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要讲的东西还有许多又很重要，我感到不堪重负。也因为我常常在这里假借陀思妥耶夫斯基来阐述本人的思想，这你们一开始就看清了。为此，倘若曲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我深感歉意，但充其量我像蒙田所说的蜜蜂，在所喜欢的陀氏著作中寻找适合于我酿蜜的东西。一帧肖像无论怎么像模特儿，总差不多同样像画家。最了不起的模特儿想必是让人找到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肖像。我试图绘制陀思妥耶夫斯基肖像。我感到他有汲之不尽的相似点。

        我想对前面的演讲做大量修改，为此也感到不堪重负。但我连一次修改都没有做过，尽管每次立即感到漏说了，并向大家答应加以补讲。上星期六就是一例，我本想给各位解释何以见得“怀着高尚之情感做出蹩脚之文学”和“没有魔鬼的协作，就没有艺术可言”。这在我看来是不言而喻的，但你们可能觉得离谱，因此需要加以解释。顺便说一句，我非常讨厌逆理悖论，从不追求一鸣惊人，但若没有颇为新鲜的东西可讲，我决不会硬来到大家面前发议论的。新鲜的东西总是显得出格的。为了帮助大家接受这条真理，我不揣冒昧，建议大家注意两个人物，其一是圣方济各，其二是安吉利科。后者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只因其艺术，尽管多么纯洁无邪，毕竟是艺术，必定允许魔鬼协作。我举人类艺术史上无疑最纯正的人物作为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没有魔鬼的参与就没有艺术作品。圣者，不是安吉利科，而是方济各。圣人中没有艺术家，艺术家中也没有圣人。

        艺术作品好比盛满香膏的玉瓶，马利亚尚未抹用过的。有鉴于此，我上讲给大家引过布莱克的警句：“弥尔顿在描绘上帝和天使时缩手缩脚，而在描绘魔鬼和地狱时则无拘无束，究其原因，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站在魔鬼一边自己却不知道。”

        一切艺术作品站得住要靠三足，就是使徒所说的三欲：“眼红，肉欲，轻生。”你们记得拉科代尔的话吗？当他做完出色的布道，人们纷纷向他庆贺时，他说：“魔鬼早在你们之前向我道贺了。”魔鬼准不会对他说他的布道妙极了，根本没有必要对他说此话，假如魔鬼没有亲自协助布道的话。

        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援引了席勒的《欢乐颂》后，大声说：

        “美，是多么可怕可恶的东西呀，是一种令人惊心动魄的东西。那是魔鬼与上帝搏斗的场合；战场即人心嘛。”（第三卷第三页，根据德语译本）

        大概任何艺术家都没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般在自己的作品中把魔鬼打扮得如此美丽动人，除了布莱克，此公在结束绝妙的小书《天堂与地狱的婚姻》时，说过这么一段话：

        “这个天使现在变成了魔鬼，是我的挚友：我们经常在一起阅读《圣经》，从恶毒的或毒辣的含义上阅读，世人将从《圣经》发现这种含义，如果自己行为端正的话。”

        同样，我给大家援引了威廉·布莱克最惊人的几则《地狱箴言》就离开了演讲厅，但我马上意识到我漏了向大家宣读的一整段文字，而正是这段话促使我援引威廉·布莱克。现在请允许我弥补这个遗忘。况且，在这个片段中，你们可以欣赏各种不同成分的融合（以及混同），这我在前几讲中已经试图向大家点明了。首先你们可以欣赏的是乐观主义，即对生活野性的热爱（这在陀思妥耶斯基全部著作中是屡见不鲜的），对生命、对世界、对布莱克所谓的“充满快乐的大千世界”野性的热爱，在这样的世界上同时生存着老虎和羔羊。

        “您喜欢孩子吗？”斯塔夫罗金问道。

        “喜欢。”基里洛夫回答，样子颇为无动于衷。

        “那么您也热爱生活啰？”

        “是的，我也热爱生活。您惊异吗？”

        “可是您决意开枪自杀，对吗？”

        ［我们同样看到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也乐极生悲，一时欣喜狂热，准备自杀。］

        “嘿！为什么把两件截然不同的东西混同起来？生命是存在的，死亡是不存在的。”

        ……

        “您看上去很幸福，基里洛夫？”

