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七言古诗在诗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仅由于它突破了这一体式原先的种种局限，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并使这一诗体在艺术形式上臻于成熟，而且还在于它对后来七古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嘉之后齐代七言诗创作陷入了低谷，到梁代才出现七言诗创作的又一个高潮。梁、陈和北周的七言诗创作有如下特点。首先，韵式紧承元嘉鲍照等人七言诗隔句用韵的方式，节奏也和元嘉七言诗一样多为上四下三，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元嘉诗人在七言诗韵式上的革新创造，梁代七言诗创作也许是另一番风貌。其次，此时七言诗句式更加整饬，鲍照七言歌行中仅有一部分是通体七言，大部分还是以七言为主而掺以杂言，而这三个朝代的七言诗则大部分是通体七言。当然，通体七言只能说是梁陈时期七言诗的特点，但绝不能说这是它的优点，更不能说这是七言诗“臻于成熟的核心标志”之一，因为七古这一诗体本身是允许杂言存在的，盛唐诗人七古名篇中就有很多杂言，代表唐代七言歌行最高成就的李白，七古中杂言的比重尤其大。李白的七古名篇如《蜀道难》《将进酒》《行路难》《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梦游天姥吟留别》《梁甫吟》等全是七言杂诗，杜甫的七古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醉时歌》《兵车行》等也都是七言杂诗。胡应麟甚至将句式“三五错综”作为“七言之体大备”的一种标志。再次，这一历史时期七言诗中偶句和律句明显增加，七言古诗的律化与五言古诗的律化是同步的。最后，七言古诗骈赋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而骈赋与七言古诗也越来越相互靠近，七言古诗越来越像骈赋，同时骈赋也越来越像七言古诗，如庾信《春赋》《对烛赋》中就有大量的七言句式。七古骈赋化的突出特点是章法的铺张排比，这样七古在篇幅上就不断拉长。由于此时七古词藻的过分丽密，使七言诗失去了鲍照七言歌行的那份疏宕之气；句式的越来越律化，又使此时七言诗逐渐“格调卑弱”；而章法上毫无波澜的铺叙，又使此时七诗变得平衍而无气势，所以古人常说梁陈七言诗“气孱力馁”。

        元嘉七古对唐代七言古诗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初唐七言歌行有些方面仍承续着梁陈七言诗的流风余韵：章法上还是节节铺陈，词藻仍旧浓艳华丽，句式越来越骈化。初唐七言歌行超越了梁陈的地方是它能以气行辞，从那些宏大场面的铺排和“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中，我们仿佛又见到初唐士人那种开阔的胸襟，那种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说：“七古可命为古近二体：近体曰骈、曰谐、曰丽、曰绵，古体曰单、曰拗、曰瘦、曰劲。一尚风容，一尚筋骨。此齐梁、汉魏之分，即初、盛之所以别也。”初唐诗人似乎还没有认识到拗峭与筋骨对于七言古诗的重要性，一直要到李、杜等盛唐诗人登上诗坛，才可能完成七言古诗从“尚风容”到“尚筋骨”的艺术转变，只有他们才能真正体认到鲍照七言歌行“精金粹玉”般的艺术价值。

        人们总是强调李白与鲍照的承继关系，“太白七古短篇，贺季真称其为精金粹玉，是真知太白者。然不读鲍明远乐府，其佳处从何处识来？”不过，最先在诗中推崇鲍照长句的是杜甫，最先从理性上认识到鲍照艺术价值的也是杜甫：“明远长句，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在当时不可无一，不能有二。杜少陵《简薛华醉歌》云：‘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此虽意重推薛，然亦见鲍之长句，何、刘、沈、谢均莫及也。”李、杜的七古代表了这一诗体已经达到的最高成就，李白七古固然如长江奔涌纵横排荡，杜甫的七古同样也是“浏漓顿挫，豪荡感激”，二人都臻于七古艺术至境。清人早已发现李、杜七古在艺术上渊源于鲍照的七言歌行，“且七言成于鲍照，而李、杜才力廓而大之，终为正宗”。章法的顿挫跌宕，气势的豪荡感激，语言的矫健峭劲，二人七古的风神与鲍照一脉相承。杜甫将鲍照视为唐前七古第一人，且将李白与鲍照的长句并称，这突显了元嘉七古在诗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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