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可供我们研究的心理和伦理方面，一些真知灼见是至关重要的，我急于想讲一讲。但，他的真知灼见太泼辣太新鲜，如果我开门见山，你们可能觉得那是逆理悖论。所以，我必须慎之又慎。

        我上一讲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今天我觉得适得其时，恰好突出一下这个人物的特性，再把他放在他的环境中加以考察。

        我有几个俄国至交，却从未去过俄国；如果没有这些人帮助，我在这里演讲就太勉为其难了。首先我要陈述一下对俄罗斯人民的几点看法，这是从一本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找到的，即杰出的传记作家霍夫曼夫人之大作。她开宗明义，非常强调贯穿俄国社会各个阶段的团结和博爱，既为所有人也为每个人。团结和博爱消除了社会藩篱，自然而然地方便了人际关系，这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屡见不鲜；互相介绍后突发同情，正如陀氏笔下的一位主人公雄辩地称之“巧合的家庭”。私宅成了宿营，竟留宿夜间值勤的陌生人；人们接待朋友的朋友，大家立即亲密无间。

        霍夫曼夫人对俄国人民的另一个见解是，俄国人不会有严谨的作风，甚至常常不能守时；好像俄国人不大以混乱为苦，不大努力摆脱混乱。如果我要为咱们系列讲座的无序找个借口，我可以借口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庞杂和纵横交错，借口说满足咱们西方的逻辑是特别困难的，不如把陀氏的思想来一番按图索骥。由于俄国人的游移不定和优柔寡断，霍夫曼夫人认为其部分原因是时间意识的淡薄，冬天漫长的夜晚和夏天漫长的白日使他们逃脱了时间的节奏。我在老鸽舍剧院的一次简短讲话中曾引用霍夫曼夫人叙述的一则趣闻：一个俄国人受到不守时的责备后反驳道：“是啊，生活是一门艰难的艺术，有些时刻值得好好过一过，这比准时赴约要重要得多得多。”但我们从这富有启示的话语中发现俄国人对私生活的特殊情感。在俄国人看来，私生活比一切社会交往更为重要。

        我们不妨仍顺着霍夫曼夫人的说法提一下俄国人忍耐和同情的倾向，Leiden和Mitleiden，俄国人甚至同情罪犯。俄语中可怜虫和罪人只是一个词，重罪和轻罪只是一个词。再加上几乎宗教式的忏悔意识，不难看出俄国人在跟他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交往中存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往往引起西方人的抱怨，但霍夫曼夫人断定，来自始终如一的自我不足感和易犯罪感，而远不是感觉他人无价值，总之是由于谦卑而产生的不信任。

        主人公梅什金公爵叙述了四次相遇，最好不过地显现俄国人非常特殊的宗教感情，哪怕一切信仰泯灭以后依然存在。我给大家读一读这段叙事：

        “关于信仰，”梅什金微笑着开讲，“上星期我与他们两天内有四次不期而遇。一天早晨我乘火车旅行，巧遇S同座，跟他聊了四个小时……对他的事，我早已耳熟能详，尤其知道他是无神论者。这是个教养极好的人，我很高兴跟一个真正的学者交谈。况且他恂恂儒雅，非常客气，在才智和学识上把我视为同仁。他不信上帝。可我惊异于他所说的一切好像与之渺不相关。先前我每次跟怀疑上帝存在的人交谈，抑或阅读他们的作品，都会发现相似的意见：他们所说的一切论据，哪怕最貌似有理的，我总觉得站不住脚。我对S也不讳言，但或许我说得不太明朗，他没有听明白……晚上我在一座县城停留，下榻的旅馆里人人都在议论一起凶杀案，是前一天夜里就地发生的。两个同龄农民本是朋友，那夜滴酒未沾，喝完茶便去睡觉了（他们要了双人房间）。其中一个两天来发现同伴揣着一块带玻璃珠链的银表，以前可不知道哇。此人并非小偷，他正直，作为农民，境况还不错。但这块表，他喜欢得不得了，硬想弄到手，如痴如狂，不能自已。于是他操起一把刀，等朋友一转过身去，便蹑手蹑脚走近，对准方位，举目朝天，画了个十字，虔诚地祈祷：‘上帝啊，看在基督大功大德的分上原谅我吧！’接着一刀劈下去，把朋友像羊似的宰了，然后抢走了银表”。

