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须责难鲍照没有左思那种“藐视高门”的“豪迈气概”，也不用简单地指责“鲍照的愤慨只局限于个人的名利”。左、鲍二人的人生抉择、官场行为以及最后的人生结局，都是由他们的人生意识和价值目标决定的，而人生意识的形成、价值目标的确定，又与各人生存境遇的状况和社会思潮的影响息息相关。

        左思《咏史八首》中猛烈抨击门阀制度，“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在晋朝似乎是空谷传响，在左思之前难以听到，到左思之后也不可闻。左思这位振臂高呼的英雄长期应者寥寥，一直到鲍照才应和了他的怒吼。魏晋诗人并非都是出身士族，难道他们都认同门阀制度？

        九品中正制虽建于曹魏时期，但其本意是为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评定人才的优劣。沈约在《宋书·恩幸传序》中说：“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之优劣，非谓世族之高卑。因此相沿，遂成高法”，但到晋代被士族以九品法来“凭藉世资，用相陵驾”。在魏时授官虽然“家世已是标准之一，但还不是唯一的标准”，到了“西晋期间家世已成为品第高下的主要根据，状的作用就不大了”，于是就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这一制度对士人的利益进行了重新分配，使得社会的政治资源集中在极少数家族手中，自然就激起了许多九品中正制的反对者，有些人的言论异常激烈，其中刘毅的奏疏最为后世传诵：“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几达，守道者困悴……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自魏立以来，未见其得人之功，而生雠薄之累。毁风败俗，无益于化，古今之失，莫大于此。”另据《晋书·文苑传》载：“王沈字彦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于寒素，不能随俗沉浮，为时豪所抑。仕郡文学掾，郁郁不得志，乃作《释时论》，其辞曰：‘衮龙出于缊褐，卿相起于匹夫，故有朝贱而夕贵，先卷而后舒。当斯时也，岂计门资之高卑，论势位之轻重乎！今则不然……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指秃腐骨，不简蚩伫。多士丰于贵族，爵命不出闺庭。四门穆穆，绮襦是盈，仍叔之才，皆为才老成。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肉食继踵于华屋，疏饭袭迹于耨耕。’”为了说明问题，再看两则相关的史料：

        上面几则引文让我们明白声讨门阀制度，并非左思一个人的呼声，而是西晋时期许多寒士的众声怒吼。诚如唐长孺所指出的那样：“西晋时期反对中正制的如是之多，一方面表示世族业已控制了选举，而司马氏的政权既以世族为中心，自不能废除此制度或阻止这一个趋势，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种制度事实上已为门阀所利用以巩固其既得利益，但在理论上还没有获得根据。东晋以后门阀的形式已经形成，士庶以血缘区别的理论业已建立，这种反对议论就不见了。”两晋不少寒士对门阀制度仍不以为然，渡江后无论士庶都已视门阀制度为理所当然，东晋人将九品中正制当作“缙绅之清律，人伦之明镜”，对“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不只听不到诗人们的公开抗议，恐怕连暗地里的腹诽也没有了。

        左思退出仕途当然也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有关，当时士林玄风正炽，“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价值取向，使得士人普遍企希隐逸，宅心玄远又必然导致他的轻官忽禄，至少在价值判断上，退隐优于出仕，超世高于用世。石崇为人“卑佞”贪婪，生活常以“奢靡相尚”，连他这种人也在《思归引序》中说：“困于人间烦黩，常思归而咏叹”，希望过一种“出则以游目弋钓为事，入则有琴书之娱”的闲散生活。即便史称“性轻躁，趋势利”的潘岳，也在《闲居赋序》中自称“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筑室种树，逍遥自得”。石崇、潘岳同为“二十四友”中的骨干，这些俗念缠心之辈尚且向往“逍遥自得”的人生，可见当时士风对超旷脱俗、栖心尘表的崇尚了。

        我们阐述两晋寒士对门阀制度的否定态度，以及魏晋士人对超世脱俗的赞美推崇，不是要矮化左思作为杰出诗人的形象，不是要让人们得出他“不过如此”的印象，而是要让我们加深对他人生境遇和人生抉择的理解。左思对门阀制度的声讨喊出了西晋寒士的心声，而“高步追许由”的人生抉择又是魏晋士风的折射。总之，左思是时代精神的产儿，同时又是时代精神的代表。

