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照在给上司的表疏中反复表白自己既无“远志”，更无野心：“臣孤门贱生，操无炯迹。鹑栖草泽，情不及官。不悟天明广瞩，腾滞援沉。观光幽节，闻道朝年”（《解褐谢侍郎表》），“臣素陋人，本绝分望，适野谢山川之志，辍耕无鸿鹄之叹，宦希乡部，富期农牧”（《为柳令让骠骑表》），“臣北州衰沦，身地孤贱。众善必违，百行无一。生丁昌运，自比人曹。操乏端概，业谢成迹。徂年空往，琐心靡述。褫辔投簪，于斯终志。束菜负薪，期与相毕”（《拜侍郎上疏》）。万不可将这些自贬自抑当作个人的倾诉衷肠，它们只是下僚在上司面前的官场客套。说自己退“谢山川”之雅，进无鸿鹄之志，为官不过“希乡部”，求富也只“期农牧”，无非是向顶头上司磕头谢恩，感谢上司对自己的提拔恩宠，致使自己现在的地位超出了原先的期望，目前的所得超出了原先的所求。这反倒表现了鲍照为人的乖巧，也从反面流露了他在仕途上的雄心。声称自己不愿“与燕雀相随”的鲍照，一出仕途便为王国侍郎尚且牢骚满腹，为官岂满足于区区“乡部”？在《登大雷岸与妹书》里向妹妹描绘山川景象时无形中透露了自己的胸襟：“东顾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窥地门之绝景，望天际之孤云。长图大念，隐心者久矣。南则积山万状，负气争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胸怀“长图大念”，与世“负气争高”，不失为鲍照为人的真实写照。求富也不只期于“农牧”，鲍照的胃口还大着呢，他在《代堂上歌行》中说：

        与左思一样，鲍照也出身于寒门庶族，他时时忘不了自己的寒素身份，在诗文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白这一点：“臣孤门贱生”（《解褐谢侍郎表》），“臣北州衰沦，身地孤贱”（《拜侍郎上疏》），“我以筚门士，负学谢前基”（《答客》），“臣自惟孤贱”（《谢解禁止表》）。他之所以强调自己是“北州衰沦”，是由于晋室南迁之后，“王谢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伧荒遇之，虽复人才可施，皆不得践清途”（司马光卷一二四）。在先渡江并已占据要津的高门大族眼中，晚渡江的北人都像些讨饭的乞丐，即使走上仕途也不可能入于清流，大多数人更只有“束菜负薪”（《拜侍郎上疏》）的份了。而鲍照并不接受命运的安排，他在《侍郎报满辞阁疏》中说：“臣嚣杌穷贱，情嗜踳昧，身弱涓甃，地幽井谷。本应守业，垦畛剿芿，牧鸡圈豕，以给征赋。而幼性猖狂，因顽慕勇；释担受书，废耕学文。画虎既败，学步无成。反拙归跂，还陋燕雀。日晏途远，块然自丧。加以无良，根孤伎薄。既同冯衍负困之累，复抱相如消渴之疾。志逐运离，事与衰合。”对寒素子弟来说，当时的仕途绝非坦途，既无门荫可凭，又无爵位可袭，要跻身仕途唯一的途径就是干谒王侯，而且干谒还常常要吃闭门羹或遭白眼。鲍照第一次干谒临川王刘义庆就受到了冷遇，《南史》本传说：“照始尝谒义庆，未见知。”但这次失败鲍照并不气馁，不顾他人劝阻决心再次“贡诗言志”：

        左思虽家世儒学，但在魏晋仍属寒门，其妹左棻在《离思赋》中有“蓬户侧陋”之叹，直到妹妹以才华入宫时他才“移家京师”。史载左思“貌寝口讷”“不好交游”，看来他的性格相当内向。左思要为世所重至少有几重主客观障碍：在那个讲究门第身份的时代，他的寒素家世无疑会给他造成麻烦；魏晋士人普遍崇尚清谈，而他偏偏又十分“口讷”；当时社会都看重“容止”风度，而他本人却“貌寝”“丑悴”。据《世说新语·容止》载：“妙有姿容”的潘岳在洛阳道上，遇上他的女性“莫不连手共萦之”以便多看他一眼，“绝丑”的左思在街上群妪见而唾之。由于他慧于心却讷于口，美才气但丑于形，在生活中肯定常受到别人的轻视和冷眼，他受到的挫折和打击之重更不难想象，连他父亲都曾不负责任地对友人说：“思所晓解，不及我少时。”（同上）外貌丑陋和生理缺陷成了他奋发向上的刺激，激起他对优越感目标的追求。

