民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富有的人从来不会以尴尬、谨慎的意愿去坚持社会习俗、市民守则、礼仪规矩、敬意表达，所有这些，对于小市民阶层来说，时时刻刻代表着对他们所属阶层的确认，就像一个办公室助理经理能准确地记住与收入层次相匹配的不断提高的住房要求、穿衣时尚、社交生活的指南……富人总是爱好某种优雅的冒险行为，贴上假胡子沿着绳梯逃跑，从拥有的高贵和无聊的牢笼中脱离或长或短的时间。我私底下深信，一个富有的人从早到晚都是非常无聊的。但是一个市民阶层，只拥有头衔而没有任何钱，会以一个十字军骑士令人担忧的英雄主义来捍卫其所隶属的秩序、头衔和原则。只有小市民阶层才讲究礼节。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都需要拿这些东西来证明什么。

        他们精心地教育了我的妻子。她学会很多语言，能够准确地知道优美的音乐和拙劣音乐之间，真正的文学和谎话连篇、廉价的伪文学之间的差别。她知道波提切利的画美在哪里，米开朗琪罗想用“圣殇”表达什么。确切地说，这些或许是从我这里知道的……在旅行、阅读、亲密的交谈过程中……她在家里和学校所受到的教育、文化修养对她来说，就是对一种严格的课程的回忆。我努力试图消解顽固保存在她头脑里的这门课程的教材，我想把这种回忆转变成活泼、热情的感受，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听觉灵敏，从人的意义上来解读，她感觉到我要教育她，她深受伤害。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种伤害。你知道，那些小的差异……两个人之中有一个知道些事情，因为有更幸运的出身，有机会窥探到精致的秘密，也就是什么是真正的文化……而另一个只是学会了课程。这也是存在的。当我们学会这些时，人生过完了。

        对于小市民阶层来讲，我的朋友，文化以及与文化相伴的东西不是感受，而是他们所知道的东西。然后存在一个市民阶层的高级层次，就是艺术家、创作者。我属于这个群体。我不是骄傲地说这件事，而是带着悲伤，因为最终我没有创造出任何作品。总是缺少些什么……什么东西呢？拉扎尔说，缺少圣灵。可是他从来没有清楚地对我解释这点。

        我跟第一任妻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怨恨和虚荣。人类疾病和事故的背后经常可以找到这个原因，虚荣，高傲和恐惧，因为由于虚荣人们不敢接受爱的馈赠。一个人毫无保留地付出自己的爱需要巨大的勇气。勇敢几乎是一种英雄主义。大多数人不能付出和给予爱，因为懦弱和虚荣，害怕失败。他们羞于交出自己的心，甚至更加羞于向另一个人敞开心扉，因为担心泄露自己的秘密……那个悲伤的、每个人都有的秘密，就是对温柔的渴求，没有它，人无法生存。因为我相信，这就是真相。至少我很长时间这样认为。现在，我已经不再无条件地证实这件事了，因为我老了，并且失败了。我在哪里失败了？我要说的正是这件事，恰恰是这件事。我对那个爱我的女人不够勇敢，我不能接受她的温柔，我感到羞愧，也有些看不起她，因为她是另一类人，是个小市民阶层，因为她的品位和生活节奏是另一个样子，然后我使自己恐惧，因我的虚荣而感到害怕，怕我臣服于这个高贵的、复杂的勒索，他们想要从我这里拿到爱的回赠。那时我还不知道那些我现在所了解的……我不知道生活中是没有什么好羞耻的。只有懦弱才是令人羞耻的，因为懦弱，人们无法给予也没有勇气接受感情。这几乎是一件正直的事情。我信仰正直，一个人是无法在羞辱中活下去的。

        上帝保佑，干杯！我喜欢这种酒，即使有一丝丝甜味。在后来的那段时光中，我习惯晚上开瓶酒。我给你点烟，朋友。

        一句话，我与第一任妻子的问题在于我们拥有完全不同的生活节奏。在小市民当中总是存在着某种僵化、惊慌、装腔作势和恐惧不安，过度角色化，易伤易怒，一旦将他们从其家庭和自身的环境中分离出来，那就更是如此。据我了解，没有任何一个阶层的孩子会像他们这样带着如此惊恐的疑虑在世界上游荡。我从那个女人身上，从我的第一任妻子身上，几乎得到了男人能从女人那里得到的一切，假如她更加幸运、更加自由地出生在低一级别或高一级别的阶层里的话。你知道，她完美无缺地了解并且知晓一切……她知道在春天和秋天里该把哪种花卉插到古老的佛罗伦萨花瓶里。她穿衣得体，恰到好处，在社交圈里从不会让我感到羞窘。她总是精准地表述，合乎时宜地回答，我们的家务管理也堪称典范，仆人们不出任何噪音地完成工作，因为我的妻子是这样管教他们的。我们就像依据着礼仪手册那样生活着。但是从某种角度说，我们也生活在另一个维度里，生活在另一种原始森林和瀑布里，生活在真实里……现在我指的不仅仅是床笫之事……当然，这也包含其中。床也是原始森林和瀑布，是关于某种原始的、无条件限制的记忆，是对体验的记忆，它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就是人生。假如这种原始环境被开辟成公园，被除去杂草，取而代之的是美丽诱人、芬芳馥郁的花朵，观赏性的树木和灌木丛，光彩四溢的潺潺喷泉，而那些原始森林和瀑布，我们永恒渴望回归的地方，将不复存在。

        当一位市民，是个艰巨的任务。也许任何人都不会像市民阶层那样为了文化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如同所有真正英雄式的伟大角色一样，为此要付出全部的代价，需要以勇气来偿付，想要幸福的全部勇气。对于艺术家而言，人生感受即文化。对市民而言，驯服的奇迹就是文化。这个，在你们那里，当然不是一个常被提及的话题。在那幸福的土地上，在生机勃勃的秘鲁充斥着无数种族的居民，挤满了原始的生活形式。但是我居住在佩斯，在玫瑰山丘上。人们总是很注重生活的气候条件。

        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让我无法对你开口。那个女人还活着，孤身一人。我有时会看到她。我们不会再见面，因为她始终爱着我。你知道，她不是那样的女人，离异之后，每个月一号按时寄送抚养费，圣诞节和生日时送一件皮草大衣或者一件首饰，你就完成了你的义务。这个女人还爱着我，永远不会爱其他人。她不怨忿，因为对于曾经爱过的人是无法真正怀有怨忿之心的。可能会有气恼、报复的欲望，但是那种坚韧不拔，满怀期盼与等待的怨忿……不可能存在。她还活着，也许已经没有期待。她活着，并慢慢地死去。她美丽、优雅、以市民的方式、平静地死去。她死去是因为她无法给予人生新的内容，因为如果一个人感觉不到某个人需要他，感觉不到有某个人绝对需要他，那么他无法活下来。可能她并不知道这点。也许她相信，她内心已经平静下来了。有一次，我跟一个女人偶遇，是那种夜间酒吧的冒险，她是我妻子年轻时代的一位女朋友，不久前才从美国回来，我们在狂欢节的夜晚相遇，几乎在没有任何邀请的情况下就来到我家。临近第二天早晨，她对我说依伦卡曾经向她谈起过我。你知道，这些女性朋友是多么勤快……就这样她对我讲述了一切。在初识的第二天早晨，在她朋友前夫的床上她描绘着。在大学时她一直妒忌依伦卡，她还说有一次在市中心的甜点店里看到过我，当时她和我的第一任妻子坐在一起，我突然走进去，给我的第二任妻子买橘皮蜜饯，并且从一个褐色的鳄鱼皮钱包拿出钱来付账。这个钱包是我第一任妻子送我的四十岁生日礼物，如今我已经不再使用它了。你不要用这种怀疑的微笑瞧着我，事情就是这样的。当时那两个女人，我的第一任妻子和她的女友，谈到了一切。我的第一任妻子对她的女朋友说了那样的话，她很爱我，当我们离婚时她几乎死去，不过后来她平静下来，因为她明白了，她不是我的真爱，准确地说，我也不是她的真爱，更准确地说，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她明白了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真爱。这就是那天早上她的女朋友对我陈述的一切，在我的床上。我对这位女士有些鄙视，因为她知道了一切，但仍然投入我的怀抱。在爱情的问题上，对于女人之间的团结我没有很高的评价，但是那时我对这个女人感到不屑，我优雅、礼貌地把她赶出我的家门。我感觉到，我该为第一任妻子这样做。之后我认真思考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觉到，依伦卡在撒谎。真爱不存在，这不是真的。对她而言我是唯一的，而对我而言，没有任何人能如此重要，既不是她，也不是第二任妻子，也不是其他任何人。但是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人接受教训的速度总是缓慢得可怕。

        好吧，关于第一任妻子我只能讲这么多了。

        如今一切都已不再疼痛，当我想起她时也没有罪恶感。我知道，我们扼杀了一切，一部分是我，一部分是人生，还有一部分的偶然，也就是孩子的夭折……所有这一切扼杀了她，就这样人生扼杀了我们。你在报纸上阅读到的，只有可怕的夸张，是一堆外行人的笨拙工作。人生创造了更为复杂的情况，而他们以可怕的浪费在工作着。不可以只考虑依伦卡们……总是要整体地考虑依伦卡们、尤迪特们和彼得们，想整体地说明和表达什么。这是一种廉价的认知，但是在人们了解和顺从它之前却需要很长时间。对此我反复思索，渐渐地每一种情感和感动抽离我的内心。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只有责任。最终，在一个男人心里，所有的体验只剩下了这些。我们在生者与死者之间飘移，肩负责任……我们无法帮助任何人。但是我想向你讲述我的第二任妻子。是的，就是在那个矮壮男人陪伴下从这扇门走出去的女人。

        谁是第二任？……她不是市民阶层，我的朋友。她是个无产者。一个没有财产的女人。

        我可以讲吗？……好的，那么，你注意听吧。我要向你道出全部真相。

        这个女人是一个女仆。我认识她时，她才十六岁。她在我们家干活，当保姆。我不想拿学生式的爱情来烦扰你。但我想告诉你，事情是怎样开始的，又是如何结束的。对发生的事情，我自己都没有搞得很明白。

        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们家里任何人都不敢去爱另外一个人。我的父亲和母亲过着一种“理想的”婚姻生活，令人厌恶的生活。他们从来就没有提高嗓门说过话。总是说，亲爱的，你想干什么？亲爱的，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生活得很糟糕，还是生活得不够好。我的父亲是一个傲慢且虚荣的人。我的母亲是一个市民阶层，以这个词语最深沉的意义来解释的话，就是责任和审慎。他们就像经常举办的某种超越人类仪式中的神甫和信徒那样对待他们的生活与死亡，对待他们之间的爱，以及对我的养育和教导。在我们家里一切依据仪式来进行，早餐和晚餐、社交生活以及父母和子女的接触——我想连他们两人之间的爱情，或者被他们如此称呼的，也只遵循超越他们之上的一种礼节。如同必须经常对任何事情做出汇报一样，我们严格按照制订的计划生活着。最近，为了种族和民族的幸福，伟大的人民重新制订了四年至五年的计划，并且用残酷无情和杀人放火的手段来实现，并不顾及公民的意愿。对他们来说，个人感觉是否良好，是否感到幸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四年至五年计划的实现，能够使普通百姓、民众或民族变得繁荣、幸福。在过去这段时间，此类事情有很多。所以，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过活，按照一个不是四年或五年计划，而是四十年或五十年计划，完全忽略相互之间及我们自己的幸福。因为仪式、工作、婚约和死亡，所有这些都具有其更深层的意义，那就是，家庭和市民阶层秩序的维护和幸福。

        如果我回顾自己的童年，在每一段记忆的最深处，我都能找到这种折磨人的、阴郁的目标意识。我们干着苦役，干着富裕、优雅、冷酷、无情的苦役。我们必须去拯救某种东西，每一天，必须用我们所有的行动来证明某种东西，也就是，我们是一个阶层，是市民阶层，是守护者。我们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必须展示地位和格调，不能向本能和贱民的叛乱让步，不能退却和惊慌失措，不得放任个人幸福的欲望。你问，这种举止是自觉的吗？……我还没有讲，我父亲或母亲每个星期日都在家庭的餐桌上发表讲话，阐述五十年的家庭计划的大纲。但是我甚至不能说，我们被迫臣服于形势和出身这种愚蠢的强制之下。我们清楚地知道，生活交给了我们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拯救的不仅是房子、美好的生活方式、息票和工厂，还有曾是我们生命更深层的意义与要求的这种抵抗。这种抵抗是对世界上庶民势力的抵抗，因为它想腐蚀我们的自我意识，时时引诱我们伤风败俗。我们要通过这种抵抗战胜所有反叛的企图，不仅在外部世界，也在我们自己体内。一切都很可疑，都很危险。在国内我们也要保障娇气、无情的社会结构的顺利运转，采用与对待欲望一样的方式对世相做出判断。对我们的愿望进行检审，对我们的喜好进行克制。要做好一位市民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现在我所谈的是那类具有创造性和自卫能力的人，并不是巴结权贵向上爬的平民，这些人只想活得更舒适更潇洒而已。我们并不想活得更舒适更富足。在我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习惯的深处，存在着某种潜意识的自我否认。我觉得我们有点像僧侣、某类异教徒或世界秩序的捍卫者。他们根据某种誓言和制度恪守着秘密和规矩，当这一切受到威胁时，人们对此发誓效忠。我们就这样醒来，就这样出门，每星期去一次剧院、歌剧院或国家剧院，客人们和其他市民们都身穿深色礼服，坐在会客室或烛光映照下摆放着珍贵银餐具和瓷盘及丰富食品的餐厅里，他们在那里交谈，谈论不可能比这更空洞、更多余的话题，不过这种肤浅的交谈也有其深刻的意义。就像野蛮人之间用拉丁文交谈一样，在礼貌的措辞、漠然而空洞的争论和随感之外，在大脑活动和集体闲谈之余，大家聚在一起交谈的意义还在于，市民阶层的成员们聚在一起出席某种仪式，某种高贵的集会，在这种场合，他们使用加了密码的语言——因为他们总是在谈论别的话题——打赌并证明，他们要在反叛者们面前保守秘密，恪守协约。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相互之间也总是要证明什么。我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充满自我意识，不动声色、机警又自律，就像大银行的总裁那样。

        我看你充满好奇地在听我讲。你不了解这个世界。你是一个创业者，你在家里是头一个学这门课的开拓者，是第一个在社会阶层中向上攀登的人……你心中只有雄心，我内心只有回忆、传统和责任。大概你也听不懂我说的话。你别生气。

        好吧，我就把我所知道的都讲给你听。

        家里总是有一点阴暗，那是一栋被花园包围的漂亮住宅，而且经常被重建和翻修。我在楼上有一间自己单独的房间，我住在那里，保姆和家庭教师则住在我的隔壁。我在童年和青年时代从来就没有单独一个人住过。在家里就如同后来在大学里那样被教导着。他们要驯服我内心的那头野兽，驯服一个男人，使他成为一名良好的市民，完美地展示他的本领。也许正因如此我才渴望阴暗，并以执着的力量寻求孤独。现在我独自生活，有一段时间我连男仆都没有雇，偶尔会有一名女帮佣来我这里，但只有我不在家的时候，她来为我整理房间，清除垃圾。我身边终于没有别人监视我、注意我和管我了……你知道吗，生活中也存在巨大的满足与快乐，只是来得太晚，而且是以畸形和突然的方式不期而至，但不管怎么说它还是来了。当我在这个家里，在我父母的房子里，在经历了两次结婚和离婚之后孤身独处时，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可悲的轻松，我终于达到了某个目标，获得了我想得到的东西。你知道，就像一个被判终身监禁的犯人突然获释，由于他在监狱中表现良好而受到赦免……几十年来，他第一次在睡觉的时候用不着再害怕那些在夜间巡逻时透过牢房的监视窗窥探他的看守们……人生也会赐予人这样的快乐，为此必须付出很多，但最终还是会赐予你。

        快乐，当然不是一个完全准确的词……人总有一天能够安静下来。这时，他不再渴望快乐，也不再感到自己遭到特殊的欺骗和掠夺。有朝一日，人会清醒地看到，他得到了一切，惩罚与奖励，得到的数量是按其功劳来计算的……这就是全部。这不是快乐，这是默认，是理解，是镇静。这些也到来了。但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

        我跟你讲，在家里，在我父母的房子里，我们几乎是自觉自愿地按照自己被分派的角色来扮演公民。假如要我回想童年生活的话，我看到的是阴暗的房间。房间里摆满了精美的家具，犹如一家博物馆。房间里不断有人打扫。有时使用嗡嗡作响的电动器械，窗户全部敞开，打扫房间的人是从外面雇的专业人员。他们通常隐形无声，几乎总是这样，悄然走进来一个人，也许是仆人，也许是某位家庭成员，一进屋就立刻动手干活，掸掉钢琴上的灰尘，从头到尾擦一件家具或整理窗帘的饰穗。他们永远在保护着这座家宅，好像这里的一切，家具、窗帘、画卷等都是某种陈列品，是博物馆的馆藏，是文物，是某种需要经常保护，修缮和保洁的东西；在屋内你要踮着脚尖走路，在这些尊贵的艺术品之间无拘无束地来回走动和大声说话是不合时宜的。窗前挂着很多窗帘，这些窗帘即使在夏天也能吸收掉太阳的光线。大吊灯高高地悬挂在天花板上，八个灯泡的光线无目的地播洒在房间里，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被笼罩在朦胧之中。

        墙壁上有一个玻璃柜，里面装满了东西，无论是仆人还是家人，从它前面经过时，都会怀着崇敬的心。任何人都不曾亲手拿过其中任何一件东西，任何人都不曾近距离看过其中任何一件物品。橱柜里有镶金边的维也纳风格的陶瓷杯，中国花瓶，骨瓷绘画杯，完全不认识的外国淑女和先生们的肖像，谁也没有用过的象牙扇，精巧的金银铜器皿、茶壶罐和动物雕塑，从来没有使用过的碗碟。一个柜子里存放着“银制品”，就像约柜里珍藏的圣卷。这些银制品平日从不使用，就像不使用锦缎台布和细瓷一样：我们珍藏着所有东西，根据秘密的家规，只有当遇到令人不解、出乎想象的重大庆典时，我们才会布置一个二十四人座位的大桌子……但是，这样的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当然，也会有客人来我家做客，这时就会把银制餐具、锦缎桌布以及瓷器和水晶器皿拿出来使用，午饭或晚饭都要认认真真地根据仪式进行，仿佛人们坐在这里主要并不是为了吃饭和交谈，而是要完成一项最复杂的任务：也许是在交谈中不要犯任何过错，也许是千万别打碎一个盘子，一只杯子……

        你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也会了解一些实际情况；现在我所谈论的正是这种感觉，这些感觉是我在童年以及后来的成人期，在这个家里，在我父母的家宅里获得的。的确，客人们或来用晚餐，或来登门拜访，我们住在这幢家宅里，也“使用它”，但在日常生活的背后，家宅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和任务：在我们的心里要像把守一个要塞般地护卫它。

        我对我父亲的房间始终保留着不可磨灭的记忆。这个房间是长方形的，像是一个大厅。厚重的东方情调的门帘遮挡了大门。墙壁上挂满了不同风格的绘画作品。有的画是用金框镶起来的珍贵名画，有的是从未见过的陌生森林或东方码头，有的是身穿深色服装、留着胡须的上世纪的陌生男子肖像。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着一张巨大的办公桌，那张桌子被称为“外交官桌”，足有三米长，一米五宽，桌上摆放着地球仪、铜质蜡烛台、铅质墨水瓶架、威尼斯的真皮文件包、各种祷告用品及一些零碎东西。在一个圆桌周围摆放着一圈带扶手的皮椅。壁炉檐上摆放着一对正在搏斗的铜铸公牛。在书柜上面摆放着许多铜制雕塑，骏马、老鹰和一只半米长、纵身腾跃的老虎。沿着墙壁摆放的玻璃门书柜中摆满了书籍。这里面有许多书，大概有四五千本，准确数目我也不清楚。文学作品摆放在单独的书柜里，另外还有宗教、哲学和社会学书籍，用蓝色帆布装订的英文哲学作品以及各种系列丛书。这些书都是从代理商那里买来的，实际上谁也没有阅读过。我父亲只喜欢看报纸和阅读游记。我母亲也看书，但她只看德文小说。书商定时寄来新书，这些书就堆放在那里。男仆每隔一段时间就向我父亲要来钥匙，把堆集成山的新书码到书架上。书柜必须仔细关好，大概是为了保护书籍。实际上是为了阻止某人把书取出并翻开它，发现并了解隐藏在书中的那些神秘而危险之物。

        这个房间被称为我父亲的书房。在这个书房里，自打有人类记忆以来就没有任何人工作过，其中我父亲最少。我父亲在工厂工作，下午去赌场，混在工厂主和资本家中间，沉默地打牌，阅读报纸，讨论商务和政治问题。我父亲是一位聪明的务实派，是他把我爷爷的一间作坊发展成一家大企业。在他的手里，这个作坊变成了全国一流的工厂之一，这需要实力、计谋、无情和远见。总而言之，在通常情况下，要干一番大事业，需要有一个人坐在楼上的一间办公室里，用他的嗅觉和经验来决定在其他房间和大厅里的人们如何去干活。在我们的工厂里，我父亲在他的办公室里坐镇四十年。人们尊重他、害怕他，商业界非常尊敬他。毫无疑问，我父亲的商业道德、见解，对金钱、工作、利润、财富的态度与商业同行和社会对他的期许完全相同。他是一位有创业精神的人，不是一个冷酷、心胸狭窄，只认钱并榨取雇员血汗的大资本家，而是一位有担当精神和创造才华的人。他尊重劳动，尊重能力，敢于给有才干的人支付更高的工资。不过，也存在着另一个联盟，我父亲、工厂和协会——在我们家里，他遵循一种仪式性的东西，而在外边，在工厂里，在外面的世界，他遵循的则是另一种更为严格的神秘盟约。在协会里，我父亲是创始人之一，这个协会只接纳拥有百万以上财产的人，而且人数只有两百，一个不多。如果某一位成员病故，对新成员的选择非常严格和挑剔，就像法国科学院选举院士一样选择一位百万富翁去填补那个空位。所有这一切，选拔方式和选拔结果，尽可能秘密进行。这两百个人感到，即便他们没有贵族头衔和称谓，他们也拥有权力，这个协会或许比一个政府部委还重要。他们还拥有另一个看不见的政权，有时甚至当局也不得不和他们谈判协商。我的父亲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在我们家里，每个人对此都很清楚。我总是心怀虔诚、情不自禁地走进这间“书房”，站在那个自从人类有记忆以来就不曾有人在上面办过公的“外交官桌”前。每天早晨，男仆都会进来掸除灰尘，并细心地整理桌上的古董和文具。我站在那里凝视着那些留着胡须的陌生男子肖像。我在心里想象着，这些目光锐利、表情严肃的男人们在他们的时代，或许也曾是这个制度严格的两百人协会的会员，就像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那样：他们掌控着矿山、森林和工厂，在生活和时间的背后有一项不成文的协约，那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用血缘签订的永恒盟约，这些人比其他人更强大，更有权势。我带着骄傲和不安的心情，想着我父亲也属于这个永远拥有权利的特权阶层，我被一股折磨人的雄心激励着，期盼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在这个令人自豪的协会里占据我父亲的那个位置。五十年之后我才知道，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分子，去年年底，我终于退出了这个社交圈。我是在我父亲去世后被选进这个协会的。我辞去了在工厂中担任的职务，我“退出了”所有那些人们常说的“商务活动”。当然，在那个时候，我还不会知道这个结局。所以，我瞠目结舌地站在圣殿的门口朝内凝望，逐字拼读那些谁也没有阅读过的书籍的书名。我隐约怀疑，在庄重的形式和堂而皇之的表面背后，有某种难以察觉、受到严格律法规范的事物，而且不可能以其他形式发展，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不过以后也许不会再有那么完美的秩序了，尽管谁都没有提起过它……每当在家里或在协会里谈到工作、金钱、工厂及两百万人社交圈时，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就会出人意料地保持沉默，目光严肃地投向前方，然后开始谈别的话题。这里有一个界限，你知道，一道看不见的围栏……这你当然知道。既然我已经开了头，那就让我告诉你吧，我想把一切都如实道出。

        我不能说我们的生活是冷酷的，没有一丝亲情和温暖。例如，家庭的节日总是细致、精心地度过。我们家每年都要过四到五次圣诞节，这些节日并没用红笔圈在年历上，但标注在我们家不成文的格里历日志中的这些日子，甚至比复活节和圣诞节还要重要。我说得不对，因为我们家也有印刷的年历：一本皮革装订的册子，里面准确地记载着每个人的生日、结婚日和祭日，记得那么细致，或许连户籍登记处都无法永远这样保留公民的姓名。这本册子，这本族谱，这本黄金书，不管你怎么叫它，总是由一家之主负责掌管。这本册子是我曾祖父在一百二十年前购买的。我的曾祖父是我们家族第一位著名的组建者和发展者，他是奥尔福尔德大平原的一个磨坊老板，是他第一次将名字写进这个镶金边的黑色皮革封皮的本子里。他就是约翰·尼斯，磨坊创建者和老板，他还获得了贵族封号。

