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母亲茹志鹃留下的文字里，可了解一九四二年春夏至一九四三年春，她的行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母亲正就读圣经女子学校的美国校长回国去了，这所提供膳宿，学生多为孤儿的学校停办，于是，我母亲又无处可归。这一年，应我大舅舅，即母亲大哥茹茄之召，与她四哥茹志雄去往西天目山，进入浙西后方。

        二〇〇三年盛夏，我寻母亲足迹往浙江，却是溯当年路线而行，第一到母亲的最末站，武康，现今的德清县。我母亲先是抵西天目山，国民党浙西行署下的“浙西民族文化馆”，找到她的大哥，由她大哥安排进山脚下的杭余临联中插班读书。不久，又转去武康，落脚武康县“民众文化馆”，再到武康中学插班就读。武康中学今天还在，改名为德清二中，校舍全新，当然不会是旧址。校前有一条河，名“余英溪”，因上游有桃花，溪水载了落英流于此，意境很美。这一回寻访，我是依《德清日报》社长张林华帮助，事前，张林华便找到当年与我母亲同过学的两位老人，至于“民众文化馆”，却无任何踪迹。

        这天一早，从莫干山下来，直接往德清二中，见母亲的两位同学。两位老人，一为汪祖镕老师，一为余维英老师，直接间接地与德清二中有联系，这也是能找见他们的原因。汪老师就是本校的教员，是学校惟有的享离休待遇的职工，年轻的校长便敬让着他，不时要受几句排揎，再要谦恭地做些解释。汪老师的胸怀很大，从全国到德清，都有关心和批评的题目。对往事的回忆，汪老师是宏观地展开。他以为武康中学的历史并非如公认始于一九三八年，而是应该从一九三七年，苏州东吴大学附中搬至莫干山脚下的庾村算起。其时，日军已烧毁武康县城，但被京杭国道，即今日的一〇四国道阻住，不敢再进。于是，一个武康辟为两半，东边沦陷，尚余西边山区。上海、杭州、嘉兴等地，沦陷区的失业师生纷纷流亡到此地，与地方上开明人士，一同向国民政府要求办学。因大半县境被日军占领，没了税收，政府囊中空虚，便联合邻近几县，办起一所补习小学，是武康中学的前身。学校给予沦陷区的学生学费膳宿全免，本地的仍需付费，依余老师回忆，大约每月五元“白洋钿”，价值二百斤大米。所以，能够供起的，多是较为富裕的家庭，且也是一桩艰巨的负担。比如余老师，先是自己家供她读，读到付不出，停下，然后，定了亲的未婚夫家再又继续供她。余老师显然不像汪老师的生活顺遂，而是命运乖蹇。老伴原先是乡村学校的校长，只为一句话：“初级社还能收出学费，高级社倒收不出了。”戴上右派帽子，罚去农场改造，全家则遣返老家，从此，便过着土里刨吃的农人的生活。“文化革命”结束后，老伴平反复职，就在德清二中教书，可惜好景不长，仅过几年便得病去世。学校很仁义，将他们一个女儿调进学校做厨工，聊尽补偿之心。余老师看上去体弱多病，实际却比我母亲年长，而母亲已是故人了。大约是女生的缘故，余老师对当时的记忆，多是在日常起居方面，犹记得吃住的苦。一盆水在太阳下晒热了洗脸；顿顿腌笋，一百多人一顿仅吃油一斤，一周吃两回豆腐，算作打牙祭；学生要去安吉背米，还需上山砍柴。她对母亲的印象集中在两点，一是母亲来自上海，个子很高，体魄也很大，她用手比试着母亲的身量。二是母亲每礼拜日都往县里去，她就感到奇怪，母亲在县里有什么人呢？母亲去县里，是到我四舅舅处去。大舅舅安排母亲就读武康中学的同时，将四舅舅安排在《武康报》刻钢板。这两个细节被余老师反复讲道，虽然不多，可我以为十分靠实。汪老师的回忆是比较辽阔的，在细节上我却不免生疑，似乎带有想象的色彩。比如，他说：你母亲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而我从未见母亲写过毛笔字。于是冷不防地测他一下：您看我与我母亲像不像？他迅疾回答：不像，你母亲脸架子与你两样，是见方的。他说得不错。还有一点，则是两位老师共同的印象，那就是母亲的姓，“茹”，十分少见，引起大家的注意。母亲留给他们的印象很淡薄，我想，一是因为同学时间短，二也是因为，显然母亲不太与人打拢。母亲在他们描绘下，显得很寂寥。

        当回忆起学校生活，不由都变得奋然，他们一起夸赞老师的好。依余老师的话：生活是苦的，老师是好的。老师多是逃难过来的大学生，他们来到此地，逗留几时，走了，然后又有新人来到。老师们从汪老师眼前历历走过：一位国文老师，教冰心先生的《寄小读者》，还有一首诗，吟的是一个小姑娘采苜蓿的苦楚：“苜蓿头，腹中饥；苜蓿头，夕阳低。”又有一位老学究，教的是全套，讲一节，长衫下摸出酒瓶，喝一口。有一回，讲到“秋水共长天一色”，忽拍案而起，疾呼：好啊！还有一名陈姓外语老师，学生们在他课上作弊，从校工处买出试卷，彻夜抄卷，第二日考堂上试卷发下，竟是白纸一张，陈老师反身在黑板上写——作一篇日记；某一学期开设了美术课，因从宜兴来一美术老师，最擅长画兰花，方一开春，便以宜兴口音拉长道：上山画兰花——在这浪漫的怀想中，汪老师忽就忆起民众文化馆，曾经组织过一次歌咏会，演唱《黄河大合唱》。

