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
李宗岱——时任第三军团第四十军野战补充团二连连长
曹廷明——时为第五十九军三十八师战士
何宏钧——时任第二十二集团军一二四师文书
李兰亭——时为第五十九军三十八师机枪手
鲍鸿海——时为第二集团军二十七师战士
编导手记
抛开之后的战绩不论，1937年川军出川时，各界普遍认为这是当时中国“最糟糕的军队”。很难想象一支部队会因为军纪差、武器差、战斗力差等等因素而被排斥在抗击外敌的战场之外。但在抗战初期，川军的名声的确如此。
然而，就是这支“最糟糕的军队”，从1937年的淞沪会战开始，几乎无役不从：川军二十六师参加淞沪会战，是战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南京保卫战，川军二十一军防守南线，一四五师弹尽援绝，师长饶国华不愿做俘虏，举枪自戕殉国；3次长沙会战中川军是骨干兵团，全师4000余官兵，到撤离战场时仅存600多人；豫中会战川军第三十六集团军在掩护友军时，司令部直属队与日军遭遇，总司令李家钰当场中弹身亡……
到抗战后期，曾经“最糟糕的部队”得到的评价是“川军能战”、“无川不成军”的赞誉。
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
20世纪初的中国在经历过无数次内战的蹂躏后，存在着这样一个难以忽视的事实是：军人只知有大帅而不知有国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多高的文化水平，他们也很难有一些“理性的精英”那样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间关系的感悟。生逢乱世，军人不过是一些人为一己之私欲而组织的私人卫队，他们之间或以利益或以情感来维系，他们没有使命也没有荣誉感，甚至于他们曾经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也许一个军人也曾有保家卫国的豪情，但二十年的内战则完全击碎了他们的理想和那份传统的家国意识。
因此，当川军二十二集团军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战场上竟难以找到一片立足之地时，那又是怎样一种沮丧。历史如此演进：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四川省主席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据记载：会上各方主战主和犹豫不决，刘湘慷慨陈词近2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
1937年10月，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下劝他不必亲赴战线，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随后，川军7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此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
且不论刘湘是否有防备被蒋介石吞并的意思，对于一个军人来说，刘湘深知“打内战”是一个军人最大的耻辱！当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之时，只有投身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才能真正让一个军人体味到使命和荣誉！
带病出征的刘湘，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于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去世。死前他留有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在前线川军每天必同声诵读的话。
他们拒绝沉沦，他们选择知耻后勇，哪怕手里只有打不响的“汉阳造”和铁片磨成的大刀。
清洗身前的罪恶，又有什么比得了为民族拼一死！
1937年末，侵略华东地区和华北地区的日军实行南北对进，企图攻占华东战略要地徐州，从而连贯南北战场。为了防御日军侵略，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调集64个师约60万人驻守第五战区。