        我儿子出生后，只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也在这个本子上记录下什么。那个日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是一个美好的日子，二月底，阳光明媚。我从医院回到家，慌乱又幸福，面对一辈子只有一次的这种幸福时刻——我的儿子出生了，我感到筋疲力尽，瘫软无力……那时我父亲已经过世了。我走进了书房；我跟父亲一样，平时也很少在这里工作。我在“外交官桌”最下面的抽屉里找到了这个带扣袢的本子。我打开它，拿出钢笔，非常认真地写下每一个字母，我写的是：马提亚斯一世，随后是年月日和时间，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伟大时刻，一个真正的节日。这是何等虚荣、何等庸俗的人类情感！我感觉到，我的家族将延续下去。突然感到，一切都变得富有意义，工厂、家具、挂在墙上的画和存在银行的钱都拥有了意义。我儿子将会占据我在家里的位置，占据在工厂和两百人协会中的位置……然而，结果并非如此。要知道，这件事让我思考了很久。当然，孩子，继承人并不一定能解决个人生活里的深层危机。的确，现实就是这样，问题是人生并不知晓任何的规律。我们还是别谈这个话题了。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对，我们在谈阿尔多佐·尤迪特。

        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这就是我的童年。我知道，比这更坏的也有，但一切都是相对而言的。

        我们庆祝节日，特别是家庭的节日。我父亲的生日，我母亲的命名日，以及其他类似的、神圣的家族节日，节日里充满了无数的礼物、美妙的音乐、丰盛的家宴和闪烁跳动的烛光。在那些日子里，保姆认真地打扮我，给我穿上蓝色天鹅绒的水兵服，脖子上是镶花边的衣领，你能想象，就像一位英格兰小勋爵。这些都是按照规定完成的，就像在军队里一样。毫无疑问，我父亲的生日是最重要的节日。在这种时候，我们还要学习背诵诗歌，宾客们都聚集到会客室里，大家都穿着节日盛装，神采奕奕。仆人们怯生生地吻我父亲的手，假装喜悦地向他表示祝贺，我不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话。大概是说，他们是仆人，我父亲不是。总而言之，他们吻了他的手。随后是丰盛的午宴和晚宴，漂亮的餐盘和罕见的银质餐具被从家族宝库里取出来。亲戚们都来了，按照为尊贵富有、德高望众的一家之主祝寿的规格，毕恭毕敬地赶来为我父亲庆生。当然，在他们的心里充满了嫉妒。我们是家族中最富有、最有地位的一支。穷亲戚们每月都能从我父亲那里领到一定数额的金钱，就像养老金一样，每个月都有固定的份额。不过他们私底下总是互相抱怨，嫌自己领到的那份太少。有一位年长的亲戚，玛丽娅姑妈，抱怨我父亲出于怜悯给她的救济金实在太少，以至于在家族节日时，总是拒绝走进餐厅，拒绝坐在布置好了的餐桌旁。她总是说：“对我来讲，在厨房里就已经很好了”，或者，“我一会儿在厨房里喝杯咖啡就行了”。每次我们都不得不把她硬拉进餐厅，安排她坐在主位上。要想满足穷亲戚们的欲望和要求非常困难，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也许，容忍一位近亲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是需要胸怀的，需要一种超凡脱俗的伟大胸怀。大部分人都没有能力做到这点，当他们觉察到家族其他成员出于讥讽、愤懑和反感而联手对付一位事业有成的家庭成员时，如果谁对此表示愤怒，那他肯定疯了。由于家族中总会有一个人有钱、有名望、有影响，其他人就会嫉恨这个人，然后抢劫他。我父亲知道这些，就给他们一些钱，他认为该给多少就给多少，冷漠地对待他们的敌意。我父亲是一个坚强的人。钱没有把他变成一个多愁善感或有犯罪感的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该给谁多少钱，绝对不会多给。他最喜欢说的话就是“应该给他”或者“不该给他”。他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经过了深思熟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像法院判决书一样板上钉钉，不容置辩。他一定也很孤独。为了家族的威望，他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许多愿望和兴趣。虽然如此，但他成了一个内心强大的人，维持着家族真正的平衡。每当我母亲或其他某个家庭成员经过复杂的交谈或暗示之后，为了家庭某个人的利益向他提出某种请求时，他总是在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后才说：“不该给他。”不，我父亲并不是吝啬鬼，只是他对人有清楚的了解，而且知道什么是金钱，仅此而已。

        敬你一杯。

        这是很棒的葡萄酒，老兄。要酿出这么好的葡萄酒，需要花多少的心思和精力啊！窖藏的时间也刚刚好，六年。这无论对狗还是对葡萄酒来说，都是一个最好的年份。超过十六年的白葡萄酒就毁了，会失去色泽和香味，变得像玻璃瓶一样死气沉沉。这是我刚从鲍道乔尼的一家葡萄园主那里学到的。假如一个故作懂文化艺术的人请你喝年份非常久远的葡萄酒，千万别动心。什么东西都需要学习。

        我们说到哪儿啦？对了，说到了金钱。

        请告诉我，为什么作家们要以那么肤浅的方式看待金钱？他们每个人都热衷于描述爱情和崇高、命运和社会，唯独不谈金钱，好像它是一样没用的东西，是一件舞台道具，是为了演戏而被放在演员口袋里的购物券。事实上，金钱要被超过我们认知的更大张力围绕着。现在我所说的不是“富贵”与“贫穷”，不是理论上的基本概念，而是金钱本身，是那种平日用于流通的东西，那种比炸药更具爆发力和巨大危险的特殊物质；我说的是我们赚来或尚未赚来的那十八或三百五十潘戈，我们将它送给别人，或拒绝从别人或自己那里接受它……作家们对于这些从来都不曾描述过。每日生活中的焦虑，全都围绕着这些可怜的金钱进行，日常的阴谋、暗算、出卖、小小的英雄行为、放弃、自我否认或牺牲，都可能由于这三百五十潘戈而演变成一场悲剧，或者，生命本身以某种方式解决这种焦虑。文学将财富作为一种阴谋来描述。说的也对，从这个词更深层次的含义来说，确实如此……但是无论在富人还是穷人中间，存在的都是个人与金钱的关系，是在金钱面前表现出的个性妥协或英雄主义抗拒——事实上，这都不是用大写字母书写的“金钱”，而是在某个早晨、下午或晚上积聚起来的金钱总额。我父亲是富有的，他尊重钱。他拿出一个潘戈就像拿出一千个潘戈一样，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有一次他谈到一个人，说无法敬重他，因为那人已经年过而立，但仍然身无分文。

        这个说法令我震惊，我感到既残酷，又不公平。

        “可怜的人，”我试着为那个人辩解，“可这并不是他自己造成的呀。”

        “不对，”我父亲非常严厉地说，“是他自己造成的。他既不残疾，也不是病人。如果一个人四十岁时还没有根据自己的情况赚到能足够糊口的钱，那他不是懦夫、懒汉，就是个无赖。我瞧不起这样的人。”

        你看，我已经年过半百，正在老去。晚上失眠，无法入睡，夜里大部分时间都睁着眼睛躺在黑暗的床铺上，好像一个实习死亡的初学者。我想，我了解真相，我为什么要欺骗自己？……我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我只欠自己一个真相。我相信，我父亲是对的。年轻时我并不理解他，那时我认为，我父亲是一位既无情又严苛的有钱人，钱就是他的上帝。他错误地以挣钱的本事来衡量一个人。我鄙视这种见解，我认为他心胸狭隘，缺少人味。但后来随着时光流逝，我必须要学会一切，学会爱情、亲情、胆识、懦弱、真诚等所有的一切，也要学会挣钱。

        现在我理解我父亲了，再也不会因为他的严厉责怨他了。我明白了，他看不起那些既不是病人，也不是残疾人，年过四十的懦夫、懒汉和无赖，是因为他们不去挣钱。当然不是要挣很多钱，因为要挣很多钱需要运气的帮助、绝顶的聪明、野蛮的自私和盲目的偶然。但就一笔小钱而言，依靠自己的力量，任何人都可以在生活与环境所提供的可能范畴内挣到，只有那些在某些方面软弱或胆怯的人才会错过机会。我不喜欢那些多愁善感的美丽灵魂，他们一听到指责就抱怨世界，抱怨恶劣、残酷、自私的世界；他们认为是这个世界不让他们在人生的黄昏住进美丽的住宅，在夏日的黄昏中手提喷壶、穿着拖鞋、头上戴着草帽在自己的花园里散步。世界对所有人都是险恶的。他给予过的，马上或稍后就会索要回去，至少会试图索要回去。人的英勇精神在于，他会保卫自己和家人的利益。我不喜欢那些总爱指责别人的无病呻吟者，冷酷而贪婪的有钱人，无情的创业者和那些不允许把梦想变成小钱的野蛮、粗鲁的竞争。只要生活需要，你就该变得更强悍一些，更无情一些。这就是我父亲的道德标准。因此，他不尊重穷人——他不尊重的并不是那些不幸的大众，而是那些没有足够力量和才干从人群中脱颖而出的人。

        你会说，这是多么无情的观点呀。我很长时间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现在我已经不再这样想了。通常情况下，我不再表达任何看法。我只要活着，思考着。这就是我所能做到的一切。是的，我一生中从来没有挣过一分钱。我只是在保护我父亲和祖先留给我的遗产。保护钱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总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向我所有的财产发起攻击。我在跟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敌人搏斗，但实际上我已经不是创业者了，我和钱已经没有真正、直接的关系了。另一方面，我是倒数第二代人，只想正直地保护自己所得到的东西。

        我父亲有时也议论穷人的钱。他不是根据数额多少而去尊重金钱。他说，一个在工厂做一辈子工的人，最后用一分一厘积攒起来的存款买了一块地，盖了座小房子，有一个果园，自食其力；在他看来，跟任何一位名将相比，这类人都是更伟大的英雄。他尊重穷人中那些身心健康、毅力超群的佼佼者，虽然他们的机遇非常少，但是他们能以勤奋、顽强的努力从世界财富中获取到什么。他们将双脚牢牢扎根在那一小片土地上，用很少的钱盖一栋小屋遮挡风雨。他尊重这些人。除此以外，他看不上任何人和任何物。有的时候，当人们在他面前讲述某个穷人悲惨无助的命运时，他会耸一耸肩膀不屑地说：“他是个废物！”

        说老实话，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是一个吝啬的人。就像所有自己不能创造或获得财富的人一样，我扮演的角色也是保护自己从生活和先辈那里继承下的遗产。我父亲不是个吝啬的人。他只是简单地尊重金钱而已：他干活，攒钱，到了某个时候，他会沉着、镇定地把挣来的钱全都花出去。我曾看到我父亲开出一张一百万的支票，以简单而果断的手势递给对方，就像给侍者小费那样。工厂发生了火灾，保险公司不予赔偿损失，因为火灾的原因是操作不慎。父亲需要做出决策：是重建工厂，还是关掉工厂，平静省心地靠利息度日？他当时已经不年轻了：年过六旬，他完全有理由不再重建工厂。他即使不工作也能生活，能在晚年惬意地散散步，看看书，出去旅游，开开眼界，但是他毫不迟疑地跟承包者和外国工程师达成协议，开出了支票，只用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把所有钱递给了工程师，由他负责建厂。他是对的。我父亲两年以后去世，工厂至今还矗立着，运转着，做着有益的工作。这就是人生的最高意义：在身后留下一些对世界和人类有用的东西。

        只是这对创业者自身并没什么帮助，你是不是这样想的？……我知道，你想说的是孤独。深深的、强烈的孤独，它困扰着所有创业者的心灵，就像大气环绕着地球。是的。一个有事要做的人是孤独的。也不能完全肯定地说，孤独就是一种折磨。因为近距离地跟人接触，所谓社交生活，会让我感到更加痛苦；痛苦并非来自真正的孤独。有一段时间，我感到孤独就是一种惩罚，就像把一个孩子关在一间黑屋子里，而成年人在另外一间屋里谈笑风生。后来，有一天我们也长成了成年人，这才知道，孤独是人生中一种自觉的独处，而不是惩罚，不是受伤者和患病者的退隐，也不是怪癖，而是作为一个人生活的唯一、真正的存在状态。知道这些后，就不会那么困难地忍受它了，你会感觉自己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活在一个辽阔的空间里。

        我父亲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们家的世界就是这样的。金钱、工作与秩序，这就是市民阶层的世界，好像所有这些——家和工厂，都已为永恒的生命安排好了未来，甚至连生命之外的工作和节庆也都被规划妥当。我们家总是安静的，我也很早就适应了这种安静和沉默。话多之人，总在试图隐瞒什么；沉默之人，心里肯定坚信着什么。这也是我从父亲那里学来的。但在童年时代，我深受这种教导方式的折磨。我感到我们生活中总是缺少些什么。你会说，缺少爱情……准备牺牲一切的爱情。你知道，这话说起来很容易。后来我才知道，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在生活中，被不正当的爱所伤害的人，要比死于中毒、车祸和肺癌的人的总和还要多。人们用爱互相残杀，就像用某种看不见的致命射线进行杀戮。人们总是想得到更多的爱，想得到全世界的柔情。他们期望赢得所有的感情，试图从他们周围的环境中吸取生命能量，以巨大植物干渴的贪婪从周边的沼泽和土壤中拼命地吸吮所有力量、湿气、香味和光线。爱是极端的自私。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遭遇过爱的恐怖，而未受到致命的伤害？环顾周围，透过窗户向外张望，注视人们的眼睛，倾听他们的抱怨，你在所有地方都会发现同样绝望的焦虑。他们无法忍受周围环境对爱的要求。他们能忍受一段时间，讨价还价，之后疲惫不堪。接着出现胃酸增多、胃溃疡、糖尿病、心脏病和死亡。

        你看到过和谐和平静吗？……你是说，在秘鲁，见过一次对吗？……有可能吧，大概在秘鲁。但是在这里，在我们国内，在温带气候下，这种奇异的花是不会绽放的，有时虽然能冒出花蕾，但很快就会凋萎了，或许是无法忍受这里的文明气氛。拉扎尔说过，机械文明也会在传送带上制造人类的孤独。他还说，即使帕甫努提乌斯身处沙漠，在圆柱顶端，头发上落满鸟粪，他都不会像那些生活在百万人口大都市的人们在星期日下午，在人群之中，在咖啡馆和电影院里感到的那样孤独。拉扎尔也是孤独的，但是以一种自觉的方式，就像修道院里的修士一样。有一次，某人曾靠近过他，他马上离开了。这一点我比他和想要接近他的那个人知道得更清楚。但这些都是私事，你所不了解的陌生人的事，我无权跟你谈论他。

        总之，我们家里也笼罩着一种崇高、阴郁和庄严的孤独。童年时代的孤独就像对一个悲伤、可怕的梦魇的回忆……你知道，就是考试前所做的那些令人忐忑不安的梦。在家里，小的时候，我们也要为某种常规、揪心、紧张而危险的考试做准备。这种考试就是市民阶层的身份。我们不断地死记硬背，拼命重复课文。每天考试都会从头再开始一遍。在我们的言行和梦幻中都充满紧张。我们的四周充满孤独，我们的仆人和那些短暂踏入我们家门的人，比如送包裹的邮差，都能感觉到这种孤独。我的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都是在挂着窗帘的阴暗房间里度过的。十八岁时，由于孤独不安的等待，我已经疲惫不堪。我希望遇到什么哪怕是不太合乎规则的人或事。我等了很久才等到这一天。有一天，阿尔多佐·尤迪特步入了这种孤独之中。

        我来帮你点烟。你怎么能忍受跟香烟的这场战斗？……我受不了，已经放弃了。我不是放弃了烟，而是放弃了战斗。人应当思考一下，值不值得为了多活五年或十年而戒烟，或者把自己交给这个令人羞耻又微不足道的恶习，虽然它会杀死人，但在这之前，它以一种使人镇静或感到刺激的特殊物质来充实你的生活。过了五十岁后，它将成为生活的一个严肃问题，我用冠状动脉痉挛和不放弃吸烟应对，直到死亡对这个问题做出最终的回答。我不会放弃这苦涩的毒药，因为不值得。你是说，戒烟不是很困难吗？……当然不那么困难。我也戒过，而且不止一次，一直到我认为不值得为止。说来说去，戒烟不过是度过一个不点烟的日子而已。有一天，人会知道，他经受不住什么。你要是需要麻醉剂，那就花钱去买，就这么简单。对此，人们会说：“你不是英雄。”我回答说：“有可能我不是英雄，但我也不是胆小鬼，我有勇气以我自己的激情活下去。”

        确实，我就是这样想的。

        你一脸疑惑地看着我。我知道，你是想问我，是不是我在任何方面都总有胆量体验自己所有的激情？比如对阿尔多佐·尤迪特？……是的。我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我已经付了账，走过了柜台，正像路边咖啡馆里人们常说的那样。我失去了我人生中的平静，以及另一种属于另一个人的平静。更多的也无法做到了。现在你想问，这值得吗？……这是一个没必要回答的问题。不能用商业智慧来评判生命中的重大选择，这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必须要完成某些事情，因为命运、形势、性情或分泌腺都在命令你这样做……所有这一切可能会集中起作用……这时不要胆怯，尽管行动起来。这是唯一算数的一件事，其他的都是理论。

        是的，我就这样做了。

        我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有一天上午，阿尔多佐·尤迪特来到我家，出现在那所阴暗、豪华的家宅里，她就像民间故事中穷人家的女孩一样，手上提着一个包袱。民间故事里的描写，通常来讲都很准确。我刚从网球场回来，站在前厅，将球拍扔在一把椅子上，我站在那里觉得很热，正想把打球时穿的针织衫脱下来。就在那一刻，我察觉到在半明半暗的前厅里，在哥特式椅子前站着一个陌生女人。我问她在这里做什么。

        她没有回答，从眼神里可以看出她很惊慌。那时我想，肯定是新的环境使她害怕，我注意到她那身女佣的打扮。后来我才明白，令她惊慌的既不是豪华的家宅，也不是年轻少爷的归来，而是别的什么事情，是我们的邂逅，她遇见了我，我打量她，在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当然，我也感觉到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只是没有那么强烈。女人，像她这样倔强而且直觉敏锐的女人，比我们男人们更准确地知道，什么是重要和决定性的瞬间；而我们男人总爱错误地理解重要的相遇，爱用别的事情解释它。这个女人在那一瞬间就清楚地知道，她遇见了我，这个人将跟她的生活有着命中注定的联系。我也知道这一点，但我还是同她谈了别的话题。

        由于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沉默不语，有点被冒犯的感觉，带着自负的神情。我们默默站了一会儿，在前厅里，面面相觑。

        我们就这样目不转睛地对视，就像人们盯着一个罕见的幻影。那一瞬间，我绝对不是在凝视一位新来的女仆。我在凝视一个女人，这个人将会在我的生活中以某种方式，出于不可思议的原因，在不大可能的情况下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一个人会知晓这样的事吗？……当然会知道。不是以理性，而是用整个生命。在这期间，他们也会心不在焉地想别的事情。你想象一下，这种情形是多么的荒谬。你设想一下，假如在那个瞬间有人走到我面前，告诉我说，就是这个女人，有一天我要娶她为妻，但在此之前，我还要经历许多事情，我必须先跟另一个女人结婚，她还会为我生下孩子，而这个女人，这个跟我面对面站在前厅的女人，要到国外待上好几年，然后再回来，那时候我同我的第一任妻子离婚，然后娶她。我，一个娇生惯养的市民子弟，一个既挑剔，又富有的少爷要娶这个双手紧抓包袱，和我一样神色不安地凝视我的小女佣……我看着她，就像这辈子第一次看到某种值得端详之物……是的，所有这一切在那一刻都是那样的不真实。如果有谁对此做出预言，我肯定会惊诧、怀疑地保持沉默。但现在，几十年之后，我多次向自己提出疑问：就在那个瞬间，我是否知道事情会这样发展？……这些所谓重要的邂逅、决定性的瞬间，一个人会不会意识到？……是否真存在这样的情形，有一天当我们走进屋里，我们立即知道：天哪，这不就是她吗？……这个女人，正像小说里描述的那样？……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只会闭上眼睛陷入回忆。是的，当时确实发生了什么。一股电流？……一道射线？……一种神秘的接触？……这些都只是修辞而已。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不仅使用语言交流感情和思想，彼此之间还有其他类型的接触，其他的信息传递方式。今天时髦的说法是，短波。据说，直觉不是别的，就是一种短波接触。我不知道……我不想欺骗任何人，不想欺骗你，也不想欺骗我自己。因此，我只能这么说，当我第一次看到阿尔多佐·尤迪特的瞬间，我的腿不能向前迈出半步，当时的场面相当荒谬，我站在那里，面对一个陌生的女仆，一动不动，相互对视很久。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她。

        她说出了她的名字。这名字听起来是那么的熟悉。她的家姓“阿尔多佐”，里面有一种献身、神圣的意思，她的名字尤迪特也是，像《圣经》里的人物。这个姑娘仿佛是从过去走来的，来自《圣经》的纯朴与厚重，那是另外一种人生，是永恒、真实的人生。她好像并不是来自乡下，而是来自存在的更深层的维度。我不管我做的事是否得体；我走到门口，打开了电灯，好能更清楚地看看她。我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并没让她感到惊讶。她带着殷勤和顺从的神情——她的动作不像一个女仆，而更像一个女人，她无需言语也知道如何顺从男人，唯有这个男人才有权命令她——她侧过身来，让我更好地看看；她把她的脸转向灯光，像是在说：“请看吧，请好好地看吧。我知道自己非常美丽。您仔细看吧，不用着急。这张脸，将来您在临终的床上都会记起来。”她就这样站在灯光下，镇静自若，一动不动，手里抓紧包袱，就像一位模特已经一声不响地做好了准备，站在画家面前。

        那好，我就这样看着她。

        你以前见过她吗？……我提醒你太晚了。她和我一般高，体态匀称，不胖不瘦，我在十六年前第一次看到她时，她就是这个样子。从来没有胖过，从来也没有瘦过。你知道吗，这是由内部力量及神秘的平衡所决定的，那个有机体总是在相同的温度上燃烧。我看着她的脸，在这样的美丽面前我不由自主地眨着眼睛，就像一个长期置身于黑暗的人突然见到了光线一样，你根本无法看到她的脸。实际上她戴上那张虚假的面具，戴上上流社会的假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些假睫毛、油彩、脂粉和浓艳的嘴唇、精心描画的眼睛都充斥着谎言和造作的特征，但在我们初次相遇的惊慌时刻，这张脸还是清醒鲜嫩，纯洁未染，就像刚刚出厂一样，还能感觉到造物主之手的痕迹。她有一张心形的脸庞，比例协调，每一条轮廓线都跟另外一条轮廓线达成完美的平衡。这就是她的美丽之处。她的眼睛是蓝黑色的，那般奇异，你知道吗，就像蓝黑色与她眼睛的光影融合在一起。她的头发也是这种颜色，蓝黑色。她的身材给人的感觉，既比例协调，又充满自信。所以，她在我面前表现得从容自若。她从未知的世界，从社会的底层，从民众中间走了出来，带来某种非同凡响的东西，协调、安全与美丽。当然，那时候所有这些都是朦胧地感觉到的。她已经不是个孩子了，但也还不是一个彻底的女人。她的身体已经发育好了，灵魂也刚刚苏醒。从那之后，我就没有再遇到过像阿尔多佐·尤迪特那样对自己的身体和身体的力量充满致命自信的女人。

        她穿着一件廉价的城市人服装，脚上配一双半高跟皮鞋，所有这些都经过了仔细、谨慎的挑选和搭配，就像一个乡下姑娘模仿城里人的穿戴，不甘心落在大小姐们的后面。我看了一下她的手。我本想在她手上发现一些令我扫兴的东西，原以为我会看到一双扁平的，由于干农活而发红的手，但她有一双修长、洁白的手。劳动并没有损坏她的手。后来我才知道，她在家里也是一个受宠的孩子，母亲从来不让她干粗活。

        她就那么平静地站在那里，任凭我在强烈的灯光下打量她。她用一种观察的眼神看着我的眼睛。在她的神态和目光中，丝毫没有任何卖弄风情和挑逗。她不是一个刚一踏进城里就跟少东家眉目传情的狐狸精。不，不是，她是一个女人，她在认真地看一个男人，因为她觉得，她和他将有关联。但她没有夸大这种感觉：当时没有，后来也没有。

        我们两人的关系从来没有转变成一种固执的观念。当我没有她就无法吃饭，不能安睡，无法完成工作时，当在我的皮肤中、梦境中以及反应能力中也都有了这种致命的毒素时，她还是那样镇静和果断，留下或者离开。你认为她不爱我吗？……有一段时间我也这么认为，但我不想做出冷酷的判断。她爱我，只是用另一种方式，一种更世俗、更实际、更谨慎的方式。问题恰恰就表现在这里。

        她来自无产阶层，我来自市民阶层。这就是我想对你说的。

        那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也没有发生，老兄。像哪部小说或戏剧里描写的那样，让阿尔多佐·尤迪特成为我的奴隶？这样戏剧性的事情当然没有“发生”。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大事件总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水到渠成，因此发生得极为缓慢，几乎没有什么情节能够让人意识得到。人们在过着日子……这就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情节。我不能说，有一天阿尔多佐·尤迪特进入我们家，第二天或者半年后发生了这件事或那件事。我也不能说，从我看到她的那一刻开始，消化系统就发生了问题，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成天幻想跟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村姑娘一起生活；这个姑娘跟我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每天走进我的房间，以同样的言行举止回答我的询问。她就像一棵树一样活着，生长着，用简单明快、出人意料的表达手段告诉你，她也生活在这片土地……所有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根本没有事件性的情节发生，很长时间都没有。