        在母亲就读时期，武康中学究竟在哪里这一点上，汪老师和余老师产生了分歧。余老师认为是在莫干山脚下的后坞，汪老师则坚持在晓村。而我宁可相信余老师，因汪老师是那么一个富于激情的人，于事实就难免会有想象。不过，他们共同承认，其时校舍居无定所，经常搬迁，而无论搬到何处，莫干山上大礼拜堂里面，由传教士带来的一架钢琴，始终由十几个学生抬了跟着学校走。这就和母亲的记录合上了。在一九四三年春，母亲给上海女友的信中写到过这架琴，十七岁的她这么写：“在春假中别的同学都回家去了，孤寂的我，在无家可归的情形下只单独地和一架钢琴做着伴……”

        在西天目山的寻踪，必要从一个人说起，有时候，一段历史得以存在，就取决于某一个人。这人名叫王国林，杭州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硕士，先在临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近日调入临安浙江林学院。在我出发临安之前，《德清日报》张林华已和《临安报》报社联络帮忙，一到临安市宣传部，部里同志立即递过一本书，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浙西战时施政》，作者王国林。我要了解的天目山民族文化馆和杭余临联中都辟有章节专门描述，包括我大舅舅茹茄在民族文化馆的活动，可见出资料做得详实。于是，找到王国林，就成首要之务，可是，王国林却不知在了何处。林学院已经放假，家人说他去了杭州，却不知住哪里，又几时才回，他也不用手机。看起来，家人对于他这样一无音讯的外出已经很习惯。一边商量如何找他，一边议论王国林其人其事，忽为他的年龄起了争执。一派人说他一九四六年生人，一派人说是一九五六年，并且翻开书中作者简介一栏证明，“一九四六”派的则推开书，表示不足为信。一九四六与一九五六差距十年，如何错得？等认识王国林以后，这个疑惑渐渐释解了。

        非常意外地，当晚九时许光景，王国林出现了。他着一条现如今不太有人穿的西装短裤，足蹬塑料凉鞋，手臂与小腿晒得黝黑，暴出山民般很有力道的筋络，鼻上架一副浅色塑胶架眼镜，顶一头白发。就是这头白发，使他猛看上去有了岁数，其实呢，白发下是一张年轻的清瘦的脸，目光澄澈，气色匀和。千真万确，他是一九五六年生人，今年不过四十七岁。他原是在浙江省图书馆查阅资料，方才到家。听我要求陪往西天目山，他略表为难说，明日还要回去杭州，因为丢了手表在那边。人们问是不是块名表，他羞涩道，表是一般的表，可却是一直用着的，所以要去找回。部里同志答应打电话帮他找表，他又详述了遗表的方位路线，方才放心留下。

        我特别要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母亲寻大哥落脚处，浙西民族文化馆；二是杭余临联中。王国林对这些早已谙熟于心。前一处没了踪迹，当年行署旧址，如今只余下一处“天目旅馆”，现在也并不作旅馆用。王国林的另一本书《轰炸东京》，叙写一九四二年初，美国轰炸东京，飞机失事，飞行员降落浙西山区史实。其中录用一张由美国方面提供的照片，飞行员在民族文化馆纪念合影。从照片看，民族文化馆是一座简易的建筑，茅草顶，竹木结构，二层楼高。后一处，杭余临联中，原校舍却还在，地址旧称青云桥樟村，现名太湖源黄岗村。王国林特别嘱宣传部与那边联系开门事项，那座大屋的归属挺复杂的，有一段做了庙，就要从宗教局索讨钥匙。次日清晨，《临安报》便派车载我们前往。