        “我很幸福，确实的。”基里洛夫承认道，口气好像是做最平常的回答。

        “但不久前您还心情恶劣，跟利普季纳怄气，不是吗？”

        “嗯！此刻不再抱怨了。当时我还不明白我是幸福的……人之不幸，只因为不明白自己是幸福的，仅此而已。一旦明白自己是幸福的，立即变得崇高起来。一切皆好，这是我突然发现的。”

        “倘若有人饿得要死，倘若有人强奸幼女，这也好吗？”

        “是的，对于明白一切已是如此的人来说，一切皆好。”（第一卷第二五六页）

        请大家不要误解这种表面上的残忍，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是屡见不鲜的。这种残忍属于无为主义的一部分，酷似布莱克的无为主义。陀氏的无为主义促使我认为陀氏的基督教更接近亚洲而不接近罗马，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作品中承认力的冲动。而布莱克对力的冲动更加颂扬备至，这与其说接近东方，不如说更接近西方。

        然而布莱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人对福音真言都太着迷了，弄得目眩神迷，以至都不承认这种残忍是短暂的，是某种盲目所引起的一时结果，就是说必定消失的。

        如果只向大家介绍布莱克表面残忍的一面，那就等于背弃他。我给你们援引了他那些触目惊心的《地狱箴言》，相形之下，我真想给大家念念他的诗，如《天真之歌》，也许是他最美的诗，但怎么敢翻译如此流畅的诗呢，他在诗中宣告和预言，狮子的威力将只用来保护孱弱的羔羊和看护羊群。

        我们再往下念这段惊心动魄的对话，基里洛夫补充道：

        “他们不好，因为他们不明白自己是好人。一旦他们明白了，他们就不再会强奸幼女了。应当让他们明白自己是好人，届时他们无一例外，都会变成好人。”（第一卷第二五八页）

        对话继续下去，我们将发现人神这个奇特的思想。

        “这么说，您是明白的，您是好人，是吗？”

        “是的。”

        “在这点上，不用说，我是同意您的意见的。”斯塔夫罗金皱着眉头低声说。

        “对人家说他们是好人的人将使世界完美。”

        “已经这样做的人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了。”

        “他还会来的，并将成为人神，名垂史册。”

        “神人吧？”

        “不，是人神，有区别的。”

        继“神人”而来的“人神”的想法，把我们重新引向尼采。在这里我还想对“超人”学说作一点修改，并反对一种被滥用被轻率认同的见解。尼采的超人之所以用“要冷酷些”作为座右铭，从而经常被引用和误解，是因为尼采用来克己的，并非冷酷待人。这有助于我们区分拉斯科尔尼科夫和基里洛夫隐约发现的超人。尼采主张超越的人性是他自己的人性。概括起来说，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同一个问题出发，推出不同的乃至相反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尼采力主肯定自我，从中看出生活的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推重忍耐。尼采预感顶峰之处，陀思妥耶夫斯基只预见有垮台之虞。

        这个看法是我在一位男护士的信中读到的，他太谦逊，不让我指出他的尊姓大名。那是在大战最黑暗的时期，他目睹的只是难忍的惨痛，耳闻的只有绝望的呻吟，于是他写道：“唉！倘若他们善于奉献自己的痛苦该多好哇！”

        这声呐喊昭昭在目，我以为再加评论是多余的，最多用的一句话与其对照：

        “当你用自己的眼泪浇灌大地，当你用自己的眼泪做礼物送人，你的愁恨即刻便会烟消云散，你将感到无限的安慰。”（第一卷第一四八页）

        我们在这里已经非常接近帕斯卡尔“彻底和甜蜜的忍耐”了。这种忍耐使得帕斯卡尔惊呼：“快乐！快乐！快乐的眼泪。”

        这种快乐状态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屡见不鲜，正是《福音书》向我们引荐的，也正是我们得到基督称之为新生时所进入的状态；这种至福只有当我们弃绝个体自身时才能获得。因为正是对我们自己的依恋阻挡着我们进入永恒，进入上帝的天国，妨碍着我们具有与宇宙生命融为一体的感受。

        这种新生的首要效果是使人回归儿童的原始心态：“你们进不了天国，如果你们不变得像小孩那样。”借此我给大家引拉布吕耶尔的一句话：“小孩没有过去不知未来，他们只顾当前。”这是成人做不到的。

