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刘备允许士兵掠夺成都府库，这当然是一种非常态的激励措施，反正官库也不是我家的私库，所以一般老百姓对此并没有太多怨言，但搬完了之后问题就来了，政府财政出现了赤字。

        刘备对此深感烦恼，向新成立的智囊团征询意见，刘巴大概是想将功折罪，便告诉刘备：“这个太简单了，只要发行1∶100的货币，同时平抑物价，派官员监管市场，这样就搞定了。”

        刘备一拍脑袋：“我咋就没想到呢？”于是欣然接受了刘巴开出的这剂“特效药”，开始铸造“直百五铢”钱，也就是新钱一元等于旧钱一百元。没过多久，成都府库果然又再度充实了起来。

        “金融学家”刘巴的建议是以课“铸币税”（Seignie）的方法支持财政，简单来说，就是政府直接印钞票向市场买东西，在忽略成本的情况下，政府想印多少就有多少。然而我们都知道，在金属货币时代，货币的价值取决于金属的成分，并不像纸币可以无限制发行。换句话说，刘巴是借由虚增面额，达到铸币税的效果。

        现代经济学课本告诉我们，货币数量的增加会造成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这个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

        之前董卓也曾搞过这一套，他发行相当于五铢钱重量六分之一的小钱（就是一元新钱等于六元旧钱），结果导致北方物价飙涨，最后货币不能使用，倒退回以物易物的体制，直到魏明帝后，才重新恢复五铢钱的制度。

        “直百五铢”的逻辑也是一样的，但刘巴显然比董卓更有经济学概念，在大量增加货币供给的同时，又进行“平抑物价”与“市场控制”这两项配套措施，以冲抵铸币税造成的通货膨胀。

        从现有的史料上，我们不大看得出刘巴是如何“平抑物价”的，或许当时成都府库虽然没钱，但粮草充足，因此在发行直百五铢的同时释放出大量官粮，以此来缓和粮价上涨的压力。至于“市场控制”，可能因为成都市场规模比较小，配合诸葛亮的强力执法，使得物价被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

        总而言之，从历史记录上来看，刘巴的政策除了“府库充实”外，似乎并没有太多正面的效果，当然也没什么负面效果，或者说负面效果不明显。

        由于笔者是自由经济主义的信奉者，因此对于刘巴经济管制的成效，抱着比较怀疑的态度。

        刘备之所以要充实府库，主要是为了支持他庞大的军事开支，或许在刘巴的主持下，通货膨胀的情况较为温和，但对于长久生活在富足、低物价环境中的益州人民来说，这样的改变势必会造成相当的不适跟困扰，如果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省籍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荆州、汉中之役，新成都小朝廷建立初期，蜀中百姓的生活应该承受了很大压力。

        然而刘备入蜀之后，巴蜀地区除了小规模骚乱以外，并没有再出现如当年贾龙、赵韪等本地实力派领导的大规模武装叛乱，想来，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一位到目前为止行事都很低调的人，这便是诸葛亮。

        现如今某些的翻案者，总是喜欢贬低诸葛亮的地位，说他不得刘备信任，在集团中的地位不如法正，连“谋主”都算不上。在这里，笔者很负责任地说，这种说法不仅仅是低估了诸葛亮，也低估了刘备。

        在经过多年的历练之后，刘备已深谙用人哲学，对法正、孟达这种聪明又高傲的家伙，刘备给他们漂亮光鲜的职位，让他们提供天马行空的奇谋。但要担当整个政府的舵手，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聪明，更要有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同时还要守纪律、肯吃苦，把加班当作家常便饭，最大的心愿便是死在工作岗位上。而纵观整个蜀汉政府，能够符合上述特征的人，只有诸葛亮。

        这时候大约三十二三岁的诸葛亮，仍然算不上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他没有太多腾挪纵横的政治经验，所依靠的武器只有严谨而细密的管理逻辑，所以诸葛亮选择了法治，他先用逻辑制订出合理而又周密的法条，然后公平而又严格地去执行。

        刘备入蜀后不久，成都小朝廷便颁布了“蜀科”，也就是蜀地的新刑法，由诸葛亮、伊籍、李严、刘巴、法正五人共同制定（注意，没有蜀人），诸葛亮亲自执行。

        据说诸葛亮执法严厉，从政府高层到平民百姓都颇多抱怨，法正还为此劝过诸葛亮，说政权新成立不久，强龙不压地头蛇，执法应该宽缓一点。

        诸葛亮告诉对方：“二牧政府十几年来从未强力执法，大家只会奉承拍马，有能力者胡作非为。当真是司法已死，只会用职位或金钱去收买人心，最后人家就不会稀罕了，蜀中乱象就是这样发生的。现在我让司法活过来，收紧执法标准，这样人们才会感受到守法的好处，提供的赏赐最多不过爵位，这样大家才会因赏赐而感到荣耀，这才是维持上下秩序的方法。”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管理风格，用八个字来形容，那便是：规矩至上，福利缩水。

        不过，从“君子小人咸怀叹”的普遍反应看来，诸葛亮的执法显然是公平的，没有既得利益的问题，这至少能消弭先前二牧政权之下，东州人侵凌益州人的问题，也减少了一般老百姓对严刑峻法的反感。反正一切都照规矩来，不分省籍，不分贵贱，没有特权，所有的行为都有可预见的法律结果，这样日子虽然过得苦巴巴，但至少不是“只准州官放火”的那种苦法，大多数老百姓也就默默地接受了。

        在接下来的九年，也就是刘备还在世的日子里，诸葛亮一直都肩负着在成都留守的重责大任，蜀汉政权的基本架构也在他手中逐渐成形。

        诸葛亮以高效率的行政手段，使得在前方征战的刘备后勤无虞，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诸葛亮就像一支摇滚乐队中的贝司手，当主唱、鼓手、吉他手已经发疯随兴乱飙高音时，他仍然稳定地弹奏着每一个音节，维持歌曲的进行，不至于走调。

        于是，在诸葛亮的大力治理下，充满矛盾的巴蜀地区逐渐回复到安定团结的和谐局面（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最终与蜀汉政权结合为一体。

        不过，要格外强调的是，诸葛亮虽然为巴蜀民众带来安定的生活，却远远谈不上美好。伴随着苛酷刑罚的是沉重的赋役，从一个锁国不战的二牧政府，换成一个年年对外作战的蜀汉政府，巴蜀百姓所承受的负担可想而知。

        很快，巴蜀百姓便接受了第一次极具震撼性的国防教育。

        就在刘备入蜀的隔年，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启动了，但这次的对手却不是刘备集团宣传已久的万恶曹贼，也不是汉中的妖道张鲁，这次的敌人是老盟友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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