        如此赤裸裸地觊觎富贵，如此明目张胆地艳羡奢华，如此大言不惭地垂涎“美人”，如此坦然地夸耀“出入重宫里”，这在鲍照以前的诗歌中还十分罕见。毫不羞羞答答地追逐奢侈豪华，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欲望，鲍照的确昭示了一种新的时代信息，预示了社会阶层的升降沉浮和社会思潮的深刻变化。

        “飞蛾”只要能“拔身幽草下”，不惜“毕命在此堂”，只要能“轻死以邀得”，即使“糜烂”又何妨？同样，诗人自己也宁可再次俯身干谒，而不愿就此“沉没而不闻”；宁可拼死一搏做人间“大丈夫”，也决不“遂蕴智能”而“使兰艾不辨”。鲍照通过对飞蛾的赞叹抒发了自己的衷曲，赋中的“飞蛾”正是诗人自己的影子。

        左思和鲍照都对自己的才华十分自信，都有很高的用世热情，自然也都有很强的功名心和富贵欲。

        起初，左思试图凭借自己的文学天才，以出色的文学成就寻求社会对自我价值的承认，《三都赋》的写作就是他追求优越感目标的一次艰苦努力。《晋书》本传称他写《三都赋》“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着纸笔，遇得一句，即便疏之”。为了写好《三都赋》，他认真揣摩张衡的《二京赋》，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三都赋序》中自述其写作经过说：“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他对这三篇赋的结构和语言更是惨淡经营，刘勰称其“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花如此大的精力，用这样长的时间来写三篇赋，就是想获得一鸣惊人的社会效果。再看他写作《三都赋》时曾“诣著作郎张载”，赋写成后见“时人未之重”，又向有“高誉”的皇甫谧索序，张载为其中的《魏都》作注，刘逵注《吴都》《蜀都》，还惊动了司空张华为之揄扬，直至最后他如愿以偿——《三都赋》使得“洛阳纸贵”。由此可见左思深谙世道，很善于“推销”自我，也可见他入世的急切心情。

        为了跻身于社会上层，他还参与了以权臣贾谧为核心的“二十四友”。“二十四友”中人多为“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晋书·贾谧传》），这些人攀附贾谧主要是躁进贪婪，为的是很快在仕途上飞黄腾达。本“不好交游”的左思何以身预“二十四友”之列，成为这个浮华躁进集团中的一员，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入世心切。贾谧接纳左思自然有对他才华的赏识，但也不排除有左棻贵嫔的因素，他想在朝中广树党援亲信，而左思投靠贾谧，并且为贾谧讲解《汉书》，则不可否认有攀龙附凤的动机。他既不像潘岳那样“轻躁”“世利”，也不像陆机那样“好游权门”，但一个出身寒门的士子希望尽快提高自己的地位，巴结炙手可热的显贵不失为攀升的捷径。这一点毋庸为左思讳言，也不必对左思苛责。左思既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也并非“望尘而拜”的势利鬼，他只是一位功名欲很强的士人而已。清人吴淇早就说左思“壮志勃勃，急于有为，故气象极似孟子”。

        清另一诗论家沈德潜也说：“太冲《咏史》，不必专咏一人，专咏一事，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此千秋绝唱也。后惟明远、太白能之。”鲍照本人也不时将自己与左思进行对照和比较。锺嵘《诗品》卷下载：“照尝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亚于左棻，臣才不及太冲尔。’”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种自谦中隐含着自负，左思和鲍照的时代虽有先后，但诗才和文才都难分轩轾。当然人们更多的只是看到他们相同的一面，而很少论及二人的不同之处。这里我们不拟泛论左思与鲍照诗才诗风的优劣异同，只是比较分析他们二人的人生境遇、人生意识和人生抉择，以及左右他们各自不同人生抉择的深层动因，并由此探寻晋宋之际寒士精神的发展历程与时代的价值取向。

        ——比较分析左思、鲍照的人生境遇与人生抉择

        鲍照毫无遮掩地吐露自己的鸿鹄之志，决不甘于贫贱，更耻于平庸，害怕“终日碌碌”，更不愿“与燕雀相随”。他的《飞蛾赋》就是这一情怀的艺术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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