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和鲍照同有入世之情，同有愤世之慨，但在最后如何安顿此生的人生抉择上，这两位杰出的诗人开始“分道扬镳”：前者选择了“高步追许由”的超世，后者则执着于人际的功名事业，成败荣枯，决不“学山南之文豹，避云雾而岩藏”。

        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评左思《咏史八首》诗说：“‘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是涉世语；‘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是轻世语；‘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是出世语。每讽太冲诗，便飘飘欲仙。”《咏史八首》并不是像前人所说的那样将不同时间写成的作品不分先后杂缀在一起，八首之间事实上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它们真实地表现了诗人由“入世”到“愤世”，再由“愤世”到“超世”的心灵历程。第一首自述其才大志高的自信，第二、三首写有志莫骋的悲愤，第四首写自己从追逐富贵到鄙弃富贵的精神超越，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相比，他更看重“门无卿相舆”的“寂寂扬子宅”，《咏史八首》之五是这八首中笔力最为雄迈的一首：

        只有溜须拍马的名利之徒，才去奔走峨峨高门，才去伺候蔼蔼王侯。诗的前半部分写宫室的巍峨，豪门的华丽，但诗人对此不仅没有半点艳羡，反而在夸张的描绘中暗含着极度的轻蔑；不仅不想涉足“紫宫”挤进“高门”，反而扪心自问：自己并非“攀龙客”，干吗要跑到这个污浊之地来呢？结尾一句用高亢的音节表达了自己对权贵、荣华、富贵的不屑一顾。沈德潜在《古诗源》中称这首诗“雄视千古”。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的气概而论，沈氏的评价一点也不过分。这时的左思已完全不在乎仕途的穷达和世俗的毁誉，他在《咏史八首》之六中说：“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在 “豪右”和寒士之间，贵与贱两种价值准则是完全颠倒的。“显达奢华”这些世俗之所贵者，左思则“视之若埃尘”，“清贫自守”这些世俗之所贱者，左思却“重之若千钧”。所以他最后做出了“抱影守空庐”的人生抉择：

        此诗所抒写的是诗人找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透悟了人生价值后的一种自得与充实。能自得于“外望无寸禄，内顾无斗储”的贫贱生活，是因为他已经获得了精神上的富足与满足；能安于“亲戚还相蔑，朋友日夜疏”的寂寥生涯，是因为他参透了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他宁可做一名“抱影守空庐”的“穷巷士”，也决不羡慕“俯仰生荣华”的名利之徒。只要精神超旷脱俗，只要人生充实而有价值，巢于一枝一木就心满意足，哪里用得着高车驷马朱门深巷？哪里还用得着去拜谒权贵乞讨侯门？此诗的语调没有《咏史八首》之五那么愤激高亢，但比前者更加深沉和坚定。他的《招隐二首》寄慨与上诗相近，我们来看看其中第一首：

        近代张琦在《宛邻书屋古诗录》中评此诗说：“此与《咏史》诗同一感寓，太冲本有用世之志，其曰巢林栖一枝者，乃英雄失意审时识变之所为，非情甘恬退者也。”左思的确不是天性就甘于恬退的人，他之所以“聊欲投吾簪”去做“落落穷巷士”，是他看穿了官场的尔虞我诈，是他超脱了人世的功名利禄，才做出的人生决断。从“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二语看，写此诗时左思仍身在仕途，后来他实践了自己的生命承诺，《晋书》本传载：“秘书监贾谧请讲《汉书》。谧诛，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齐王冏命为记室督，称疾不就。及张方纵暴都邑，举家适冀州。数岁，以疾终。”