        “此刻，”梅什金对罗戈吉纳说，“我觉得明白了使徒不同凡响的话：‘时间将不再存在。’”

        这种立刻进入永生，我给大家说过，《福音书》中屡见不鲜地出现“Et　NUNC（从现在起），已经向我们点破了。基督所说的欣悦状态是一种即将状态，并非未来状态。”

        “您相信在另一个世界永生吗？”

        “不，但相信在这个世界永生。有的时刻，到达时间突然中止的时刻，从而也就达到永恒。”

        接近尾声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提起基里洛夫所达到的那种奇特的欣悦状态。

        不妨念它一段，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论述一条极为重要的真理，正是我最后要向大家交代的。

        “有的时刻，只延续五六秒钟，突然觉得永恒的和谐出现在眼前。这个现象既非尘世的亦非天国的，但这是裹在尘世中的人所无法消受的。必须肉体起变化抑或死亡。这一感觉是清晰的，无可争议的。您仿佛觉得一下子与整个大自然相接了，您会说：啊！真是如此！神创造天地时，每天创造完毕，《圣经》上就说：‘神看着好的’。这……这不是感动，而是欣悦。您不原谅什么，因为不再有任何东西可原谅的了。您也不爱什么，噢！这情感已超过爱了！最了不得的是，这情感显现明晰夺目，您整个身心充满欣悦。如果这样的状态持续五秒钟以上，心灵就抵挡不住，就得消亡。在这五秒钟，我经历了整个人生，为此我情愿献出自己的全部生命，即使付出如此代价也在所不惜。为了经受得住十秒钟，必须脱胎换骨。我认为，人类应当停止繁殖。为什么生儿育女，为什么繁衍发展，既然目的已经达到？”

        “基里洛夫，您时常遇到这种状况吗？”

        “每三天一次，或每周一次。”

        “您不患癫痫吧？”

        “不。”

        “那么您会患上癫痫的。留神哪，基里洛夫，我听说这玩意儿恰恰是如此开始的。一个癫痫患者给我详细描绘过犯病前的感受。听您叙述时，我便想起他说的话。他也跟我谈起五秒钟的状况，对我说无法经受更长时间。记得穆罕默德的水罐吧：正当罐子的水向外流时，先知骑马进入天堂。罐子，就是您那五秒钟状况：天堂，就是您那和谐。穆罕默德是患癫痫的。您得当心，别也患上癫痫，基里洛夫。”

        “恐怕来不及了。”工程师回答时淡然一笑。（第二卷第三〇三页）

        在中，同样我们听到梅什金公爵把他所经受的欣悦现象归属于身患癫痫的发作。

        总之，梅什金是癫痫患者，基里洛夫是癫痫患者，斯梅迪亚科夫是癫痫患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著中每一部都有个患癫痫的，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就是癫痫患者。他三番五次把癫痫引入小说，足以使我们看清他让该病在其伦理的形成中在其思想的轨迹中所起的作用。

        在每次重大的伦理改革之初，如果我们探幽发微，总可找到生理上某种小奥秘，肉体上某种缺陷，心理上某种不安，或某种先天不足。此处，很抱歉，我得引用我自己的文章，但不重复同样的文字，可以同样直截了当把相同的事情讲清楚。

        一切重大的伦理改革，尼采称之为一切价值观念的蜕变，很自然是由于某种生理平衡而引发的。在富足安逸之下，思想闲散；只要思想处在满足状态，就不可能主动改变闲情逸致，我指的是改变体内状况，并非身外或社会状况，因为要改变后者，改革家的动机就全然变样了；前者有如化学家，后者有如机械师。一项改革之初，总是人心惶惶的，而改革者的心神不宁是一种内心失去平衡的惶惶然。改革的密度，改革的态度，改革的价值观念，在向改革者提出时与他本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他的工作是把这一切重新协调一致，因为他渴望某种新的平衡。他的作为只不过是根据其理智其逻辑其内心紊乱而重新组合的试验，因为在他，违抗的状态是不可容忍的。当然我不是说只要精神不平衡就可以成为改革者，但我坚持说，一切改革家首先是精神不平衡的人。（《纪德文选》第一〇一页）