        罗戈吉纳哈哈大笑，此公一直郁郁寡欢，其时突然兴高采烈，倒是有些蹊跷。他喘着气断断续续大声说：

        “太妙了，没有比这更妙的了！一个根本不信上帝，另一个笃信到了谋财害命时还做祷告！有这样的事吗？公爵，假造都造不出来的啊！哈！哈！哈！太妙了，没有比这更妙的了……”

        “翌日清晨我去市里散步，遇见一个醉兵，歪歪斜斜倒在木板人行道上。他叫住我，搭讪道：‘爵爷，买下这个银十字架吧，二十戈比就让给你，十字架是银的呀！’他递给我一个十字架，大概从脖子上刚取下来的，因为系着一条蓝绳子。但一眼就看得出十字架是锡做的，有八个尖头，忠实模仿拜占庭体形。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二十戈比银币给了士兵，把他的十字架套在我的脖子上。诈骗了一个傻瓜同胞，他喜形于色。我肯定他立即把倒手得来的钱拿到酒店去花掉了。其时，朋友，我在家乡看到的一切给了我极其强烈的印象；先前我对俄国毫不了解：幼年时期是迷迷糊糊度过的，后来到国外待了五年，所以故乡给我留下的记忆几乎是盲信的。我慢慢往前走，一边儿琢磨：‘不要急于谴责这个犹大，等等看，谁说得清醉鬼们脆弱的心底藏着什么啊。’一小时后，我回旅馆时遇见一个农妇，她怀里抱着吃奶的孩子。妇女还年轻，婴儿约摸六周大。他朝母亲微笑，自生下来便如此。我突然见农妇画十字，画得虔诚极了，虔诚极了，虔诚极了！‘请问，你为何画十字呢？’我问道，其时我好提问。她回答：‘嗨，母亲看见婴儿初次微笑心里越高兴，上帝在天上每每看见世间罪人做热忱的祷告也就越快乐。’这是几乎一字不差的原话，对我说此话的是个平民女子，但她表达的思想多么深刻，多么敏锐，真正笃信宗教，包含着基督教的全部精髓，就是说把上帝看作咱们的生身父亲，想着上帝见人乐呵呵，正如父亲见儿喜滋滋。这便是基督最重要的思想！一个普通的农妇！说实话，她是做母亲的……谁知道呢？也许就是那个士兵的妻子吧。听我说，帕费纳，现在回答你刚才提的问题：宗教情感就其本质而言是坚不可破的，任何推理任何过失任何罪行任何无神论都无法动摇，有某种摆脱一切外在物的东西存在着，永在着，即无神论者的论据永远击不倒的东西。其要领是，只在俄罗斯人的心中有这种宗教情感，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着的。这就是我的结论！这就是俄罗斯给我的第一个印象。还需努力呀，帕费纳！在这个人世上要干事有的是哪，相信我的话吧。”

        这段叙事写到最后显露另一种性格特征：相信俄罗斯人民负有特殊的使命。

        这种信仰在许多俄罗斯作家身上屡见不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则变成积极的和痛苦的信念。他对屠格涅夫的不满，正是认为在屠氏身上找不到这种民族情感，觉得屠格涅夫太欧化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论述普希金时声称，普希金还在模仿拜伦和谢尼耶的时期就悟出“一种崭新的和真挚的情调”，陀氏称之为俄罗斯情调。“对俄罗斯人民及其价值能有何种信仰呢？”普希金在回答这个所谓“该死的问题”时，嚷道：“夹起尾巴，傲慢的人！首先应当克服傲岸不逊，打掉傲骨，在所有人面前，卑躬屈膝，把腰弯得直到头碰故土。”

        人种的差异大概没有比在领悟荣誉的方式上更为鲜明突出了。开化的人，其秘密的活力在我看来恰恰不是拉罗什富科所说的自尊，而是我们所称“荣誉攸关”的情感，即荣誉感，这个神经痛点，就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来说是不完全一样的……然而与俄国人比较起来，所有西方民族的荣誉感则好像差不多混同的。了解到俄罗斯的荣誉，我们定会茅塞顿开，必将发现西方的荣誉常常有悖于福音的告诫。恰恰是为了排除西方的荣誉感，俄国人才把自己的荣誉感靠近福音；换句话说，俄国人信奉基督教的情感超出，往往超出我们西方人所理解的那种荣誉感。

