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诗’的眼光读诗”，首先要求诗歌研究者不仅必须具有冷静的理性判断，还必须具备诗人的眼光，必须对诗具有细腻的感受能力，这样才能分辨各种诗歌风格上的细微差异；诗歌研究者不仅要有高度的理论修养，而且自身还必须具有“诗意”，这样才能与古代诗人“相遇”和交流。只有先具备“‘诗’的眼光”才可能“用‘诗’的眼光”来研究古代的诗歌，才可能准确地把握古代诗歌艺术的真与美。

        朱自清先生称闻一多“学者中藏着诗人”，一语道出了他理性与激情交融这一学术个性的特点。这一特点首先表现在他阐释诗歌的目的中——既求真也求美。

        “用‘诗’的眼光读诗”，其次主张必须将诗作为一种审美对象，绝不能将它“做了政治的课本”，用解诗来比附政治；也不能把诗当作理学讲章，借说诗来宣讲圣贤道理，这样会完全歪曲诗的本来面目；同时也不能像现代人那样把诗作为历史观的注脚，通过解诗来宣传社会历史观。总之，应该把诗作为诗来读。

        闻一多认为不只是确立了抒情诗作为“我国文学的正统类型”，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品格，“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维系封建精神的是礼乐，阐发礼乐意义的是诗，所以诗支持了那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此后，在不变的主流中，文化随着时代的进行，在细节上曾多少发生过一些不同的花样。诗，它一方面对主流尽着传统的呵护的职责，一方面仍给那些新花样忠心的服务。最显著的例子是唐朝。那是一个最发达的时期，也是诗与生活拉拢得最紧的一个时期”。 就而言，它在我们民族传统的精神生活中只在较少的意义上才是审美的对象，而更主要的功能则是在扮演意识形态的角色，所以对的诠释也往往不是探求其美学价值，主要是借解来论政治，讲伦理，施教化。孔子便是对有意误读的始作俑者，如他对《诗经·卫风·淇奥》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阐释（《论语·学而》），对《诗经·卫风·硕人》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讲解（《论语·八佾》），对“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的批评（《论语·子路》），都不是诠释诗而是“使用”诗——通过诗来进行道德说教，这对后来和其他的诗歌诠释的影响至为深远。闻一多在《匡斋尺牍》中说：“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的课本；宋人稍好点，又拉着道学不放手——一股头巾气；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不是诗；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真厉害。无奈历史——唯物史观的与非唯物史观的，离诗还是很远。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地把它当文艺看呢？”与古人以说诗“求善”不同，闻一多提出自己要“用时代的眼光读”，还强调要“用诗的眼光读”，并说自己诠释的目的是为了“求真”与“求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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