        窃以为，在向人类提出新价值评估的改革家中找不到一个不患有先天缺陷的，先天缺陷是皮内-桑格勒的说法。此公写过一本大逆不道的书，题为《耶稣基督的疯魔》，倾向于否定基督和基督教的重要性，论证基督是个疯子，患有先天生理缺陷。

        穆罕默德是癫痫患者，以色列的先知们是癫痫患者，路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癫痫患者。苏格拉底有精灵附身，圣保罗肉体上有神秘的刺，帕斯卡尔面临深渊，尼采和卢梭以发疯告终。

        讲到这里，我知道有人会说：“这不新鲜，正是隆布罗佐或诺多的理论：天才必是神经官能症患者。”不对，不对，别急于对我的话下结论，请允许我强调说明在我看来异常重要的一点：

        有的天才体魄健壮，英姿勃勃，譬如维克多·雨果，他享有的内在平衡不会给他引发任何新的问题。卢梭若不发疯没准只是个艰涩难懂的西塞罗。别来对我们说：“多遗憾他是病人！”要是他没病，他就不会千方百计解决其反常给他带来的问题，也不会想方设法找回不排斥杂音的和谐。诚然，有些改革家身体极好，但他们是立法者。享有完全内在平衡的人很可能带来改革，但那是人身之外的改革：改革家确立法规。至于反常者则相反，他逃避预先确立的法规。

        陀思妥耶夫斯基了解到自己的病情后，设想一种病态，自己在一个时期带着这种病态，注入他笔下某个人物不同形式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中的人物基里洛夫就是小说全部情节的基础。我们知道基里洛夫要自杀，并非他应当马上自杀，而是他打算自杀。为什么？我们要等到小说接近尾声时才知道。

        “您要自杀的念头是一时的兴致，我感到莫名其妙，”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对基里洛夫说，“您在跟我联系之前已经策划好了。您第一次谈及这个计划，不是向我，而是向我们在国外政治避难的同道披露的。另外请注意，他们中间谁也没逼您说出如此的秘密，甚至当时谁也不认识你。是您自己心血来潮说出来的。嗨！有什么办法呀，人家认真对待您自发的提供，根据您的意愿确定某项行动计划，是您自己情愿的，请注意这一点，现在可没办法改变了。”（第二卷第三三二页）

        基里洛夫的自杀是毫无意义的，我的意思是说他的自杀动机不是外在的。世上荒谬绝伦之事莫过于利用“无所为而为”的行为做挡箭牌，我们不妨议论一下。

        基里洛夫自从打定主意自杀，对一切漠不关心，他处在离奇的思想状态，以利于其自杀，因为该行为尽管无意义却并非无动机，所以对别人犯的罪行无动于衷，非但不指责，还能替人受过，至少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是这样想的。

        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想以其策划的罪行，约束以他为首的同谋们。他认为每个谋反的成员一旦参与密谋反叛必有同罪感，谁也不能也不敢洗手不干了。

        ——谁去杀人呢？

        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犹豫不定。关键是要替死鬼自告奋勇站出来。

        谋反的同道们聚集在一间公用的堂屋，讨论时提出一个问题：“此刻，我们中间会不会有告密的？”会场立即吵闹起来，乱作一团，大家七嘴八舌，莫衷一是。

        “先生们，假如有告密的话，”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接着说，“我比其他任何人都受连累，所以我请你们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你们乐意回答，最好不过。你们是完全自由的！”

        “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四处有人大声发问。

        “问题回答之后，大家便知道我们是该待在一起还是悄悄拿起帽子各奔东西。”

        “提问吧，提问吧！”

        “假如你们当中有人获悉一起预谋的政治暗杀，他在预见一切后果的情况下，是去告发还是待在家里静候事态？关于这个问题，诸位的看法可能是不同的。回答这个问题必将澄清我们是该分手还是待在一起，而且不仅仅今天晚上待在一起。”（第二卷第八十三至八十四页）

        接下来，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便开始个别提问，点了该秘密团体好几个成员的名字。

        “不用问了，”大家异口同声回答，“这里没有告密的。”