        抑或报仇雪耻，抑或认错谢罪，在作出这类抉择时，西方人往往认为后者有失尊严，是孱头懦夫之举。西方人倾向于把不原谅不忘记不宽恕看作有性格。诚然，西方人竭力永不出错，但一旦出了差错，好像要认错便是最最丢面子的事情。俄国人则相反，随时承认错误，甚至向敌人认错，随时自谦自卑，随时赔礼道歉。

        大概与之有关的是，希腊正教一味鼓励自然倾向，容忍乃至赞扬公开忏悔。不是向神甫耳旁单独忏悔，而是当着任何人当着大伙儿忏悔，这个想法始终纠缠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在中，当拉斯科尔尼科夫向索妮娅坦白罪行时，索妮娅即刻劝他到广场去下跪，并当众高喊：“我杀人了”，认为这是减轻灵魂负担的惟一办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多半在某些时刻，常常突如其来，以不合时宜的方式，渴望忏悔，恳求某人原谅，有时弄得人家莫名其妙；跟人说话时，觉得有必要自惭形秽。

        你们肯定记得中这个精彩的场面：在娜斯塔西娅·费利波芙娜家的晚会上，作为消遣，就像猜字谜或递小条，有人建议在场的每个人坦白交代一生中最无耻的行为。妙就妙在这个建议顺利通过了。于是一个个开始忏悔，其真诚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几乎没有人怕难为情的。

        我说更奇怪的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轶事，是从接近陀氏的一个俄国人那里得到的。我不慎向好几个人讲了，结果被人利用了；从被转述的情形来看，已经讹传失实，完全走样了。所以，我坚持在这里重述一遍：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有些事情极端暧昧，其中一件，在中已有影射，好像还做过某一章的题材，但成书时未收入，一直未发表，连俄语版都未刊行。迄今为止只在德国出版过，但属非卖品。这一章的译文后来刊登在《新法兰西评论》一九二二年六月和七月号上。普隆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定名：《斯塔夫罗金的忏悔》。事关强奸一个小姑娘。被奸污的少女在一间屋里上吊，罪人斯塔夫罗金就在隔壁，明明知道她自缢，却坐视她结束生命。这个阴森可怖的故事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弄清此事在我并不重要。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类似的偶发事件后，切身感到非常有必要受良心责备。内疚的切肤之痛折磨了他一段时日，大概索妮娅对拉斯科尔尼科夫说的话正是他的自责。他渴望忏悔，但不仅仅向神甫忏悔。他寻找忏悔的对象是应当使他感到最难堪的，这样的对象毫无疑问便是屠格涅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好久未见屠氏了，跟他关系一直非常糟糕。屠格涅夫先生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家道殷实，遐迩闻名，饮誉全球。陀思妥耶夫斯基不顾一切，胆大妄为，或许一时冲动，鬼使神差来到屠格涅夫家。咱们不妨想像一下：屠格涅夫正在舒适的书房伏案写作。有人按铃。仆役通报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访。“他来干什么？”让他进屋后，他旋即滔滔不绝讲自己的故事。屠格涅夫听着，莫名惊诧。讲这一大通究竟想干什么？肯定，他疯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讲完后，室内一片沉静。他等着屠格涅夫发句话示个意……大概他以为像自己小说所描绘的那样，屠格涅夫会向他张开双臂，把他抱住痛哭流涕，跟他言归于好……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屠格涅夫先生，我必须向您承认：‘我非常瞧不起我自己……’”

        他打住话头儿，再次等待。但沉默依旧。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憋不住了，怒不可遏地添加道：

        “但我更瞧不起您。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

        说罢，他便砰然关门而走了。屠格涅夫确实太欧化，理解不了他。

        这里我们看到谦卑突然转向对立的情感。谦卑使人顺从，欺凌则使人反抗；谦卑打开天堂大门，欺凌则打开地狱之门。谦卑包含某种自愿的顺从，是自由无阻地接受的，可印证此福音诫言之真理：“卑躬的人必升天。”与之相反，欺凌使灵魂堕落，使灵魂扭曲，使灵魂变形，使灵魂冷峭，使灵魂烦躁，使灵魂枯萎，引起某种精神创伤，很难很难治愈。

        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人物看上去令人担忧，离奇怪僻，其扭曲和乖戾的性格无一不与最初受到某种欺凌有关。

        《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便是初期作品的一个标题，他的全部著作始终摆脱不开这个观念：欺凌使人受罪，而谦卑使人神圣。阿辽沙·卡拉马佐夫给我们描绘的梦想，就是一个不再有欺凌与侮辱的世界。

