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则认为“李白出现在唐帝国极盛而衰的历史转折时期”，他的诗歌“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的天才写照”，“怀才不遇和人生若梦”是他诗歌“最常见最动人的主题”，“痛苦和愤懑”是他诗歌的情感基调，他心目中的李白又是摧枯拉朽、诅咒黑暗的悲剧式英雄。林先生只看到李白青春的笑脸，裴先生则死死盯住李白痛苦的愁容，两位饱学的学者重演了一曲类似盲人摸象的喜剧。分歧虽然以某种方式还在延续，但轰轰烈烈的争论已经平息。遗憾的是，问题并没有随着争论的平息而得到完满的解决，在《李太白全集》中固然不难发现“仰天大笑”的乐观自信，同样也很容易找到“于此泣途穷”的痛苦哀伤。林、裴二先生针尖对麦芒的观点使我们无所适从，李白诗歌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时代精神？李白诗歌的意义和力量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如果跳出“平民意识”“诅咒黑暗”这一政治社会学的框框，如果能够从另一个视角重新观照李白，我们将会看到，李白诗歌的时代精神及其历史意义就在于：他通过自己个体生命的激扬，深刻地表现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处于封建社会鼎盛时期昂扬向上的民族活力，并因此使他成为“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

        李白的一生有两大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在政治上建立一鸣惊人的伟绩，在精神上获得彻底的自由。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青莲少好学仙，故登真度世之志，十诗而九。盖出于性之所嗜，非矫托也。然又慕功名，所企羡者，鲁仲连、侯嬴、郦食其、张良、韩信、东方朔等。总欲有所建立，垂名于世，然后拂衣还山，学仙以求长生。如《赠裴仲堪》云： ‘明主倘见收，烟霄路非遐。时命若不会，归应炼丹砂。’……其视成仙得道，若可操券致者，盖其性灵中所自有也。”

        李白对自己的才能十分自负，称自己“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为宋中丞自荐表》）。这样非凡的个人才智自然要追求高远的人生目标：“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从政就得扭转乾坤，当吕尚、范蠡、鲁仲连、张良、诸葛亮、谢安这一流人物，他觉得自己对历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对巢父、许由甚至陶渊明的人生态度都大不以为然：“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九日登高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这种自命不凡的谈吐与追求往往遭到时人的嘲笑：“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上李邕》）可他毫不在乎人们这些冷嘲热讽，对自己的志向始终执着坚定，相信自己会有“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的时候，即使被“赐金放还”也坚信“长风破浪有时”，即使五六十岁的高龄还深信自己能“为君谈笑静胡沙”。

        门阀制度在唐代已逐渐走向衰亡，唐诗中很难听到左思“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抗议与喟叹。有唐统治者为了自己基业的磐固，不断地打压抑制六朝的高门大族，唐太宗指斥士族“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昂然以门地自负，贩鬻松槚，依托富贵，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何为贵之”！他因此提出选官应“或以德行，或以勋劳，或以文学”，科举考试制度的确立使庶族子弟有了参与政治的机会。开元二十一年六月，玄宗诏令“自今选人有才业操行，委吏部临时擢用”，史称当时“入仕之途甚多，不可胜纪”。起宰相于寒门，拔将军于卒伍，一大批门第不高的士人纷纷登上政治舞台，演出了一曲又一曲威武雄壮的历史剧。有志之士眼前展现的是一条看似无限风光的坦途，功名意气让大家都热血沸腾，他们积极要求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在大漠边塞建立奇勋。这种英雄主义的时代气氛增强了人们对自己才能的自信，也培养了他们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高适《塞下曲》）“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连书生气十足的王维也高喊：“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慷慨激昂的英雄气概成了时代精神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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