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皮延斯托克等译，法斯凯尔出版社，一九〇二年；

        《地下才子》（1864），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和莫里斯合译，普隆出版社，一八八六年；

        《童魂》（1849），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译，弗拉马里翁出版社，一八九〇年；

        去年波德莱尔书信发表时，孟戴斯先生大惊小怪，不无夸张地对艺术家的“道德廉耻”表示愤慨，不一而足。我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时，想到最近发掘的基督名言，十分精彩：“当你重新赤条条离去而不因此感到耻辱时，那你便可进入上帝的天堂。”

        《涅陀契卡·涅兹凡诺娃》（1848），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译，拉菲特出版社，一九一四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始终痛苦地确信，如果有充裕的时间有更多的自由，他一定能把自己的思想抒发得更好：“使我非常困扰的是，我若提前一年动笔写小说，然后用两三个月誊清和修改，那一定大不相同。我敢保证。”也许是幻想吧？谁说得清道得明？空闲多了，就能如愿以偿？他还追求什么呢？大概更加简练吧，细节的衔接更加完美吧……但就拿他最优秀的作品来说，几乎每个部分都是简洁明快的，很难想像再上一层楼。

        “不管我所写的有多么蹩脚多么糟糕，”他在别处写道，“小说的思想以及我为之付出的劳动，对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作家来说，是世上最珍贵的。”

        （1870—1880），上卷，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和莫里斯合译，普隆出版社，一八八八年；下卷，皮延斯托克和托凯合译，沙邦蒂埃出版社，一九〇六年。

        《穷人》（1846），维克多·德雷利译，普隆出版社，一八八八年；

        《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1858），皮延斯托克和托凯合译，水星出版社，一九〇五年；

        现把译著目录按原著出版年份排列如下，当不无裨益：

        另外节译出版的有：

        先生以高贵的姿态，托着雄辩的银盘向法兰西献上打开俄国文学的铁钥匙，但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却为他论及的作家之粗野表示歉意。他承认陀氏具有某种天才，但同时，又合乎礼仪地有所保留，为陀氏太多的粗言秽语感到非常不自在，尚希读者原谅，说什么“绝望促使他千方百计让我们的世界去理解他的世界”。德·沃居埃先生对陀氏早期作品略加陈述，觉得这些作品即使不讨人喜欢，至少尚可忍受。之后，他着重论述了，提醒读者注意，“完成这部作品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华便停止上升了。”读者不得不相信他的话，因为当时除了此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东西几乎都没有翻译过来。他甚至说：“陀氏还会振翅飞翔一阵子，但只是在迷雾中，在越来越混浊的空中转圈子罢了。”然后他宽厚地介绍了一书的特点，接着到时，说这本书“杂乱无章，布局不工，不伦不类，充斥着世界面临末日的论说”，至于《作家日记》就像“暧昧不明的赞歌，既缺乏分析又逃避论战”。他只字不提《永久的丈夫》和《地下才子》（一译），却写道：“我未提一本叫《成长》的小说，因为比起先前的小说要差得多”，继而更不客气地指出：“我不想多谈，据普遍供认俄国极少有人有勇气读完这个没完没了的故事。”最后他作出结论：“我的任务只限于唤起人们注意这个作家，他在那边已大名鼎鼎，在这里却几乎名不见经传；我只想指出他的作品中最能显示他多方面才华的三部（?），那就是《穷人》、、。”

        《别人的妻子》（1848），短篇小说集，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和莫里斯合译，普隆出版社，一八八八年；

        的确，初读时令人扫兴。德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作者霍夫曼暗示俄国出版者提供的陀氏书信本来可以选择得更好一些。霍夫曼认为，我们一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通信便可觉得，陀氏遗孀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和陀氏弟弟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选择陀氏书信发表时让人家出了坏主意，他们本可以撤下多封只涉及银钱的信而换上几封更为隐秘的。光是陀氏写给他第二任妻子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信就不少于四百六十四封，还一封没有发表过。但我不信其基调会有什么不同。

        《俄国圣诞节》（1876），克尔济罗夫斯基译，行家出版社，一八九四年；

        文学家的书信写得如此糟糕也许还没有先例，我的意思是说，如此不加修饰。他，“讲别人”，娴熟巧妙，一旦谈自己却困惑含混，好像见诸笔端的思绪不是络绎不绝，而是万千同至；或好像勒南所说的“多枝累累硕果”，他不得不随心和盘托出弄得焦头烂额才能把累累思绪公布于众。这些丰富而纷繁的头绪一经控制，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有利于复杂雄浑的谋篇布局。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时呕心镂骨，含辛茹苦，把每篇故事一页页改了再改，毁了重写，孜孜不倦，直到深中肯綮，独具匠心，而书信则是随意挥洒之作，想必不作删改，但又不断改变说法，所谓逸笔草草，一挥而就，也即没完没了地赶时间。灵感！用来衡量作品和作者之间距离的，舍灵感莫属。啊！浪漫派令人心醉魂迷的发明！才思敏捷的诗神！你们在哪里呀？还是套用布丰谦虚的话吧：“天才出于勤奋”，此话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