        陀氏小说最怪诞不经最令人不安的人物是中的混世魔王斯塔夫罗金，我们在书中找得到对这个恶魔人物的解释和点题，尽管其性格初看上去如何与众不同。书中另一个人物叙说：

        “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斯塔夫罗金此时在彼得堡过着‘玩世不恭的生活’，如此说他，因为找不到其他的词儿加以形容。总之，他无所事事，对什么都不在乎。”（第一卷第一九七页）

        斯塔夫罗金的母亲听说此话便嚷道：

        “嗨，那才叫别树一帜哩，我敢说，至神至圣。我儿子天生志高气傲，但他的自尊过早受到了伤害，所以如此生活，您称之为玩世不恭，说得对极了。”

        在下文中，芭芭拉·彼特罗芙娜语气有点夸张地接着说：

        “如果尼古拉，听我说，如果尼古拉在他周围有个斯文的英雄，斯捷潘·特罗费莫维奇，用您美丽的辞藻来说，伟大的谦卑者，也许他早就摆脱混世魔王的恶名，不至于因玩世而毁其一生了。”（同上第二〇一页）

        有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人物因受欺凌而深深堕落了，欺凌引起的沉沦不管多么可恶，他们从中却找到某种乐趣某种满足。的主人公当其自尊心受到残酷的凌辱后说道：

        “我从自己不幸的遭遇中是否体会到一种非常真实的怨愤呢？我说不好。反正自幼年起，每当人家当面欺凌我，一种不可抑制的欲望油然而生，我旋即傲慢地沉溺自贬和迎合欺凌者的愿望：‘嘿！您欺凌我吗？好啊！我就更自暴自弃，瞧吧，瞅吧！’”（第三七一页）

        如果说谦卑是摈弃傲慢，那么欺凌则相反，是强化傲慢。

        我们再听听《地下才子》（一译）中落魄的主人公的叙述（见《地下才子》第七十一至七十三页）：

        “一天夜晚，我路过一家小客栈，从窗户望见几个玩台球的人用台球棒打架，把其中一个从窗户扔了出来。若在平时，此景会使我反感。但那天我的心态却是惊羡那个被扔出窗外的家伙，情不自禁地步入客栈，走进台球房，心想，也许人家会把我扔出窗户。

        “我并没有喝醉，有什么办法，无聊弄得你神不守舍！但神经兮兮也无用处哇。事实上我连跳窗的本事也没有，所以没挨打便出来了。

        “我进屋刚走几步，一个军官就迫使我靠边站。我已经待在球台旁，不由自主地挡住军官的去路。他一下抓住我的双肩，不由分说，把我挪了个地方，好像根本不当回事儿。我可以原谅他打我，却不能原谅他强迫我换地方而不注意我。

        “真见鬼，我多么愿意不惜代价大吵一场，吵得合乎情理，吵得体体面面，吵得富有文学味道，总得差不多像个样子吧！他对待我就像赶只苍蝇。那军官身材魁梧，而我，矮小瘦弱。况且我是肇事者，只要吵闹一下，肯定会让人扔出窗外。但经过考虑，我宁可悻悻溜走。”

        然而再往下读，我们很快发现恨之切原来只是爱之深：

        “……之后，我在街上经常碰见那个军官，我完全认出他，不知他是否认出我。很多迹象表明他认不出我了，我是这么想的。可我，我，敌视他怒视他长达好几年之久。我的恼怒逐年加深加大。起先我悄悄打听有关该军官的情况。困难可大啦，因为我不认识任何人。但有一天，我远远地跟踪，好像他牵着我走似的，突然有人喊他的名字，我这才知道他叫什么。又有一次，我一直盯梢到他家，给了门房十个戈比，打听到他住哪层，孤身一人还是跟别人同住，等等。总之，得到了从门房处可得到的一切。一天早晨，尽管我从未创作过，却一时心血来潮，想把那个军官的特征用中篇小说的形式、以漫画式的形象表现出来。我写这个中篇其乐无穷。我抨击，甚至诽谤。我改换了他的名字，使人一时猜不出来，然后再深思熟虑，经过一番修改后把记叙寄给《祖国年鉴》。但人家对我的中篇既无批评也不付印出版。我气坏了，有时怒火中烧，气恨难平。最后我下决心向对手挑衅，给他写了一封信，笔调亲切可爱，富有魅力，恳求他向我道歉，倘若他拒绝道歉，我相当明确地表示要与他进行决斗。我的信言之凿凿，如果军官稍微懂得一点美和善，他必定会跑来我家热烈拥抱我，向我奉献友情。若能那样，该有多好哇！我们便可和睦、相濡以沫啦！”（《地下才子》，第七十四至七十五页）