        “为什么那位先生站起来？”一个女大学生喊问。

        “是沙托夫。喂，您为什么站起来？”维金斯基夫人问道。

        确实，沙托夫站了起来，手里拿着帽子，目不转睛瞧着韦克霍文斯基，好像想跟他讲话，但犹豫起来，脸色苍白，怒气冲冲，最后按捺住气恨，一声不吭朝门走去。

        “这可对您没好处哇，沙托夫！”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朝他喊道。

        沙托夫突然在门口停住，对隐晦的威胁反唇相讥：

        “相反，像你这样的孬种和奸细，倒可渔人得利！”

        他骂罢，扬长而去。

        全场又一次大呼小叫，呼幺喝六，好不热闹。

        “考验完成了。”（第二卷第八十五页）

        应杀的人就这样自动站了出来。必须加快行动，抢在沙托夫告发以前把他干掉。

        在此，我们欣赏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我一味向大家论述他的思想，没顾上谈及他阐述其思想的精湛艺术，实感过意不去。

        写到这里产生了奇妙的效果，引起一个特殊的艺术问题。一般来说，情节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不应该再分散铺叙了。其时，情节加快节奏，直奔终点。嗨！恰恰在情节急转直下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此打住，他的想像完全令人困惑不解。他觉得读者的注意力此刻高度集中，一切都会是非常重要的。他不怕信笔写去分散主线索，正好借以突出他最秘密的思想。就在沙托夫准备告发或即将被暗杀的那个晚上，他多年未见的妻子突然来到他的住处。她即将分娩，但基里洛夫开始根本没有注意到她的状况。

        这个场景若处理不当，很可能变得奇形怪状。然而这是全书最精彩的场景，构成戏剧行话中的所谓“效果”，文学上称作“支轴”，恰恰在这点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显得最为精彩。他可能同意普桑的话：“我一向不敢疏忽一点儿。”伟大的艺术家正在此点上彰明较著，信手拈来皆成文章，甚至化弊为利。情节至此应放慢节奏了，一切避免急于事功的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我们叙述沙托夫的妻子突然来到的情景，夫妻俩的谈话，基里洛夫的干涉，这两个男子之间突然产生的反感，这一切都用来构成本书最精彩的一章。在这一章中我们再次欣然看不到忌妒，这我在前面已向大家交代了。沙托夫知道他妻子怀孕了，但根本不想充当她等待的孩子的父亲，尽管他狂热地爱着这个女人，而百般痛苦的妻子对他则一味恶声败气，叫他难堪。

        “然而，惟其如此，受到告发威胁的混蛋们得救了，得以清除敌人。玛丽的归来改变了沙托夫的心思，使他失去了精明机智和常备的谨慎。从此他脑子里除个人的安危外，充斥了许多其他东西。”（第二卷第二八四页）

        回过头来谈基里洛夫：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预谋利用他自杀的时刻已经来到。基里洛夫凭什么理由自杀？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考问他，理不出头绪，摸不着门儿，但很想弄个明白，又害怕基里洛夫事到临头变卦，从他手中溜走……不，不会的。

        “我决不拖延，”基里洛夫说，“现在我就了此一生。”（第二卷第二八五页）

        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和基里洛夫的对话特别不可思议，甚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里也是深奥莫测的。像往常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不直截了当阐明自己的思想，总是通过他人之口、借他人之言来充当其表达者。基里洛夫离奇古怪，无药可救。几分钟后即将自杀，他说话全无章法，前言不搭后语。要靠我们自己拨繁理乱，整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

        促使基里洛夫自杀的想法属于神秘主义范畴，皮埃尔一窍不通。

        “假如存在上帝，一切听命于上帝，我只能俯首听命。假如不存在上帝，一切取决于我自己，那我就必须表明独立自主……我以自杀来表明我最完全的独立。我应该朝自己脑袋开枪。”（第二卷第二八四页）

        再引一段：

        “上帝是必需的，所以应当存在。”

        “嗨，说得很对。”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附和道，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鼓励基里洛夫自杀。

        “但我知道上帝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绝对没错儿。”

        “人在这两种思想的并存下是活不下去的，你难道不明白吗？”

        “应该朝自己脑袋开枪，不是吗？”

        “这不，自杀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你难道不明白吗？”

        ……

        “不过，您不是第一个想自杀的，许多人已经自杀了。”

        “他们自杀都是有原因的。没有任何动机而自杀和仅仅为了证明其独立自主而自杀，这样的人还没有过，而我将是首例。”

