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平生谨于著述，曾说过“不满五十不著书”。因此1936年他50岁生日那天，他的老师章太炎十分高兴地撰一联相赠：“韦编三绝今知命，黄娟初裁好著书。”上联以孔子“五十读《易》”的典故，称赞黄侃50年来都在勤奋学习；下联即用蔡邕《曹娥碑》的故典，希望黄侃今后可以潜心著述，写出“绝妙好辞”。黄侃见联大为恐惧，因为章太炎一时疏忽，联中竟嵌有“黄绝命”三字。半年后，黄侃果真病逝！时人皆责怪章太炎，章亦自责不已。

        户部尚书立山好为名伶路三宝捧场。庚子之变中立山被杀，他的亲朋故旧都避之犹恐不及，只有路三宝带着酒肉到西市祭奠他，痛哭流涕，将其首级放在铜盘之上，用舌头舔去他脸上的血迹。见者无不动容，闻之莫不惊叹。

        谭鑫培的戏风靡北京，各大学多有谭迷。一天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的《秦琼卖马》时，胡适插话：“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都静听高论，无人说话。只有黄侃立身而起，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吴趼人某次醉酒，乘人力车回家，车夫行动迟缓，吴厉声叱之。车夫慢慢回答他说：“我曾是一个记名总兵，两胯中弹十五发，因此行动缓慢，请先生勿再逼我！”

        光绪戊寅，曾纪泽奉简出使英法大臣，召对时，言及教案。曾氏谓：“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西太后说：“可不是么？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慢慢要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很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

        1914年3月15日，河南宝丰人白朗在起义的布告中说：“我国自改革以来，神奸主政，民气不扬。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本都督辍耕而太息者久之。因是纠集豪杰，为民请命。”并提出要“逐走袁世凯，以设立完美之政府”。

        戴鸿慈和端方在美国国会看到了林肯总统“of the people”的演说词镌刻，细问其义，美方翻译甚为饶舌，这时中方翻译说：“我国早有译文，即‘民有、民治、民享’。”戴、端赞不绝口：“还是我们译得好！”又问：“译者何人？”答：“孙文。”

        四·一二政变后，身在北京的周作人严厉抨击国民党的残暴行为，并对当时身在上海却“视若无睹”的蔡元培、胡适等人大为不满。但随着国民党变本加厉，周作人却日益噤若寒蝉，反倒是蔡元培、胡适等人颇救助了一些政治犯，其中也不乏中共地下党员。

        少年中国学会是民国初期著名的社会团体，集中了一批青年俊杰。该会最初禁止其成员参与政治活动，但在“五四”之后开始发生分化，就是否可以参与政治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1923年在苏州开会后，该会终于发生分裂：左翼成员大多投身共产党；右翼成员则另组少年中国党，或者加入国民党和研究系；还有一些人另组新党，如许德珩组九三学社，康白情、孟寿椿组新中国党，等等。学会会员们最后一次激烈辩论之后，邓中夏临离去时，激动地握着左舜生的手说：“好吧！舜生，那我们就在战场上再见！”

        溥仪在紫禁城里打电话约来了慕名已久的胡适，对胡适说：他对民国的优待条件并不在乎，只想多读点书，做一个“有为的青年”。胡适恭维道：“皇上真是开明！前途有望！”

        自从逊帝溥仪在紫禁城里接见胡适之后，新文学作家们也开始关心“这个青年”的前途了。周作人建议溥仪出国留学，研究希腊罗马艺术，因为他衣食无忧，最适合研究这些“无用学问”了。

        英文“humor”曾有多种译法，王国维将它音译为“欧穆亚”，李青崖意译为“语妙”，陈望道译为“油滑”，易培基译为“优骂”，唐桐侯译为“谐稽”，林语堂译为“幽默”。林语堂解释道：“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结果，最终是林语堂的译法普及开来，林后来也被称作“幽默大师”。

        中国人最先公开剪去辫子的，是冯自由的父亲冯镜如。他侨居日本，避甲午战事回国。《马关条约》签订后，他返回日本时，即将辫子剪去。孙中山则是1897年在横滨剪去辫子的。

