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则认为“李白出现在唐帝国极盛而衰的历史转折时期”,他的诗歌“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的天才写照”,“怀才不遇和人生若梦”是他诗歌“最常见最动人的主题”,“痛苦和愤懑”是他诗歌的情感基调,他心目中的李白又是摧枯拉朽、诅咒黑暗的悲剧式英雄。林先生只看到李白青春的笑脸,裴先生则死死盯住李白痛苦的愁容,两位饱学的学者重演了一曲类似盲人摸象的喜剧。分歧虽然以某种方式还在延续,但轰轰烈烈的争论已经平息。遗憾的是,问题并没有随着争论的平息而得到完满的解决,在《李太白全集》中固然不难发现“仰天大笑”的乐观自信,同样也很容易找到“于此泣途穷”的痛苦哀伤。林、裴二先生针尖对麦芒的观点使我们无所适从,李白诗歌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时代精神?李白诗歌的意义和力量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如果跳出“平民意识”“诅咒黑暗”这一政治社会学的框框,如果能够从另一个视角重新观照李白,我们将会看到,李白诗歌的时代精神及其历史意义就在于:他通过自己个体生命的激扬,深刻地表现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处于封建社会鼎盛时期昂扬向上的民族活力,并因此使他成为“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
李白的一生有两大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在政治上建立一鸣惊人的伟绩,在精神上获得彻底的自由。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青莲少好学仙,故登真度世之志,十诗而九。盖出于性之所嗜,非矫托也。然又慕功名,所企羡者,鲁仲连、侯嬴、郦食其、张良、韩信、东方朔等。总欲有所建立,垂名于世,然后拂衣还山,学仙以求长生。如《赠裴仲堪》云: ‘明主倘见收,烟霄路非遐。时命若不会,归应炼丹砂。’……其视成仙得道,若可操券致者,盖其性灵中所自有也。”
李白对自己的才能十分自负,称自己“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为宋中丞自荐表》)。这样非凡的个人才智自然要追求高远的人生目标:“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从政就得扭转乾坤,当吕尚、范蠡、鲁仲连、张良、诸葛亮、谢安这一流人物,他觉得自己对历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对巢父、许由甚至陶渊明的人生态度都大不以为然:“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九日登高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这种自命不凡的谈吐与追求往往遭到时人的嘲笑:“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上李邕》)可他毫不在乎人们这些冷嘲热讽,对自己的志向始终执着坚定,相信自己会有“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的时候,即使被“赐金放还”也坚信“长风破浪有时”,即使五六十岁的高龄还深信自己能“为君谈笑静胡沙”。
门阀制度在唐代已逐渐走向衰亡,唐诗中很难听到左思“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抗议与喟叹。有唐统治者为了自己基业的磐固,不断地打压抑制六朝的高门大族,唐太宗指斥士族“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昂然以门地自负,贩鬻松槚,依托富贵,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何为贵之”!他因此提出选官应“或以德行,或以勋劳,或以文学”,科举考试制度的确立使庶族子弟有了参与政治的机会。开元二十一年六月,玄宗诏令“自今选人有才业操行,委吏部临时擢用”,史称当时“入仕之途甚多,不可胜纪”。起宰相于寒门,拔将军于卒伍,一大批门第不高的士人纷纷登上政治舞台,演出了一曲又一曲威武雄壮的历史剧。有志之士眼前展现的是一条看似无限风光的坦途,功名意气让大家都热血沸腾,他们积极要求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在大漠边塞建立奇勋。这种英雄主义的时代气氛增强了人们对自己才能的自信,也培养了他们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高适《塞下曲》)“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连书生气十足的王维也高喊:“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慷慨激昂的英雄气概成了时代精神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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