        “他不会自杀了，”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又这么想着，于是不客气地激将道，“您知道吗？要是处在您的位置，为了表明我的独立自主，我将不自杀而杀别人。这样您还可以派上用场。我会给您指定一个人，倘若您不害怕的话。”（第二卷第三三四、三三六页和三三七页）

        他沉思片刻，心想万一基里洛夫退缩了，就促使他暗杀沙托夫，而不只是让他背罪名。

        “得了，您今天甭朝自己脑袋开枪了。有办法对付。”

        “不自杀而杀别人，那是以最卑鄙的形式表明我的独立自主，你老于此道，我可不像你哩。我要达到最高的独立自主，非自杀不可……我有责任表明怀疑上帝的存在，”基里洛夫接着说，大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在我看来，没有比否定上帝更崇高的含意了。我有自己的人类历史观。人只因苟全性命于乱世才创造出上帝，这是迄今宇宙历史概要。我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推倒虚构的上帝存在。”（第二卷第三三七页）

        咱们可别忘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十足的基督徒。他通过基里洛夫的断言向我们指出，崩溃再次出现了。我们曾经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惟有克己弃世才能得救。但一种新的想法前来嫁接添枝，我再次给大家援引布莱克的《地狱箴言》：“If ot been foolish,we should be so.”（“他人不疯，吾辈必癫”或者“为使吾辈不疯，他人先得癫狂”。）

        基里洛夫在半癫半狂之际产生了牺牲的念头：“我将先下手，把门打开。”

        如果非得基里洛夫精神失常才产生上述想法（况且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全赞成，因为实属反抗精神），那么他的想法倒包含着部分真理；再者，基里洛夫之所以必须精神失常才有上述想法，也正是为了我们在精神正常的情况下能产生他的想法。

        “那家伙绝对必须首先单独自杀，”基里洛夫接着说，“不然谁开先例谁证明？现在必须由我以自杀来开先例来证明。不过我还是被迫成为神，所以我是不幸的，因为我不得不表明我的自由。所有人都是不幸的，因为人人害怕表明自己的自由。人迄今之所以不幸之至可怜之至，是因为不敢表现出最高意义的自由，是因为满足于小学生式的反抗。

        “但我将表明我的独立自主。我有责任相信我不信神。我将是始作俑者，必走终南捷径，把天打开。我将拯救人类。

        “……

        “我找了三年自己的天神属性，终于找到了：我的天神属性，就是独立自主。因此我可以最高限度地表现我的反抗性，我新颖而可怕的自由，因为确实我的自由是可怕的。我将以自杀来表明我的反抗，来表明我新颖而可怕的自由。”（第二卷第三三九页）

        此处不管基里洛夫如何亵渎宗教，请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造基里洛夫形象时恍惚受到基督的启示，为了拯救人类，必须做出十字架上的祭献。如果说基督献身是必要的，那不正是为了使我们这些基督徒不再遭受同样的殉难吗？有人对基督说：“拯救你自己吧，既然你是神。”——“我若救自己，那你们就要遭难了。正是为了拯救你们，我才殉难，我才献身。”

        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附录中有段话我想引一下，对理解基里洛夫这个人物颇有裨益：

        “请好好理解我的话，自愿牺牲，自觉自主献身，为大众牺牲自我，在我看来，是人格高度发展的标志，是人格优越的标志，是高度自我控制的标志，是最高自由意志的标志。自觉自愿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众人而钉死在十字架上，自蹈被活活烧死的柴堆，这一切只有在人格高度发展时才有可能。高度发展的人格深信具有作为人格的权利，不再为自身而惧怕，不用自身的人格来谋利，就是说只能用来为他人献身，以便其他所有的人都变成同样强有力的人格，即自主和美满的人格。这是自然规律；正常人为之倾心，乐此不疲。”（《书信集》第五四〇页）

        因此看得出，基里洛夫的话初看起来虽然有点缺乏条理，我们却能从中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思想。

        我感到陀氏著作所提供的教诲，自己远未汲尽。再说，我从中自觉或不自觉探求的，是最接近我本人思想的东西。其他人说不定可以从中发现其他东西。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一次讲座的尾声，你们大概希望我做个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我们引向何处？他到底给我们留下什么教诲？