        《赌徒与白夜》（1848—1867），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译，普隆出版社，一八八七年；

        《脆弱的心》（1848），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译，佩兰出版社，一八九一年；

        一八五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塞米巴拉金斯克给弗朗吉尔的信中写道：“尽快详细写信告诉我您对我兄弟的看法。他对我有什么想法？从前他爱我至深，向我告别时痛哭流涕。现在对我是否冷淡了？他的性格变了吗？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可悲了！……难道过去的一切，他都忘了吗？简直难以置信！然而怎么解释他七八个月杳无音信呢？……再说我知道他天生缺少热忱，从前的事历历在目哇！我永远忘不了当K向他转达我求他照顾时，我兄弟说什么，‘最好让他留在西伯利亚。’”陀思妥耶夫斯基确是这样写的，但这句缺德的话，他却只希望把它忘掉。上面引述的那封给米哈伊尔亲切的信是在这封信之前写的。此后不久，他又给弗朗吉尔写道：“告诉我兄弟，我紧紧拥抱他，请他原谅我给他造成的种种痛苦，我向他下跪！”一八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他最终给兄弟本人写信（未被皮延斯托克收入集子）：“亲爱的朋友，去年十月的信中我对你（关于你的沉默）发出同样的抱怨，你回信说，读了这些抱怨你感到非常难堪，非常沉重。哦，米沙！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责怪我，想想我是多么孤单，像一堆被抛弃的石子。我的脾气一直忧郁，怪僻，易怒，想想这一切。原谅我吧，如果我的抱怨不公正，如果我的猜疑荒唐。我自己也确信错了。”

        德·沃居埃先生这些贬义的评价实际上延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的翻译、出版和发行，使读者望而生畏，竟允许夏尔·莫里斯先生削足适履，把译得残缺不全，所幸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终于慢慢由多家出版社一部部出全了。

        《作家日记》（1876—1877），皮延斯托克等译，沙邦蒂埃出版社，一九〇四年；

        （1869），维克多·德雷利译，普隆出版社，一八八七年；

        为此他过度地工作，过度得可怕，把自己的荣誉倾注在艰难的守约上。他宁愿累垮也不肯交出有缺陷的作品，到晚年可以心安理得地说：“在我整个文学生涯中，我始终守约，一丝不苟，没有一次说话不算数。况且，我写作从未单单为了挣钱而置契约于不顾。”先前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说：“我从未设想过一个主题是为了赚钱的，是为了按预定日期而履行写作义务的。我一向等到酝酿好了主题，才订约才预售书稿，而这个主题是我真正想写的，是我认为有必要写的。”以至于最初在二十四岁时写的某封信中，他惊呼：“不管怎么样，我发誓了：即使落到家徒四壁，我也将坚持，决不凭订单写作。订单叫人受不了，预约总是一事无成。我要求自己每个作品都是出色的。”我们不必仔细琢磨便可说，他毕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仅仅由此引起难受和痛苦也倒罢了，更糟的是：“唉，可叹！我懊恼地发现我不能像从前，也不能像近期那么快地工作了。”他多次抱憾自己的记忆力和想像力衰弱，五十八岁时，即去世前两年，他说：“很久以来我便发现，年纪越大，工作越困难。所以，有些想法，即苦闷，始终难以缓解。”然而他却写出了。

        大概霍夫曼是对的，西方读者忍受不了如此低声下气的忏悔。我们的文学太具西班牙色彩，教我们学会不忘侮辱方显个性之高贵！……

        有时候连一篇简单的文章都像写一本书那样费劲，因为不管对待小事或大事，他一丝不苟的精神是同样完整无缺的：

        《早熟的人》——片段，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译，哈佛出版社，一八八九年；

        如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读者的吸引力仍然缓慢，而且只限于相当特殊的精英层；不仅颇有教养颇认真颇宽厚的广大读者嫌弃他，甚至对易卜生的戏剧都不动心了，而且那些能欣赏乃至的读者，或对《查拉图斯特拉》如痴如狂而对他人不太厚道的读者，也嫌弃他。这就怪不得德·沃居埃先生了，否则就不切实际了。究其原因，相当微妙，但研究陀氏书信能使我们找到大部分原因。所以，今天我不想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体著作，而只论述最近问世的一本书，即一九〇八年二月由《法兰西水星》月刊社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