        不过，每当我回想起最初的时光，我的内心都会充满特殊的感动。这个女孩在我们家里并没有扮演什么重要角色，我很少看见她。我母亲把她当作贴身女仆来教养，还没有让她到餐桌服务，因为说起家庭礼仪，她什么也不会。她只能跟着男仆干活；打扫卫生时，她就像马戏团里的小丑一样模仿那些技艺。有时我在过道或客厅里也能见到她，有时她也来我的房间，站在门口，转达一个口信。你要知道，阿尔多佐·尤迪特来到我们家时，我已经三十岁了，很多事情我都可以做自己的主了。在工厂里，我已经成为了合伙人，我父亲已经——非常谨慎地——开始让我独立。我的收入很高，但我没有从家里搬出去。我住在楼上的两间房子里，有单独的楼梯。如果晚上城里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通常会同父母一起吃晚饭。我之所以说这些，为的是让你明白，我没有很多机会见到这个姑娘。但是从她踏进我们家的那一刻起，从我在前厅瞧见她的那一刻起，在我们的相遇中就隐伏着一种不可误解的紧张。

        这个女人总是直截了当地望着我的眼睛，像是想要询问什么似的。

        她不像一个初来乍到的小女佣，遇见少东家时，不会清纯羞涩地垂下眼帘。她既不红脸，也不卖弄风情。我们见面的时候，她站在那儿，好像我们已经有过交往似的。就在我为了更好地看清她而打开电灯时，她顺从地转过身并展示她的脸庞。她望着我的眼睛，她的神情是那样的特别……没有挑逗，也没有引诱，而是认真地，极为认真地张大眼睛，似乎带着疑问。她总是睁大眼睛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我，而且问的永远是同样的问题。拉扎尔曾说过，这是一个有生命的灵物提出的问题，是发自这个灵物意识深层的一个疑问，这个问题听起来是这样的：“为什么？”阿尔多佐·尤迪特问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为什么活着？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大概就是这些，奇怪的是，她所询问的那个人是我。

        她美得实在令人窒息，是那种高贵、纯洁又充满野性的美，像是献给造物主的一件杰作，是不可复制的完美设计和精心浇铸。当然，她的美丽慢慢开始影响了家里的气氛和我们的生活，就像某种持续不断、轻声低沉的音乐那样。美大概也是一种力量，就像热能、光或者人的意志。我开始相信，在她背后也有一种意志。当然不是化妆师的意志，我不欣赏用人为方式千篇一律加工、制造出来的美丽，就像对待一具尸体。不，这美丽归根结底是由一种暂时且脆弱的原料做成的，闪烁着强大的意志火焰。一个人用分泌腺和心脏、理性和本能、灵性和身体在维持这种和谐，这种幸运而神奇的化学方程式的平衡，而美丽则是其最终的结果与影响。我说过，当时我已过而立之年了。

        我从你的目光中看到，现在你正要向我问一个关于聪明而堕落的男人的问题：这有什么复杂的？在这种情况下，服从血性和冲动的安排，不是更简单吗？

        一个三十岁的男人终于知道了一个真理，没有哪个女人是不能被人带上床的，只要她是自由的，没有另一个男人占据她的心灵和思想，只要两个人之间也没有身体或口味方面的障碍，并且有机会见面，相互也认识……这是个真理。我也知道这个真理，并且多次应用过。我也跟同龄的男人一样，长相没有那么难看，而且拥有可观的家产。我享受过女人们的奉献，没有拒绝她们的自荐。一个有钱的男人跟一个有魅力的女人相仿，身边都有人围着他舞蹈。这不是特指某个人：女人们都很孤独，渴望得到温柔、快乐和爱情。在所有的欧洲大城市里，女人都会比男人多。我不是一个内心扭曲的人，也不是一个傻瓜，我生活在优雅的环境里，别人都知道我是富人：我跟与我生活境况相同的另外一些人一样生活。我相信，在最初几周的慌乱和拘束之后，哪怕一句亲热的话语就可以征服阿尔多佐·尤迪特，使她倾心于我，但这句亲热话我始终没有说出口。对我来说，我们的相识——假如我能够这样定义这位年轻女仆在我父母家中的出现——从第一刻开始就显得可疑、危险、荒谬和刺激；我明白我并不需要这个女人成为我的情人，我并不想跟对待在她之前的那些女人一样把她拉到我的床上，我并不想购买和消费五十公斤的头等鲜肉，不，我不想。那我想干什么？……我想了好久才想明白。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对她抱着期望，我期望能从她那里获得什么，并不是历险。那会是什么？……等待对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贯穿于我迄今为止的生活。

        在这期间，生活照常进行。自然我也想过，把这个姑娘从这里带走，把她教养成人，跟她建立起一种健康的关系，给她买栋房子，让她成为我的情妇，之后，我们能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我应当告诉你的是，这些是我很久以后，过了多少年之后才想到的。那时已为时过晚，这个女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已经通晓世故，她已经比过去更强大了。那时候我已经逃离了她。在最初几年里，我只觉得家里发生了什么。夜里，我回到家中，寂静无声，就像一座修道院，既宁静，又有秩序。爬上二楼，回到我的房间，男仆已经精心准备好晚上我将使用的每一样东西，凉橙汁盛在一个保温瓶里，还有我要读的书和香烟。桌子上总摆放着许多鲜花，衣服、书籍和古董都在应在的位置上。我站在温暖的房间里侧耳倾听，我当然没有经常想那个姑娘，当然没有那么执着地想着她就在附近，就睡在仆人们睡的某个房间里。我只觉得这幢房子有着某种意义。我只知道，阿尔多佐·尤迪特住在这里，她很美——这个所有人都知道，有一位男仆遭到解雇，还有一位女厨师，一位寂寞孤单、上了年纪的妇人也被赶出家门，原因是爱上了尤迪特；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对她的爱意，所以只能表达为争吵与牢骚。这些事谁都没有提起过，大概只有我母亲知情，但是她也不做声。后来，我对她的这种沉默也反复琢磨过。我母亲是一位直觉很强、行事老练的女人，不用言语，她就能够洞悉一切。谁都不知道男仆和女厨师的爱情秘密，只有我母亲知道，她虽然在爱情方面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经验，对于那种畸形的欲望，比如尤迪特和年长的女厨师之间的无望的关系，我母亲在哪里都没有读到过……但是，她知道真相。我母亲是位见多识广的老妇人，什么都明白，对什么都不感到奇怪。她还知道，尤迪特是家中的危险人物，不光是对男仆和女厨师来说……大概对这个家里的所有人来说，尤迪特都是个危险人物。当然，用不着替我父亲操心，当时他不仅年纪很大，而且还是个病人，另外他俩实际上也不相爱。我母亲是爱我的，我后来感到很奇怪，当母亲知晓一切后，为什么不把她从家里赶走……我最终明白一切的时候，一辈子已经过去了，或者说差不多要过去了。

        你弯一下腰，离我近一点。我母亲希望我有这个危险。

        因为她害怕我会有更大的危险。你知道是什么吗？……你想不想猜猜？……是孤独，可怕的孤独。在这种孤独中他们度过了一生，我父母的一生，一种充斥着成功、名望和仪式的市民生活。在他们周围有着严格的家庭秩序，还有更为严格的工作秩序，然后是最严格的社会秩序，而且就连娱乐、喜好、爱情生活中也存在秩序，他们会事先知道，几点穿衣服、吃早饭、工作、相爱、娱乐、学习……

        他们生活在秩序里，一种疯狂的秩序。在这种庞大的秩序中，生命在他们的周遭逐渐冻结起来，犹如一条准备远征的船，准备开向鲜花盛开的地方，突然大海和世界都结冰了。那时候再也没有计划，没有意图了，只有寒冷和静止。这个过程是漫长又不可抑制的。有一天，家里的生活凝固了。每一个部分、每个细节都很重要，他们却再也感觉不到整体，感觉不到生活本身……他们早晚都非常用心地打扮，就像要去参加一个庄重的仪式，穿上长袍去参加葬礼、婚礼或出席法院的判决，参加社团活动，接待客人。但在一切的背后都是孤独。在这种孤独中，只要他们的内心和灵魂里留存着希望，某种程度上还能承受得住生活，还活着……但活得不好，不像人应该活的那样，但还活着，早晨就会把机械上紧发条，让它一直工作到晚上。

        因为期待得太久了，人很难心平气和地接受绝望，很难接受孤独，可怕的、无望的孤独。只有很少人能在意识中接受“生活的孤独是无法解决的”。他们暗揣希望、忙乱无措地逃到人际关系中去避难，但他们从不把真正的激情和忠诚带到逃离孤独的试验中去，他们逃避到忙碌之中，逃避到人为的任务里，拼命地工作，有计划地旅游，或者购买和自己毫不相干的女人，或者开始收藏，收藏扇子、宝石或稀有的昆虫……但是这些都无济于事。在全身心投入地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清楚知道，一切都没有任何用途。但是他们仍然继续期盼着，甚至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相信什么……他们知道，更多的钱，更完整的昆虫标本，新的情人，有趣的人，一场成功的晚宴或更加成功的花园答谢宴会，这一切都不能帮助他们……因此，他们首先要在痛苦与混乱中维持秩序，在所有警醒的瞬间维持好周遭的生活秩序。他们经常在“处理”着什么，处理文件、约会或同居生活……一分钟也不想单独留给自己，一刻都不愿遇见这种孤独！快，看看人！看看狗！或看看哥白林双面挂毯！股票！哥特式家什！或是情人们！快一点，在揭开真相之前……

        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我们也过着同样的生活。我们精心地穿戴打扮。

        我父亲五十岁时的穿戴，就像长老或做弥撒前的天主教神父那样一丝不苟。男仆对他的习惯了如指掌，像教堂内保管圣器者那样一大清早就为他准备好了衣服、皮鞋和领带，我父亲当然不是一个虚荣的人，他不太注重外表；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开始古怪地注重这些琐碎的小事，士绅的服装要做到无可指责，大衣上不可有一粒尘土，裤子上任何时候都不可有一条折痕，衬衣上任何时候都不可有一个污点或褶皱，衣领上的领带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有线头……是的，在去参加庆典的时候，他的穿着就像一位神父。穿戴完毕后，就开始另外一种秩序，吃早餐，备车，阅读报纸或信件，去办公室，接受职员与合伙人向他的致意，听他们做汇报，还有俱乐部和社交生活……他总是紧张地、警觉地、焦虑地、细致地完成这些事，就像有人在监视他，就像晚上需要对自己宗教仪式般的行为进行汇报。我母亲对此很担心。因为这些秩序和穿戴，地毯的收藏和俱乐部，社交生活和做客的背后已经出现了孤独的魔鬼，就像温暖海洋中的冰山。你知道，人到了一定年龄，在特定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内的孤独就会显现出来，就像疾病出现在坏死组织里一样。这不是在一天内发生的，生命的真正危机，比如疾病、分离、宿命的相遇都不会在某个准确的钟点突然出现，或被察觉和判定。当我们意识到某件事的重要性时，事情多半已经发生了，这时候我们束手无策，只能同意，找律师或医生，请神父。因为孤独也是一种疾病。准确地说，孤独并不是疾病，而是一种状态，被孤独包围起来的人，犹如一个被锁在笼子里，靠喂养而生存的动物。不，疾病是导致孤独的前一个步骤，我把它称之为结冰的过程。我母亲害怕的就是这点。

        你要知道，生活最终会像一台机器那样机械地运转。一切都会平静下来。每间屋里都保留着同样的问题，体温总是三十六度六，脉搏八十下。钱不是存在银行，就是投在企业里。每周看一场歌剧，或看一出戏，最好去看喜剧。去饭馆用餐口味清淡，并把矿泉水加到葡萄酒里，因为你学了养生知识。这个方面没有问题。如果你的家庭医生只是一位好医生，而不是一位真正的医生——这两者可不是一回事——半年后体检时他会满意地紧握你的手。如果你的家庭医生是一位真正的医生，是那类无人可替代的细心医生，就像鹈鹕而不是别的，鹈鹕就是鹈鹕；如果他是一位军事统帅，即使他没有亲临战场，而是在修剪灌木墙或在破解纵横交叉的填字谜，他仍是一位军事统帅：假如这位医生在你半年后体检时不能满意地去握你的手，即便你的心脏、肺、肾脏、肝脏都很正常，你的生活状况仍无法令人满意，因为你已经感觉到了孤独的清冷，就像航海船上的精密仪器在赤道附近充满香气的炎热中也能感觉到隐藏在灰蓝的大海里的危险，冰冷的死亡，冰山离我们越来越近。我想不出其他的比喻，所以一遍又一遍地提起冰山。但我可以告诉你——拉扎尔曾说过其他比喻——这种清冷是夏天主人离开去度假的房间里所感觉到的清冷，房间里弥漫着樟脑球味，地毯和皮草用报纸包上，屋外正值夏季，烈日炎炎，在百叶窗紧闭的房间里摆放着孤寂的家具，清冷的房间饱吸了清冷的忧伤，就连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也能感觉到孤身留在这里的人或物的忧伤，他们不仅能感觉到，而且吸收并散发着这种忧伤。

        人之所以变得孤独，是因为高傲，不敢接受稍微有些可怕的爱的馈赠。因为他认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要比爱的感受更重要。因为虚荣。每位真正的市民阶层成员都是虚荣的。我现在说的并不是那类拙劣的市民，他们拥有这个称号和等级，只是因为他们有钱或被任命为更高等级的官员。他们只是些粗野的人。我说的是那些有创造精神和保护意识的市民，真正的市民。生活有一天在这些人周围凝固了，结晶出了孤独。那时他们开始感觉到清冷。

        然后他们变得庄严、高贵起来，就像珍贵的文物，中国的花瓶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桌子，他们开始采取浮华自大的举止，开始收藏完全愚笨无用的称号和奖章，竭尽全力去当一个高贵和慈悲的人。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复杂的事情上，以便获得一枚奖章，或者一个新的称号，副主席，主席，或名誉主席……所有这一切都是孤独。幸福的民众是没有历史的，正像我们被教导的那样，幸福的人是没有称号和官衔的，他们不扮演无用多余的社会角色。

        就因为这个，母亲替我担心。或许就出于这个原因，我母亲忍受阿尔多佐·尤迪特待在我们家，即使她察觉到了从她身上散发出的危险射线。我告诉你，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大概可以这么讲，很遗憾，什么也没有发生。三年的光阴就这样过去了。圣诞节前的一天晚上——我从工厂回来，还去找过我的亲密情人，一位女歌唱家。她在这个下午独自在家，在那套美丽、温暖、阴暗的公寓里，公寓是我给她布置的，我把礼物送给她，这份礼物也像我亲爱的女歌唱家，像别的情人或公寓、礼物一样美丽乏味，在此之前我已经深受折磨——我说，我回到家，因为是圣诞节的下午，晚上一家人要在这里共进晚餐。一切正好在那个时候发生。我走进客厅，装饰好的、闪闪发光的圣诞树已经摆放在钢琴上，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只有阿尔多佐·尤迪特跪在壁炉前面。

        圣诞节的下午，在我父母的房间里，在圣诞节晚餐前的几小时里，我感到局促不安和孤独。同时我也清楚，我的一生将会永远如此，如果不发生什么奇迹的话，就会这样一成不变地继续下去。你知道，在圣诞节时，人们总相信会发生小小的奇迹，不光是你和我，全世界和整个人类都是如此；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之所以有节日，是因为没有奇迹人们就无法活下去。但是在这个下午之前，我已经度过了许多个下午、晚上和清晨，每次看到阿尔多佐·尤迪特，我心里并没有想任何特别的事。如果一个人生活在海边，是不会总在想大海的，不会想到可以从海上去印度，或游泳者也会在大海中丧生。生活在海边的人，大多只是游泳或看书。但是在那一天的下午，我站在黑暗的房间里，看着尤迪特——她穿着女佣的黑色裙服；我则穿着年轻工厂主的灰色套装，正准备到自己房间里去换上黑色的节日礼服：就在这个下午，我站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看着圣诞树和跪着的女人身影，我突然明白了三年来所发生的一切。我领悟到，重大事件的细节在无声无息中悄悄地发生，在可以看得见和可以感知到的细节背后，有另一种东西存在，有一个懒惰的怪物睡在某个地方，在大海和森林的深处，在每个人的心中。它是一个懒惰的怪物，某种古生物，它很少动弹，只是有时伸伸懒腰，很少碰触什么。这头怪物也是你自己。在日常生活的背后也有规则，像在音乐或数学中……有些浪漫的秩序。你不懂吗？……我觉得是这样。我说我是个艺术家，只是没有乐器而已。

        女孩扒拉了一下壁炉里的木柴，她感觉到我就在她的背后，但她没有动弹。没有把头转向我。她跪在那里，身体向前探着，这是一种非常性感的体态。一个女人，如果跪着并倾身向前，即使在工作，也会有某种情欲的表露。想到这些我开始笑起来。我不是轻率地笑，只是心情愉快地笑，犹如一个人在重要时刻、在关键瞬间、在危机爆发的最后几秒钟欢喜地发现，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在我们相互的关系中存在一种粗鄙、蠢笨的人性，甚至连伟大的激情和令人同情的性欲都会跟这种体态和动作有关；比如这个跪在半明半暗房间里的女人。这些说法都是可笑和可怜的，然而情欲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能更新世界，所有的生物都是它的奴隶和组成部分，这些可笑的动作组成了一个崇高、非凡的幻象。在那一刻，我想到了这些。毫无疑问，我渴望这个身体，这一切已然命中注定，其中也包括了某种卑鄙的、需要摒弃的东西。不管怎么说这是事实，我渴望她。当然，我不仅渴望她在这种粗俗的情况下展示她的身体，还渴望知道隐藏在她身体背后的命运、感受和秘密。我和很多女人一起生活过，就像所有年轻、富有、经常无所事事的同龄人那样。我还知道，情欲无法彻底和长久地解决男女之间的问题，在传递感觉的瞬间它们就自我更新了，在习惯和漠不关心中摔得粉碎。这具美丽的胴体，结实的臀部、苗条的腰身、宽大又匀称的肩膀，微微倾向一侧的脖子上长着的栗色的绒毛，以及形状美丽的小腿，这个女人的体型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我见过、拥有过并抱到床上去的女人都要比她体型匀称，更美丽更性感——但现在我说的不是这个。我知道，处于愿望与满足，饥渴与恶心之间的性欲波涛永远都在操纵着人，引诱并排斥人的天性，不让你平静，不给你解决的办法。这一点，我以前就知道，但是不如现在我开始衰老后知道得那么确切。可能是当时我还抱着希望，在内心深处还希望有一具身躯、唯一的一具身躯能够完美和谐地回应另外一个躯体，以满足其渴望和消除干渴，并以更为温柔及和平的方式去释放满足后的厌恶。这只是一个梦，而人们通常把它称作幸福。但这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

        在现实生活中，只会偶然发生这样的事，在满足了欲望的焦虑和刺激之后，继之而来的并不是内心的自省和满足后的沮丧。有些人像猪一样，对什么全都无所谓，对他们来说，欲望和满足在同一个他们所漠不关心的层面上发生。这些人可能得到了满足。我不渴望这样的满足。我说过，当时我对这些知道得还不那么确切；也许我怀着期望，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有点小看了自己，轻视了当时的情景和情感，没有想到我的内心情感即使在那般可笑的情景中也是鲜活的。那个时候，我对很多事情还不知道，还不了解，人们一旦依从了身体和灵魂的命运，他们身处的情景在任何时候都不可笑。对于这个，我并不知道。

        当时，我还跟她搭了几句话，至于说了什么，我现在记不得了。我能清楚看到当时的情景，就像有人用窄胶卷相机拍下的那样，就像看到家里的老照片，就像看到我父亲拍的新婚照或婴儿迈出的第一步的照片一样……尤迪特慢慢地站起来了，从裙子的口袋里掏出手帕，把脏手上的灰尘和劈柴的锯末擦去。这一幕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中。然后我们马上低声快语地开始交谈，就像同谋者，小偷及其帮凶那样，害怕会有人走进房间……因为现在我必须给你讲述一些事。我想如实地把一切都讲出来，然后你马上就会明白，这并不容易……

        因为我要给你讲的不是什么风流韵事，老兄，这不是桩能坦然相对的体面事，不是的。我的故事比那还要糟糕，而且我之所以说它是我的故事，因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角色……在那一刻，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影响着我们，透过我们的命运与我们抗衡。正如我刚刚所说的，我们低声说着话。话说回来，这也很自然：当时我是主人，她是仆人，我们在她侍候的家中进行私密的谈话，我们的谈话内容是秘密的，而且非常严肃，随时都可能有人进来，我的母亲或者另一个对尤迪特也有非分念想的男仆……总而言之，无论是当时的情势还是谨慎的想法都告诉我们应该压低声音说话。当然，她也感觉到了这一点，知道此时此刻自己只能小声说话。

        但我同时还感觉到了一些其他东西。我从谈话一开始就感觉到了。我感觉那里面还有其他因素：这不仅仅是一段男人和他喜欢的女人之间的对话，他想从她身上索取些什么，并想要为了一己之乐把她占有，不是的。甚至，我并不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比方说我爱上了这个身材匀称、年轻貌美的女人，为她神魂颠倒，雄性激素沸腾，热血冲向头颅，为了她摧毁整个世界。让我不顾一切得到她，占有她，这一切都非常无聊，可又是在每个男人的生命中都会出现的情形，而且不止一次。性的饥渴可以像饥饿一般使人备受痛苦的折磨和残酷的煎熬。然而，我们俩的悄声耳语不是这样的，而是另有原因……你知道我在那之前从未觉得有必要如此警惕过，因为我此时此刻不仅仅是在说我自己的事，而且还涉及到了与某个人，甚至某群人的对抗……所以我才要用如此之低的声音说话。这已经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比贵少爷和迷人女仆之间的风月故事要严肃得多。因为当这个女人不带一丝慌乱地站起来擦拭双手时，当她用她那圆圆的大眼睛专注地望向我的眼睛时——她当时已经换上了晚上工作的用人装束，身穿一件黑色衣服，头戴一顶白色小帽，腰上系着围裙，看上去就像是轻歌剧里的女仆，样子是那样的可笑——我感觉到我所要提供给她的关系不仅仅是建立在欲望满足的基础之上，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抗衡于某件事和某些人的联盟。而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到了实质话题，没有任何过渡，也没有绕圈子。真的就像在贵族宫殿或者某个重要的机构里，比如说在某个部委，在某个存放着许多重要文件和保密公文的地方，两个密谋者正在交谈。其中一位是该机构的雇员，另一位是访客，此时此刻他们总算找到两分钟来讨论一下他们共同的计划了……他们窃窃私语，仿佛在说着其他事情。他们都很兴奋，但其中一个仍表现得仿佛只是简单地在做自己的工作，而另一个则表现得仿佛只是恰巧路过那个房间并停下来打个招呼……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老板随时可能进来，或者充满猜忌的雇员经过这里，而一旦别人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就会引起怀疑，并使他们的计谋最终败露。因此，我们从第一刻开始，就开门见山地谈到实质性话题，同时，阿尔多佐·尤迪特偶尔还会看一眼旁边的火，因为大块木头比较潮湿而无法立即被点着。所以她再次跪到壁炉前，用鼓风箱使火烧旺，我也跪在了她的旁边，帮她把黄铜质壁炉柴架调整好，以确保炉火能被顺利点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在继续交谈。

        我跟她说了什么？……稍等一下，我点一根烟。算了，我还是不点了，现在点不点都一样。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再指望吸烟。无论如何，许多事情都已不再那么重要。

        但是，我在那个时候感觉一切都无比重要，包括我所说的一切，也包括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一切。我没有时间追求她，也没有时间说一些矫揉造作的话，说那些纯属多余。我只是说我想跟她一起生活。我的表白并没有使她惊讶，她平静地听着我的表述，注视着火焰，然后直视着我的眼睛，非常认真，但没流露出丝毫的惊愕。后来我感觉她那时是在揣摩我，在测算我的力量，就像一个农村姑娘在打量一个在她面前炫耀的同村小伙，告诉她自己可以抬得动这样那样的重物或满满一袋小麦之类的东西。只不过，她并非是在检验我的肌肉，而是在称量我的灵魂。要我说，现在回想起来，我感觉她当时对我的打量里面也许包含了某种讥讽的成分，一种无声而轻柔的戏谑，就像是在说：“您并没那么强大，我的朋友，您需要更大的力量才能和我生活在一起，您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否则您的脊背将被压垮。”这就是她的目光所流露的内容。正是因为我感受到了这种内容，所以我加快了语速，并进一步压低了声音。我告诉她我们将会面临非常多的困难，因为我们的结合在当时那种情势下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父亲永远都不会同意我俩结婚，而且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其他问题。比如，我告诉她，我们的婚姻会使我和家人的关系变得极度紧张，我也将与外部世界格格不入，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能否定我们隶属的世界，从那里我们得到了一切。很可能，这种剑拔弩张的关系，这种糟糕的基本感受也早晚会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曾经见过类似的情形，认识某些出身和我相同的人和比他们社会等级低很多的人结婚，而这样的联姻都是不幸的。

        我不停地说着这类蠢话。当然，我是认真思考过这件事的，我说这番话的意思并不是出于害怕，也不是为了推脱或逃避，她也明白了我的坦诚，同时严肃地看着我，向我示意她也是这样想的。她的神情看起来就像是在鼓励我，鼓励我找出更多理据来证实我的想法从第一刻开始就是多么的荒谬无望。她想让我继续想一些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证实这种想法是多么的疯狂。而我真的就继续寻找着这样的理由。她没有说一句话，连一个字也没说，或者确切地说，她只是在最后才开口说话了，而且非常简短。她一直在让我说话。我也不理解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就这样和她说了一个半小时，我们两个就这样待在壁炉前，她始终保持着跪姿，我则坐在她旁边的英国皮革制扶手椅上。我边说边看着壁炉中的火，没有人进来过，也没人打扰过我们，生活中似乎隐秘存在着秩序：一个人的生命中出现了某种情形，目的是把事情引向结局或者做出某种行动，生活的周遭环境、地点、物件也都成了同谋，使临近局内的人无意识之下也成为这种情势的同谋。没有人打扰我们。当时已经是晚上，我的父亲回到家里，而他也一定在厨房和餐厅间的配餐房里找寻尤迪特，找她去布置晚餐的碗盘和餐具，每个人都已经换上了晚间穿的衣服，但是没有任何人过来打扰过我们。后来我明白，这一切并不是那么的超乎寻常。每当生活想要创造什么时，它总会先将每件事都安排得完美无缺。