1938年初，北线日军分成东西两路：东路板垣师团从山东潍县南下直扑临沂；西路日军矶谷师团濑谷支队沿津浦铁路南进，进攻滕县。两路日军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并策应津浦路南段敌军的攻势，企图合攻徐州。
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60公里，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日军如果攻下台儿庄，既可南下切断陇海路，西取徐州，又可北上临沂，到时彭城不攻自破，津浦路不战自通，所以对我军来说，能否成功守住临沂和滕县，是这场战役的关键。
临沂会战——“钢军”也怕肉袒汉
1938年2月，日军板垣师团进犯临沂，第三军团奉命阻击。战斗即将打响，空气中似乎可以闻到硝烟的味道。驻扎在临沂的第三军团完成布防后，第四十军野战补充团的李宗岱提笔写下一封遗书，但遗书写好后，他并没有将它邮回家中，反而随手烧掉，李宗岱老人回忆说：“当时鬼子占领的地方，屠杀的人很多，我们家里都没撤出来，老家被鬼子占了，不晓得我们自己的老人还在不在。”
自抗战以来，李宗岱就与家人失去了联系，所以他十分痛恨日军。他在空地上竖起两个木桩做成的假人——一个标明板垣征四郎，另一个标明矶谷廉介，然后就和战友们刀劈枪刺，经常劈砍得木片乱飞。
当时第三军团的战士们，除了手榴弹之外，每人的手中都有一把大刀，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手中的枪实在少得可怜。
第三军团原本是西北军，与国民政府的中央军相比，他们只不过是一支杂牌部队，因此，国民政府根本不可能为他们装备先进武器。西北军用的都是老式的汉阳造，一个排只有一两挺机枪。虽然武器差了点，不过以前打仗都是军阀混战，现在能打鬼子，战士们谁也不在乎武器怎么样。
2月下旬，第五战区长官部接到临沂急电：日军开始进攻临沂，战斗首先在临沂以北的村镇打响。
第一批冲上来的是日军的骑兵，李宗岱和战友们并没有急于进攻，而是在等待恰当的时机。老人回忆说：“等靠近点打马，把马一打，人摔下来了，马就往前冲，后边的人就变得惊慌，就乱开枪或者乱跑。”就这样，日军的第一次冲锋被打散了，但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日军很快又重新组织起进攻。随着日军的狂轰滥炸，李宗岱所属连队驻防的葛沟阵地，已经遍地都是弹坑，连长在战斗中牺牲了，作战勇猛的李宗岱接任了他的位置。
白天的战斗中，我军伤亡惨重。为了打击敌人嚣张气焰，当天晚上，李宗岱挑了20名身强体壮的战士，趁着夜色偷偷摸到日军的阵地。李宗岱记得很清楚，当时他们已经非常接近日军阵地了，连日军挖战壕的声音都能听得到，又往前爬了20多公尺后，就已经能够看到人影了。李宗岱率先冲向一个敌人，一刀下去，就削掉了他半个身子，敌人疼得直叫，跟在李宗岱后边的一个班长给了敌人一刺刀，将他结果了。随后，剩下的战士全部冲了上来。接下来就是近身肉搏，短兵相接。与李宗岱他们的大刀片相比，日本人的刺刀就显得毫无用武之地了。经过几十分钟的白刃战，日军开始向后溃退。李宗岱和战友们夺取了敌人的机枪，依靠着机枪的掩护，他们也迅速返回阵地。这场战斗中，20个敢死队队员中除了7人受伤外，无一牺牲。从战斗中获得的文件中，李宗岱才知道，他们偷袭的竟然是装备精锐的板垣师团田野联队。
板垣师团又称第五师团或广岛师团，是日本编组最早的7个师团之一，曾创下在中国战场和先后70余个师对阵的纪录，素有“钢军”之称。
李宗岱所在的部队，一向战斗力不强，但他们硬是打败了这支装备精锐的“钢军”。李宗岱说：“当时感觉就是我们这样子，就拼大刀吧，只有靠肉搏了。”
企图南进的日军被钉死在葛沟3天。
3月12日清晨，200多名日军，在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向李宗岱连发动了第9次进攻。弟兄们已经杀红了眼，勤务、伙夫都抡起了大刀，日军再次被击退。李宗岱看了看旁边，原来100多个生龙活虎的兄弟，剩下的屈指可数。他命令残存的兄弟们把枪支砸烂，如果日军上来了，拉响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坚决不做俘虏。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李宗岱至今不能忘记，他说：“当时士兵只有几十个人，所以他们一个个把家属的名字、地址写给我。”战士们说：“我如果被打死了以后，帮我给家属捎个信儿，告诉他们，告诉我娘，我是怎么死的。”李宗岱也想自己的娘，但此时，他却只能抛开一切。种种迹象表明，葛沟阻击战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李宗岱说：“兵源都很少了，伙夫、马夫都在补充了，一直在想援军一定到了，一定到了，结果真的把张自忠念叨来了。”