        对鲍照精神世界的发展变化，我们很难像左思那样梳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逻辑过程，这可能与他现存作品许多难以编年有关，也与他的精神世界缺乏质的变化有关。从其可以编年的诗文看，少作与绝笔所抒写的情怀和展露的气度并无本质的区别。他终生不减用世的热情，终生都在发愤世之慨，他的心灵基本徘徊在入世-愤世这两个层面。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对此颇有微词：“鲍参军既怀雄浑之姿，复挟沉挚之情。其性沉挚，故即景命词，必钩深索异，不欲犹人；其姿雄浑，故抗音吐怀，每独成亮节，自得于己。……所微嫌者，识解未深，寄托亦浅。感岁华之奄谢，悼遭逢之岑寂，唯此二柄，布在诸篇。纵古人托兴，率亦同然，而百首等情，乌睹殊解？无烦诠释，莫足耽思。”

        说鲍照诗文“百首等情”当然有失夸张，他也曾邀同僚“遁迹俱浮海，采药共还山。夜听横石波，朝望宿岩烟”（《和王丞》），但这些诗句和杜甫“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一样，只是自己兴之所至的一念之想，“遁迹”“还山”可能是附和友人的风雅闲谈，我们切不可将它当真。盘桓于鲍照胸中的不是未能“还山”的烦恼，而是不得施才骋志的焦虑，如《代结客少年场行》：

        王夫之说此诗“满篇讥诃，一痕不露”。细玩全诗，是以他人之显达肆志反衬自己的坎壈不遇，“升高临四关，表里望皇州”数句向往羡慕之情多于讥诃讽刺之意，“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二句可尽一篇之旨。

        按冯友兰先生对人生境遇的划分标准，鲍照诗文中所呈现的属于典型的功利的人生。他甚至认为追求令名盛誉高官显宦，不仅是士人的本性，也是士人的使命，他的山水诗《行京口至竹里》写出了这一“人性的秘密”：

        此诗是诗人做临川王刘义庆的侍郎时，随刘义庆从江州移镇兖州路途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节值严冬，时当日暮，诗人仍颠簸于“复涧”“重崖”之间，日夜兼途不得喘息，甚至连粗粮也来不及果腹充饥。换了别人在官场上受这种罪定会口出怨言，还很可能像左思那样“聊欲投吾簪”，“高步追许由”，鲍照却对此无怨无悔。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在这个熙熙攘攘的人世谁都在孜孜以求，“君子”求名，“细人”求利，谁都在人生的战场上为此拼搏奔波，恰如“长河”的激流，无论清浊都奔流不息。树令名、建功业、享富贵成了他生命的强大动力，不管有多少委屈，不管有多少艰辛，不管有多少愤懑，也不管能否达到目的，他都会在这条路上百折不挠地走到底。因为他害怕“沉没而不闻”，害怕寂寞贫贱，《代贫贱苦愁行》把话说得更加直露斩绝：

        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而鲍照觉得“贫苦生剧”比“湮没死悲”还要难熬。与其百年受穷，与其遭人白眼，还“不如还窀穸”的好，他人生的价值取向与盛唐诗人“心心相印”。

        因而，鲍照做出了与左思晚年完全不同的人生决断。贾谧伏诛后左思就拒绝征命，退出仕途，避地冀州。鲍照释褐为临川王刘义庆的国侍郎，自解侍郎后又从衡阳王之辟，不久又为始兴国侍郎，始兴王伏诛后除海虞令，很快迁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不到两年又出为秣陵令，寻转永嘉令，不久为临海王前军行参军，寻迁前军刑狱参军事，四年后临海王被赐死时，鲍照在荆州任上为乱兵所杀。鲍照见临川王喜欢招纳人才，便不顾尊卑“贡诗言志”，见孝武帝自矜文才，便“为文多鄙言累句”。为了求取功名，他走马灯似的改换主子，为了达到目的，不断投其所好。明张溥在《鲍参军集题辞》中说：“临川好文，明远自耻燕雀，贡诗言志。文帝惊才，又自贬下就之。相时投主，善周其长，非祢正平杨德祖流也。”这一方面说明寒士当时处境的寒微心酸，另一方面也表明鲍照不失为官场的“巧宦”。他的“自贬”是对王权的恐惧，也不排除是为了实现功名欲望的某种逢迎和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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