        在那一个半小时里，我感觉，就像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跟人说话。我想和她一起生活，但我无法娶她，这点连我都有些含糊，我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一起生活。我问她是否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相遇，当时她才跨入我们家门。她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表示她还记得。在那半明半暗的小屋里，她格外美丽，就那样跪在火光前，在绯红的光线中，树冠的阴影里，头发被照得闪闪发亮，当她倾听我说话时，优雅的头部和颈部侧向一侧，手里还拿着火棍。她非常美丽，而且那种感觉如此熟悉。我告诉她，她应该离开这个家，找个什么理由辞掉这份工作，比方说自己要回家，然后在某个地方等着我，过不了几天我就能处理好手头的事情，然后我们一起离开，去意大利，在那里长久地生活下去，可以住上许多年。我问她愿不愿意去意大利……她用摇头无声地、严肃地表示她不愿意——可能她没有理解我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她听来，就像我在问她是否想见亨利四世一样。她不理解。但她非常认真地聆听着。她眼睛看着炉火，直挺着脊背跪在那里，就像在忏悔一样。她离我如此之近，我伸出手就能碰到她。

        终于，我伸出手来，一把抓住了她的手，但是她马上就把手抽掉了——她抽手的动作是那样的自然而然，丝毫不带调情的意味，也没有表现得像受了冒犯那样。她只是简单地拒绝，就像在社交场合，在交谈中，用最轻微的动作，用附加的插话来纠正着谈话者的错误那样。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这个女人也在以她自己的方式演绎着高贵，她与生俱来的天性是高贵的，这令我惊叹，但是与此同时，我也认为她的这种反应极为正常。那时我已经知道，真正使人高贵的并非等级和出身，而是一个人的性格和智慧。她跪坐在壁炉前，在暗红的火光环绕下，就像一个公主，修长窈窕，神情自然，既不高傲自大，也无半分卑微，不带一丝困惑，没有一丁点窘迫的迹象，甚至连眼皮都没有颤动半分，仿佛我们所进行的对话是世间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在整幕情景之上耸立着圣诞树，你知道的。后来，每当我回想起圣诞树时，总是会忍不住暗自发笑——但是有些酸涩，我笑了，我可以告诉你……圣诞树下的尤迪特就像是一份怪诞而又难以捉摸的礼物。由于她没有回答，我自己最终也陷入了沉默。她没有回答她是否愿意和我一起生活，也没有回答她是否想和我一起去意大利并在那里住上几年。我也想不出别的什么可以说的话了，而且，我在告诉了她那些话后，就已经陷入了那样的境地——你知道吗，就像一个买家向顽固的卖主做了所有的尝试，首先开出低价码后，发现对方不为所动，买卖也随即陷入僵局之时，只好又给出全部要价一样——最后，我问她是否愿意做我的妻子……

        这个问题她回答了。

        当然，她不是立即回答的。刚开始时，她反应的方式十分怪异。她愤怒地看着我，几乎带着仇恨。我看到她的身体因怒气而颤抖，就如同陷入痉挛。她开始哆嗦起来了。就那样跪在我的面前，颤抖着。她把拨火棍挂回风箱旁边的钩上，把双臂交叉抱于胸前，就像是一个被严厉的老师勒令跪下的小学徒一样。她以一种阴郁、尴尬的表情凝望着火焰。然后她站起来了，抚平衣服，简单地说了句：

        “不。”

        “为什么……”我问道。

        “因为您是个懦夫。”她说着，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非常缓慢和仔细，从上到下。然后离开了房间。

        来，喝一口！总之，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随后，我也走出了家门。商店大都关门了，人们匆忙地往家赶，随身提着一份份圣诞包裹。我走进一家钟表店，那里也售卖廉价的小饰品。我买了一个金色挂坠——你知道，就是那种便宜、粗糙的圆形颈饰，女人喜欢在里面保存她们已故或现任爱人的肖像。我从钱包里找出了一张带照片的证件，那是一张刚好在那年的最后一天到期的月票：我把照片撕了下来，放进了挂坠里，然后叫店主把它重新包好，规规矩矩的，就像一件平常的礼物一样。我回到家，尤迪特出来为我开门，我把礼物塞进她的手里。没过多久，我离家远游，很多年没有回来。而我也是过了许久之后才知道，自那以后，她一直戴着颈饰，用一条紫色缎带拴着，挂在脖子上，并且除了洗澡时或者她需要换一根新的缎带时，从未摘下来过。

        在那之后，一切继续，就好像我们并不曾在那个圣诞节午后谈起过这些事关命运的事情。晚上，尤迪特还是照旧和男仆一起服侍我们用餐，第二天她也依然为我打扫了房间，就像平时一样。当然，那时我已经意识到那天下午自己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我知道这点，就像气急败坏的疯子们在用头撞墙、与护士搏斗或晚上用生锈的铁钉撬下自己的牙齿时也会意识到的那样，当他们口吐白沫做这些事情反抗自己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极度有害的，并且令他们自己和整个社会蒙羞。他们不仅会在怒火平息之后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在做出这些疯狂又痛苦举动的当时就已经知道了。而就在那个下午，在那个壁炉前面，我也知道我所说的话和所计划的事，都是完完全全失去理智的表现，尤其是我想象这一切的方式，对于我和我的处境来说尤为荒谬和不合时宜。后来我也是一直把那一刻当作一种疾病爆发的时刻，那时人失去控制力，神经和感觉器官独自运作起来，控制和驾驭灵魂的力量瘫痪了。毫无疑问，那个圣诞节下午，在那棵圣诞树下，我经历了一生中唯一、严重的精神崩溃的危机时刻。这一点尤迪特也知道，正是因为这样，她才可以做到那样专心地倾听，就像一个家庭成员某一天发现了另一个成员有精神崩溃的迹象一般。当然她也知道别的一些什么：知道并且熟悉我精神崩溃的原因。无论是陌生人还是家人，假若他们知道我那天下午的状况，都会无条件地为我请来医生。

        这一切都出乎我自己的意料，因为无论是在那之前，还是在那之后，我一辈子做事都三思而后行。也许有时我过于审慎了。或许我的生活方式中所缺少的恰恰是被称为突然的果断以及即兴自发的能力。我从来没有出于兴趣或者情势，抑或是别人的要求，仅仅因为一个念头或者为了某种时刻的愉悦而直接付诸行动。在工厂里和生意圈中，我拥有一个这样的名声，大家都说我是一个谨慎的人，在做出一个决定前会瞻前顾后地考虑许久。正是因此，我生命中唯一的这次精神崩溃，最让我感到惊讶，因为在说那些话的同时我非常清楚，自己在说着疯狂的事情，所有的一切不会像我计划的那样实现，我应该换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去行动，一种更狡黠、更小心、更强势的方式。你知道，直到那一刻，我都在以一种cash and carry的原则追寻爱情，就像战争时期的美国人那样：付了钱就能拿到货……我就是这么以为的。这种想法并不高尚，但却毫无疑问透露出一种良性的自私。然而这一次，我既没有付钱，也没有得到我所渴望的东西，而只是以一种近乎绝望的方式恳求着、解释着。毫无疑问，那种情形对我来说是非常屈辱的。

        但是这种精神恍惚是没有办法解释的。每个人在一生中至少都要经历一次……假如一个人在生活中连一次都没有经历过感情暴风雨的洗刷，连一次都不曾被地震撼动过生命建筑的根基，连一次都未被龙卷风掀翻屋顶的瓦片，瞬间卷走一切，卷走此前被理性和个性保持的秩序的话，那么他的生活也太可悲了。这些就发生在了我的身上……你问我有没有后悔过？我不后悔。但我也不能说这件事，这一刻就代表我生命的意义。那只是一次发生过的事件而已，就像突发的疾病一样，人一旦挺过了最严重的阶段，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送到国外去理疗康复。我也是这么做的。当然，这种旅行其实总是一种逃避。但在我走之前，我想要确定一些事情。所以我请求拉扎尔，我的朋友，一个作家，接见女孩一次。我想让拉扎尔看看她，和她说说话，并且我也请求尤迪特去拉扎尔那里。现在我知道了她当时说的没错，我就是一个懦夫，但这也正是我那样做的原因。那感觉就像送她去看医生一样，你瞧，我把她送到医生那里，医生就能给她做检查看是否健康……总之，她像是我在大街上捡到的，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就像战报里常说的那样。当我要求她做这件事时，她满怀怜悯地听完我的话，但是没有反抗地照做了，像我请求的那样去找拉扎尔。她一声不吭，并且明显感觉受到了侮辱，仿佛是在说：“好吧，如果您想要的话，我会去医生那里忍受检查。”

        是的，就是拉扎尔。我们之间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关系。

        我们是同龄人，也是同学。他成名时已经三十五岁了，而在那之前，并没有人听说过他。他经常给那些没有前途的杂志写一些风格奇特的短文，那些文章总是对我产生影响，就像在嘲弄他的读者，感觉就像是他对整个发明体系、对写作、对出版、对读者和评论家都怀着深深的不屑。他从来没写过一个字，让你可能猜透他的这种想法。他写了些什么？他写过大海，或者一本旧书，或者一个角色，非常简短，不超过两三页，发表在发行量几百册，或许几千册的杂志上。这些文字晦涩不明，就像使用某种陌生的、奇特的部落语言来表达自己对世界以及隐藏在世界背后的事物的想法。这个部落——当我阅读他最初的作品时，我是这样感觉的——行将消失，只有很少的人尚且存活着，并且只有很少人使用那种语言，也就是拉扎尔文章的母语。除此之外，他还能说出和写下漂亮的匈牙利语，他的匈牙利语冷静优雅，纯粹且规范。他曾经跟我说过，他每天早晚都会阅读奥兰尼·亚诺什的作品，就像别人每天要漱口一样……但是他所写的内容，则更像是来自另一种语言的信息。

        后来，他一夜之间就出了名。为什么？……这事没有办法解释清楚。有人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一开始是在沙龙上，然后是在公共辩论演讲台上，再然后又延伸到了日报里——总之，你到处都能看得到他的名字。忽然之间，人们也开始模仿他的风格了，报纸和杂志里充斥着拉扎尔式的书籍和文章，那些文字没有一篇是他写的，但他仍然是幕后的秘密编者。特别是，就连普通大众也开始对他感兴趣了：没人能想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他的文字当中没有任何可以使人娱乐、引人幻想、令人安慰或者满足的地方：他从来没有试图与读者之间建立任何联系。但是对于这一点，人们也都原谅了他。不出几年时间，他在那个精神生活世界的奇特竞赛中取得了领先地位，在高等学府里，他的文字被当作东方的古老书籍拿来赏析。不过，这所有的一切并没有改变他。有一次，在他成功的时刻，我曾经问他感觉到了什么，这种喧嚣声是否让他的耳朵感到厌烦。毫无疑问，那中间掺杂了刺耳的指责、充满仇恨和嫉妒的合理或者莫须有的指控。但最终所有的噪音混杂在一起，从中可以清楚、尖锐地听到他的名字，就像乐队里第一小提琴的声音。他专心地聆听我的问题，思忖良久，然后非常严肃地说：“这是作家的报复。”之后，他再无它言。

        我知道一些他的事情。那时候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男人喜欢玩游戏。他跟所有的一切玩，跟人玩，跟局势玩，跟书籍玩，甚至跟通常被称为文学的神秘现象玩。有一次，当我指责他这一点时，他耸了耸肩说：“艺术，在最深最隐秘的本质里，在艺术家的灵魂中，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游戏本能的展现。”“那么文学呢？”我当时问他。“文学毕竟要比艺术丰富，文学是一种回答和伦理道德的态度……”他认真且礼貌地倾听我的话，就像一直以来每次我提到他的专业时一样，然后只是简单地说，“是的，为言行举止提供养料的本能，是游戏的本能，另外不管怎么说，文学就像宗教一样，其终极意义只是形式而已，艺术也是形式。”他回避了我的问题。广大的读者和评论家们自然也不可能知道，这个人能像对待知识或伦理问题那样认真地去跟一只在阳光下追赶毛线球的小猫玩耍：以同样的严肃态度，或者说，以同样的内在自由，全神专注于现象或观点，但与此同时并不坦露自己的内心。他的确是个游戏家。然而，大家对这一点并不了解……另外，他也是我人生的见证人：关于这一点，我们曾经极为真诚地谈论过多次。你知道，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另一个人，那个人扮演着辩护律师、监管人、法官的角色，但同时在那宗既神秘又可怕的案件中，即在人生中，又是一个同谋犯。这就是见证人，他能完全看清你，并且理解你。你所做的一切某种程度上他也在准备，当你获得成功时，你就会问自己：“他会相信吗？”这个见证人一直存在于幕后，在我们漫长的一生中。他并不是什么使人愉快的游戏伙伴。然而你又无法，也许根本就没想过要摆脱他。

        在我的人生中，那个人就是拉扎尔，那位作家，我跟他一起沉迷于青年和成年时期那些奇怪的、不被他人理解的游戏之中。我们都是唯一知道对方想法的人，尽管在世人眼中我们是成年人，是严肃的工厂主和著名作家，但是这些都是无用的；尽管在女人眼中，我们是兴奋、忧郁或满怀激情的男性，那也都是徒劳的……事实上，我们在人生中能够保存最多最好的，正是这种变化莫测、勇敢放肆又残酷无情的游戏欲望，通过这种欲望我们扭曲，同时也美化了对彼此来说充满谎言和仪式化的人生戏剧。

        每当我们凑到一起，就人类社会的作恶者，即使没有暗号也能了解彼此，开始游戏。

        我们有很多游戏。其中一个游戏叫作“科瓦奇先生”。我要向你解释一下，或许这样你就能理解我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游戏要在社交场合玩，在没有任何铺垫的情况下开始，在别的科瓦奇夫人和科瓦奇先生之间，不要让他们察觉，以免引起他们怀疑。因此我们会在人群之中的某处见面，然后立即开始游戏。这个科瓦奇先生会对另一个科瓦奇说些什么，每当他们在谈话中恰巧谈到政府垮台了，谈到多瑙河发大水淹没了很多村落，谈到某位著名女演员离婚，或谈到某位知名政客被发现私吞民财，某位伟大的道德楷模在幽会地饮弹自尽……这个时候，“科瓦奇先生”会发出一阵嘟囔声，然后哼哼哈哈地说“事情本来就是那样”，再补上一些奇怪的陈词滥调，比如，“水的一个特性就是潮湿”或“人脚的特性是，一旦人把脚放进水里，就会沾湿”，要么就说，“这样行得通，那样也行得通，请您相信这一点”。所有的“科瓦奇夫人和科瓦奇先生”自打创世以来就会说一堆这样的论调。假如火车出发了，他们会说“出发了”；如果火车停在菲泽绍博尼，他们会用严肃、庄严的语调宣布，“在菲泽绍博尼！”这样一来，他们总是对的，或许正因如此，世界才会变得如此不可思议地卑贱和毫无希望，因为这类陈词滥调永远正确，只有天才和艺术家才有胆量去嘲弄戏耍这些陈词滥调，发现这些言论中的死气沉沉和悖论，指出这些有教养、守原则的“科瓦奇先生”之流真相的背后，总是存在另一个永恒的真相，它把头朝下颠倒一切、朝着菲泽绍博尼吹着口哨，甚至，即便当某位道德看守者，某个高官被秘密警察发现身着粉红女士内衣、身体悬挂在幽会地点的插销上，也不会令人感到丝毫惊讶……我跟拉扎尔的“科瓦奇先生”游戏玩得相当完美，所以真正的“科瓦奇先生”们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我们，他们总是落入圈套。而当科瓦奇先生谈论政治时，拉扎尔或我便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因为事情本来就是那样的：他们当中一个肯定是对的，而另一个也有些道理。我们应该听取每个人的意见。”除了“科瓦奇先生”以外，还有“在我们的年代……”的游戏，这个游戏也不赖。你要知道，在我们的年代，一切都比现在要好：我们年代的糖更甜，水更像水，空气更像空气；女人不会跑去情人那里投怀送抱，而是整日在河水中清洗捶打衣服，直到太阳落山，甚至在太阳下山之后她们还是会继续一小会儿。男人就算看到钱，也不会有丝毫动心，而是将钞票推到一边说：“请把这些钱拿走吧，拿去分给穷人吧。”我说，这就是我们的年代里男人和女人的样子。

        我们曾经一起做过许多种游戏。出去旅行之前，我让阿尔多佐·尤迪特去找这个人，让他看一看，没错，就跟去诊所看医生一样。

        那天下午，尤迪特去找了拉扎尔，之后，我在当晚也见了他。“你看，”他说，“你想怎么样？现在事情都发生了。”我疑惑地听着他说。我害怕他那时候也在玩游戏。我们当时坐在城市中心的一家咖啡店里，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他转动着香烟的过滤嘴——他一直都是用很长的过滤嘴抽烟，因为他常常会尼古丁中毒，并且还苦思冥想一些复杂的设计和发明来使人类可以摆脱这种中毒的痛苦后果。他严肃、热切地盯着我，以至于我开始怀疑。我担心他在戏弄我，担心这只是他新发明的一种游戏，他假装这个事情很重要，事关生死，然后他笑着看着我的眼睛大笑起来，就像往常很多次那样，证明根本没有什么重要和生死攸关的事情，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科瓦奇先生”事件：只有平民才会相信宇宙是围着他们转的，星象准确无误地围绕着他的命运。我知道他把我当作市民阶层的人——但并非基于这个词鄙俗、低贱的含义，虽然这个词现在很时髦，不是的，他承认要跻身于市民阶层意味着努力，他没有鄙视我的出身、举止和信念，因为他对市民阶层也有着很高的评价——只是他认为市民阶层恰恰是毫无希望的阶层。他只不过是把我当成一个无可救药的案例。他说市民阶层总是想要逃离，但是关于阿尔多佐·尤迪特，他却不愿意多说任何事情。所以，他会礼貌而果断地转换话题。

        后来，我常常回想起这段对话。你知道，我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感觉就像一个病人过了很久才突然获知真相，在了解到自己所患疾病的真实病名和性质之后，回忆起过去某天下午第一次拜访名医求诊问病的场景。那位教授，那位著名的内科医生给病人做了全面、细致的检查，采用了各种检查手段，然后礼貌地开始谈论别的话题——他问病人，有没有兴趣去旅行，是否看过新上演的摩登戏剧，而后聊起他们共同的熟人。但是唯独没被提及的话题，恰恰也是病人最想从他嘴里听到的。归根结底他之所以来到这里，之所以承受检查的不适和紧张，是因为想清楚地听到医生的诊断——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染上了什么毛病，是常见疾病，还是只是某些无关紧要的症状？莫非由于某种紧张焦虑或普通常见的感觉不佳，使我们警觉到自己的身体构造或生活节奏出现了问题？也许我们还希望某一天所有一切能恢复正常，同时还有一种微弱但又明确的疑惑，怀疑眼前这位教授已经知道真相，却不能告知我们。因此，我们只能等待，直到通过症状的发展、疾病表现出的危险信号或治疗方式，我们自己也能发现那位学识渊博的医生不得不在我们面前缄默的真相。而在这段时间里，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病人知道自己病得很严重，医生不仅知道这点，而且知道病人已经在怀疑病情并意识到医生对他有所隐瞒。但任何人对此都无能为力，唯有等待，疾病自己会陈述事实，那时候必须尽力治疗。

        在尤迪特去找拉扎尔的当天晚上，我就这样悉心地听他讲述。他滔滔不绝地谈论了各种话题：罗马、新书，以及季节和文学的关系，然后站起来，跟我握手，扬长而去。直到那时，我才感觉到这并不是一场游戏。我的心不安地跳动着，感觉他把我丢给了命运，从那以后我必须自己面对将会来临的一切。也是从那一刻开始，我第一次对这位能对拉扎尔造成如此影响的女人萌生了一些敬意，我既尊敬她，又害怕她……几天以后，我出发了。

        时间已经过去好久了，对于那段时间我只剩模糊的记忆。你知道，那是换幕时穿插的幕间表演。但愿我的这段回忆没有让你感到无聊。

        我旅行了四年，游遍整个欧洲。我父亲不知道这次旅行的真正意义，我母亲或许知道真相，却一直保持着沉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感觉到什么异样。我年轻，就像俗话所说，整个世界都属于我。

        那时还是和平时期……但又不是真的和平。当时正值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过渡时期，边境尚未完全开放，但火车已经可以短时间停靠在被粉刷成各种颜色的边境哨卡。人们以一种神奇的自信与狂热忙着借长期贷款——不仅仅是个人，甚至国家也一样，更为离奇的是，他们不仅借钱，并且借到了长期贷款——而且还盖起了大大小小的房子，那姿态就像是苦难、可怕的时代已经完全结束一样，就像另一个时代已经开启，当一切恢复正常，他们又可以制定规划、养育孩子、放眼未来，总之关心那些个人的领地之中所有的一切，关注那些令人愉悦的甚至有些多余的东西。我就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开始旅行的，一个处于两次战争之间的世界。我不能说我在出发时和在旅途中不同地点停留时感受是绝对的安全。在欧洲，在二次世界大战的短暂停歇的时期，我们就像某一次被突然、彻底洗劫一空的人，满腹疑虑地行动着：无论个人还是国家，全都努力表现出和蔼热诚、心胸开阔和宽宏大量，但是私底下——对于任何突发的事件——我们都会握紧裤子口袋里的左轮手枪，并不时惊慌地摸索揣在上衣的内兜、位于心脏前方的钱夹。也许，这几年里使我们担忧的不只是钱包，还有我们的心脏和知觉。尽管如此，至少我们又可以旅行了……

        到处都在忙着建造新房子、新市区、新城市，甚至新国家。最初，我去了北部，之后向南走，后来去了西部，最终在西欧的城市里待了好几年。在那里，我所热爱和相信的事物是那样亲近熟悉：你知道，就像一个人在学校里学了一门语言，然后到了那个国家，在那里，我们从书本上学习的语言是当地人的母语。在西欧，我生活在真正的市民阶层中间，他们显然没有把市民阶层当作一个角色和口号，也没当成一个任务，而是他们的生活常态，就像某人住在一所从先辈那里继承来的房子里，房子或许有些狭小、阴暗和破旧，但却是他们所熟悉的、最好的房子，而且不会拆掉它而建造另一座替代品。他们宁可只是勉强、敷衍地修复这种生活方式。而我们，在国内的老家，仍然在不停地忙着建造这所房子，建造市民阶层的家园；我们想要在宫殿和茅屋之间构建一种更为宽泛而丰富的生活方式，一种能让所有人都感到舒适、宾至如归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阿尔多佐·尤迪特，也许也包括我。

        在那些年里，我只会模糊地记起尤迪特。在我旅行初期，我有时会想起她，那是类似急症高烧状态的回忆。是的，我曾经生病，并且精神恍惚地闭起双眼胡言乱语。我感到孤独，就像一道冰冷的巨浪席卷了我的生命。我害怕孤独，我逃到这个人身边，她的灵性、光彩和微笑向我承诺，她能分担我的这种恐惧。我记得这些。但是现在，世界在我面前展开，非常有趣。我见识到了各种各样的雕像、蒸汽涡轮机和孤独的人们，就像从一首诗歌的韵律中感受到的幸福的欣悦，目睹了承诺着尊严与仁慈的经济体系、庞大的都市、山岳的巅峰，看到了美丽的、被法国梧桐包绕的、位于德国小城四方形的中央广场上的中世纪水井，还有大教堂的钟楼、拥有金色沙滩和蓝色海洋的海滨以及岸上赤裸的女人。我见识了世界，而关于阿尔多佐·尤迪特的记忆，自然无法与这个大千世界相较量……更确切地说，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在这种决斗当中，力量的对比关系本来就是不平衡的。跟这个世界相比，阿尔多佐·尤迪特的分量连一道阴影都不及。那几年里，生活向我展示了一切，也给了我许多承诺，赐予我伟大的命运：使我从家庭狭隘又悲伤的场景中解放出来，脱下在家里为扮演角色而穿上的舞台服装，让我沉浸在人生另外一种维度里。而与此同时，生活将女人们馈赠于我，形形色色、各种各样、数不胜数的女人，全世界的女人，栗色头发，眼神炙热的弗莱芒女人、眼睛闪闪发亮的法国女人和温顺的德国女人……是的，每一种女人。我活在世界上，我是个男人，女人就像对待每个男人那样围绕在我周围，传达信息或者发出邀请，有的卖弄风情，有的端庄体面，她们向我许诺要跟我一辈子，或只是偶然的疯狂销魂，也有的既非永恒，也非瞬间，而是长久、神秘的暗中相伴。