        胡适讲课时，曾说：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

        胡适在上海中西女塾以“争取大奶子”为题发表演讲，他说：“中国女子是不配做母亲的，因为她们的奶子被压制太久，减少了生殖力。所以各位要想争取做母亲的权利，第一就应解放奶子。”性学博士张竞生认为胡适的说法没有理论根据，且有欺辱女生、哗众取宠之嫌，在报纸上大加挞伐。两人进行了笔战。

        1949年后，大陆多次批判胡适。但寡为人知的是，“五四”时期，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毛泽东一度支持胡适。毛发起过一个“问题研究会”，提出了100多个问题向全国征求意见。即使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与胡适的交往仍相当密切，他不仅在出国与否的问题上征询过胡适的意见，且从胡适那里学到了“自修大学”的观念。他在长沙“船山学社”旧址创办“自修大学”时，明确告诉同侪：“这个名字是适之先生造的。”

        潘光旦研究性学，著有《性的教育》和《性的道德》。他对当时两个“性学专家”——张竞生和叶德辉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性学博士”张竞生叛卖他人性经验的行为是“野狐狸”的做法，十分不可取；但他对叶德辉收罗旧籍中有关性事的《梅影庵丛书》青睐有加，认为此书有几分科学价值。

        北京大学教授张竞生因撰有《性史》一书，被称作“性学博士”。他在卷首说：“天下第一乐事，莫过于雪夜闭门读禁书。”他还在序言中用金圣叹批《西厢》的口气说：“这部《性史》不是淫书，若有人说它是淫书，此人后世定堕拔舌地狱。”此书一再翻印，洛阳纸贵。

        张竞生认为，通过猎艳的方式寻找情人，既少费用，又少染病，远比去妓院好。他在晚年的《爱的旋涡》中，还追忆到他当年在法国众多的情人生活，曾模仿“自然派”的习俗，在日光月影、鸟声虫鸣里与情人们一起露宿裸睡。

        张竞生说，性犹如水。人怕沉溺，就应该了解水的原理并学会游泳。性的知识以及性生活的实行，不仅关系到每个人的一生，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

        张竞生还有一论：“新男性应该具有硕大的鼻子，浓密的胡须，宽阔的肩膀，强健的肌肉，新女性则应该具有高耸的鼻梁，红润的脸颊，丰满的乳房，肥胖的臀部，粗壮的大腿以及发达的性器官——所有这些都是性交过程中性趣冲动达到最高潮的产物。”

        1923年，年仅20岁的吴国桢转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面试时，教务长看到面孔孩子气的吴国桢说：“年轻人，你还没有成熟。”年轻而才气横溢的吴回答说：“先生，依照年龄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本身就是一种不成熟。”教务长听罢立即录取了吴国桢。

        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后，苏州地方法院公审沈钧儒。法官问：“你们主张抗日救国，难道不知道抗日救国是共产党的主张吗？”沈回答：“共产党吃饭，你吃不吃饭？”法官无言以对。

        陈独秀在狱中，宋美龄等显要都曾来探望，只有胡适过南京而未至。陈独秀怒斥之：“吾知适之是大忙人，此际正与达官贵人拜会饮酒，宁有暇访我哉。不过一旧朋友而已，失之可也。”胡适最终开始来了，但两人一见面即争吵不已。而本无深交的蒋梦麟特地前来探望，并携来几部章回小说，被陈视为知音。

        九一八事变后，平津学生纷纷南下请愿，强占火车，强迫开往南京。这一浪潮蔓延到青岛后，青岛大学校方对学生进行了规劝。规劝不成，校方只好“挥泪斩马谡”，开除了几个带头的学生。谁知风潮更加猛烈，演变为反对校长，校长杨金甫只好辞职。闻一多也是最受攻击的对象之一，校园中常贴有“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之类的标语。闻一多还亲眼看到过黑板上有这样的新诗：“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这是讥讽闻一多上课时喜欢夹杂“呵”、“呵”的声音。还有一次，闻一多和梁实秋看见黑板上画了一只兔子和一只乌龟，旁边写着“闻一多和梁实秋”，闻一多严肃地问：“哪一个是我？”梁实秋苦笑着回答：“任你选择！”

        张大千与梅兰芳同席，梅兰芳推张上坐，张突然说：“你是君子，我是小人！”梅愕然问何故，张答：“君子动口，小人动手。我拿笔作画，而你开口唱戏，所以你是君子，我是小人。”