        有人会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我们直接引向布尔什维克，尽管心里明白陀氏极其痛恨无政府状态。整个儿对俄国的未来具有先见之明。谁要是对成规定见提出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念，在保守派眼里必定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沆瀣一气，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说得一团糟，其结论是陀氏对我们毫无用处。我反驳他们说，他们的反对就像是对法兰西精神的侮辱。对外国的东西只愿意接受跟我们相像的东西，从中找得到我们的秩序和逻辑乃至我们的形象，那就大错特错了。是的，法国可以不喜欢奇形怪状，但，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并非奇形怪状，远非如此，远非如此，只不过他的美学观跟我们地中海文化观不同罢了；即使两者的差距更大些，法兰西精神用来干什么，法兰西逻辑用来干什么，不正是用来整理需要整理的东西吗？

        法兰西只盯着自己的形象，只盯着自己过去的形象，就会有致命的危险。为了说得更准确和尽可能稳重，我的想法是：法国有保守分子维护传统，对他们认为是外国侵害的东西奋起而攻之，这是好事。这给了他们存在的依据。算是他们的新贡献吧，要不然咱们法兰西文化就可能成为空架子，成为僵化的外壳。他们对法兰西精神晓得什么？我们晓得什么？还不是只晓得过去有过的东西？无论涉及民族感情还是教会，莫不如此。我的意思是说，面对各类天才，保守分子的态度往往一如教会对待圣徒所采取的态度。许多圣徒起先被以传统的名义所否定所抛弃，但很快就成为所谓传统这座大厦的栋梁。

        我经常对精神保护主义发表己见。窃以为精神保护主义是非常危险的，但一切非民族精神的言论也不无危险。我说此话也在阐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没有哪个作家更比陀氏既胸怀俄罗斯又放眼全欧洲。正因为保持俄罗斯特色，他才可能有包容全人类的心胸，才可能以独辟蹊径的方式打动咱们每个人。

        “俄罗斯的欧洲老人，”他亲自这么说过，也通过维尔西洛夫在中论述：

        “各种对抗在俄罗斯思想中得以和解……那么有谁懂得这样一种思想呢？反正我是独自徘徊。我说的不是我本人如何如何，说的是俄罗斯思想。那边有的是愤世嫉俗，有的是严密的逻辑；那边一个法国人只是一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只是一个德国人，比在他们历史的任何时代都更加僵硬，因此法国人比任何时候更加损害法兰西，德国人比任何时候更加损害德意志。在整个欧洲不只有一个欧洲！惟独我有资格对那些纵火者说他们烧毁杜伊勒利宫是一桩罪行。对那些残暴的保守分子而言，这桩罪行是事出有因的：我是‘惟一的欧洲人’。再一次说明，所谓我，不是说我自己，而是指俄罗斯思想。”（第五〇九页）

        我们再念一段稍后的文字：

        “欧洲创造了高贵的法国典型，高贵的英国典型，高贵的德国典型，但对未来的欧洲人还一无所知。我觉得欧洲压根儿就不想知道。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不自由，而我们，则是自由的。只有我，怀着俄罗斯的苦恼，在欧洲尚为自由……朋友，请注意一个特点：法国人大致都可以除法兰西之外服务于人类，但有个严格的条件，即必须法国人依然如故。英国人亦然；德国人亦然。俄国人，现今已经定型，其实远在最后定型以前已经定型，将来可以成为更好的俄国典型，同时成为更地道的欧洲典型，这就是我们民族本质之所在。”（第五一一页）

        有鉴于此，加上很想给大家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过于使一个国家欧洲化所存在的极端危险是洞若观火的，我谨向大家引用中几个精彩的片断：