        “女人们”。你注意到了男人们在说这个词时所用的那种谨慎且犹疑不定的口气了吗？就好像他们所谈论的是一个未被完全奴役、永远想要反叛、被征服但尚未被击溃的叛逆部落一样。并且，说真的，“女人”这个概念在日常感受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女人，我们对她们抱着何种期待？……孩子？帮助？……和平？喜悦？所有的一切？还是无所期待？莫非只是短暂的时光？男人只是活着，渴望，相识，恋爱，然后结婚，跟一个女人一起经历爱情、生育与死亡，然后他的眼光随着街上出现的美腿游移，有时因为一个发型或一股唇边吹出的炽热气息而毁灭；在那种时刻，无论是在市民阶层的床上，还是在小巷子肮脏的旅馆里弹簧坏掉的床上，他都感到很满足；有的时候，男人面对一个女人，会表现出浮夸的慷慨，两个人哭泣并且发誓永远在一起，彼此帮助，相互扶持，要住在山顶上或某个大都市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年后，三年后，或者是在两周之后，你是否发现爱情就跟死亡一样，并不存在可以用时钟或日历测量的时间？……而男女之间所做的宏伟计划，也并不能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实现或完全实现。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带着愤怒或冷漠分手，并再次充满希望地出发，希望能找寻其他的伴侣重新开始。或者因为他们已经疲倦不堪却又继续在一起，榨干彼此的生命兴趣与力量，然后就会生病，慢慢地相互残害，并最终死去。但是在最终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他们又会明白什么呢？……他们想从彼此身上得到些什么？他们所做的似乎不过就是遵守了一种盲目而庞大的爱情法则，在这一法则的指引下，以爱情的名义更新世界并使之永恒，这个法则需要男女之间的交配而使物种得以延续？……难道这就是全部？而在这过程中，这些可怜的人们又为自己期望些什么？他们相互给予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这是多么隐秘又可怕的簿记……莫非使得男人被女人吸引的感觉只是个体性的？莫非不是为了唤醒欲望？永远都在唤醒偶尔、临时附着在身体上的欲望？这是人为的兴奋，我们就生存在这种兴奋之中，然而，它不会是大自然的目的；当大自然创造男人的时候，也创造了一个女人陪伴他，因为大自然看到，孤独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看看你周围的世界吧，这种人为的吸引到处闪光，从文学中，从绘画里，从舞台上，甚至在大街上……走进剧院吧，你会看到男人女人坐在观众席上，台上的男男女女手舞足蹈，嘁喳交谈，信誓旦旦，而观众席则咳嗽或者清喉咙……但只要说出“我爱你”、“我想要你”或其他类似能使人联想到爱情、占有或分离，联想到幸福或不幸的话语，片刻之间，观众席就会变得一片死寂：成千上万的观众都会凝神屏息。作家们熟练地制造着这类东西，并用这种感觉绑架着观众。而无论你去往何处，这种人为的刺激总是会旗鼓不偃：香水、花花绿绿的破衣服、昂贵的毛皮、半裸的身体、肉色的丝袜，所有这一切都无处不在，虽然人们并不是真的需要它们。人们在冬天也不会穿暖和衣服，因为想展示自己穿着丝袜的双腿；而在夏天在沙滩上，人们之所以会裹上一点薄薄的布料，则是因为这样一来，女性的特征就会变得更加神秘，更加刺激；当然，还不用提她们脸上的妆容、大红的脚指甲、蓝色的眼影、金黄的头发以及所有那些被她们用来涂抹和打扮自己的垃圾……这一切都是如此的病态。

        嘿，我跟你讲，我是快到五十岁时才最终读懂托尔斯泰的。你知道，就是那本《克鲁采奏鸣曲》。它看似在讲嫉妒，但嫉妒又不是它真正的主题。托尔斯泰的这部巨著里，表面上是在讲嫉妒，可能因为托尔斯泰本身就是一个有着嫉妒天性的敏感可怖的家伙。然而，嫉妒不是别的，只是虚荣、可鄙的自负。你也知道这种感受，的确，我对这种感觉相当熟悉……甚至可以说太熟悉了。我几乎因为这个一命呜呼。但我现在已经不再嫉妒了……我知道得很清楚。我几乎因此而毁灭。我已经不再嫉妒了。你理解吗？你相信吗？看着我。不，老兄，我已经不再嫉妒了，尽管我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我战胜了虚荣。可是托尔斯泰仍然相信存在着某种解决的办法，并赋予女人一种半人半兽的命运：她们应当生育，并身穿粗呢衣。这种解决办法是不人道的，是病态的，但另一种办法也同样如此，因为它把女人当成装饰性的摆设，当成情绪的杰作。你叫我如何去尊敬，如何把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分享给一个一天到晚除了穿衣打扮什么也不做的人呢？……也许她企图用羽毛、绒毛和香气取悦我……但这也不是真的。她其实是想吸引所有人；希望在她出现后，欲望能够驻留在男人、男人的所有神经之中。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在影院、剧院、街道、咖啡厅、餐厅、游泳馆、山里：到处都充斥着这种病态的兴奋。你认为大自然真的需要所有这些吗？……真见鬼，伙计。只有一种生产模式、一种社会体系才需要这些；在这种模式和体系里，女人把自己当作商品来看待。

        是的，你是对的，我自己也想不出更好的生产模式和社会体系来……用别的任何东西替代它的尝试都告失败。事实是，在这一体系中，女人们通常希望把自己兜售出去：这种想法有时是有意识的，但更多时候是无意识的，我承认这点。我不是说每个女人都是有意识地把自己当作一件商品……但我也不敢相信那些例外可以否定这条伟大的定律。我不会责备女人，她们也没有别的办法。这种兜售有时充满着致命的悲伤，这是一种傲慢愚蠢、酸涩、卖弄风情般的自我呈现，特别是当女人发现有比自己更美貌、价格更低廉，并且更令人兴奋的女人存在，当她们感到处境艰难，感到竞争的可怕性质，当她们获知欧洲每座城市里女人都多于男人的数量，意识到在自由的轨道上竞争她们没有地位，那么这些可怜、忧伤的女人该怎么应对自己的生活呢？……她们兜售自己。她们有时表现出具备美德、眼帘低垂的样子，就像颤抖的凤仙花，其实私底下，她们颤抖是担心最终没有被侵犯……而她们中的另外一些人则更加自觉，每天步伐坚定地投入到战争中去，就像罗马军团士兵一样，他们知道要为了帝国对抗蛮族……不，我的朋友，我们没有权利对女人评头论足。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怜悯她们，或者不是怜悯她们，而是怜悯我们自己，我们男人，因为在今天这个充分文明化的大市场里，我们却没有能力解决这一潜在、痛苦的危机。这是一种下意识的持续性不安。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看向哪里，它都依然存在。而隐藏在所有这些背后的，是金钱——或许不完全如此，但一百个人类困难中之九十九是这样的。关于这点，那个神圣、智慧的男人就连在《克鲁采奏鸣曲》中发出愤怒的控诉时也根本没有提到……

        他谈到了嫉妒。他斥责女人、时尚、音乐以及社会生活的欺骗性。只是没有提到任何一种社会或生产方式都无法给予我们心灵的宁静。除了我们自己，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给予。如何给予？如果我们能够战胜欲望和虚荣。这可能做到吗？……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许以后，更远的将来。欲望不会随着时间而消亡，但是所有欲望和满足反射出的愤怒的嫉妒和贪婪，无望的兴奋和反感会逐渐挥发、耗干。你瞧，人总是会累的。当衰老来到门前，我甚至感到高兴。我只是渴望偶尔的雨天，那时我可以坐在火炉旁边，饮一瓶红酒，读一本关于欲望和失望的古老的书……

        但是那时我还年轻。我花了四年光阴去旅行。我曾在许多陌生城市的房间里，在许多女人的怀中醒来，头发凌乱。我尽自己所能将技艺学到精湛，并感叹于世界的美丽。不，事实上在这期间，我没有想到过阿尔多佐·尤迪特，至少没有经常想，也没有刻意地去想她……我对她的想念只是和身处国外之人想念故乡的街道、房屋和故人一样，他们从金黄色的记忆溶液深处涌现出来，就像对于某种程度上已经逝去的东西一样。我有过发烧疯狂的时刻，感到非常孤独，我是一个市民阶层，在这种孤独中出现了一个狂野又美貌的年轻女人，然后我和她聊了起来……事后我便将她全部忘掉了。我出去旅行。漂泊的日子过去之后，我便回到了家。什么也没有发生。

        只是，与此同时，只发生了一件事，阿尔多佐·尤迪特在那里等我。

        当然她并没有告诉我，当我回到家再见到她时，她走向我，拿走我的外套、帽子和手套，然后给了我一个礼貌而矜持的微笑，就像少东家回家时她该做的那样，带着那种用人的笑意微笑着。我也以得体的方式跟她打了招呼，微笑着，不带一丝慌乱。我就差用父亲般的方式和善地拍打她的脸颊了……我的家人都在等我。尤迪特和另一个男人一起去准备餐桌，以迎接我这个迷途的浪子。每个人都洋溢着欢乐的笑声；我也是，因为我终于回家了。

        我的父亲在那年退休了，我接管了工厂。我从家里搬了出去，在城市附近的一座山丘上租了一处别墅。我也很少见家人，好几个星期过去了，我都不曾遇见尤迪特。又过了两年，我父亲去世了。我母亲从我们家的大房子搬了出去，并遣散了家里的仆人，只留下了尤迪特，让她当了家里的管家。我每周日都会去拜访母亲一次，与她共进午餐，并能在那些场合下看见尤迪特，但是我们从未说过话。我们之间的关系既亲切又守礼。有时我也会用一种带着亲密和善意的方式称呼她“尤迪特卡”，因为这是人们对一个在家里逐渐老去的姑娘才会使用的称呼。是的，很久以前的某个时刻，有那么疯狂的一小时，我们两人谈论过各种各样的事情……但这样的事过后只是让人笑笑而已。年轻时代的疯狂。每当我回想起那一小时，就是这样认为的。这让我感觉非常舒服。不是那么真诚，但是很舒服。一切人和事物都回到本来的位置之上。就这样，我结婚了。

        我和妻子的婚后生活是礼貌而愉快的。后来，在我儿子夭折以后，我感觉受骗了。孤独在我的内心和周遭就像一场早期的疾病那样潜伏着。我母亲仔细观察着，但什么也没说。又过去了许多年，我日渐衰老，拉扎尔也不怎么出现了。我们偶尔会碰面，但已经不再玩以前的游戏了。看起来，我们都长大了。成长就意味着孤独。孤独的人要么因失败而倍感孤独，要么与世界建立某种良性和解关系。由于我的孤独是在一段婚姻内部和一个家庭内部，所以我不容易与周遭建立起这种良性和解关系。我把自己的时间给了工作、社交和旅行。我的妻子为了能在和平与和谐的气氛中生活付出一切努力。她的那种努力就像是男人劈开石头，怀着绝望。我无法帮助她。有一次，我尝试着妥协，跟她一起去梅拉诺度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在旅途中，我发现这完全是没有希望的，根本不会有什么和解。我的生活，就像我建立起来的那样，虽然可以忍受，但同时也毫无意义。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可能会有办法忍受这样的孤独，并为之付出可怕的代价，但他的作品某种程度会给予他补偿。毕竟任何人都无法代替他来完成创作。他的作品为人带来某种唯一的、无法逝去，而且令人惊奇的东西。或许吧……人们是这么说的，我也是这样想的。一次我和拉扎尔谈起这种想法，他却有着不一样的意见。他说孤独感一定会导致过早的失败。没有人可以逃脱，这就是规则。我不知道，真的是这样吗？……我不是艺术家，所以在生活和工作中倍感孤独，我的工作没有给予人类任何特别的东西。我只是一个实用商品的生产商，我的工作只是给建立在生产线之上的文明生活提供某些必备用品。我们生产拥有高尚品质的产品，但这种商品是在没有我的情况下由机器和受过专业驯化、教导和训练的人来制造出来的。那么我在这家由我父亲创立、由他的工程师们建造起来的工厂里做什么？……我每天九点准时上班，就像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一样，因为我必须做出榜样来。我会看看信件。我的秘书会告诉我有谁打电话联系过我，有谁想跟我谈话。然后，工程师和销售人员就会到场，向我汇报生意进程，请我就一个新材料生产的可能性提出意见。那些精心选拔出来的职员和工程师——他们大部分都是我父亲培养出来的——当然是带着已经成形的计划来找我的，我顶多只是指出一些问题，稍加修改。但大多数时候我只是简单地同意并批准。工厂从早到晚一直不停地生产着，销售人员销售着商品，会计核算着工资，我则一整天都坐在办公室里。所有都是有用的、必要和诚实的工作。我们没有欺骗任何人，也没有彼此欺骗，既不欺骗顾客，也不欺骗国家和世界。我只是自己欺骗自己。

        因为我相信我跟这所有的一切有着真正的、无条件的联系。“这是我的工作圈。”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我观察过身边人的表情，我倾听过他们的谈话，努力去找寻其中的秘密，这份工作是否能够使他们度过一生，是否满足，或者私底下他们是否认为被别人利用，吸干了他们的精华以及生命唯一的意义……他们中的某些人不满足于干这份工作，而是试图找到更好的或者换一种方式工作，但是“换一种方式”也不总是最好、最正确的方法，可至少他们想做些什么。他们想要改变事物的进程，想赋予工作新的内涵，看起来，这才是重点。人们不满足于仅仅是赚取面包和维持家庭，他们有一份工作，并诚实地完成它……不，人们想要的更多。他们想要实现自己的想法，完成自己的愿望。他们想要的不仅是面包和生存，不仅是份工作，还是一份事业。否则生命便没有任何意义。他们想要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是跟在工厂里出卖劳动力或在机关里满足别人的基本要求不一样的方式……他们想要实现某些东西，某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当然，只有有能力的人才有这个想法。大多数人都是懒散的，也许在这些人的灵魂中微弱地闪烁着一种模糊的光亮，认为人生中并非只有每月的薪水，上帝还为他们准备了其他东西……然而这一切都太久远了！他们为数众多，大多数人的这种记忆已经衰退，因此他们憎恨有能力的人，认为那些想要以一种与他们不同的方式生活和工作的人，那些一听到铃声就从人生的一个苦工奔向另一个苦工的人是野心家。他们以非常精致、复杂的手段努力夺走有能力者对于个人工作的热情。他们取笑、阻碍和怀疑着这些人。

        每当我接见工人、工程师或商务人士时，我总能从我的办公室里看到这点。

        而我，做了什么？……我是老板。我坐在我的位置上，就像一个守望者。我努力做到通情达理、仁慈而公正。当然同时我也确保从工厂和雇员那里得到保证属于我的利益和优势。我谨慎地维持着工厂的工作秩序，更确切地说，就像工人和职员一样。我就这样倾心尽力地为本该属于我的财富和薪水出力效劳。但在内心里，我却感到了可怕的空虚……在这家工厂中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可以接受或拒绝一项计划，可以创立新的工作制度，还可以为产品寻求新的市场。我是否为巨额的收入感到愉悦？……我感到高兴，但这不是合适的字眼。我宁愿说我感到满足，能够完成对世界的义务，所赚到的钱也使我有能力成为一个正直、高贵、慷慨而又讲究良心的不偏不倚的人。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商界，我都被视为真正商人的典范。我也能够做到公平合理，能让许多人吃上面包，甚至能得到比面包更多的东西……给予是件好的事情。只是我自己没有办法从中获得真正的快乐，尽管我的生活非常舒适，在诚信中度过岁月，我并没有游手好闲，至少这个世界并没有把我当作懒惰或是无所事事的人。我是个好老板：工厂里的人也都这样说。

        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给予我任何东西，给我留下的只是不安、谨慎、认真地填充时光而已。人生是空虚的，如果你不用某种危险而又刺激的任务来将其填满的话。这种任务当然只有一个：工作。而另一种类型的工作是看不见的：灵魂、精神和才智的工作。这种工作的产物能够使世界变得更加丰富，更加真实，也更加人性化。我读过很多的书。但是你也知道阅读与人是种什么关系……只有在你能给你所读的书某种东西的时候，你才能从书里获得些什么。我的理解是，如果你是以一种决斗的灵魂状态去读书，愿意承受伤害或者给予伤害，愿意去争论，愿意说服和被说服，并通过从书里学到的知识变得更富有，利用它们在生活或工作中建造出某些东西……有一天，我注意到我所读的书不再与我有什么真正的关联了。我读书的目的，就像去某座陌生的城市那样，是为了填充时间，就像去参观博物馆的人，漠然地盯着里面的展品。我开始像履行义务一样地读书：一本新书出版了，大家都在谈论它，我就必须读它。或者是，如果我尚未阅读某本古典名著，我的修养会因此变得不完整和有所缺失，于是我便会在每天早上和晚上奋力阅读一个小时，直到读完它。这就是我读书的方式……曾几何时，我把阅读当作一种体验。每当我手拿知名作家的新书时，就会感觉心跳加速；那时的我，阅读一本新书就像认识一个新人一样，就像经历了一次充满惊险的邂逅，既有可能带来幸福、美好的东西，同时也可能产生不安与令人忧虑的后果。然而现在，我读书的方式就像我去工厂里工作一样，就像我每周出席两次或者多次的社交场合一样，就像我去剧院一样，就像我在家里与妻子生活一样，既审慎又礼貌，而同时我感到越来越烦闷、越来越激动，心里有个尖叫着的嘶哑的声音在问，难道我出了什么大问题吗？是否有巨大的危险胁迫着我？也许我病了？也许针对我有什么诡计和密谋？我变得不再肯定，害怕有一天，我醒来以后发现，我所建立的所有的一切，这件由折磨人的严密秩序、威望、优裕和相敬如宾的共同生活组成的杰作突然毁灭……我怀着这种感受生活着。后来有一天，在我四十岁生日时，我在妻子送给我的棕色鳄鱼皮钱包里发现了一条已经褪色的紫色缎带。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原来这么多年来，阿尔多佐·尤迪特一直在等我。她一直在等我不再懦弱。但是在我们那场圣诞节的对话之后，已经过去十年了。

        那条紫色缎带，如今早已消失不见，就像装过它的那只钱夹，就像生命中所有的一切，就像那些曾经佩戴某些迷信或重要信物的人那样全都消失了。那条紫色缎带，是我在钱包的最里层发现的，在那里，我除了已故儿子的一缕头发以外从没放过别的东西。当时，我花了好些功夫才想明白那条紫色缎带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想起我是如何得到它的，还有，尤迪特可能在何种情况下偷偷把那块破布塞进我的钱包里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妻子当时去泡温泉了，所以只剩下我自己在家里，我母亲把尤迪特派到我们家待几天，目的是带着用人进行夏季大扫除。她一定是趁我在浴室里时，进入卧室，把那条缎带藏进我的钱包里，因为我当时把钱包放在了桌子上。至少她后来是这么跟我坦白的。

        她这么做想要得到什么？什么也没有。女人一旦陷入爱河，都会成为巫师。她想要我一直随身携带此前她身上也佩戴的物件。她想借此与我联系在一起，传达某种信息。考虑到她的地位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她这种迷信的阴谋实际上是非常害人的。但她这样做了，因为她一直在等待。

        当我明白了一切——因为紫色缎带传达了信息并告诉了我一切——我感觉到了奇怪的恼怒。我忘记了这个小小的阴谋，我报复性地审视着我自己。你知道，就像一个人发现他所有的计划最后全都落空了，一切都被打乱时的感觉。我知道，这个住在隔壁街区的女人等了我整整十年，在愤怒之余，我还感到了一种特别的镇定。我不想夸大这种感受。我也没有制订计划。我没有对自己说：“你瞧，这就是你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掩盖的东西，你一直不对自己承认的事情；现在你知道了，某些人、某些事比你的生活方式、你的社会角色、你的工作、你的家庭更重要，在你的生活中存在着一个伟大而扭曲的激情，虽然你一直都在否认……但激情一直存在，并且在某个地方等着你，不肯放过你。这样也好。现在那种紧张不安已经结束。你的生活和工作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生活还是想要你做些什么的。”这话不是我说的，但我也不能否认自己从发现缎带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安心平静了。这些伟大、持久的感受过程发生在我们体内的哪个部分，是在我们的神经系统里，还是在我们的理智中？……我的理智已经在很久以前就否定了这一切，但是我的神经却仍然保留着印记。而现在，当另一个人给我传递信号时，以这种常规和粗俗的方式——所有恋爱中的女人都会有点粗俗，她们最愿意在每一张上方压印着彩色的玫瑰花、紧握的双手和相互亲吻的鸽子的纸上写下自己的情书，她们最愿意把爱人的几缕头发、几条手帕或是其他迷信的纪念物装满口袋！——总之，我终于心平气和了。就像所有的瞬间以一种神秘的方式被赋予了某种模糊的、难以理解的、意料之外的意义：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是的，甚至还有我的婚姻……这个你明白吗？

        我现在已经明白了。你知道，生活中一切都必须要发生，一切都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这又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决定、幻想或意愿，在这种情况下都没有多少帮助。你是否注意到，要想把家里的家具全都摆放到一个永远不再需要移动的最终位置上是多么困难吗？几年过去，尽管你已经觉得一切都刚好在其应该在的位置上了，但你同时又一直有种模糊而不适的感觉，觉得哪里并没有完全摆放得当，要么是扶手椅的位置不对，要么是现在摆放碗柜的位置本应该放桌子……然后，十年或二十年后（可能在这些年里你从未感到完全的舒适，你觉得家具和空间的搭配一直都是不相称的），有一天当你穿过房间时，你可能一下子就看清了错误的所在，一眼就看透了房间的内部布局和秘密秩序，然后你便移动了几样家具，并看到而且相信一切终于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几年内，你确信房间终于达到完美的状态了，觉得自己的布置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但是日后，或许再过十年以后，你又会感到不满了，因为随着我们的变化，我们周围的生活空间也会跟着发生变化，因此人的周围根本不会有什么完美的最终秩序。而我们对待生活秩序的方式也是如此，我们会建立起一系列方法，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信我们的生活时间表是完美的，早上去上班，下午散步，晚上参加文化活动……之后有一天，我们又会发现：我们唯一能够藉以继续承受生活或使生活有意义的方式，其实就是把它完全颠覆掉。这时我们感到不解，我们怎么能够忍受如此不可理喻的生活秩序这么多年？……我们周围的事物和我们自己内心都是这样变化的。另外，一切都只是暂时的，甚至连新秩序，内在的安宁也都是暂时的，因为它们都是根据变化法则而形成的，终有一日它们会失去效力……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甚至连我们自己，还有那些属于我们的一切也会失去效力。

        不，这不是“伟大的激情”，只是有一个人让我明白，她一直就住在附近，在等着我，以这种笨拙的方式，这般粗俗的方式。那种感觉就像有一双眼睛在黑暗之中窥视着我。那是我的秘密，这个秘密一下子给予我的生活一种特定的内涵和张力。我不想利用这个秘密，也不想去面对荒谬、痛苦或者暧昧的状况。从那一刻起我过得更加平静。

        直到有一天阿尔多佐·尤迪特从我母亲家消失了。

        我给你讲的是许多年前发生的故事，有许多细节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也不再那么重要……现在我要讲述的是一个无产阶层的女人，讲述其中跟我有着重要关系的部分，而略过有关警察的那部分情节。因为所有的这类故事都会在某个节点上牵扯到警察或法院侦查员之类的角色。生活总会有一点惩罚，假如你还不知道这一点……拉扎尔曾经跟我说过一次，但我当时觉得这种假设是一种侮辱，不过后来，在我自己的官司开始之后，我完全理解了。因为在生活中，我们都不是无辜的，所以都会在某一天接受审判。无论是被判刑还是被免罪，我们自己都很清楚，我们不是无辜的。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她消失了，就像被缝进麻袋丢进了多瑙河一样。

        有一段时间，我对她的离去并不知情。那时我母亲已经一个人住了，而多年以来一直是尤迪特在照料她的生活。有一天下午，我去拜访母亲，一个陌生仆人出来开门，我这才知道尤迪特离开了。

        我知道，这是她能够用来告诉我的唯一方式。毕竟她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任何权利要求我什么。两个人之间的数十年的官司不可能用大声争吵和辩论来解决。最终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采取行动。也许，在这期间发生过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

        那三个女人——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尤迪特——都保持沉默。这是她们共同的事务，需要在彼此之间以某种方式解决掉，然而对我，她们只需要告诉我她们决定的结果就可以了。而最终的结果就是尤迪特离开我母亲家，去了国外。但这一点也是后来我的一个警官朋友在护照办公室做了一番侦查后才得知的。她去了英国。并且我还发现这不是一时冲动的突然决定，而是一次深思熟虑和成熟已久的愿望。

        这三个女人一直保持着沉默。她们一个远走高飞，另一个——我的母亲——什么也不说，非常痛苦，第三个人——我的妻子——则一直在等候观望。那时她已经知道全部或几乎全部了。她的做法非常明智，在她身处的情境下，是她的性情、品位和理智要求她那样做。你知道，她表现得非常有修养。当一个品位细腻、涵养有加的女人发现自己的丈夫正身陷麻烦之中，并且这场麻烦不是从昨天才开始的，当她发现丈夫跟她没有任何关系，他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内心寂寞，绝望孤独，或许，或许在某个地方存在一个女人能在人生短暂的一段时间内与他分担这种不幸的孤独……她自然会奋起抗争。她等待、观望、期盼着，竭尽所能地保持着与丈夫最佳的关系。后来她感到疲惫了，最后丧失了自控能力。有些时刻，每个女人都能变成野兽……而这时，虚荣这头猛兽开始在她的内心咆哮。之后她变得平静，认命，因为已经无计可施。等一下，让我再想想，我认为她从未认过命……但这只是感觉上的细枝末节。她实在无能为力，于是有一天，她对丈夫放手了。

        自打尤迪特消失之后，没有人再提起她。正像我说的那样，那种感觉就像她被缝进麻袋扔进河里一样。我们家关于这个大半生光阴都在我母亲的房子里度过的女人的消失所保持的沉默，实在令人惊诧不已，感觉就像解雇了一个什么杂活都干的用人一样。刚才她在这里，现在转眼不见了。仆人们总是会换来换去的。那些爱发牢骚的家庭妇女又是怎么说的呢？……“我跟你说啊，这都是些拿工资的敌人。而且他们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明明已经拥有了一切，却还不知足……”是的，尤迪特不知道自己应该满足。她在某天睁眼醒来，想起从前发生过的一件事，随后想得到所有的一切。于是她选择了离开。

