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

        李玉清——时为辽宁省绥中县市民

        李东光——时为黑龙江省通河县市民

        单立志——时为辽宁省丹东市市民

        李雯彧——时为辽宁省大连市秋月公学堂学生

        马声儒——时为辽宁省本溪县赛马区双岭村小学学生

        阮崇武——时为北平二附小学生

        管玉珊——时为北平燕京大学学生

        刘良惠——时为北平大同中学学生

        何兆武——时为北平五三中学学生

        倪维斗——时为上海市民

        李道豫——时为上海启秀小学附小学生

        杨成绪——时为上海同济附中学生

        潘　琪——时为上海民生中小学学生

        

编导手记

        一位西方哲人说过：“世间一切尽在脸上，每一张脸，每一种表情，对应着一个难以捉摸的内心世界，也展示了一个庞大国家里复杂多面的民族性格。”

        在麻木、痛苦、愚昧、斑驳的影像里，一张张亡国面孔透露出的表情里，让我的创作很压抑，很沉重。我一直努力思考：八年抗战，中国人值得肯定的精神和思想到底是什么？

        北平沦陷，庄严的天安门上挂起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标语；日本军人挥舞着大刀，骄傲地骑在紫禁城石狮上，留下了胜利的表情。数以万计的北平人重复着东北沦陷后的生活：升日本国旗，唱日本国歌，学日本语言，向日本天皇行遥拜礼，在机关枪队紧紧地监视下，为日军胜利攻占每一个中国城市去游行，去呐喊……

        斑驳的影像让不容置疑的真相扑面而来，一张张亡国面孔透露出的麻木与愚昧让人压抑得透不过气。

        太平洋战争未爆发之时，笼罩在战争阴影中的上海租界是这样一番景象：车水马龙，歌舞升平。我不得不将“屈辱”与“漠然”这两种目光剪辑在一起，希望无声的斑驳影像能爆发出力量。

        人们为苟安与漠然的心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屈辱度日的压抑，流离颠沛的不堪。我努力地在寻找，寻找一种信念，寻找八年抗战中国人值得肯定的精神和思想。我试图用一个人物来承载主题，以展现苟安懒散心态生活的人们。在国破家亡之际，表现出缓慢痛苦而又艰难的觉醒过程。因为受素材所限，这一想法一直未能实现。

        八年抗战，值得中国人肯定的精神和思想到底是什么？直到现在，这一问题一直困惑着我。

        “一群伟大的戏角正在那里表演一场比哈姆雷特更悲的悲剧，古代的悲剧，是不可知的背运所注定的，而现代的悲剧，是主人翁性格的反映，是自造的。而目前的这个悲剧却是两者兼而有之。”这是中国的军事家蒋百里，在1937年写下的一段文字。这一年，北平、上海、南京相继被日军占领，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在日本人一次又一次的欢呼中，中国人在四处挂满了太阳旗的家乡，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春夏秋冬。

        

东北童年记忆：刺刀、狼狗、太阳旗

        1931年9月19日，生活在东北的市民被笼罩在难以名状的压抑和恐慌之中。这一天，大批日军进驻东北。当时，还是个小孩子的李玉清并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在她儿时的记忆中好像没有太多的快乐，大人们似乎都是在恐慌中艰难度日。每次出去上学，家人都要特别叮咛：说话要谨慎、少说闲话、少在外边逗留。

        在和李玉清同龄的孩子们的记忆中，自从家乡来了日本人，他们的生活就变得不再平静。

        “那种心头的隐恨，既不能表达又不能倾诉，那种恼怒和怨恨有的时候，真想把天翻过来！啥叫铁蹄下？啥叫亡国？你们不能理解。说句不好听的话，解放后好长时间，和日本已经恢复关系，但我在思想上通不过，作为一个民族可以原谅，但作为我们这种经历了亡国之恨的人，这个阴影啊很难消除，真的很难消除！”提起“九一八”之后当亡国奴的那段日子，当时生活在东北的李玉清至今都无法释怀。

        参加过东北抗联的单立志对日本人杀害中国人有更直观的感受，他说：“日本人杀中国人非常残忍，随便就拿刺刀捅死了。”

        黑龙江省通河县的李东光老人说：“冬天，一批人在松花江捕鱼，那个时候鱼多，鱼从江里头往外蹿，两个日本鬼子领着一只狗，也在那个地方，他们（日本人）也让狗出去跟群众抢鱼。”

        刺刀、狼狗和太阳旗，这是李玉清对于童年生活最深刻的记忆。后来，大人们在关起门后悄悄地告诉她：他们已经成为了亡国奴。李玉清说：“当时总能听见老人们念叨大帅（张作霖），说少帅（张学良）心狠，把东北的父老乡亲都撂下了。”

        其实“九一八”事变当晚，沈阳城原本有80000多东北军，驻扎在北大营的官兵就有6000多名。但是，在这一夜，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不抵抗！这条命令致使整个东北在四个月零十八天里，丢失殆尽，3000万东北人成了亡国奴。东北军统帅张学良，从此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

        李玉清所在学校的副校长是个日本人，小学的时候由中国老师教日语课，到了中学就改为日语老师教日语课。学生到了六年级以后，就不允许在学校说中国话，一律都得说日语。

        按规定，老师们还要穿“协和服”，学生们要穿操服、戴勤劳奉世的帽子。协和服是伪满公职人员统一的制服，是伪满时期重要活动及庆典必须穿的服装。帽子上面有学校的校名和番号。学生们早上到学校以后，要在操场集合，然后升日本国旗、念日本诏书，最后再向日本国旗敬礼。就连唱歌的时候，也要唱日本国的国歌。