        将近西天目山，车下了高速公路，开进竹林掩映的窄道。青绿的竹，依了山势起伏，偶尔破开一角，可见房屋人家。拐个弯，就进了樟村。汽车驶进村中空地停下，空地前就是一座高墙大屋，粉白的壁在炎日下亮得刺目。墙上一扇黑铁门，果然挂了锁，门栅上镶两个“佛”字，隔门望去，看得见屋宇底下，垂了几条香幡。这时，空地上走来一个妇女，以阔大嘹亮的嗓音告诉我们，市里电话打来过了，因有户村民修房，借大屋置放家什，方才遣人去他家取钥匙，让我们先到她家屋里坐等。于是，我们一行人便尾随而行，走过村道，走进一处院落。院里大半地方摆了盆花，挤挤挨挨，至少五六十盆。当门一张八仙桌，待我们坐定，主人便进客堂后边搬出一个硕大的长圆西瓜，操一把宽刃大刀，几下子劈开，顿时满桌绿皮红瓤，汁水淋漓。主人一边让我们吃瓜，一边述说大屋历史。这本是村中一富户家宅，四房妻妾均聚居此屋，据说相处和谐。抗战时候，举家避难离去，屋舍就做了杭余临联中。后到了土改，当然没收，只是房屋太大，分给谁也不恰当，就做了乡办布厂的厂房。布厂倒闭后，闲置一些年，就有人来买，不知要做何用，只见他筹作着要拆房，临危关头，村民们集资以多一倍的价格买回。接着，有一和尚——她称为“菩萨”的买了去，开了庙，却又曲曲折折落入东天目山区宗教机构，再一次赎回。总之是，村里人既想以此房产生财，又不愿改变房屋现状，花了不少冤枉钱。村民们都很喜欢这座大屋，因有许多特别之处，其一是宅院的墙全为泥砌，却高而坚固，一百年来，风吹雨淋，挺拔不颓。屋檐窗棂刻有木雕，内容有十二生肖、八仙等等，雕工很精细。现在，大屋租给一名当年的杭州知青。上山下乡时节，大屋内底层一隅，曾住过一伙知识青年，这名是其中最倒运的一个，人家陆续回杭州，余他自己，却与樟村结下感情。回城后逢年过节必回村看看，结婚时还携新娘前来发放喜糖。他决定退休后归隐此间，便租下大屋，不仅按时交纳租金，并且已经投入几万开始装修。

        这妇女姓李，敦实的个子，面上皮肤黝黑紧绷，欢欢喜喜的眉和眼，看得出生活的满足。她家与大多数村民一样，靠山吃山，种菜竹为生计。菜竹自己会繁衍生长，只需收采，再卖给商贩，从本地到临安，临安到杭州，再到上海十六铺，批发到零售，吃到你们嘴里——她说，已经过好几道手，价钱上去几番。问她杭余临联中的事，她说村里人多是抗战之后才出生，有少数老人，也老得“拎不清”了。但村里人都知道杭余临联中，那时候，她的母亲就替学校老师洗衣服，干零活，挣一些小钱。听老人说，因樟村紧傍了山壁，日本飞机刚瞄准扔炸弹，炸弹就落到山那边去了。所以，樟村从来没挨过轰炸。村里人还都传说，她忽开心地笑起来——杭余临联中的学生日后都有出息，但全是习文，没一个做官。

        村长，一个也是黝黑结实，但相貌精明的汉子，送来了钥匙，一同走去开院门。院内种有一棵桂花树，并不高大，却有一百年的岁数，是原房主造房时栽下。房舍很结实，楼板全是宽而厚的木材，现在，板与板之间，裂出疏阔的缝，可从楼上窥见楼下。当年，二楼是学生宿舍，教工宿舍是在院两翼延出披厦。现在，披厦没了，二楼的隔间也全拆除，连成辽阔的一统间，说话都有回音。楼下一侧房屋上了锁，从窗外可看见修补过的地板，还有家具箱笼。门外储着风车、稻箱等旧农具。是那杭州知青收藏的，是为纪念在耕耘中度过的青春？大屋有这样的归宿，令人觉着可靠而且可喜。

        后来，王国林带我拜访几位杭余临联中的老校友，他们虽然知道母亲曾在联中就读，自编的校友名册上也写进了母亲的名字，却记不起关于母亲的任何细节。但谈起联中的生活，表情都变得活跃兴奋。与武康中学校友一样，深记得生活的苦与老师的好。也是要到安吉挑米，糙米饭尽管饱，下饭菜却只是南瓜、冬瓜和笋。八人一桌两块霉豆腐，只够筷子头蘸一蘸过粥。而老师呢？真是形形色色。有一个杨姓英语老师，教书极好，学校散后，以何为生计？阉猪！终日提一具小炉子走街串巷。还有一位章老师，据说是章太炎后人，逃难到天目山，却挨了便衣队的打，到浙西行署告状，安抚于联中教语文、历史。又有一时髦的上海小姐，足蹬高跟鞋行走山里。他们至今记得樟村校舍前的树林子，晨曦中这里、那里，都是读书的学生。

        这天，我们从西天目山下来，在山脚下车。天目旅馆还在，再向前、向上，是潘庄。上海潘姓实业家在此建造别墅，抗战时作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公馆，其时，许多重要的历史场面在此上演。天已向晚，且阴得厉害，台阶很高，每一级都须极力登攀。竹林高入天，顶端几乎合拢，天地变得封闭幽深。空气里水汽颇重，好像走在云雾中的迷蒙湿滞，便觉得潘庄是在无限的高处。不知道登了多长时间，夜都仿佛深了，方才到了山顶，走入山门，便是潘庄。现辟为别墅式旅馆，住了一二位客人。推进门去，竟热气腾腾，灯光融融，灶间里正开炒，有脚步在楼梯上下。好像回到人间。下得潘庄，又驱车一小段，来到“民族文化馆”址上，当年的浙西行署，已回原山林田地，活跃蒸腾的景象，湮灭在历史的烟云之中。那烟云深处，有我母亲，寂寂的少女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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