        当时我生病了。但不是立刻得的病，而是在她离开半年之后。我的病不是很严重，但也威胁到了我的生命。可是医生想不出救治的办法，事实上也没人能有什么办法。那时候我甚至觉得，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我生的是什么病？……很难说清。当然最简单的答案是，我承认是因为那个女人的离开；这个女人的青春是在我身边度过的，她的身体和灵魂对我发出了一种个人的邀请，她的离去使潜伏在我内心的情感骤然爆发……是的，她点燃了矿火，而灵魂的坑道里所有的可燃物都堆积在那里……这听上去十分美好，但又不完全对……我应该说，除了惊愕与不解，我是否还感觉到了某种微妙、意外、谨慎的如释重负感？……这也是事实的一部分，尽管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而另一个事实则是，我从刚一开始就感觉到，我所承受的伤痛与煎熬，仅仅是我的虚荣心使然。我确切地知道，这个女人是因为我的缘故而去了国外，并且我私下也暗暗松了一口气。那种感觉就像有人在城中公寓里偷养了一头危险的野兽，并在某一天，他听说它选择了挣脱约束、逃回丛林……可同时我也感到被冒犯了，因为我觉得她没有权利离开。她的离开对我来讲，仿佛被自己的私有财产背叛了一般。是的，我是虚荣的。随后，时间继续流逝。

        有一天，我醒来之后，意识到自己在想她。

        思念一个人，是最为可悲的一种感觉，是你环顾四周仍想不明白的一种感觉。你会伸出一只犹豫的手去找寻一杯水、一本书，你生活中的一切都秩序井然——物品、人、那些业已习惯的作息时间、你与这个世界的关系，都没发生任何变化。只是你总是觉得缺了些什么。于是你试着重新布置房间……但是问题是出在房间布置上吗？不是。然后你又试着离开，去一个你向往已久的城市旅行，去感受它的全部，阴郁与辉煌。你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早早醒来，匆匆忙忙拿着地图和导游书走到街上，寻找着著名教堂里的圣坛壁画，凝望着著名桥梁的拱形。你来到餐厅里，服务员带着当地人特有的自豪为你奉上地道的特色佳肴，那个地方出产一种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酒都要醇烈的葡萄酒。那些曾在这里居住的伟大艺术家们为他们诞生于此的城市留下了一系列巨幅杰作，你在窗棂、门庭和屋檐下漫步，那种美丽与高贵的线条在世界闻名的书籍中都有长篇介绍。无论昼夜，那里的街上总是挤满了拥有漂亮眼眸，步履轻盈的女人和姑娘。那里住着一个自豪的种族，他们由衷地意识到自己的美丽和性感。当她们将善意的目光投在你的身上，或者带着优越感温柔地嘲弄你的孤独，传递着发出邀请的信息，那些目光散发着风情的火花。午夜河边会传来悦耳的音乐声，人们借着纸灯的光芒低吟浅唱，一对对情侣举起酒杯，在觥筹交错间翩翩起舞。在这充满着密集音乐和迷幻灯管的地方有一张桌子等待着你，还有一个跟你愉快交谈的女子。你就像是一个勤奋的学生观察着一切，充分享受着这难得的美好时光。你从清晨开始走遍这座城市，手拿旅游指南，满怀着焦虑的热情，注意每一个细节，就像担心会错过什么一样。你的时间感完全改变了。就像一个人遵循一种紧张的秩序行动一样，你掐着某一刻醒来，就像有人在等着你一样。并且很明显，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尽管你很久以来都不敢对自己承认这一点：你确信在这个秩序后边有一个人在等着你，如果你准时而细心，如果你按时起床，很晚上床，如果你在人群中度过很多时光，如果你到处旅行，如果你参观参观特定的地点，最终你会与那个等待你的人相遇。你当然知道这种希望完全是孩子气的。你只能相信世界拥有无穷的可能性。警官也知道她离开了，去了英国某地。英国大使馆也无法提供更多的信息，也许他们知道但不肯透露……世界在你和那个消失的人之间竖立了一道神秘的屏障。四千七百万人住在英国，那里有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你要去哪里找寻她呢？……

        而且就算你找到了她，你对她说什么呢？……

        尽管如此，你仍然在等待。你想再来一杯吗？……这是非常醇厚的葡萄酒，早上会让你神清气爽，一点不会头痛。我非常清楚……服务员，再来一杯蓝茎！

        现在这里已经烟浓气冷，只有这个时候我才感觉最舒服。这里只剩下熬夜的人，你看。这里有孤独者和智者，失落者和绝望者，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无所谓，只要他们能在某处停留，在那里周围有灯光和陌生人就行，在那里孤独的人可以待着，而不必回家……人到了一定年龄，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回家就成了一项艰难的任务。而最好的方式就是这样，坐在一群陌生人当中，独自一人，跟周围没有任何关联。“唯有花园和朋友，”就像伊壁鸠鲁所说的那样，“没有别的解决方式。”我想他是对的。但是人不需要太多的花园，只要在咖啡馆的露台上摆放几盆植物就够了。至于朋友，有一两个已足矣。

        服务员，请拿点冰过来……上帝保佑。

        我说到哪里了？

        是的，说到那些日子，那些等待的日子。

        我只是发觉人们开始观察我。先是我的妻子，后是工厂里的人，再后来则是俱乐部里外界的人。那段时间我的妻子很少见到我，偶尔会在午饭时见到，晚上见到我的情况则更少。我们家也很久没有客人造访了。一开始我在拒绝别人的邀请时还有些紧张，但后来就变得自然，并且我也无法忍受邀请客人到家里来。因为这一切是那样痛苦且不真实……你知道，整个家庭和家庭管理，一切都展现得恰到好处，美好而精准，房间、名画、艺术品、男仆、女仆、瓷器、佳肴和美酒……只是我从没感觉自己是房子的主人，我甚至没有家的感觉。我一刻也不相信这是真正的家，一个我愿意邀请外人来的地方。那感觉就像是在演戏一样，我和我的妻子不断向宾客证明着什么：这是一个真正的家、真实的家。可是它什么时候不曾是呢！……为什么？事实胜于雄辩。简单而强有力的事实是无须解释的。

        于是我们越来越孤立自己。世人有着敏锐的听觉。只需要某些征兆，一个动作就够了。那张由妒嫉、好奇和恶意编织而成的、精密的间谍网络已经开始怀疑某些东西。你只需拒绝几次邀请或者不及时回请曾经邀请过你的人就够了。从这些迹象里社交圈就会察觉，某人准备从这个社会体制中逃跑，并且知道这个或那个家庭出了问题，某对夫妻处于危机之中。当一个家庭行将瓦解时，人们能感受到“出了问题”，就像在家里有一个传染病人，就像防疫医生在大门上贴了红色告示一样。人们对待这样的家庭成员的态度更加谨慎，带着些许嘲讽和保留。这时候人们希望听到的只是丑闻，没有什么比别人家庭的彻底破裂更令他们期待的了。这完全是一种社会狂热，一种瘟疫。只要你只身走进一家咖啡馆或餐馆，人们就开始交头接耳：“你听说了吗？……他们家出问题了。他和他老婆正在闹离婚呢。她丈夫和她最好的朋友一起欺骗她。”这就是人们所期待的。就算你和妻子一同出去，他们也相互使眼色，互相躬身，以学者的口吻说道：“他们虽然还会一起出入，但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他们只是故意在公众面前制造一个一切如旧的假象而已。”慢慢地，你就会意识到他们是对的，即便他们不清楚真相，即便每个细节都不过是粗鄙的谎言。在重要的、凡俗的事情上，社会上的小道消息既神秘，又可信。拉扎尔有一次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没有比诽谤更加真实的东西了。一般来说，人与人之间是没有秘密的。我们拥有一种短波通讯系统，通过它，我们哪怕最隐秘的想法都能相互告知：言行只是后果而已……”我相信他是对的。我们正是这样生活的。那种微妙关系开始瓦解，就像我已经做好了移民的准备一样，你知道的。你一直以为在你的工作单位和家中没有人会怀疑你什么，可事实上，所有人都知道你已经去大使馆申请过签证和序号了。你的家人继续耐心、谨慎地与你交谈，就像跟疯子或是罪犯说话那样，他们也同情你，但私底下他们已经悄悄通知了家庭医生和私人侦探……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原来你一直都活在家庭的监管和医生的监护下。

        一旦知道了这些，人就会变得多疑，于是开始小心翼翼地行动，斟酌每个字句。没有什么比摧毁一个已在生活中形成了的境况更为艰难的事情了。这项工作就像拆掉一座大教堂一样复杂。这样做肯定会令人感到遗憾……当然在危机当前的境况下，不管是面对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伴侣，没有什么比多愁善感更严重的罪过了。明白在生活中，你对什么东西拥有权力，需要很长时间吗？……你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是属于你自己的，在多大程度上你把自己交付给对命运的感受与回忆？你看，我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市民：因为对我来说，一切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法律问题，包括离婚，也包括我对家庭和世俗处境所做的那种无言的反叛。这些都关乎法律，并且不仅仅是离婚诉讼和赡养费这种层面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被形形色色的法律权利所捆绑着。这时你会在漫长的夜晚，在人群中或街道上盘问自己，当你突然了解了其中的内在联系时：“我得到了什么？付出了什么？我又亏欠了什么……”这都是折磨人的痛苦问题。我花了好多年才想明白，在一个人所肩负的所有义务之下，还存在一种权利，并非人类所创造，而是造物主，这就是你拥有孤独死去的权利，你明白吗？

        这是一种巨大的权利。其他的一切都只是从属而已。你从属于你的家庭，从属于社会，而这些也都能为你提供许多好处。另外，你还从属于一种感受，以及你自己的记忆。但是在生命中总有一个时刻，你的灵魂会溢满对孤独的渴望；总有一个时刻，你不想要其他任何东西，只是安静地，以一种得体的人类尊严来为人生的最终时刻、为最后一项人类任务做好准备：死亡。当你到达这一时刻时，必须要小心，不能自欺欺人，否则你就会失去行动的权利。如果你的行动是出于自私的考虑，只是由于舒适或者委屈，为了虚荣的欲望而寻找孤独，那么你就依然被世俗和所有代表世俗的事物所负累。只要你有欲望，你就拥有责任。但是，你的灵魂完全被孤独感充满的那一天终会来临。那时，你只想把一切多余、虚假、次要的东西从灵魂中剔除，而别无它求。当一个人开始一段漫长而危险的旅程时，他会小心翼翼地打理包裹，多次审查所有的物件，从各个角度去判断和衡量，只为将其容纳进略显羞涩的行囊中。只有当他确认是绝对需要时才会做出决定。年近花甲的中国隐士也是这样离开家庭的。他们只身携带一个小包袱，在黎明时分，微笑着、悄然无声地动身。他们想要的不是改变，而是归隐山林，寻找孤独和死亡之地，这便是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而展开这段旅程也正是你的权利。你为这段旅程准备的行囊一定要轻便……必须是你用一只手就能携带的重量，里面不装任何无用、虚荣之物。到了一定年龄，这种渴望就会变得相当有力。一旦听到孤独的声响，你便会立即认出那种熟悉的感觉。那感觉就像一个人在海边出生，然后生活在喧闹的城市里，可是某天在睡梦里仍然能重新听到大海的声音。你想要独自生活，没有任何目的。把一切交给那些有权拥有它们的人，然后离开。洗涤干净你的灵魂并且等待着。

        孤独在一开始是沉重的，就像一个人被判了刑。有些时候，你也会觉得无法承受。也许有人与你分担会好一些，也许这能使严重的刑罚减轻几分，无论与谁分担，即使是不相称的伙伴，或者陌生的女人。有时你也会感觉到脆弱。但这些都会过去，因为孤独会慢慢让你拥抱自己，就像是一种神秘的生命元素，就像是时间，在时间里，一切皆有可能发生。突然间你会意识到，原来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按着时间表发生的：首先是好奇，然后是渴望，之后是工作，最后则是孤独。而现在的你已再无所求，既不寄希望于新的女人的安慰，也不寄希望于某个朋友智慧的建议来平息你灵魂的怒火。一切的人类语言都是虚荣的，就连最睿智的语言也不例外。每种人类感受中存在那么多的自私自利、慵懒的愿望、有心机的勒索，一切都是无助无望的附属品！一旦想明白这一点，你对人便不再抱任何期望；你不会等待来自女人的帮助，你也会认识到金钱、权力与成功的可疑代价和可怕后果，你再也不想向生活索取任何东西，只想蜷缩在一角，不用人陪伴，也无须帮助或安逸，你只需倾听静谧的声音，听它在你灵魂中发出的缓慢声响，就像在时光的河流两畔……那时你便有权利离开了，因为这是你的权利。

        每个人都有独自在教堂般的寂静中为自己的离去和死亡做准备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权利再次清空自己的灵魂，使之变成一种人之初的童年时代那样空灵、虔诚的模样。就在这时，拉扎尔有一天动身去了罗马。那时，我自己也正好达到孤独的节点，那一刻我必须要进行一段漫长的旅程。很长时间，我一直希望能有另外一种解决途径，但是却没有。最终，或是临近终点时，人必须孑然一身，遗世独立。

        不过在这之前，我娶了阿尔多佐·尤迪特，因为这是事情的顺序。

        有一天，下午四点钟时，我房间里的电话响了。我妻子接的。那时她已经获知了一切，知道我正在癫狂的等待中相思成疾。她就像对待一个病入膏肓的患者那样对待我，已经准备好做任何牺牲。但是到了真正的时刻，她却没有办法做出真正的牺牲：她抵抗到了最后一刻，试图留住我。然而到了那时，事实已经证明，另一个女人更占上风，我也随她远走他乡。

        她拿起话筒，问了一句什么。我当时正背对着电话坐在书堆当中。我能从她颤抖的声音中听出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我知道这一刻就是我的等待和紧张结束的时候，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准备等待的那一刻。她拿着电话无声地走到我的身旁，把电话放在我面前的小桌子上，然后离开了房间。

        “hello”，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那是尤迪特的声音。她讲话的方式是如此做作，就好像她已经忘记了匈牙利语怎么说一样。

        然后是一阵沉默。我问她现在在哪里。她在电话里告诉我火车站附近一个宾馆的地址。我放下电话，找出帽子和手套，便起身下了楼。当时我的脑子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想法，却唯独没有想过这会是我最后一次走下这道楼梯。那时我还有汽车，车一直停在房子前面。我开车去了那家吉凶未卜的郊外旅馆。尤迪特在大厅里等着我，站在一大堆行李中间。她穿了一条方格裙子，一件淡蓝色的羊毛上衣，手上戴着昂贵的手套，头上还戴着一顶旅行帽。她是那样舒适地坐在三流旅馆的大厅里，就好像这整个场景——包括她的离去和她的归来——都只是我们讨论过的某个环节。她向我伸出手，显出一副淑女的样子。

        “我应该待在这里吗？”她边问边向四周看了看，毫无疑问是指这间旅馆。看样子她是想让我来做出所有的决定。

        我把钱交给门房，让他把行李搬进我的车里。她一言不发地跟我上了车，就坐在我旁边的副驾驶座位上。她的行李很漂亮，一系列皮质提包，英国货，还带着并不完全熟悉的外国旅馆标签。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与她重逢的第一刻，那些漂亮的行李包是如何使我的心里充满了扭曲的满足感。我感到高兴，因为我不用为尤迪特的行李箱而感到尴尬。我径直把车开到了岛上的大酒店，给她订了一间房。我自己则在多瑙河畔订了房间，并往家里打了个电话，吩咐家里人把我的衣服和行李箱送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踏入过我们家的房子了。我们就这样持续过了六个月，我的妻子待在家里，尤迪特住在岛上的酒店里，我自己则住在多瑙河岸边的酒店里。然后我便和妻子离婚了，并在第二天娶了尤迪特。

        在那六个月里，我很自然地跟世上的一切都中断了联系，中断了不久前还与我有着直接关联的人际联系，就像一个人属于家庭一样。我继续去工厂工作，但是在社交圈和被称为“世界”的另一种更嘈杂、更日常的社会群体里，人们再也见不到我了。有一段时间，他们还对我发出邀请，带着伪装的善意、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和好奇之心。人人都想看一眼叛逆者。他们企图把我拉进一个个沙龙，那里的人们看似在谈论着别的事情，却总是对我保持着一种留意而讽刺的眼神，就好像我是一个随时可能说出或做出某种惊世骇俗事情的疯子一样：这类人虽然有点可怕，但却很有趣，能够娱乐别人。那些自称为我的朋友的人则企图带着一种神秘的严肃来找我出去，他们暗下决心要“拯救”我。他们给我写过信，去我的办公室找过我，还与我进行过深入灵魂的诚恳交谈。但最终，他们都感觉受到了冒犯，然后把我交给命运，任我自生自灭。很短的时间内，所有的人在谈及我时，都表现得仿佛我犯下了贪污罪或道德放荡一样。

        不过，实话实说，那六个月算得上是我生命中一段宁静的、几乎令人满足的时期。真相总是简单而令人平静的。尤迪特住在岛上，我们每天都共进晚餐。她总是表现得毫不在乎并有所准备地等着我。她一点也不急。有时人们明白有些事是不值得争斗或惊慌的，因为无论如何，该发生的总会有合适的时机发生。我们两个就像决斗开始前的对手一样观察着彼此。那时我们仍以为我们两人之间的事情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对决……我们出生入死地搏斗，而在这场决斗结束时，无论我们是如何的伤痕累累，都会达成一种骑士般的和平。我为她牺牲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市民阶层的秉性，我的家庭，还有那个深爱过我的女人。她并没有为我放弃任何东西，但又时刻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她已经出手了，她已经行动了。就在某一天，预期变成了行动。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在我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她也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因为周围没有别人可以提醒我们。那时拉扎尔已经旅居国外，就像是一个在某些方面受到冒犯而走向死亡的人。有一天，他真的死了，两年前死在罗马，终年五十二岁。从那以后，我的生命之中再也没有见证人了，再也没有人约束我了。

        自从我们在火车站附近的那间三流旅馆里相遇的那一刻起，就像流亡者一样生活着，仿佛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我们努力不露声色地适应新的习惯并且身处新的人群中，做出一切努力使自己不至于太突兀，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会尽量避免多愁善感，不去想被我们抛在身后的家乡和故人。我们两人都没有说出来，但我们心里都清楚，无论我们从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如今都已结束，都过去了。于是我们就一边等待，一边观望。

        我要把这个故事原原本本地讲给你听吗？……你会不会觉得听着很累？……我会尽量挑实质部分讲。于是，我独自一人住进了多瑙河畔的酒店里，并叫人给我送来了行李，在经历过最初的震惊之后，我就睡着了。我那时已经筋疲力尽了，所以睡了相当长的时间。当我醒来时已经是晚上了。电话一直没响过，一次也没有，无论是尤迪特，还是我妻子，谁都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想想也是，在那种情况下她们两个又能做什么呢？毕竟她们中的一个刚刚最终确定已经失去我了，而另一个也刚刚相信已经赢了这场持续多年的无声的战争。她们就只是坐在城市两头各自的房间里，思忖着，但是她们所想的自然不会是我，而是彼此。她们都知道事情永远不会真正结束，而她们之间的决斗也才刚刚进行到最艰难的阶段。我睡得一塌糊涂，就像嗑了药一般。当我醒来并给尤迪特打电话时已经是晚上了。她的回答相当镇定。我叫她等着我，我正在去她那里的路上，我想和她谈谈。

        就在那个夜晚，我才第一次真正开始了解这个不同寻常的女人。我们去了市中心的一家饭馆，因为在那里我不太可能遇见熟人。我们在收拾妥当的餐桌旁坐下来，服务员拿来了菜单，我点了晚餐，然后我们便开始小声谈论着平常的话题。整顿饭下来，我都在观察尤迪特的举止。她知道我在看着她，便时不时露出有些嘲弄的微笑，或者说，那种浅笑从来没有从她的脸上消失过，那感觉就好像在说：“我知道您在看我。那您就好好看着吧。我已经学会了这门功课。”

        她的确把一切都学到了完美的地步，甚至都有点太过精湛了。你相信吗，这个女人竟然在短短几年间以自身的力量学会了所有被我们其他人称作“生活方式”“社会交际”“良好举止”和“上流社会生活规则”的东西，这一切是我们从生活环境和教育中直接习得的知识，就像受到适当训练的动物一样。她知道怎么进门，怎么打招呼，怎么避免去看服务员，怎么不去注意餐厅服务，同时还知道如何能在享受服务时保持一种下意识的优越感。她的餐桌礼仪正确到了近乎毫无错误的地步。她碰触刀叉、杯子、餐巾的方式，就像从未用其他方式或其他餐具用过餐一样，在任何条件下都没有。同时令人感到惊讶的还有她的衣着打扮，并且不仅仅是第一个晚上，而是直到后来也一直令我感到惊奇。我并不是说我是女士服装方面的专家，我只是跟其他男人一样，只知道与我一起出入的女人与她的衣着是否相配，在服装品位上有没有错误，有没有显得矫揉造作……而这个女人，她身穿黑色外衣，头戴黑色礼帽，美得如此简单大方而又引人注意，就连服务员都张开嘴巴盯着她看。她入座以后，摘下手套，边听我念菜单上的菜品，边点头轻笑，表示对我选择的赞同，而随后又立即转换话题，以一种迷人的姿态向我靠来：她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在眼底。这一切就像是一场关键的考试，而她以满分通过。在那第一个共度的晚上，在晚餐间，尤迪特出色地通过了考试。

        而我自己心里，则是满怀焦虑地希望她能表现出色，并且一旦她顺利通过了考验，我也会欣喜若狂，感到满足而放松。你知道，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凡事有因才有果”。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也都是有原因的，而事实证明这个女人真的是一个极其出众的灵物。我当即便为自己之前的焦虑感到了羞愧。她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便时不时地冲我笑笑，尽管如我所说，她的笑总是带有那么一丝嘲弄的意味。她在餐厅里的表现就像一位上流社会的女人，就像一位一生都是在这种场所度过的高贵女人。不，她表现得比那还要出色得多。就连上流社会的淑女也不能做到像她那样无可挑剔地用餐，无法做到像她那样优雅执刀叉的姿势或保持那样严格标准的行为举止。出生在这种阶层内部的人们往往会对自己的出生和所受教育的束缚有种反叛。然而，尤迪特主动地接受考验，的确，她做得不露声色，沉稳自信。

        这一切开始于那天晚上，并一直持续到了后来所有的日子里，多年下来——每个夜晚，每个早晨，无论是有人陪伴还是独自一人，无论在餐桌上还是在社会里，或是随后到了床上，在任何可能的情形下——尤迪特每天都在经受着那些可怕而又无望的考验，不过她每天的考试成绩都非常出色：只是我们俩都在实践中考砸了。

        说老实话，我也有错。我们俩就像表演中的野兽和驯兽师一样互相注意着对方。我从未对尤迪特有过一句批评之词，我没要求她以别的方式穿衣打扮，或是采取某种行为举止，或者改变她声音中的抑扬顿挫。我从未让她以她不想要的方式行动。我从未“教育”过她。把她灵魂的成熟状态当作一种礼物来接受，我既接受其本来的样子，也接受生活对它的雕琢修饰。我从来没有对她有过任何高于她自己本来样子的期待。我想要的不是一个淑女或名媛，我所期待的只不过是一个能与我分担孤独生活的女人。然而她却表现出了令人畏惧的野心，就像一个年轻的士兵，想要占领和征服世界，因此整天复习课程，自己演习，自我操练着……她对任何事任何人都不畏惧。她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对她自身的伤害，那个致命的深深伤口在生命和灵魂的最深处发出灼热的光芒。这就是她所害怕的东西，她用尽一切方式来反抗，通过言语、沉默以及行动。

        我对这一点无法理解。我们去餐厅吃了饭。你问我们聊了些什么？……当然是伦敦。我们聊得怎么样？……她的回答有些像在接受考试：“伦敦是座大城市，人口众多。穷人用羊油做饭。英国人思考和行动总是谨慎从容。”偶尔也会在大篇的陈词滥调中偶尔冒出一两句切题的话，比如“英国人都知道，能够生存下来比什么都重要”。当她说这句话时，有一道光从她眼中一闪而过，但又转瞬即逝了——那或许是她第一次向我表露出她的个人观察，是她自己发现并在我面前说出。那种感觉就像她一时没控制住自己而说出了自己的个人观点，但说出之后又立刻后悔了，后悔暴露了自己，后悔说出了秘密，后悔让别人看到了原来她对世界、对自身、对我、对英国人也有自己的看法，并且她还说出了这一看法……人是不会当着敌人的面讲个人的经历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某种奇怪的东西……但又说不上来是什么……她沉默了一会，又继续回到了陈词滥调当中。考试又继续进行了。“是的，英国人很有幽默感。他们喜欢狄更斯还有音乐。”尤迪特读过了。还有呢？……她平静地回答说，她还随身带了赫胥黎的新作在旅途中阅读，书名为《针锋相对》。她一路都在读这本书，并且现在仍然在读……她还说如果我喜欢的话她可以借给我读。