        鲁迅问内山完造：“假如孔子活到现在，他会亲日还是排日？”内山说：“大概有时亲日，有时排日。”

        暨南大学槟榔社常邀请名人演讲。最初邀请的是鲁迅，听众不少；然后是胡适，听众比鲁迅多好几倍；第三个邀请的是“性学博士”张竞生，听众将一个大饭厅团团围住。不料张竞生讲的是“青年与读书”之类的题材，于是就有不少同学失望地说：“早知他不是讲性学，也犯不着挤得满身臭汗，罚站了那么久，听他的演讲了。”

        陈垣和陈寅恪并称“二陈”，但生平旨趣大相径庭，陈垣热衷于政治，而陈寅恪避之犹恐不及。1954年，中国科学院请陈寅恪出任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他力辞，并推荐陈垣。严耕望认为陈垣的治学轨迹是“钱、顾、全、毛”，钱即钱大昕的考据之学，顾即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全即全祖望的故国文献之学，毛即毛泽东思想。

        国民政府副总统选举，蒋介石力挺孙科，为此特地召见与孙科竞争的李宗仁，单刀直入地说：“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均由中央提名。副总统候选人，已内定由孙哲生出任，希望你顾全大局，退出竞选！”李当即拒绝道：“我已经欲罢不能！”

        对蒋介石最贴切的一个评价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毛泽东、周恩来和许多民主人士包括后来的李敖都使用这一说法。

        伯希和言及日本学术，蔑称之为“三余堂”——文学窃中国之绪余，佛学窃印度之绪余，各科学窃欧洲之绪余。

        1949年初，柳亚子一度意见不少，毛泽东写了“牢骚太盛防肠断”的诗句来批评他，柳则马上作诗反驳：“英雄惯作欺人语，未必牢骚便断肠。”

        20世纪50年代，内地大批胡适。在一座谈会上，与胡适有关系的几位老先生不得不“批判”，沈尹默讲话最妙，他说一次去看胡适，胡正在写文章，但见案头满是打开的书，边看边写，沈说：“这哪里是做学问的样子？”

        章伯钧与女儿章诒和议论男人的相貌，他说：“共产党里面有三个美男子，如周恩来。国民党里有三个美男子，如汪精卫。民主党派也有三个，如黄琪翔。储安平也是其中之一。”“爸爸，在这九个人里面，谁最漂亮？”“当然是汪兆铭啦。我们的安徽老乡胡适自己就讲过，一定要嫁他。”“那汪精卫漂亮在那儿呢？”“在眼睛。他的眼睛不仅漂亮，而且有侠气。这个结论不是我下的，是个新派诗人说的。我看，储安平眼睛也有侠气。”

        田汉五十大寿，郭沫若往贺。贺辞曰：“寿昌，我亲爱的老弟，你今年五十岁了，公然未死！”

        林语堂在寻源书院、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均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他的理由是：不论做什么事，一生都不愿居第一。

        在巴西的一个集会上演讲，他说了一个轰动世界的玩笑话：“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

        林汉达编《标准英语读本》，由世界书局出版，林语堂的《开明英语读本》马上黯然失色。林语堂便不依不饶，声称林汉达抄袭自己，一场官司打下来，法庭认为抄袭之说不成立。但是南京教育部的蒋梦麟发话，说《标准》确有抄袭之嫌，禁止发行，于是法庭只判开明书店赔偿30块大洋。开明书店取得了事实上的胜利，世界书局从此不再染指教材。林汉达不服，亲自跑到南京去申诉，结果被教育部次长一阵数落：“人家是博士，你不过是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林汉达气得跑到美国去深造，誓雪此辱，但是等他博士学成回国后，林语堂却移居美国了，人家的大作还在美国的畅销书榜上停留了50多周。

        林语堂说：“欲探测一个中国人的脾气，其最容易的方法，莫过于问他喜欢林黛玉还是薛宝钗。假如他喜欢黛玉，那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假如他赞成宝钗，那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有的喜欢晴雯，那他也许是未来的大作家；有的喜欢史湘云，他应该同样爱好李白的诗。”

        林语堂说：“绅士的演讲，应当象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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