就在李宗岱和战友们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死守葛沟时，第三军团的军团长庞炳勋急电李宗仁，请求支援。然而，此时第五战区能够调派的部队只有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凑巧的是，张自忠与庞炳勋结怨已久。
从驻防第五战区那一天开始，张自忠就曾私下向第五战区参谋长表示：在任何战场都可拼一死，唯独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在战事如此紧急的情况下，李宗仁不得不请来张自忠，诚恳地对他说：“庞炳勋现在前方浴血抗战，希望你以国家为重，受点委屈，急率部前往临沂作战。”
听了李宗仁的话，张自忠没有迟疑，回答说：“绝对服从命令。”随后，他亲率五十九军，以一昼夜180里的速度，在3月12日黄昏赶到临沂市郊。当他见到庞炳勋时，原本忐忑不安的庞炳勋终于松了一口气，已经年过花甲的他紧握着张自忠的手，哽咽着说了一句：“荩忱老弟，愚兄谢谢你！”
张庞两人摒弃前嫌，共赴国难，临沂守军士气大振。随后，两军内外夹击向日军发起反攻。
曹廷明当时是五十九军三十八师的战士，他记得当时每个人发了4个手榴弹，“那手榴弹管用，就是不要命地往下扔，有多大的力气，使多大的力气往下扔。”老人回忆说。
提起那次的反攻，三十八师机枪手李兰亭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他说：“打得厉害呀，我们连就只有14个人，我们一连人，一个晚上换三个连长。”
此时，已经困守葛沟三天三夜的李宗岱终于盼来了援军，他也带领剩下的战士冲了出去。在那次战斗中，无论李宗岱、李兰亭还是曹廷明，身上都挂了彩，但是即使这样，他们仍然坚持同敌人拼杀，一向号称“钢军”的板垣师团从来没遇到过这样不要命的部队，不得不开始其侵华以来的第一次大溃退。
李兰亭记得，日本人撤退了，但日本飞机仍在向他们丢炸弹。“我和一个人背靠背的在那门口仰着头看，那个一阵风一样，把我们吹倒了，不晓得哪个道理，我往这边倒，他往那边倒，都昏过去了。”逐渐恢复知觉的李兰亭感觉耳朵唧唧地叫，他就把眼睛睁开，看见了太阳。他知道自己没有死，也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等他起来一看那个和他背靠背坐着的战友，脑袋已经被削去了半截，人已经牺牲了。
3月18日上午，临沂第一阶段战役全部结束，板垣师团3个联队基本被歼灭，五十九军和第三军团共歼敌5000多人，日军南下台儿庄会师的计划被打破，蒋介石也因此发来了贺电。李宗岱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电令中的两句话：开抗日胜利之先河，振国军之士气！
战争结束后，李宗岱清点人数时发现，他所带领的连队仅存29人。
滕县保卫战——杂牌川军打出了声威
1937年，川军各部编为第二路预备军出川抗战，邓锡侯率第二十二集团军开赴山西战场。当时，山西战场战况紧急，部队到了以后甚至都来不及集结，就急匆匆地开赴前线，仅仅9天，整个集团军就牺牲了一万多人。
时为第二十二集团军一二四师文书的何宏钧随部队赶到山西时，已经是11月了，但大部分战士仍然穿着草鞋单衣，邓锡侯几次请求补给，都没有回应。原因很简单：在许多人眼里，川军是杂牌军中的杂牌军。
何宏钧清楚地记得，太原失守后，邓锡侯率领部队撤退。行进途中，他们遇到一个无人看守的军械库，战士们都说：“与其送给敌人，还不如自己用。”于是，他们就把自己的旧枪换成了新枪。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知道这个消息后，十分恼火，认为川军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土匪军，立即请统帅部调走他们。
蒋介石想把川军调给一战区，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却说什么也不肯接收这支部队，就这样，原本誓师出川抗战的川军，竟然找不到一片抗日的战场。