        鲍照生活的时代，士庶地位的沉浮变化诡异而矛盾，士庶之隔表面上似乎越来越森严，而实际上又有“大量的寒人挤入仕途，以至士庶不分”；表面上世族地位越来越清显高贵，而事实上军国要务又逐渐控制在寒人手中。唐长孺在《南朝寒人的兴起》一文中分析这一现象说：“士庶区别在晋宋之间似乎已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那只能是表示士族集团业已感到自己所受的威胁日益严重，才以深沟高垒的办法来保护自己。”

        寒门士人刘裕代晋称帝，透露出士庶沉浮的重要信息，这位“田舍公”登基后，汲取了“晋自社庙南迁，禄去王室，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已谢”的历史教训，便着手打压高门以强化皇权。宋武帝死后，世族又开始大兴废立，宋文帝即位初年又重演东晋政治的故伎，“朝权国命”再次“递归台辅”。元嘉三年先后诛灭了徐羡之、傅亮和谢晦等高门或权臣，皇室才重新收回国柄。元嘉年间的政治格局虽仍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但朝政已经开始由寒人执掌机要。

        寒人掌机要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门阀贵族由于腐朽而变得无能，《颜氏家训·涉务》称“晋朝南渡，优借士族”，他们越来越“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高，盖护其短也。至于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签省，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士族衣冠看重门资而不重才干，以“平流进取，坐致公卿”为荣，反以勤于庶务因功晋升为耻，对于庶务由开始的“不屑”变成了后来的“不能”。南朝各代皇帝都倾向于“爱小人而疏士大夫”，与士族清高而又缺乏政治才干有关。其次，出身寒门的宋皇室害怕权移世族，国政常常委之寒素。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职前朝例由士族入选，宋文帝开始这些官职就起用寒人来担任。宋孝武帝时寒门近臣更见信任。《宋书·恩幸传序》分析个中原因说：“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寄，事归近习。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南齐书·幸臣传序》说得更加明白：“宋文世，秋当、周纠并出寒门。孝武以来，士庶杂选，如东海鲍照，以才学知名。”鲍照在孝武帝朝出任的中书舍人之职在晋代只用世族高门，从宋代才开始士庶并选。这种“士庶杂选”对寒人开放了政治机会，并激发了他们的政治诉求和人生欲望。鲍照不甘于“沉没而不闻”，不愿“与燕雀相随”，宣称宁“轻死以邀得”，就是在这种特有的生存境遇之中产生的功名心和富贵欲。可当时对寒门开放的政治机会毕竟有限，鲍照任中书舍人也不过两年，在仕途长期沉沦下僚，所以又难免“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的喟叹，难免有“吞声踯躅不敢言”的无奈，更常有“何况我辈孤且直”的愤激。

        至于鲍照没有左思“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的气概，如果我们了解一下他的生存境遇以及当时的社会思潮，就会对他有一种“理解之同情”。元嘉以后清谈虽然仍在延续，但玄学已经失去了理论活力，在诗歌创作中出现了“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现象。统治者虽然大兴儒学，但儒学又还没有取得独尊的地位，不可能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行为准则。《代贫贱苦愁行》中“湮没虽死悲，贫苦即生剧，长叹至天晓，愁苦穷日夕。盛颜当少歇，鬓发先老白，亲友四面绝，朋知断三益……运圮津途塞，遂转死沟洫，以此穷百年，不如还窀穸”，既没有老庄玄学所追求的恬静淡泊，又没有儒家所倡言的君子固穷，成就世俗功名，享受人间富贵，在现实生活中闹得春风得意，就是他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他怎么会去“高步追许由”呢？我们来听听鲍照以后盛唐人的心声吧：李白信心满满地告诉人们说“富贵吾自取，建功及春荣”（李白《邺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更毫不隐讳地宣称“试涉王霸略，将期轩冕荣”（李白《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甚至对陶渊明也大为不敬地说“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李白《九日登高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诗人之达者”高适更是坚信“公侯皆我辈，动用在谋略”（高适《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作》），仕途蹭蹬的李颀也赤裸裸地叫嚷“男儿立身须自强，十年闭户颍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李颀《缓歌行》）。盛唐诸公与鲍照的人生志向何其相似！李白等人不只是在诗艺诗风上深受鲍照的影响，就是人生意气也息息相通。可以说，鲍照是盛唐许多诗人们精神上的“兄长”，他深刻地反映了庶族士人想成为命运的主人和社会的主宰这一历史要求。

        左思和鲍照深刻地把握了各自时代的本质，因而，从他们不同的人生境遇、人生意识和人生抉择中，我们可以看出由晋至宋两朝寒士精神的发展历程，也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历史未来的走向。

        原刊《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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