        就这样常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一种情感突然转变为对立的情感。这样的事例，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就拿中那个不幸的孩子为例吧，当阿辽沙向他伸手时，他恶狠狠咬了阿辽沙的手指头，而恰恰就在当时孩子不知不觉地开始狂热地爱阿辽沙。孩子身上这种爱的偏离由何而来呢？原来他看见阿辽沙的兄弟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从酒店醉醺醺出来时，狠揍他的父亲，蛮横无理地揪他父亲的胡子。事后孩子嚷道：“爸爸，亲爱的爸爸，他把你欺得好苦哟！”因此，与谦卑比较，恕我冒昧，自尊处在同一个平面上，但处于另一个极端，而欺凌则使自尊膨胀、激化和扭曲，有时扭曲得不近人情。

        毫无疑问，心理真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始终是实际上的特殊真实。作为小说家（陀氏绝非理论家，而是探索者），他切忌归纳法，懂得企图确立普遍定律是不谨慎的，至少对他而言是如此。德·舒莱泽先生在《新法兰西评论》一九二二年二月号著文说：“俄罗斯天才总是以具体事实为依据，以活生生的现实为依据，这是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即便鲁莽的天才亦然；然后他可以投入最抽象最大胆的思辨，但是为了最终在获得丰富的思想之后，回到原来的事实和现实，因此事实和现实既是起点也是终点。”而普遍定律要靠我们当中乐此不疲的人努力抽绎出来，就像修剪大马路上的矮树丛那样去归纳陀氏著作。譬如此条定律，受到欺凌的人必求欺凌他人，有如中的列别杰夫，请参见本书附录二精彩的章节，其中谈到列别杰夫折磨伊戈尔金将军，其乐无穷。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尽管演出极其丰富多彩的人间喜剧，却始终纷纷聚集和层层排列在惟一的平面上，即谦卑和自尊的平面上，这个层面使我们迷失方位，甚至一开始就使我们迷惘，只因为我们平时不朝这个方面剖析和按等级排列人类。我再说明一下，譬如读狄更斯精彩的小说，我有时几乎感到不自在，因为他把等级划分，这里不妨借用尼采的词语：价值等级，当作约定俗成的东西、近乎简单明了的东西显现出来。而在阅读陀氏著作时，我仿佛觉得眼前呈现安吉利科某幅《最后的审判》：上帝选民有之，入地狱者有之；不可靠者有之，人数极少罢了，则是天使与魔鬼争夺的对象。衡量他们所有人的天平，有如一幅埃及浅浮雕所显现的，只根据他们行善多一点或少一点而已。好人上天堂，坏人入地狱。狄更斯则追随他的人民和那个时代的舆论，势必会出现坏人发迹，好人遭殃：这是人间的耻辱，社会的耻辱。狄更斯小说无一不向我们表明无一不让我们感受心地价值超越智慧价值。我选择狄更斯作为例子，因为我觉得，就我们知道的所有伟大的小说家中首推他以最简单的方式把人按等级分类。我再补充一句：正因为如此他才深得人心。

        然而，最近我几乎一口气重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作品，觉得他也把人按等级作相似的分类，也许不那么明显，却差不多同样简单明了。并非以人的心地好坏可以把他的人物按心地价值作等级分类（请原谅这个可恶的字眼），而是按人物自尊的多少进行分类。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向我们描述卑贱者，其中某些人把谦卑推至卑鄙，乃至以卑鄙自乐而不疲；另一方面向我们描述傲慢者，其中某些人把自尊推至犯罪。后者通常最有智力。我们看得出他们被自尊这个恶魔折磨得好苦，一味竞争高尚。中十恶不赦的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对斯塔夫罗金说：