        “我把这篇文章（回忆别林斯基的，再也找不着了）一直拖到现在，那是咬着牙写完的……十页小说比这两页文章容易写得多！算起来，这篇该死的东西，我至少写了五次，然后全划掉，改变初衷重写。最后总算凑合完成了，但蹩脚透顶，直叫我恶心。”如果说他对自己思想观点的价值深信不疑，那他对自己最优秀的作品却始终是苛求和不满的：

        因此，我们不大知道该怎么办，该感激德·沃居埃先生吧，不管怎么说，他是第一个告知我们的人，或者该对他生气，因为尽管他确实诚心诚意，看上去还勉为其难呢，但他向我们介绍这位奇才所提供的形象却是过分简略的，很不完整的，甚而至于歪曲的。因此我们怀疑了：《俄罗斯小说》的作者引起读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注意是有利于陀氏的，但只叫人们注意他的三本书，那就有损于陀氏了。诚然这三本书令人赞赏，但并非最有意义的，惟有读他更多的书，我们的赞赏才是完完全全的。不过，对一位沙龙式的智者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不好理解，或不好一下子深入理解。“他一味使人疲劳，活像纯种马总在活动，叫人不得休息。再加上被迫在小说中认出自己，结果读时特别费劲，闹得精神十分疲劳……”三十年前，社交界人士谈起贝多芬最后几部四重奏，其说法没有什么两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信中曾指出：“很快被人理解的东西寿命不长。”

        （1866），维克多·德雷利译，普隆出版社，一八八四年；

        《被欺凌与被侮辱的》（1861），乌姆贝尔译，普隆出版社，一八八四年；

        （1870—1872），维克多·德雷利译，普隆出版社，一八八六年；

        大概总会有些爱挑剔的文人，为维护浅薄的体统，宁愿只看见伟人的半身雕像高高耸立，而把私信秘笺压下来。他们好像对这类文字只抱着溢美的喜悦，正如庸才发现英雄们身上也有他们自身同样的缺点时那般自得其乐。他们说什么有失检点，当他们运用浪漫笔调时，就说“挖坟”至少是“不健康的好奇心”。他们说：“把作者本人放过一边，只有作品才最重要！”不错！但依我看，了不起之处在于尽管如此，作品写出来了，这毕竟有取之不尽的教益。

        就这样，没有抗议，反倒感恩戴德！有如苍天之手弹压约伯，他内心却没有一句亵渎神明的话……这个殉难者实在令人失望。他为何种信仰而活着？什么信念支撑着他呢？把他的见解审视一番，至少把这部书信集所表明的这类见解审视一番，或许我们会发现隐秘，其实我们已经开始隐约明白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受大众欢迎的原委，不受宠爱的底情，以及在享受天福前仍滞留其间的炼狱。

        书信的行文常常是杂乱的，笨拙的，欠通的。我们感激皮延斯托克先生没有勉为其难地强作掩饰，没有纠正这种很具特性的笨拙。所以，我们的引文全部参照皮延斯托克的译文，笨拙的地方、文理不通之处，都是尽量模拟俄文原本，虽然有时叫人感到别扭。

        这部书信集的作者只在万不得已时才写信，所以总是显得失意无望，对此我们也许会产生错觉……不会的，不会弄错的：每每大笔汇款到后无一不很快被债务吞掉，以至于他五十岁上写道：“我一生为钱辛劳，一生贫困缠身；如今更甚于以往。”负债累累，或赌博输钱，或理财无方，或不假思索的慷慨和毫无节制的施与，引起他二十岁时的同伴里埃森康普夫的议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使周围所有的人生活得好好的，可他自己却一辈子手头拮据。”

        《双重人格》（1846），皮延斯托克和韦尔特译，水星出版社，一九〇六年；

        《舅舅的梦》（1859），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译，普隆出版社，一八九五年；

        最后的岁月，他也像自己笔下的人物，卑躬屈节得愕然不知所措，这种奇怪的俄罗斯谦卑完全可以同时是信奉基督教的，但霍夫曼断言这种谦卑存在于每个俄国人的灵魂深处，甚至存在于不信奉基督教的俄国人灵魂深处。他还说，西方人永远不能完全理解这种谦卑，因为西方人把自尊当作美德，理解不了这样的话，“他们为什么要拒绝我呢？我又不强求，而是谦卑地请求哇。”

        “我窘况百出，拮据得准备上吊，”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我无力还债，也因缺钱而无法外出避债。”“从现在到年底，我的日子怎么过呢？不知道。我的头快裂了，没有人可以借钱了。”（他笔下的一个主人公曾说：“走投无路，这您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我给一个亲戚写信，向他借六百卢布。他若不寄来，我就完了。”这类抱怨或类似的牢骚，在书信集中比比皆是，我信手拈来，全不费工夫……有时，每隔半年，他又天真地强调一次：“需钱孔急一生中也仅此一次而已。”

        《诚实的小偷》（1848），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译，佩兰出版社，一八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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