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以“金声玉振”称誉正始之音，不仅由于此时玄学家论辩的激烈精彩和思维的缜密敏捷，还由于彼此的口舌之妙与吐属之美。章太炎、刘师培曾多次论及正始论说文“文章之美”与清谈的关系，刘永济在《十四朝文学要略》中也说正始时期“此标新义，彼出攻难，既著篇章，更申酬对。苟片言赏会，则举世称奇，战代游谈，无其盛也”。正始清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此时论说文的思辨深度和艺术个性。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便是他与“秦客”论辩的记录整理，他与向秀关于“养生”的相互论难，与阮德如围绕“宅无吉凶”展开的争论，与吕安就“明胆”展开的商榷，与张邈因“好学”与“自然”而进行的交锋，都是所谓“此标新义，彼出攻难”的产物。刘师培认为《嵇康集》中“虽亦有赋箴等体，而以论为最多，亦以论为最胜，诚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些论说文大部分是与人论辩的文章，文中“反正相间，宾主互应，无论何种之理，皆能曲畅旁达”，既具有分肌擘理的论辩智慧，也富于巧譬曲喻的语言技巧，读这些相互论辩的文章仍能感受到当时玄学家们的唇枪舌剑和文采风流。如阮德如在《宅无吉凶摄生论》中说人的寿夭祸福是“性命自然”而无关乎住宅，“命有所定，寿有所在，祸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嵇康《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中反问道：“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长平之卒，命何同短？”阮的《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回敬说：“唐虞之世，宅何同吉？长平之卒，居何同凶？”为了在辩论中居于不败之地，论辩者不仅要想法使意翻新而出奇，还得做到理无微而不达，不管是舌战还是笔争，其文无意不新，其言无辞不巧。

        嵇康认为论辩时应先抓住论题的主旨，再由此推出其旁枝末节，也就是先举起“纲领”再“顺端极末”梳理“网目”（《明胆论》）。嵇康的论说文“纲举目张”，如剥芭蕉似的层层深入，阐述己意则持论连贯运思严密，反驳他人则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刘勰称“嵇志清峻”，其诗如此，其文亦然。文“清”便不支离杂乱，文“峻”则不冗弱散缓。与嵇康辩论的向秀、阮德如等人论辩的方法和嵇康十分相近，其文风与嵇康也相去不远。

        辩论的双方既以析理之微使人叹服，也以言辞之美让人称快。正始论说文常用巧譬曲喻以明理，如《声无哀乐论》以人和食物为喻阐明音乐自身有美与不美之分而无哀与乐之别：“今以甲贤而心爱，以乙愚而情憎，则爱憎宜属我，而贤愚宜属彼也。可以我爱而谓之爱人，我憎而谓之憎人；所喜则谓之喜味，所憎则谓之怒味哉？”又如他的《答难养生论》说：“夫嗜欲虽出于人，而非道之正，犹木之有蝎，虽木之所生，而非木之所宜也。故盛则木朽，欲胜则身枯。”这些比喻使得抽象的义理变得生动形象。清谈使“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出言都讲究修辞的技巧，立论注意语言节奏的和谐，行文注意语言形式的整饬，如王弼在《周易略例·明彖》中便以优美的骈文阐发玄远的哲理：

        《魏氏春秋》说王弼“论道约美不如晏，自然拔出过之”，其实王弼、何晏的论说文都以简约标美，王弼的文章多以骈句成篇，句式虽然对偶，句型却很灵活，难怪刘勰称其文“要约明畅”，刘师培许以“文质兼茂”了。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嵇叔夜土木形骸，不事雕饰，想于文亦尔，如《养生论》《绝交书》……类信笔成者，或遂重犯，或不相续，然独造之语，自是奇丽超逸，览之跃然而醒。”如《答难养生论》：“穆然以无事为业，坦尔以天下为公。虽居君位，飨万国，恬若素士接宾客也。虽建龙旂，服华衮，忽若布衣之在身。故君臣相忘于上，烝民家足于下。岂劝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贵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这种语言骈散相间奇偶相生，的确给人以“奇丽”而又“超逸”的审美感受。

        正始论说文各自的艺术个性十分鲜明，嵇康、阮籍与王弼、何晏、夏侯玄固不相类，嵇、阮二人论说文的风格也各不相同。与王、何的简约明畅相比，嵇、阮的论说文都显得艳逸壮丽，但如细加分别，嵇、阮的文风又各有其面目。嵇文丽而峻，以立意新奇和析理绵密取胜，具有雄辩的逻辑力量；阮文丽而逸，《乐论》《通易论》《达庄论》《通老论》等，都不是从逻辑上层层推进节节转深，析理之功远不如嵇文，但他的思维跳脱而文句飘逸，如《达庄论》一起笔就说“万物权舆之时，季秋遥夜之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风而游”，这样的文句富于诗人的想象与激情，全文也洋溢着飘逸的诗兴。曹冏的《六代论》、李康的《运命论》，在正始论说文中别具机调，二文都写得洋洋洒洒，以其体势的恢宏和气势的壮阔为人称道。

        这里我们只是粗略地阐释了正始玄风如何影响其时论说文的文意与文风，这是个复杂而有趣的论域，今后无疑会有更多的人来深入地探讨它。

        原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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