        当时的情景就是这样。我和尤迪特一起坐在内城的一家餐厅里，吃着螃蟹和芦笋，配着醇厚的红酒，聊着赫胥黎的新作。她的手帕展开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散发出一种浓郁宜人的香味。我问她用的是什么香水……她说了一款美国产的美容产品的名字，英文发音非常漂亮。她说比起法国香水，她更喜欢美国香水，因为法国香水味道浓得有点令人窒息……我怀疑地看着她。她这是在打趣我吗？但这并不是一个玩笑，她是认真严肃地说的，这就是她自己的观点。她表达观点的方式就像有些人通过经验过滤某些特定的真理一样。我没有敢问她一个来自多瑙河西部地区农民家庭的女孩是如何拥有这些经验的，她又如何能这么肯定地说法国香水“有点太浓……”说到底，她在伦敦时，除了给一个英国家庭当女佣，还干过什么别的事吗？我对伦敦多少有些了解，也有过与英国家庭相关的经验，因此我知道在伦敦当仆人的条件并不那么优越。尤迪特沉着地回看着我，等着我更多的提问。而就在当晚，就在那头一个晚上，我注意到了某些日后、每个夜晚直到最后都会注意到的东西……你知道，她会接受我所提出的任何建议。我说，我们去这里或去那里，她都会点点头说：好的，我们去吧。但是在我们真正动身前往的时候，她又会在车里轻轻地说：“或许……会更好。”然后我们最后没有去我选好的餐厅，而去了另一家并没有更好或更精致的地方。并且当我看菜单点餐时，上菜之后，她会尝一下，然后推开说：“或许……的话会更好。”然后服务员便会端来其他的菜，并会换上别的酒水。她总是想要与众不同的东西，总是想去不同的地方。我一开始以为她之所以会这样突然改变主意是因为恐惧和困惑，但我渐渐地发现了真正的问题在所，那就是对她来说，甜的永远不够甜，咸的也永远不够咸。她会突然把最好的餐厅里最好的厨师做的烤鸡推到一边，轻声但是坚定地说：“这道菜感觉不太对。给我上点别的吧。”对她来说，奶油永远奶油味不够，咖啡也永远不够浓，任何东西、任何地方都不够。

        我以为她只是反复无常罢了。不要紧，我只需要观察，继续观察就行了。我这么想着，甚至觉得她这种反复无常有些好笑。

        但是后来我发现，这种反复无常是有很深的根源的，深到我无法洞悉。这一根源是贫穷。尤迪特是在与她的记忆做斗争。有时，我会被她这种单纯的想要变得比她的记忆更强大、更规矩的渴望所感动。但是如今，贫穷在她与世界之间所筑起的堤坝已经塌陷了，波涛漫上她的灵魂。她其实并非是想要比我主动所给的更多、更好、更闪耀的东西：她想要的只是与众不同罢了……你理解吗？她就像是一个危重病人，幻想着在另一间屋子里会感觉好些，或者可以咨询另外一位更高明的医生，或者在某地存在某种比她现在正在服用的药材效果更好的药物。她想要的一直都只是某种别的东西，某种与众不同的东西。她偶尔会为之道歉。她并不会说什么，而只是看着我。也正是在这种时候，我才感觉自己距离她那骄傲而受伤的灵魂最近。她会无助地看着我，仿佛在告诉我她没有办法消除自己的贫穷和记忆。而同时，她心里又会响起另外一个比这种无声的求助更为大声的声音。这个声音想要不一样的东西。从第一天晚上这种情况就已经开始了。

        她想要的是什么呢？是报复和一切。怎么做到？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或许还没有为此想出一个作战计划。你知道的，去撼动那种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秩序并不是一件好事。只有在有时发生了某种事故、人际关系和偶然的转折时，人才突然清醒，并开始观察周围的世界。之后，她会突然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她已经不知道自己要找寻的是什么了，不知道该如何限制自己的渴望，也不知道自己所真正渴望的又是什么……她已经不能确定和看清被她混淆的想象力的界限了。转眼之间，一切都变得不好了。昨天她还会因为一块巧克力、一条彩色丝带以及阳光、健康等生活中某种简单的事实而感到幸福；昨天她还会一边从一只有缺口的杯子里喝水，一边因为水的凉爽和解渴而感到高兴；昨天晚上她还可能倚靠在公寓的走廊栏杆上，在黑暗中倾听某处传来的音乐声，并感到愉悦。当她看到一朵花，还能展露笑颜。世界可以奇迹般地给她满足感。但是后来，事故发生了，灵魂也失去了内在的平和。

        尤迪特做了什么？她用自己的方式向我发起了一场阶级对抗性质的斗争。

        也许她并不是针对我，不是针对我个人。只是世界在我的身上具体化，而她对这个世界拥有无法估量的欲望，她怀着那样绝望又病态的羡慕，而这种羡慕以一种不幸、清醒而冰冷的癫狂来表现，当她终于能够把所有的欲望倾注在我的身上时，便再也无法平静了。一开始她只是有些焦虑和慌乱，只是会退掉食物而已。但是后来，令我暗暗吃惊的是，她甚至开始更换旅馆房间了。她从对着公园、带着浴室的小型套间换到了能看到河的更大房间里，还带有会客室和卧室。她说“这里更安静些”，那语气就像一个耍性子的巡回演出的女明星一样。我微笑着听她抱怨，账单自然由我来处理，但是非常谨慎：我给了她一个支票本，请她自己去付所有的钱。可是三个月后，以令人惊讶的速度，我接到银行的通知，我专为尤迪特开的那个账户里面原本数目可观的钱已经用光了。她是如何花掉这么多钱的，又是花在什么上面的？要知道这笔钱对她来说可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额，都可以说是一小笔名副其实的财产。当然，我从未问过她这个问题，因为很可能她自己也无法回答。只是她灵魂的缰绳断掉了而已，这就是全部。她衣橱里挂满了昂贵、以惊人高雅的品位挑选的、大部分根本没用的东西。她毫不考虑地进入最好的精品店去购物，用支票付钱。她买了许多帽子、裙子、毛皮衣服、时尚新品，还有开始是小些的、后来越来越大的珠宝首饰。她以一种奇特的饥饿感获取这些东西，在她的境况下这是完全不自然的，而且多数时候她甚至不穿戴那些她以如此方式疯狂采购的东西。只有饥饿的人才会以这样的方式冲到宴会桌前，丝毫不考虑大自然神奇地加到我们欲望上的限制，肠胃损坏的危险也无法阻止他们。

        没有任何东西足够好。没有一样东西是足够色彩缤纷、足够甜、足够咸、足够热、足够冷的。她的灵魂仍然在寻觅着某样东西，带着饥渴，在充满欢欣的激动中满怀着急迫。她会花一整个上午去探索最为昂贵的中央商店，上气不接下气，唯恐商店卖掉她渴望得到的商品。而她看上的又是什么呢？另一件毛皮衣服？另一件鲜艳、时尚的服饰，摩登的首饰，应急的小饰品？是的，她看上的就是这些，甚至包括荒谬、不理智的，属于毫无品位范畴内的东西。有一天，我忍不住对她说了几句。她就像一个乱打乱杀的人突然惊呆停滞了下来。她看了看周围，如梦初醒，然后开始哭了起来。她一连哭了好多天。然后便好长时间没再买过任何东西了。

        但是随后，她又变得异常沉默了起来，仿佛在努力看向远方，回忆从前。我被她的安静所触动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想，她就会陪着我。她就像是一个被人当场捉住的家贼一样，感到十分后悔、惊慌和羞耻难当。我决定不再提起那件事了，也不再警告她了。毕竟说到底钱也不算什么；我那时候还是有不少财富的。不过这也并不是我认为钱不算什么的唯一原因，就连其他理由也不算：因为那时我已经知道，如果一味存钱，付出的代价是让我迷失自己的话，那么无论是所有的钱还是一部分钱，便都没有意义了。因为那几个月里我自己也过得相当危险，我们三个都过得相当危险，尤迪特是这样，我的妻子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我们都在面临着生命危险，这么说毫不夸张：我们曾经紧紧抓住的一切都崩塌了，生活变成了一片洪水泛滥的土地，污浊的潮水冲走了一切，淹没了我们的记忆、安全感还有家园……有时我们能够把头浮出水面，寻找附近的浅滩，但哪里都找不到岸的踪影。到最后，生活中的一切必须要被给予某种形式，甚至连反叛也是如此。最终，一切都会变成生活中巨大的陈词滥调。在这场安静的地震中，我的金钱又有多少价值呢？……就让钱也和其他事物一起被巨浪冲走好了，就让它与平静、渴望、自尊和虚荣一起被水冲走吧。总有那么一天，一切都会突然变得简单起来。所以我没有对尤迪特说任何话，而只是任由她做着想做的事情。我给了她全部。有一阵她也在抗拒着自己的购物欲，并努力做着调整。她会以一种恐慌的神情警觉地看着我，完全就像一个被指责贪婪、不忠或浪费的仆人一样。

        是的，我毫不介意地将一切都给了她。她又开始了自己疯狂的行程，迫不及待地奔向城里，奔向女裁缝师、古董商人和时尚商店。稍等一下，我有点头疼。服务员，我要一杯水，还有一片匹拉米洞，谢谢。

        现在，我向你提起这段往事，还能感受到像当初一样的眩晕感。那感觉就像面对一道巨大的瀑布，到处都找不到任何屏障，也没有能让你伸手够到的一只援救之手。就只有水声在耳畔嘶吼咆哮，以及来自水底深处的呼唤，让你感觉到一种突如其来的深远、恐怖而又满是诱惑的眩晕……而你也知道，如果你想转身回头，逃离这一切的话，你就必须用尽全身的每一分力气。这取决于你自己，你只须退一步就海阔天空。只须说一句话，写一封信，去行动。你在上面，下面就是湍急的水流。当时我就是这种感觉。

        我想着这些事情，开始头疼了起来。今天我能看清这一切了，至少能看清其中的几个时刻。比如，她告诉我她在伦敦有一个教唱歌的希腊情人时，我就看清了她的意图。那已经是她的伦敦之旅行将结束的时候了，因为那时她已经决定要回来了。但是首先她想要买衣服，还有鞋子和优雅的行李箱。那个希腊音乐教师给她买了她想要的一切。然后她就回来了，在车站附近开了间房，拿起电话打给了我，并用英语跟我说“hello……”，仿佛她已经不会说匈牙利语了一样。

        这个消息对我有什么影响？我想对你说实话，所以我正在试着进行回忆，试着潜入自己的内心，审视自己的记忆，但是我所能找到的就只有一个词：没有。它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想让人去理解行动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正意义是很难的。比方说，当有人死去时，你不明白。死去的人被埋葬了，你仍然没有感觉。在世人面前，社会场合中你穿着孝服，并以庄严、肃穆的神情凝视前方，但是之后当你独自回到家后，就会开始打哈欠或挠鼻子，你会找本书来看，宁愿想着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情，却唯独不会去想那位你应该哀悼的死者。你在外面表现的是一个样子，有着得体的忧郁和葬礼般的沉痛；但是在家里，你又会讶异地发觉，你什么都没有感觉到，你所拥有的最多只是一种罪恶的满足感和轻松感。另外还有冷漠，深深的冷漠。这种感觉会持续一会儿，数日，甚至数月。你一向都在欺骗这个世界，带着阴险狡猾的冷漠生活着。然后，在许久之后的某一天，或许在一年之后，当死者早已腐烂后，你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感到一阵晕厥，只能倚在墙边休息，因为你终于明白了。明白了什么？那种感情，把你与死者联系到一起的东西，明白了死亡的意义。你终于明白了那个事实，就算你用十指扒开泥土，找到他的骨骸也徒然无用，你再也无法见到他的笑容了，这世上的所有智慧和力量都无法让他起死回生，无法让他再次面带微笑向你走来。你可以带领军队占领五大洲，但这都无济于事。然后你便开始尖叫，又或者也不是这样的，你只是面色苍白地站在街上，感觉失去了意识，就像世界的意义也随之而逝，尘世中只留下你孤身一人。

        再就是妒嫉。妒嫉意味着什么？……妒嫉的背后又是什么？当然是虚荣。我们身体的百分之七十是液体，而真正用来构成人体的固体物质只占剩余的百分之三十。同样地，人的性格中也有百分之七十的成分是虚荣，而剩下的部分则是欲望、慷慨、对死亡的恐惧以及荣耀感。当一个恋爱中的男人双眼充满血丝地走在大街上，因为他担心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就像所有人一样虚荣，充满欲望，孤独，渴求幸福。她可能正在城市的某个地方躺在其他男人的臂弯中休息一个小时，他不是想从假设的危险和耻辱中拯救女人的身体和灵魂，而是企图从所有这些遭遇中保护自己的虚荣。尤迪特告诉我她曾经有过一个希腊音乐教师情人，我只是礼貌地点了点头，似乎这样就会一切安然有序，然后我就转换了话题。的确，在那个时刻，我什么都没有感觉到。我只是在很久以后，在我们离婚以后，在我知道原来还有别人爱过她以后才开始在独自一人想起那个希腊音乐家时感到了愤怒和绝望，并在这种感情的折磨下痛苦呻吟。好吧，我承认，当时我真想要杀了他们俩，他们一旦让我抓住，我会把尤迪特和那个希腊音乐教师一并杀掉。我仿佛是一头受伤的野兽，一只被子弹射中大腿的动物，只因为一个与我已经没有关系的女人，一个我不想再与之相伴的女人，因为事实证明我们在任何方面都不合适。就是这个女人，尤迪特，告诉我她在过去某段时间与某个男人有过一段关系，而现在她却只能隐约记起那个男人是谁，就像记起某个她几乎不曾认识的、已经死去的人一样。但是在她向我坦白的那一刻，我却什么感觉也没有。我当时正在削苹果，并且用一种礼貌、赞同的表情注视着前方，仿佛我早就期待她所说的一切，并且我很高兴终于听到了我想要听的内容。

        我们就是这样开始了解彼此的。

        然后，尤迪特终于受够了我能用钱给她买来的一切。她像个贪婪的孩子一样狼吞虎咽，直到恶心腻烦。随之而来的则是另外一种东西：失望和冷漠。有一天，她感到受到冒犯，不是因为我，不是因为这个世界，而是因为她意识到了没有人可以一直与欲望展开竞赛而不被处罚。我发现在她的童年当中，在农庄里，有过那种难以想象、无法言述、令人羞耻的贫困，就像某些有倾向性的文学作品中有时会描述的那样。她家有一间小屋，还有几霍尔特土地，但是由于孩子太多、负债太多，土地远不够一家人糊口。几乎没有别的财产，只剩下一间棚屋和一个小院子，她的爸爸、妈妈还有瘫痪的姐姐住在那里。他们家的孩子都是四处漂泊，天各一方，但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是用人。她在说起自己的童年时，不带一丝情绪，而只是用一种冷淡的语气客观地讲述着，但是她的确是过了很长时间才说及贫穷的。她从未埋怨过——在这点上她是非常女性化地处理的，在生活中关键的问题上她很聪明、很在行。人们不会因为死亡、疾病和贫穷而抱怨命运，他们只会接纳并承受一切：因此她也只是在讲述事实。她告诉我她和家人是如何在冬天住在地底下的。那时尤迪特大概只有六岁，他们家因为饥饿而背井离乡迁移到了尼尔塞格，并以种瓜为生。她说的“住在地底下”并不是象征意义上的，而是真的：他们在地里挖了个深深的坑穴，在上面盖上芦苇，然后就在里面过冬。她还对我说，从她的眼中可以看出童年的这段记忆在她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痕迹——那年无情的冰冻笼罩下，田鼠也逃进尤迪特父母和兄弟姐妹居住的深坑里避寒。“那情形真让人不舒服。”她以一种追忆的口吻对我说，而并没有刻意去抱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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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在一家豪华的餐厅里，这个漂亮的女人就坐在我的对面，肩膀上披着名贵的裘皮，指间闪耀着珠光宝气，每个男人从她身边经过时，都会忍不住从头到脚打量她：她却一直在平静地给我讲述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居住在地下的滋味是多么不好受，因为许多只田鼠会在他们睡觉的地方上蹿下跳。在这种时候，我就只是静静地坐在她的身边，看着她，听她讲。就算是她毫无理由，不为别的，只因为想起了什么而扇我一个耳光，我也不会吃惊。但是她，尤迪特，却只是继续自然地诉说着。关于贫穷，关于世界，关于人类的共生，她所了解的比全部社会学专业书加起来都多。她从来没有指责过任何事或任何人，而只是回忆着，观察着。但是正如我说，有一天她终于受够自己的新生活了。她开始感到恶心，感到厌烦，或许是因为她想起了什么，或者是因为她明白了在市中心的商店里并不能为所有已经发生在你身上以及所有其他人、千千万万人身上的事情得到补偿——她明白了所有个人所采取的措施都是多余而无望的。对于重要的事情，生活总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解决，而不是通过个人的方式。因此，人们无法通过个人方式为通常情况下在人们身上已经发生的以及尚未发生的事情得到补偿，无论是千百年以来还是现在，皆是如此。而那些暂时冲破幽暗的束缚沐浴在光明中的人，即使在幸福的时刻里也会保留来自背叛的犯罪记忆——仿佛他们把自己永远与那些仍然留在原处的人绑缚在一起……她会知道全部这些吗？她从未说起过。人们不会去说导致他们贫穷的这样那样的原因。她对贫穷的回忆，就像讲述宇宙中的某种自然现象一样。她从未指责过富人。而如果非要说指责的话，她倒是指责过穷人，用一种嘲讽的方式追忆过穷人和与贫穷相关的一切，就好像穷人本应该有所作为，仿佛贫穷只是一种疾病，原因是那些身患此病的人做得不够：也许由于他们没有好好照看好自己，也许他们曾暴饮暴食或在寒夜中没穿暖和的衣服。这种指责听上去就像家人对顽疾患者的指责一样，仿佛挣扎在危险的贫血病之中、仅有数周时间的垂死之人本来可以做点什么来避免疾病一样——或许，如果他及时服用药水，或者叫人开一下窗，或者没有那么好胃口吃很多罂粟籽面条，就最终不会得这个致命的贫血病……尤迪特就是这样看待穷人和贫穷，就好像她在说：“总要有谁做一点什么。”但她却从未指责过富人，对此她知道得更多。

        是的，她知道得更多，而现在，当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商品都摆在她的眼前之时，她却突然感觉恶心不舒服了，因为她已经用双手攫取了一切，但记忆的力量却更加强大。记忆的力量一直都更为强大。

        这个女人并不是那种多愁善感的人……但记忆却制服了她。看得出来，她努力与自己的弱点做着斗争。自从创世以来，就存在着健康和疾病、富裕和贫穷。我们可以减轻贫穷，可以平均分配，可以抑制自私、投机和贪婪，但我们却不能把笨蛋培育成天才，不能教会音盲领略在人类的灵魂中也存在一种天堂般的音乐之美，也不能把贪婪、贪吃的吝啬鬼转变成慷慨大方的人。尤迪特从未谈及过这些东西，因为她什么都明白。她知道，就像太阳升起落下一样，贫穷也总会存在。而她能脱离穷人之列，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并且很漂亮，而且我被一种激情所俘获。她也知道关于我的一些事情。因此，她就像一个刚从睡梦中恍惚醒来的人那样环顾四周。她开始观察我。

        我发现直到那一刻，她都不敢真正地看我。人不会直视思想的脸，更不会直视那些能决定他们命运的超自然存在的脸。在那些年里，在我的周围，对她来说也一定笼罩着明亮的光芒，在这种光芒中，她只敢弱视般地眨着眼睛，将目光抬向我的脸庞。这种影响不是来自我的个性或社会地位，也不是因为男性魅力或某种个人的特别之处。对她来说，我是一组没有人敢去破解的密码，因为所有的幸福以及不幸的意义都隐藏在密码之中。对她来说，我就像是一个人一生渴望的那种状态，但当机会来临，能够实现这个愿望时，她却退缩了，感到愤怒与失望。拉扎尔很喜欢斯特林堡的一部名叫《一出梦的戏剧》的戏剧。你知道那出戏吗？……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常常从这部剧里引用台词，并会回忆剧中的某些特定场景。他说在这部剧里有一个角色，他所有的愿望就是生活能给他“一只绿色的小钓鱼箱”，你知道的，就是那种渔夫用来存放鱼钩、鱼线和鱼饵的绿盒子。后来，当这个人衰老之后，当他已风华不在，上帝才终于出于怜悯赐给他一只这样的工具箱……这个角色看着这只他一生都在向往的盒子，走到舞台前面，仔细检查着盒子，然后带着一种深深的悲伤宣布道：“它还不够绿……”拉扎尔常常引用这句台词来说明人类的欲望。而当我和尤迪特变得更加熟悉后，我也有了这种对她来说“我还不够绿”的感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不敢看我是什么样的。人们总是没有勇气把被我们的欲望理想化了的那个人收缩到凡人的范畴。我们已经生活在一起了，我们之间那种无法承受的压力已经消失了，之前我们就像染上某种热病似的熬过了好几年，现在我们只是人，对彼此来说是男人和女人，两个带着人类身体弱点有着简单、人性化解决方法的人……但是她仍然喜欢用一种我从未用过的方式来看待我，仿佛我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神父或达官显贵……

        咖啡店里已经快没人了。到处弥漫着清冷烟雾。要是你想走的话，我们也可以现在就走。不过，我马上就要讲到故事的结局了。借我个火吧，谢谢……既然我已经开始讲了，我想把它讲完，只要你不觉得无聊。我期盼什么，我是如何发现真相并且承受它的？

        那么现在请你注意听。我也集中注意力，审视自己的灵魂深处，并且非常用心。我说了我想告诉你真相，所以我也一定会坦诚相告。

        你瞧，亲爱的孩子。我当时所期待的是一场奇迹。什么奇迹呢？……只是单纯地希望爱情是永恒的，能够以它神秘的、超人类的力量战胜孤独，消除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摧毁通过社会、教育、金钱、过去和记忆在我们之间构建起来的任何人为障壁。就像一个人身处致命的危险之中，看着周遭不断寻找着一双手去握紧，并感知到还存在慰藉、同情，还有人生活在某处。我就是以这样的心态，把手伸向了尤迪特。

        当第一阶段的困惑、紧张和焦急的等待过去之后，我们自然就开始在彼此身上寻找爱情了。我娶了她，并开始等待奇迹的出现。

        在我的想象中，奇迹将会是相当简单的。我以为，爱情的熔炉会熔化我们之间的各种矛盾。我躺在这个女人身边，就像一个长期流亡或长途旅行之后终于回到家里的男人，感觉家里比国外简单许多，但也神秘许多，重要许多，因为我们远离家园的房间所能隐藏的感受就连最壮丽的异域之地也无法提供。这种感受就是童年，是对于期盼的记忆，存在于生活的最深层面。这种记忆就是即使在许久以后终于见到尼亚加拉大瀑布或密歇根湖时仍然能够想起的东西。就是那些灯光、声音、欢喜以及惊讶、希望和恐惧，童年把这些都包含其中。这就是我们所钟爱的、永远在寻找的东西。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或许只有爱情才能从这种令人颤抖、充满期盼的等待中带回些什么……爱情，不只是一张床，而是通过床来把人和事物联系在一起，爱情是那些将两个人推向彼此，寻求、等待和希望的时刻。

        我和尤迪特躺在了一张床上，并且彼此相爱了。我们就像期待中那样，充满了激情、欲望、惊奇和希望地彼此相爱。我们大概是在期望，被世界和人类所毁掉的东西，能够在我们两人四目相对之中，能够在另一个纯粹而古老的家园里，在床上，在爱情这个永恒、没有边界的王国中获得重生。任何一种在漫长的等待之后才到来的爱都会期盼有奇迹发生，一种既来自对方、又来自自己的奇迹——尽管当那烧掉一切的等待之火烧到只剩下最后几撮灰烬之后，等来的并不一定是爱情。在某种特定的年龄上——我和尤迪特那时都已经不再年轻，不过我们也都不算老，我们只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从这个词完整、终极意义上来解释是这样的——人已经不再从对方身上，从床笫之事中期盼获得肉体享受、幸福和释放了，而是寻求一种简单而严肃的真相，一个之前一直被虚荣和虚伪所掩盖的真相，甚至在我们相爱的时刻也是如此。那种真相和意识，就是我们作为人类，作为男人和女人，在地球上有着共同的使命或责任，一种并非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非常私人化的责任。我们无法逃避这个任务，但是可以谎话连篇。人一旦活到一定的年龄，就会在所有事情上都期望能够知道真相，在床上，在爱情的肉体、隐私的维度里也同样如此。重要的不是美貌——过一段时间你再也不会察觉她的美——是否是这样或那样的完美无瑕、激情四射、聪明智慧、富有经验、好奇敏锐、充满渴望和积极回报也不重要。那么对我们来说重要的究竟是什么呢？……真相。换句话说，就像在文学作品中所写的那样，像所有尘世中自然而然发生的事物那样：具有自发性和自愿性。一个人会对不在计划中、出乎意料的快乐——这种神奇的馈赠——感到惊喜，能在自私、贪婪地索取的同时，在没有算计、不带野心的情况下，以漫不经心和无所谓的态度给予……这就是床上的真相。不，老兄，在爱情中没有苏联式的阶段性计划，没有四至五年总体规划。这种驱使两个人凑在一起的感觉是不可以计划的。床是一个野性的地方，是一片原始丛林，充满了惊喜和意外；与此同时，那里有着原始森林的酷热温度，神奇的花朵和藤蔓攀爬缠绕，散发出致命的香气，在阴暗处转来转去而双眼发出灼热光芒的动物以及野兽，带着欲望和激情随时准备向你扑来。床是一个这样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原始森林，是半明半暗的。奇怪的声音从远处传来——你无法分清是泉水附近被野兽撕开喉咙的人类的尖叫，还是自然本身发出的鸣叫，而自然本身就拥有着人性、兽性和非人性三种特征……这个女人了解所有的秘密，知晓生命、身体、意识和无意识的秘密。对她来说，爱情不是一系列偶然的碰面，而是对熟悉的童年故园的永远回归，是由出生地和节日，照射在一片风景之上暗褐色的黄昏光影和熟悉食物的香气以及兴奋与期盼组成的，所有这一切的最深处是一种信念，当夜幕降临，无须害怕蝙蝠，回家是因为天色已暗，并且玩累了，家里的灯亮了，热气腾腾的食物和铺好的床铺在等待着她。这就是对于尤迪特而言的爱情。