后来白崇禧给李宗仁打电话，想让他接收这支部队，李宗仁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到处没人要的第二十二集团军转战到第五战区。
1938年2月，第二十二集团军奉命增援滕县，3月14日，滕县保卫战打响。
对于当时的战斗情形，何宏钧仍清晰地记得，他说：“敌人在城外攻击，用飞机、大炮、坦克在前面开路，而我们就是老办法：先尽量筑工事，飞机来了我们就到工事里面去藏着，等坦克后面的步兵上来后，我们就冲上去拼命。远距离打靠枪，近距离就靠手榴弹，还有就是用刺刀杀。”由于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连续进攻三天都没能攻下滕县。
3月16日黎明，日军集中炮兵火力向滕县东关、城内和西关火车站射击。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驻守滕县的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心中十分清楚，滕县已岌岌可危，但他对士兵们说：
我们身为军人，牺牲原为天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以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川军20年内战之罪愆了。
16日晚，王铭章决定留下部分士兵死守县城，然后把主力撤到城外。何宏钧回忆说：“其实这个方案应该是对的，第二十二集团军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不同意，要死守。”最终，王铭章决定死守滕县。于是，他下令城门全都封闭，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准进出，并且他还告知全城将士，他决心和战士们一起抵抗到底，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这天晚上，除了西关以外，滕城已经完全被敌人包围。
17日下午，日军炸开南门进入南城，东门随即也被攻破。当晚，日军攻入城中，王铭章亲率自己的警卫连向日军进攻。战斗中，王铭章不幸腹部中弹，他高喊：“死守滕城！”随后饮弹殉国。何宏钧说：“王铭章下去以后发现敌人就打，但是你是手枪，人家是机关枪、步枪，怎么打得过，最后全部被打死。”
王铭章的尸体被连夜拉到利国驿，到那以后，他的夫人来认尸。何宏钧说：“夫人一看他那个袖口上的梭子花边，就认出来了，老夫人就开始痛哭，我们都痛哭。”说到这里，何宏钧已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王铭章为国捐躯后，国民政府明令予以国葬，并追赠为陆军上将。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17日傍晚，还有300多名伤官伤兵滞留在西门一带，因为没办法逃出城，所以每个伤员都准备了一个手榴弹。战斗结束后，日军挨家挨户地清查，发现这些伤兵后，让他们投降，伤兵却陆陆续续走到一起，拉响了手榴弹。
300多人就这样以身殉国。
3月18日，滕县宣告失守，至此，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以及全师两千余人全部殉城。
滕县保卫战打了三昼夜，阻滞了南犯徐州的大量日军，为鲁南各部队赢得了部署时间，凭这一仗，装备落后的川军就打出了声威。滕县城破后，何宏钧和一二四师的部分战士成功突围，狂妄的日军矶谷师团约40000兵力自滕县大举南下，直扑徐州东北的门户——台儿庄。
台儿庄——台儿庄——
1938年3月末，本该是部队发饷的日子，但第二集团军二十七师的鲍鸿海却没能领到军饷。他说：“那时候发几块钱，都高兴得很，不到月底就盼着，结果没有发饷就开上去了。”鲍鸿海所在部队接到的命令是：火速增援台儿庄。
部队还没有到达台儿庄，震天的喊杀声就已经传来。经过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台儿庄已经被破坏得不成样子，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从3月23日开始，台儿庄就被包裹在一片硝烟之中。争夺台儿庄的战斗首先就在北城门打响，日本对北门狂轰滥炸，北城墙被炸塌，小北门亦被毁，经过三个昼夜的猛攻，日军终于攻破城防，守卫小北门的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战后的惨相至今仍印刻在鲍鸿海老人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那死尸谁也不知道是谁，到处都是血，到处都是死人，天拂晓的时候看不很清楚，等到天亮了以后，哎呀，看得人害怕得很。”
