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悖论式的人生追求，既造成了他的悲剧又成就了他的伟大，既给他的感情带来巨大的矛盾痛苦又使他的诗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与魅力。

        相互对峙的志向与追求酿成了内心的尖锐冲突，他幻想先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了却大济苍生的宏愿，再去遨游江湖潇洒度日，满足自己追求精神自由的宿心，以此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与安宁。然而，这种理智上一厢情愿的安排，屡屡为他那情感的洪流冲毁。实现政治抱负就得俯首钻进封建秩序的樊笼，而失去精神自由的代价又是李白不能接受的。这样，既不可能心安理得地追求个人的精神自由，更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反而使他老是在矛盾的两极冲撞，心灵深处经常处于痛苦躁动之中。

        所以，毫不奇怪，跃动在李白诗中的往往是一种对抗的情感。这些敌对的情绪在诗中自然不会朝向同一个目标——齐心协力地表现某种单一的情感：或喜、或忧、或乐观、或失望，而是许多成分各自奔赴各自的方向：有的表现乐观自信，有的表现失望烦恼，有的抒发功名欲望，有的表达对山水的向往……强度相当而方向各异的情绪，在同一诗中自然不可能“相安无事”，彼此“河水不犯井水”，而是相互抵牾、排斥、龃龉、对抗，并因此而形成强大的情感狂潮和同样强大的情感张力。我们来看看他的代表作之一《梁园吟》，它作于诗人被“赐金放还”以后：

        诗一开始就直接倾诉自己在政治上失败的苦闷，“我浮黄河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却忆蓬池阮公咏，因吟‘渌水扬洪波’。洪波浩荡迷旧国，路远西归安可得！”刚刚登上政治舞台就被赶出了宫廷，诗人此时才真正尝到了人生挫折的滋味，未来的道路“天长水阔”，坎坷漫长，回顾来路是洪波浩荡，烟雾迷蒙，望眼欲穿也看不见刚离开的旧国。“挂席欲进波连山”，“路远西归安可得”，表现了诗人对这次入仕失败的惋惜，对未来人生道路的迷茫，对实现政治抱负重重阻挠的苦恼，以及仍然希望实现政治理想的执着。“挂席欲进”“对酒忧思”“路远西归”，这一连串行动和思绪都表明，诗人仍在为实现“济苍生”“拯物情”理想而焦虑而挣扎。然而，接下来诗人突然笔锋一转，如水破闸似的倾泻自己对精神自由的向往：“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平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疑清秋。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持盐把酒但饮之，莫学夷齐事高洁。”管它什么道路坎坷，管它什么长安旧国，身边有摇着大扇的“平头奴子”，五月清凉得好像已入秋天，有“玉盘杨梅”，还有“吴盐胜雪”，伯夷叔齐当年用压抑扭曲自己的本性换来的“高洁”虚名，在这开怀纵饮的诗人面前显得何其苍白！诗人越写感情越激动，“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舞影歌声散渌池，空余汴水东流海”，豪强富贵、功名事业、高节令名，统统都已被冷漠的时间与无情的汴水冲洗得干干净净，他不仅仅是在嘲笑和否定历史人物，更是在尖锐地嘲笑和否定自己对功名事业的执着追求：“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连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赌酒酣驰晖。”干吗要去徒劳无益地追求虚幻的功名，使自己摧眉折腰规行矩步，何不黄金买醉、分曹赌酒呢？精神自由才是个体存在的最高价值。按诗中感情的发展，最后诗人应该放弃对政治理想的追求才对，可我们万万想不到诗人完全打破了读者期待，诗以“歌且谣，意方远。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作结。这种慷慨自负而又坚定不移的理想追求，又直接否定了上面“黄金买醉”的放纵，否定了“分曹赌酒”的颓丧。这首诗既不是像有些论者所说的那样，“突出地表现了诗人醉酒放纵的思想和生活”，也不单是反映了他“济苍生”的政治热忱，而是真切地表现了诗人深深陷入精神自由与政治抱负这种悖论式的追求之中的矛盾情绪。此诗的美并非来自情感的和谐统一，恰恰相反，是来自矛盾情绪的对立与撞击。这种不同性质的情感在诗中的对立与碰撞，形成了李白诗歌独特的审美特征：雄强跌宕的气势与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太白笔力变化，极于歌行；少陵笔力变化，极于近体。”七言歌行最充分地表现了李白的气质与个性，是古今评论家一致的定论。我们不妨再看一看诗人另一首代表作《将进酒》：