        就像我说的那样，我是怀着希望的。

        这种期望不是别的，而是对我自己所渴望的东西怀揣的恐惧，我们对这些东西没有信心，也没有真正地相信过。你知道，人不会寄希望于已经拥有的事物……他所拥有的东西只是简单地存在着，就像一件附属品。我们旅行过一段时间。回到家里后，我们在城外租了一个房子。安排这一切的是尤迪特，而不是我。我当然愿意把她带到“社交圈”，如果她也愿意的话，我也愿意邀请聪明、实在的绅士们和那些对我俩的事情持有异议，但不认同流言蜚语的人来家里做客……那个“社交圈”是另外一个世界，就在不久前，我还置身其中，是与他们拥有同等地位的一分子，而尤迪特不久前还是个仆人；因此毫无疑问，他们会带着极大的兴趣接受和赞赏所发生的一切。某些人只是为这个活着，这时候，他们的动作又变得闪电般敏捷，充满生机，眼睛开始闪闪发光，从早到晚把电话拿在手里不愿放下……如果人们在报纸的头条看到“我们的事件”的话，谁也不会感到惊讶。他们很快就会议论起这个话题，并用最详细的细节分析、讨论它，就像在分析某桩犯罪案件一样。谁知道呢？因为从社会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的这个角度来理解，他们也有可能是对的。人们并不会毫无缘由地忍受有组织的公共生活中那些折磨人的无聊，不会毫无缘由地爬进一个他们早就丧失兴趣的关系的痛苦陷阱之中，不会没有信仰地承受那些社会契约强迫他们做出的妥协。人们觉得没人有权利作为个体去追寻满足、安宁与快乐，就像他们，其他人，大多数人那样，都已经同意了忍受感情和欲望的审查，并且赞同这个审查系统就是文明……因此他们发出抗议，因此他们聚在一起，因此他们组成危机法庭，当他们得知某人反叛并根据自己的想象去寻找治疗寂寞的药方时，便会以流言蜚语的形式宣布他们的判决。我现在已是孤身一人了，有时我会思索，人们的抗议是否是真的不合理，当他们看到有人想要以一种不规则的方式寻求人生的解决方案？……

        我只是问一问而已，在午夜之后，在我们两人之间。

        女人是不懂这一点的。只有男人才懂得除了幸福以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也许这就是存在于男人和女人之间巨大、无望的见解上的差异，这在任何情境下都会永远存在。对于女人来说，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只有唯一一个真正的家，那就是她们所依属的男人所在的地方。而对于男人来说，还有另外一个家园，那就是被旗帜和国界所标记的那个伟大、永恒、非个体的、悲剧的地方。我的意思不是说女人对她们所出生的群体，她们发誓、撒谎、购物所用的语言以及她们所成长的土地不心怀依恋；当然，我并不是说女人心中就完全没有虔诚的感情、付出牺牲的准备或耿耿的忠心，有时或许英雄主义也是她们的另一个家园，那是一种针对男人的家园所萌发的念头。但是说真的，命中注定，女人从来不会真的为了国家而亡：她们只会为一个男人而亡，而且一直都是如此。当然世界上也存在像圣女贞德这样的例外，她们都是具有男子气概的女人……而且这种女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你知道，女人的爱国情怀要比男人冷静得多，她们没有那么多口号。她们赞同歌德所说的话，即一个农民家里的茅草屋被烧毁才是一种真正的灾难，而一个人祖国的毁灭则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丧失。家对于女人来说永远都是那间农民的茅草屋。她们为此担忧，为此生活和工作，也时刻准备好为之做出任何牺牲。在那间茅草屋之中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男人，有时有一个或几个孩子,这就是一个女人真正的国家。

        就像我所讲的那样，我们确实是彼此相爱。而现在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假如你还不知道的话：爱情，如果是真爱，永远都是致命的。我的意思是说，真爱的目的不是幸福，不是田园诗般的浪漫，不是在盛开的椴树下，在透过树冠隐约可见的点着温柔灯光的走廊上，在沐浴着微醺灯光、散发着惬意香气的家门前手牵手的漫步……这是生活，但不是爱情。爱是一道燃烧得更加颓丧、也更加危险的火焰。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内心会萌生出一种遭遇这种毁灭性激情的欲望。到了那时，你便不再想把一切都留给自己了，你也不再希望爱情能给你提供一种更健康、更平静、更满足的生活，你只是想要存在而已；你很清楚，你只会想要以一种完整的形式存在，即使是以灰飞烟灭作为代价。这种欲望只有在生活晚一些的阶段才会出现，还有许多人都不会有这种感觉，永远都不会……因为他们太过谨慎了，但是我并不羡慕他们。另外还有一些人则是贪婪的好奇之徒，他们从任何一个提供给他们的高脚杯中品尝食物……他们是真正值得怜悯的人。此外还有一些完全沉迷其中、不顾一切的人，他们是爱情的窃贼，把手伸进你的心里迅速偷走一种感情，发现一些秘密的软弱之处，然后立即消失在黑暗中，消融在人群里，动作快得像闪电一样，还带着邪恶的快感。最后，我们还不应该忘记那些懦夫，那些精于算计的人，他们就算是在爱情当中也要精心算计好，仿佛在商业生活中，爱情也存在有效期，他们完全按照使用说明在生活。大多数人都属于这类人，他们活得窝窝囊囊，毫无价值。后来，在生活中也会有那么一天，会让人想明白生活想用爱情来做些什么，它为什么要把这种感觉赋予人类？……它这么做是出于好意吗？……大自然不是仁慈的。它赋予你这种感情是为了让你感到幸福吗？大自然不需要人类的幻想。大自然想做的一切不过就是创造和毁灭而已，因为这才是它的本分。大自然是无情的，因为它的计划总是对人类的困境漠不关心，总是凌驾于人类之上。大自然赋予我们激情，但却坚持要求这种激情必须是毫无条件的。

        在真正的生活中会有那么一个时刻，让一个男人陷入深深的激情当中，就像纵身跳入尼亚加拉大瀑布中一样，当然，还是不系安全带地跳进去。我不相信爱情就像五月远足般开始，背着背包，沐浴着阳光，在森林里唱着欢快的歌曲……你知道，就是那种影响大部分人最初关系的浮夸的“节日”般的感觉……这是多么可疑啊！激情无需庆祝。它是一种既能创造世界，又能毁灭世界的黑暗力量，不会等待当事者的回答，也不会关心他们的感觉。坦白地说，它什么也不在乎。它给予和索要一切：就是无条件的激情，隐藏在它最深处的不是别的，正是生存和死亡本身。再无其他方式可以认知这样的激情……而且也很少有人能够在这条路上认识到这一点！人们更多的只是在床上相互慰藉宠爱着，撒着弥天大谎，伪装着他们对各种事物的感觉，并自私地从另一个人身上盗走对自己有好处的东西，然后再从他们的喜悦中抛给对方一点小小的废弃物……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一切都并不是激情。人类历史把伟大的伴侣当作英雄和勇敢的探险家包围在崇拜和略显惊慌的敬仰中，他们无需强迫即投身于某种无望但伟大的人类事业中去，这并不是偶然。是的，真正的伴侣也是冒着风险投身这项事业。在这项事业中女人的创造力就像男人一样强大，女人具有男人一样的英雄气概，就像将要奔赴攻占圣墓之役的骑士一样勇猛，而这座永恒和神秘的圣墓恰恰也正是勇敢而真正的爱人所要寻找的东西，他们为之流浪四方，为之奋起战斗，为之伤痕累累，为之粉身碎骨……除此之外，他们还想要什么呢？

        那种被致命的激情所驱使的终极无条件牺牲还有什么其他意义？生活先是以这种力量来表达自己，然后又会立即转身抛弃被它牺牲的人，对他们表现出彻底的冷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爱人们才会被每一个时代和每一种宗教所尊重：每当他们投入彼此怀抱之时，就是投身火海。当然我是指那些勇敢的、少数的、出色的真正爱人。而剩下那些人则只希望能够找一个女人，或是在某个甜蜜、白皙的胸脯上待上几个小时以寻求慰藉，他们只是想满足自己的男性或女性虚荣或者满足自己的合法生理需求……但这并不是爱情。在每对爱人真正的拥抱背后都站着死神的身影，那种黑暗阴影的威力丝毫不弱于疯狂闪过的快乐。在每一个亲吻背后都隐藏着对于湮灭和终极幸福的秘密渴望，而无须争辩的是，要想获得这种幸福，就必须让自己完全停止，并向感觉屈服。然而，这种感情看不到终点。或许这也正是爱人们一直以来都被古老宗教、古代史诗和歌曲所赞誉的原因……人们在潜意识深处还存在着那种记忆，爱情曾经意味着更多，而且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它不是社会买卖合同的一个转变形式，也不是消磨时间或者游戏、娱乐、打桥牌和社交舞的一种方式……人们能够回忆起的一项曾经存在、所有生灵都必须完成的可怕任务，那便是爱情，爱情是生命的全部表达，是对存在及其自然后果——不存在——的最彻底的体验。但是人们总是直到太晚才会意识到这些。而在这项事业中，伴侣的美德或道德水准，甚至是美貌或优良本质，全都是那么无足轻重！爱情就是完全了解快乐本身，随即消亡。但是所有那些人，那数百万的人们都在期待着帮助，期待着自己的爱人能做出某种慈悲之举，给予他们温柔、耐心、宽容和安慰……而他们也并不清楚，自己通过这种方式所能获得的东西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只知道必须无条件地给予，这便是这场游戏的意义。

        我和阿尔多佐·尤迪特就是这样开始相爱的。我们在城市边界处的一座房子里开始了新生活。

        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开始的。这也是我所感受到的东西。并且我也抱有希望。我依然会去办公室上班，但我感觉与一切都是如此的脱节，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骗子一样，总有一天会被揭穿，而等那一天到来时，我就必须要离开工作和与工作有关的一切了……我发现了什么？我发现我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再无联系，但我却还是像以前一样地严格恪守着这个世界的时间和规则。我依然第一个来到工厂，最后一个离开工厂，我依然每天直到六点钟才会离开，那时候，只剩下门房还在值班。下班后，我也还是会像从前那样步行穿过城市。我常常会去那家古老的甜品店，并且有时还会在那里看见我的妻子——我第一任妻子，我可以说她是我真正的妻子，因为我从未感觉到尤迪特也是我妻子，一刻也没有过。她只是另外一个女人而已。你问我当我看见我第一任妻子，我真正的妻子时有什么感觉？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情绪变化，但是我的脸总会不由自主地变得苍白。我会尴尬地跟她打招呼，然后严肃地将目光移开。因为身体是有记忆的，你知道，这种记忆永远无法被遗忘，就像曾经属于彼此的海水和海岸一样。

        但是，那并不是我现在想要谈论的事情，现在我已经差不多给你讲完故事的全部了。这个故事的结局就像所有蠢人或俗人故事的结局一样愚蠢。你还想听吗？……

        好吧，当然了，我已经开始讲了，你肯定会想让我讲完的。老兄，我们就这样过了一年，在这种不真实的身体和灵魂状况下过了一年。我感觉自己就像在原始森林里一样，在野兽和毒蛇之中生活了一年，每块石头和每片灌木之下都会有蛇出没。那一年或许是非常值得的，就在那之前和之后所发生的所有事情而言，那一年是值得的。

        至于在那之前发生了什么，你大概已经知道得差不多了，而在那以后发生的事情，则连我自己也有些吃惊。我能看得出来，你在猜有一天我发现尤迪特一直在欺骗我。不，老兄，那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她只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开始欺骗我的。

        经过一年的时间我才发现，阿尔多佐·尤迪特一直在偷我的东西。

        你别用这种不可置信的表情看我。我没有在用比喻。她偷的不是我的感情，而是我钱包里的钱。我指的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偷，就像警察通常会写进记录里一样。

        她是什么时候偷的？……很快，从一开始就发生了。等等，让我想想。不，不是一开始，那个阶段她还只是欺骗着我。让我来告诉你她是如何欺骗我的吧，在我们这段关系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在住酒店的时候，我在银行里为她开了个账户，并给了她一本支票。出乎我的意料，那个账户没过多久就空了……这种花费让人费解，完全是在浪费。是的，她买了许多东西，有毛皮衣物，也有大小饰品，但我从来没注意过她在做些什么，我从未关心过她购物的数量和质量，而只是在关注她那狂热的贪婪，我担心的是那种过度补偿中透出的病态的愤怒……总之，有一天我收到了银行通知，她那个账户里的钱已经花光了。当然，我又往账户里存了一些钱，但这次少存了些。过了几周之后，那些新存入的钱又被花光了。那时我警告了她，但只是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并没有严肃地警告，我告诉她，她对我们的物质条件还不够了解，她对钱和财产的概念已经在英国改变了，而在国内，在匈牙利，富人以一种比她所想象的更简朴、更谨慎的方式生活着。她认真地听完了我的训诫，也没有再问我要更多的钱。然后我们就搬到了那座带花园的新房子里，我每月都会给她一笔远远超过家庭开支和她自己需求的数目的钱。我们没有再次谈论过钱的事。

        但是有一天，我拆开了一封银行来信，发现银行通知尤迪特，他们把两万六千潘戈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记入了她的账户上。我一遍遍地看这封信，不断地揉着自己的眼睛。刚开始看到这条信息时，我感到一股热血冲上了脑门：强烈的嫉妒。我想尤迪特一定是从英国带回来了些钱，她在英国有过某个或者几个情人，不是她告诉过我的那个希腊音乐教师，而是另有别人，鬼知道是谁，大概是一个为她慷慨买单的大老爷吧……这种感觉、这种想法实在是太痛苦了，我一拳打在了桌子上。然后我便冲向了银行。我在银行里发现这部分钱并不是尤迪特从英国带回来的，而是通过小额存入的。从我给她第一张支票时起，她便悄悄开始攒钱了。

        “这是女人的事情。”你会轻轻一笑地跟我说。是的，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并且如释重负地笑了一下。现在已经一目了然了，并且也有银行存款顺序和日期为证，尤迪特向我要了那些钱，然后又悄悄地转走了，这样我就不会知道了。我以为她只是忙着购物，不加考虑地忙着到处大手撒钱……而事实上，她也的确是在撒钱，但并不是不假思索地撒钱。我后来才发现，她在买东西时是非常会砍价的，并且还会让卖家给她开出多于她实际所付钱数的收据。陪酒女郎都会这么做，因为这样她们就能向那些愚蠢而肤浅的爱慕者炫耀了。说实话，当我明白尤迪特存起来的是我的钱时，我放松地笑了。

        我把银行通知又塞回了信封里，并且把信封重新封好，然后留给了尤迪特。我从来没有对她说过我的发现，但从那以后，在我心里又生出了一种新的嫉妒——我是在跟一个有秘密的女人一起生活，而她保守秘密的方式就跟那些糟糕的女人一模一样。那种女人尽管会殷勤地同丈夫和家人一起午餐，亲密地与那些信任她的人一起聊天，坦然接受信任她的丈夫的牺牲和礼物，但在心里却默默盘算下午的幽会，以及她将如何溜进一个陌生男人家里，并无耻地待上几个小时来践踏每一种人类情感，她已经无耻地背叛了那些信任她、照顾她的人。你应该知道，我是一个传统男人，对于破坏婚姻的女人没有别的感觉，只有深深的鄙视。我对她们的鄙视深到了我完全没有办法找出任何时髦的理由为她们开脱的地步。没有人有权利去享受这种被出轨女人称为幸福的狡猾、肮脏而廉价的风流，因为这么做的代价就是偷偷摸摸或者肆无忌惮地伤害别人的感情……我也是这种令人作呕事件的受害者和肇事者，如果我的人生中有某件事让我深感懊悔和羞愧，那就是破坏婚姻。我理解与性有关的每一种歧途，我理解某人沉醉在肉体欲望的可怕深渊之中，理解激情的恍惚状态和扭曲的形式……欲望用无数种语言同我们说话。欲望可以用无数种声音同我们说话。这些我都理解。但是只有单身汉才能自由地将自己抛入那样的欲望洪流之中。任何其他的情况都是下流的欺骗和背叛，这比有意识的虐待还要恶劣。

        在那些彼此间真正亲密的人之间，心里是不会藏有秘密的……这就是欺骗的意义，其他的几乎变成附属品而毫不重要……就是纯粹的肉体活动，通常是某种感伤忧郁的挣扎，仅此而已。但这些经过计算而为的风流韵事，这些精心选好时间和地点的偷情，其实根本就不是偶然的自发行为……这一切是多么悲哀又狭隘啊，而在这一切背后潜伏着的，则是那个可恶的秘密，它腐化了两个人的共同生活，就像在美丽的家里，在沙发底下藏着一具正在腐烂的尸体一样。

        但是从我发现了银行信件的那天起，尤迪特拥有秘密，而且有意识、成功地保守着这个秘密。

        她把这个秘密保守得很好，我也非常小心地观察着她。就算雇一群私家侦探帮忙，也不可能把她看得更紧了。我们遵守着男女同居的规则，体面而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同时却又对彼此说着谎。她撒谎说她对我没有秘密；我则假装自己还相信她。我观察着她，并思考着。后来我也想过，如果我突然向她透露我的发现，逼她承认，可能事情会以另一种方式发生。这样的逼供可能会扫除一切隐患，就像夏日里一场及时的雷雨可以扫清空气中数日来酝酿的闷热一样。但是，我也可能在潜意识里害怕这种承认。让我感到极度不安的是，这个分享着我命运的女人，竟然对我隐藏着秘密。两万六千潘戈？这个数目对于一个童年时期在地坑里和老鼠一同度过的女人来说，对于后来成为仆人的她来说，的确是巨额数目，是全部的财产，而且这笔钱还在快速，甚至成倍地增加。如果这只是那种惹人心烦的藏私房钱的女人旧习，如果只是从夫妻共同财产中拿出一部分偷偷藏起来的话……我顶多也只会一笑了之。所有女人都会这么做的，因为所有女人都会担心她们的丈夫不懂生活的需求，她们的直觉是男人只会赚钱，却不会管钱。所有女人都会未雨绸缪。那些从头到脚都诚实的女人，在钱的事情上也会欺骗她们的丈夫，就像家里的喜鹊或小偷一样。她们知道生活中最大的秘密就是储蓄，果酱也好，人也好，钱也好，只要是足够重要的东西就值得储蓄……所以她们才会欺骗和偷窃，包括菲列和潘戈。这就是女人的英雄功绩，一种小气但持久的智慧。不过，尤迪特所偷的已经不是菲列和潘戈了。她在优雅、无声、微笑地持续不断地抢劫我，给我看假账单，同时把钱藏起来。

        就这样，我们继续过着安静而亲密的生活。尤迪特继续偷钱，我则继续观察她。这就是故事结局的开始。

        有一天，我发现她所抢劫我的不仅仅是钱，而且还有某样更为隐秘的东西，那是任何一个人生命的底线：自尊。你瞧，我对自尊概念的了解仅比虚荣多一点点。这是一个男性化的字眼，女人一听到这个词就只会耸肩。要是你不知道的话，让我来告诉你吧，女人不懂得“尊重”自己。她们可能会尊重她们所属的男人，可能会尊重她们的社会或家庭地位，或者是她们的名声。但所有这些都只是一种移情，一种外部形式而已。而轮到她们自己，轮到那种将人的性格和自觉意识黏合在一起的被称为“我”这个个体名称时，女人又会带着一种善意和不屑看待自尊。

        我发现这个女人在有意识、有计划地掠夺我，至少她在想尽一切办法不露声色地挖走我的面包，你知道，那个面包我一直相信是属于我们二人共享的，并且面包还是用最好的精白面粉制作而成，很可口，尤其对她来说……而让我想明白这一点的不是外部世界，也不是从银行寄来的那些有关她账户存款情况但并无恶意的信件，不，老兄，我是在床上想明白的。想明白这一切是非常痛苦的……好吧，的确，这大概就是我们男人所说的“没有自尊我们便无法生活”时所要表达的意思吧。

        我是在床上想明白的。那时我已经观察她有一段时间了。我以为她存钱是为了她的家人。她有一个庞大的家族，有男有女，全都生活在最底层，就像在一段历史的深度里一样，那么深远，我用理性可以理解，但是我的心没有在那种深度里探索秘密的勇气。我以为尤迪特之所以会抢劫我，是出于那隐秘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群体的重托。或许她的家庭负债累累，或许他们想买土地……你想知道为什么她从来都没有向我提起过吗？我也问了自己这个问题，而我马上想到的答案是，她会因为自己的贫穷而感到尴尬；所以，你知道，贫穷是一桩阴谋，是一种秘密联盟，是一个永恒而缄默的誓言。穷人想要的不仅是更好的生活，他们也想要自尊，他们也想要别人承认自己是极端不公平制度下的牺牲者，也想让世界像赞扬英雄那样赞扬他们。而他们确实也是英雄：现在我年纪大了，也看清了，其实穷人才是唯一真正的英雄，而其他一切形式的英雄主义都只是暂时的、被约束的，或者说到底都是虚荣。然而能够在贫穷中过上六十年，安静地履行家庭和社会所强加的全部义务，同时还能保持人性、尊严，甚至保持快乐和慈悲：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我以为她偷我的钱是为了接济她的家人。但她不是，尤迪特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她偷钱仅仅是为了她自己，而且不带任何特定目的，她只是在勤快、严肃而谨慎地沿袭一条具有千年历史的经验而已，那就是“七个”丰年不会长久，富贵只是一时，主人变化无常，幸运多变不定，假如小丑般好运一次让我们能坐在肥美的托盘旁边，建议你好好地塞满自己的肠胃，因为荒年很快到来。她是为了预防而偷，而不是出于慷慨或同情。如果她想要接济家人的话，她只需要告诉我一声就行了。这一点她是清楚地知道的……但是尤迪特对家人有种本能的害怕，尤其是现在她已经把脚踏上另一个岸边，有钱人的领地上。她那种工于防御而又贪婪索取的本性使得她根本不懂得同情。

        然而同时，她也在观察着我，她的丈夫。观察我在干什么？……我会不会厌倦她？……我会不会把她扫地出门？如果我这么做的话，她最好以最快的速度囤积最多的钱。她在餐桌上和床上观察我。我刚开始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还因为尴尬而脸红了。那时房间里的光线比较暗，这一点对尤迪特来说或许是比较幸运的。人们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而如果那时我没有克制自己的话，可能会把她杀掉……或许吧，现在谈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

        一个眼神已经代表了一切，在某个温柔而亲密的时刻，当我闭上眼睛再突然睁开时，在朦胧中看到一张脸，一张熟悉又致命的脸，带着非常谨慎、精巧而又嘲弄的表情朝我微笑着。于是，我明白了，这个在此时和其他时候曾经让我相信可以与之分享无条件的忠诚时刻的女人，这个让我从人类世界和社会协约中甘愿自我放逐的女人，原来一直在观察我。她只在这种时刻审视我，带着温柔又不容置疑的嘲弄。她好像是在观察我，审视我，像是在说：“这个年轻的先生在做什么？”或是，“噢，那些老爷啊。”然后她便开始伺候我。我意识到尤迪特无论在床上还是床下都不爱我：她只是在伺候我而已，就跟她当时在我们家当女仆给我洗衣服擦鞋子时完全一样，也跟后来我偶尔去母亲那里，她伺候我吃午饭时完全一样。她之所以伺候我，是因为这就是她给我的角色定位，这种强大的宿命，真正的人类关系是无法强行改变的。自从她向我妻子和我打响那场奇怪战争的那一刻起，她就一刻也没有相信过这种关系，这种使我们相吸又相离的生活角色。她不相信这种关系真的可以从本质上得到解决和改变。她不相信她在我的生活中除了伺候、当女仆以外还有什么其他角色可以扮演。正是因为她对这一切都十分清楚，不仅是用头脑知晓，而且用她的身体、她的神经、她的梦境，甚至她的过去和她的出身，所以她才从不会为了地位过多争辩，而只是简单地依照她的生活法则行事。现在我想明白了。

        你问我想明白后是否痛苦？

        痛苦极了。

        但是我并没有将她立刻赶走，因为我太自负了，我不想让她知道她给我带来的痛苦。于是，我让她伺候了我一阵子，包括在床上和餐桌上，与此同时，我继续容忍她的偷窃行为。后来我也没有告诉过她我已经知晓了她那些可疑、可悲的小伎俩，没有告诉过她我在不加防备的情况下发现了她在床上看我时的那种嘲弄、不屑而又好奇的眼神……两人之间的事情总是要进行到底的，如果其他方式行不通，那么就一直进行到自我毁灭。我就是这样一贯到底的。然后，过了一阵之后，在我发现一些别的事情后，我便悄悄地叫她离开了。她没有怨言地走了。当时她既没有吵闹，也没有争辩，就只是带上她的包裹——相当大的包裹，包裹里装着房子和首饰——离开了。她离开得悄无声息，没有多说一句话，就像她十六岁那年刚来我们家时一样。而她临走之前在门口回头看向我的那种冷静、质疑而冷漠的神情，也与我们在大厅里初次相见时如出一辙。

        她身上最美的部分要数她的眼睛了，直到现在我还会时而在梦里看见它们。

        是的，那个矮壮的家伙把她带走了。我甚至还和他决斗了……这些事情真是可悲，但有时我们又别无选择。

        喂，老兄，他们要赶我们走了。

        服务员，结账。我们点了……噢，不要，你想都别想！如果你允许的话，今天我来请客。请别反对，你是我的客人。

        不，我没有想过要跟你一起去秘鲁。一个人一旦变得像我一样孤独了，为什么还要去秘鲁或别的地方呢？你瞧，有一天我意识到了没有人能够帮我。人们渴望的是爱……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你，永远没有。人一旦明白了这点，就会变得强大而孤独起来。

        这就是你在秘鲁时在我身上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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