4月3日，台儿庄三分之二的部分已被日军占据，守军在台儿庄南关死拼不退，总司令孙连仲直接给李宗仁电话说：“第二集团军伤亡十分之七，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李宗仁的回答是：“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鲍鸿海清楚地记得，孙连仲当时给各师下达的命令是：“死守台儿庄，台儿庄在你在，台儿庄不在你不在！”
“那时候用人，后勤部队都用上了，连送饭的、炊事班的、通讯班的这些人都用上了。”鲍鸿海回忆道。
死守最后一点的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再次请求准予撤退，孙连仲坚决命令：“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有谁敢退过运河，杀无赦！”
该日黄昏，猛攻数日的日军也已经筋疲力尽，暂时停止进攻，休整部队。被炮火声淹没了数日的台儿庄终于安静下来了。午夜时分，日军阵地突然传来一阵阵喊杀声。500个敢死队队员背着大刀，每人配备了两个手榴弹，连枪都没带就冲进敌营，经过激烈的拼杀，他们最终将东门桥夺了回来。“逐街逐屋的拉锯战，胶着状态了，他的大炮不能打，飞机不能炸，坦克车也用不上，这时候他优越的威力用不上了，可是我们大刀片可派上用场了，一声喊杀，劲儿可大了，都砍头啊。”回忆到这，鲍鸿海老人仿佛又回到了70年前的台儿庄。
仓皇应战的日军乱作一团，原本被日军占领大半的台儿庄，又被中国军队夺回。与此同时，汤恩伯率领的第二十军团已向台儿庄以北逼近。凌晨时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带了几个随员亲赴台儿庄指挥作战。
当时，二十七师七十九旅和三十师把日军桥外边的后援切断了，日军后续部队攻不进来，在台儿庄的日军就乱了阵脚，经过激烈的战斗，到4月7日早晨4时左右，台儿庄内的日军基本被消灭干净。
从3月24日开始，到4月7日结束，台儿庄战役共历时14天，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全歼矶谷师团主力约10000多人。然而，胜利的代价是如此之大，中国军队损失将近20000人。
李宗仁望着重叠仆倒在地的中国守军尸体，跪倒在地满面泪涌，随同的将士也一起跪了下去放声号哭。
在这里，我们发挥了震天的威力！
在这里，用血铸就了伟大的史诗！
在这里，我们击退了寇兵，在残破的北关城墙插上了国旗。
这是著名诗人臧克家为了纪念台儿庄战役所写的一首诗，回忆起往事，鲍鸿海老人显得有些激动：“仇报了，给中国人出口气了！都知道把咱的士气鼓励起来了，谁也不愿当亡国奴。”
台儿庄捷报传出后，南京、上海沦陷后笼罩在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台儿庄血战，几乎成了民族复兴的新象征。
1938年4月，在台儿庄遭受惨败的日军又反扑临沂，此时的李宗岱正在临沂大许家寨附近驻守，在攻打日军阵地时，他的一只眼睛被打穿。“打鬼子丢了一只眼睛，不要紧，我还有一只眼睛可以看，所以无所谓。那阵儿我的腿还没受伤，只是眼睛看不到没关系，手脚都还可以动。”
受伤之后，李宗岱被送到徐州兵站医院，7天的抢救把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但他的右眼却永久性失明。国民政府奖励给他24000块大洋，按当时价格计算，相当800多两黄金。他把奖金连同自己的金戒指、金镯子一起捐给了抗日救亡中国会。伤好后他又回到了部队，他和所有战士们想的一样：只要鬼子还在，就要继续打鬼子，直到把他们赶出中国。
台儿庄一役，不特是我国抗战以来一个空前的胜利，可能也是日本新式陆军建立以来的第一次惨败。足使日本侵略者对我军另眼相看。
据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所著《八年抗战之经过》一书载：抗战八年，仅四川就提供3000000兵源充实到前线部队。出川将士阵亡364000人，负伤356000人，失踪26000人，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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