        “科学和理性历来在各国人民生活中只起次要的作用，并且直到世纪末日也必定如此。各民族依据某种主要力量而形成而变动，其力量的来源是不为人所知和无法解释的。这种力量在于非达终结不罢休的贪欲，但同时又否认终结。一国人民总是始终不渝、不知疲倦地肯定其存在，否定其死亡，正如《圣经》所说的‘终身精神’，有如‘湍湍活水’，《启示录》预言必将枯干；哲学家的美学或道德原理，用句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求神’。每个国家的人民在其存在的每个阶段，一切国民运动的目的仅仅在于求神，寻求属于自己的神，作为惟一真正的神加以信仰。神是全体人民自起源至终结的综合人格。还未见过各国人民或多国人民联合崇拜同一个神，向来是每个人民有自己的神明。每当宗教信仰开始推广，多民族的摧毁就临近了。每当诸神丢失本土的特色，那就要消亡了，并且跟各自的人民一起消亡。一个民族越是强盛，其神明就越不同于其他神明。从未遇见过没有宗教的人民，就是说尚未见过无善恶观的人民。每一个民族的人民对善与恶以自己的方式加以理解。善与恶的观念若在好几国人民中得到相同的理解，那就要消亡了，甚至恶与善的区别也开始消退和消失了。”（第一卷第二七四页）“大洋洲诸岛的居民消亡了，因为缺乏约束其行动的整体理念，没有判断什么是善是恶的共同尺度。”（雷克吕著《地理》第十四卷第九三一页）

        ……

        “我不相信您说的，”斯塔夫罗金指出，“您对我的想法开始深表赞成，但随后不知不觉地偷梁换柱。仅此，您就认为神明只不过是民族性简单的象征……”

        他转而加倍盯视沙托夫，发现此刻触动的沙托夫不是自己的言语而是自己的表情。

        “我贬低神明，因为我把神明比作民族性的象征？”沙托夫喊道，“正相反哪，我把人民提升为神明哩。人民何时不是如此？人民是神明的躯体。一个民族要经久不衰地名副其实，就得有自己独特的神明，就得执着地摈弃一切其他神明，就得准备跟自己的神明一起战胜所有的外国神明，并把它们赶出世界。各大民族的宗教信仰有史以来一向如此，至少在历史上留下印记、带领过人类的民族的宗教信仰向来如此。事例俯拾即是。犹太人一向只为等待真正的神明而活着，从而为人间留下真神。希腊人神化了大自然，从而为人间留下他们的宗教，即哲学和艺术。罗马把人民神化为国家，从而为各现代民族留下国家。法兰西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专心致志体现其罗马神的意念，并加以发展。

        “……

        “倘若一个伟大的民族不相信自己独揽真理，不相信舍我其谁地以其真理唤醒和拯救世人，那就立即不再是伟大的人民，不过是人种志的材料。一个真正伟大民族的人民从来不能满足于在人间起次要作用，即使起重要作用也不足为道，绝对必须起首要作用。一个民族摈弃这种信念等于摈弃生存。”（第一卷第二三五至二七六页）

        “每当人们失去与祖国的联系，就失去上帝。”斯塔夫罗金这个想法可以作为前述思想的结论，这是必然的结果嘛。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天之灵会对今天的俄国以及他所奉若神明的人民有何想法？当然这是不堪想像的……对当今糟透的灾难他预料到了吗？他能够预料吗？

        在中，我们已经看到活脱脱的布尔什维主义正在酝酿。只要听听希加莱夫陈述其思想体系就清楚了，他讲到最后，承认道：

        “我对自己的论据不知所措，我的结论与我的逻辑前提是针锋相对的。我从无限的自由出发，达到无限的专制。”（第二卷第七十四页）

        再听十恶不赦的皮埃尔·韦克霍文斯基说些什么：

        “那将是史无前例的混乱，史无前例的动荡。俄罗斯将笼罩在一片黑暗中，将缅怀旧时的神明，呼天抢地，哭个不停。”（第二卷第九十七页）

        把小说或记叙人物所表达的思想归属于作者大概是不谨慎的，即便是诚实的，但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是通过其人物整体表达的……往往他通过某个无关紧要的人物道出他弥足珍贵的真理。

        君不见正是通过《永久的丈夫》一个次要人物道出他自己称为“俄国病”的现象：

        “依鄙人之见，当今之下，我们根本不晓得在俄国该尊敬谁。请承认，不晓得敬谁重甚，总是个时代可怕的灾难吧……难道不对吗？”（《永久的丈夫》第一七七页）

        我很明白，尽管俄罗斯如今在黑暗中挣扎，陀思妥耶夫斯基若健在，没准还会寄予希望。或许他也会认为俄罗斯正以基里洛夫的方式做自我牺牲，这个想法在他的小说和书信中不止一次出现；也许会进而认为这种牺牲有益于拯救欧洲其他国家和尚存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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