        对这首诗所抒写的情感性质历来解说纷纭，有的将它当成诗人乐观自信的证据，有的又把它作为诗人颓废放纵的口实，而裴斐先生则认为“在《将进酒》中，有着浩如烟海的忧郁和愤怒的情绪”，“人生若梦是贯穿着全篇的主题”，不过他认为这首诗中的“人生若梦”与“剥削者”的“人生若梦”不同，它“反而激起人产生奋发的情绪”。但我们认为，如果这首诗仅仅只表现“人生若梦”的主题，仅仅只抒发忧郁愤怒的情绪，它就绝不能“激起人产生奋发的情绪”，不管李白的“人生若梦”与剥削者的“人生若梦”多么不同。这首诗之所以给人以震撼人心的巨大的情感力量，全在于诗中高度的自信与彻底的自卑同在，无边的欢乐与无边的忧伤并存，鄙弃富贵与猎取功名对峙，旷达放纵与坚定执着关联。无论是欢乐还是忧伤，无论是自信还是失望，两类不同性质的情绪双方都非常强烈而又毫无节制，像一匹脱缰的烈马从情感的一极跳到情感的另一极，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只有一目了然的龃龉对立，两种矛盾的情感激流相互冲撞，激起铺天盖地的巨澜，给人以头晕目眩的情感震撼力，这就是它给人的感受不是消沉而是无穷力量的秘密所在。

        过去有些李白研究者不能理解李白诗中情感的急遽变化，代不少评论家仅从章法技巧上解释李白的诗情，如“破空而来”“起句发兴无端”“陡转陡接”“不可端倪”“横空而起”等。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说得更详细因而也更神秘：“太白当希其发想超旷，落笔天纵，章法承接，变化无端，不可以寻常胸臆摸测。如列子御风而行，如龙跳天门，虎卧龙阁，威凤九苞，祥麟独角，日五彩，月重华，瑶台绛阙，有非寻常地上凡民所能梦想及者。”这些评论虽然很形象，可读来总有隔靴搔痒之感，更要命的是，论者越解释越玄乎，读者越读就越糊涂。李白是一位精力弥满才情奔涌的诗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苦差事是他所不乐和不屑的，“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才是他的创作方式，情来挥毫兴尽搁笔，前人说“他人作诗用笔想，太白但用胸口一喷即是”，文字就是他情感奔流的轨迹。他的诗中常常有一些宏大的意象冲撞着另一些同样宏大的意象，一种猛烈的激情冲击着另一种同样猛烈的激情，一种强烈的意念排斥着另一种同样强烈的意念，他时而淹没在愤怒的大海，时而被逼上绝望的悬崖，时而又登上风光旖旎的峰巅，这不是起承转合的章法所能解释的。李白许多诗歌的情感变化看似“起落无端”，在这种情感的起落之间找不到因果联系，见到的只是不同情感的冲突对抗，然而对抗不仅是一种联系，而且是一种更为深刻的联系。如《行路难》之一：

        一会儿是“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的苦闷和迷惘，是“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困境与绝望，一会儿又是“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的追求与希冀，刚露出一线前程光明的希望，马上又堕入了“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怒吼与彷徨，最后又从迷茫彷徨中陡然振起，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高唱入云结束全诗。由于这种相互对抗的情绪所形成的张力、所造成的紧张骚动的诗情，使李白的诗情酷似大海那拍岸的惊涛。

        张力存在于李白大多数代表作中，如《梁甫吟》、《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行路难》之二和之三、《玉壶吟》、《江上吟》、《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襄阳歌》、《蜀道难》、《鸣皋歌送岑征君》等作。如果把李白所有诗歌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不同性质的情感的矛盾冲突就更加明显。张力是进入李白诗歌情感大门的钥匙，而他那悖论式的追求又是产生这种张力的深刻根源。

        在盛唐诗人中，李白没有孟浩然的那份清澈恬淡，没有王维的那份和谐优雅，也缺乏杜甫的那种博大深沉，他常常漫无节制恣意幻想，盲目希求，鲁莽灭裂，粗野狂暴，甚至连自己也无法控制自己，从不知道讲究平衡，更不求温文尔雅。然而只有他才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这并不是因为李白有什么布衣的自豪感，或仅仅充满了某种“青春奋发的情感”——像林庚先生所分析的那样，或表现了“怀才不遇和人生若梦”的主题——像裴斐先生所阐述的那样，而是由于他同时汇聚了涌动在当时民族情感中的两股激流：向往建功立业和渴望精神自由。这两股时代的激流内化于他一身的时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就形成了他所特有的那种悖论式的人生追求，这种追求造成了他情感的左冲右突相互抵撞，并因此形成强大的情感张力。我们在他诗中难以领略到雍容典雅的韵致、从容优雅的神情，但随时都能见到排山倒海的情感巨潮，更随处都能体验到他那山呼海啸般的汹涌力量。莱昂内尔·特里林曾在《美国的现实》中指出：“一种文化不是一条河流的流动，甚至不是一种合流；它存在的形式是一种斗争，或至少是一种争论——它只能是一种辩证的论证。在任何文化里都可能有一些艺术家本身就包含很大一部分辩证关系，他们的意义和力量存在于他们自己的矛盾之中。”李白的气势和力度孕育于盛唐文化，盛唐的两股时代激流使他的个体生命得以充分激扬，并因此将我们民族处于封建鼎盛时期时，所爆发出来的伟大民族活力推向顶峰——这就是李白的意义与力量之所在。

        原刊《唐代文学研究》（第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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