        “我打赌，你们一整夜促膝长谈，竞争高尚浪费了宝贵的时间。”（第二卷第二二七页）

        别处还有几段：

        “尽管维尔西洛夫使她悚然，卡特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却一直敬佩他高尚的道德和卓越的智慧……他在信中向她许下君子之言，她丝毫不必害怕了。她自己表露的情感也不乏贵人风度！他们之间可以竞相施礼了。”（第五五七页）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触犯您的自尊心，”埃莉莎贝特·尼古拉耶芙娜对斯塔夫罗金说，“前天，我回到家里，在我对您当众侮辱之后，您却做出如此富有骑士风度的答复，我立即醒悟您之所以避我，是因为您有妻室，绝非因为您蔑视我：我作为上流社会的姑娘最害怕的事莫过于此。”她最后说道，“至少自尊心未受损害”。（第三卷第二一八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性人物因比男性人物更加自尊而变得坚定变得成熟，诸如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姐妹（中的杜妮娅），中的纳斯塔西娅·费利波芙娜和阿格拉艾·叶潘奇纳，中的卡特琳娜·伊凡诺芙娜。

        然而，反转来看，恕我称之为福音主义的反转，最卑贱者比最高贵者更接近上帝的王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太受深奥的福音真理影响了：“拒于强者的将授于弱者”；“吾来救没救者”，等等。

        一方面，我们看到自暴自弃，另一方面，在陀氏小说中，确认人格，“权力意志”（尼采语）总是导致一败涂地。

        苏代先生不久前指责我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而牺牲巴尔扎克，甚至“宰杀巴尔扎克作为祭品”，我想他是这么说的。有必要反驳吗？诚然，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赞赏备至，但我想还不至于盲目崇拜吧。我随时准备承认巴尔扎克的人物比这位俄国作家更为多种多样，其《人间喜剧》更为丰富多彩。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某些领域涉及更加深邃，触及的点比任何其他作家更重要得多。不过，我们可以说他所有的人物都是一个模子炮制出来的。高傲和谦卑始终是人物行为的秘密动机，尽管根据多种多样的剂量其反应是绚丽多彩的。

        在巴尔扎克的书中，如同其小说向我们形象地表现的整个西方社会尤其法国社会那样，两个因素起着作用，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几乎不起任何作用，第一是智力，第二是意志。

        我不是说在巴尔扎克的书中意志总是引人向善，不是说他笔下的有志者只是些贤德者，但至少我们看到他的英雄们凭意志达到了善果，凭恒心凭智力凭决心做出一番光荣的事业。请想想巴尔扎克笔下的大卫·赛夏，皮安训，约瑟夫·勃里杜，达尼埃尔·德·阿泰兹……我还可以举出其他二十个来。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中，我们找不出一个伟大的人物。不过你们会举出中了不起的佐西马长老……是的，他无疑是这位俄国小说家描绘的最崇高的形象。佐西马君临整个悲剧。等我们读到全译本（已预告），我们会更清楚佐西马的重要性。但我们也会更明白什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真正的伟大。佐西马老头儿在世人看来不是一个伟人。他是圣人，不是英雄。他达到圣界恰恰只因为摈弃了意志，摈除了智力。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正如《福音书》中那样，天国属于智力贫弱的人。在他那里，爱的对立面不是恨，也不是伤脑筋。

        对照巴尔扎克，我考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绘的果断人物，突然发现他们全是要不得的人物。请看名列榜首的拉斯科尔尼科夫，野心勃勃的孱弱书生，开始想当拿破仑，最终只不过杀了个放高利贷的女人和一个无辜的姑娘。又诸如斯塔夫罗金，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伊凡·卡拉马佐夫，以及的主人公（此公系陀氏人物惟一从走上生活至少自初谙世事就具有固定的想法：想当一个罗特希尔德。可笑的是，在陀氏所有的书中找不出比他更懦弱更人见人欺的家伙了）。陀氏人物的意志，他们身上存在的一切智力和意志，好像都着力于把他们推向地狱。每当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寻求智力所起的作用，我发现总是魔鬼附身的作用。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危险的人物也是最有智力的人物。

        我不仅想指出陀氏人物的意志和智力只为恶而表现，而且想指出，即使意志和智力向着善行奋进时，其善行也是高傲之举，注定要失败的。陀氏人物只在摈除其智力摈弃其个人意志摈斥自我时才步入天国。

        诚然，我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巴尔扎克也是一位基督教的作家。但，就在对照俄国作家的伦理和法国作家的伦理时，我们看清了后者的天主教教义离开前者纯福音主义的教义有多么大的差距，还看得清天主教精神可以多大程度不同于纯基督教精神。为了不得罪任何人，咱们不妨这么说吧，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产生于福音与拉丁精神的接触，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国喜剧则产生于福音与佛教、亚洲精神的接触。

        以上论述只是开场白，可以引导我们进一步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奇怪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正是下一讲我要着手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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