        “升日本国旗，我们是最反感的，要半边身子向左转，遥对东京给日本天皇祝福。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不祝福，悄悄说‘嘎本儿’，就是东北话‘死了’的意思。一种愤怒在孩子们心里积攒，但是出去谁都不敢说。”李玉清说。

        自从日本人来了以后，课本里还突然多了中日亲善的内容。在当时的教育中，课本上从不谈“中国”，只说满洲国。而且，老师也从不给学生们讲“祖国”两个字，所以像李玉清这么大的孩子不知道什么叫祖国。“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祖父爱说今年是民国多少年，我妈就赶紧要纠正，出去不敢说民国，要说是‘康德多少年’。”李玉清说。

        “康德”是“大满洲帝国”的年号。1934年3月1日，日本人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将满洲国改为“大满洲帝国”，但是从此以后，这个做着复辟皇帝梦的傀儡连出门的权利都没有。生活在“帝国”的人们也被强迫向日本天皇行遥拜礼，如有违抗就会被抓去砍头。“抓了中国人，冬天在江上凿个大冰窟窿，到了冰窟窿边上，用刀把头一砍，头就掉到冰窟窿里了。”如今提起这些事情，曾经的东北抗联战士单立志仍心有余悸。

        从1931年的那个秋天开始，所有的东北人民度日如年。

        1937年元旦，李玉清和她的家人接到通知，他们的生活起居从这一天起将以东京时间为准。

        

古老的城墙圈起了上百万的亡国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中国古代《礼记·礼运篇》讲述了中国人理想中的大同社会——没有战乱，没有纷争，社会和睦安定。“九一八”事变后，感觉到战争威胁的北平人更加渴望和平。

        阮崇武当时是北平二附小的一名学生，他和同学们每周一晨会的内容除了唱校歌、校长训话以外，还要全体合唱《大同》，唱完了以后，才列队回教室开始上课。

        不久，北平城里朗朗的读书声被东北传来的枪声打断了。“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东北军尽数撤进关内，蒋介石屡屡出现在剿共前线，长城外已完全成为日本人的天下。1935年，日本通过《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相继控制了察哈尔以及天津、北平两市。

        《秦土协定》又称《察哈尔协定》，它是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之间签订的。1935年6月5日，日本关东军驻内蒙古阿巴嘎旗特务机关山本亲信等4人，由多伦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行至张北县北门时，因不服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一三二师赵登禹部守卫官兵检查，而被送至师部军法处拘留，8小时后放行（张北事件）。《秦土协定》的签定，使中国丧失了在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也丧失了察省疆土的70％～80％。这一协定与《何梅协定》一起为日本吞并中国华北大开了方便之门。

        1935年5月，已通过两年前签订的《塘沽停战协定》将其侵略势力渗透到华北的日本帝国主义，又向中国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国民党当局在日本的淫威面前又一次屈服。5月29日，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方代表开始秘密谈判。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出备忘录日文为“觉书”，限三日答复。何应钦经与日方秘密会商后，于7月6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接受日方要求。何梅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被称为《何梅协定》。

        眼看华北即将成为第二个东北，燕京大学的学生管玉珊再也坐不住了，他要和同学们一起加入游行的队伍，却被老师拦住了。

        当时学校规定不许罢课、不许放假。作为班长，他领导了那次罢课，而老师阻止他和同学们游行的原因是认为这种不宣而战的战争不会长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老舍在小说有这样的描写：

        “七七”抗战那一年，祁老太爷已经七十五岁，他必须给长孙媳妇，说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日本鬼子又闹事哪，哼，闹去吧，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连皇上都跑了，也没把我的脑袋掰了去呀，八国都不行，单是几个日本小鬼，还能有什么蹦儿，咱们这是宝地，多大的乱子也过不去三个月。

        1937年7月28日，黄昏后，炮火的声音越来越剧烈。那天晚上，北平城的百姓都没有睡好觉。接近天亮的时候，枪炮声逐渐稀落了。第二天起来一看，街上的巡警没有了，岗亭里的警察也不见了。刘良惠记得那天保甲长通知每家派一个人，来欢迎日军入城。“每个人都发了写着‘东亚新秩序’、‘中日友好’等字眼的小红旗，还让中国人打着旗欢迎日军进城。日本人进城都是骑兵，骑着大洋马，戴着钢盔，带着战刀，有股骄傲的劲儿，更多的是威慑力，老百姓也不敢不去。”刘良惠老人回忆说。

        北平沦陷后，城门紧闭，教室里已没有了《礼记·礼运》的读书声，取而代之的是学生们刚刚学会的日本国歌。和东北一样，北京也修改了时间差，以东京时间为准。古老的城墙圈起了上百万的亡国奴，只是曾经守卫卢沟桥的士兵背着大刀的形象依旧化成了一种绝不屈服的精神象征。

        1937年8月的一天，北平的人们奔走相告一个从广播里偷听到的好消息：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进攻上海，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下了总攻击令，中日之间的战争全面爆发。国难当头，曾经兵戈相见、不同派系的部队尽弃前嫌。狭长的淞沪战场上，几乎没有可以防守的天然屏障，70多万中国军人全凭血肉之躯誓不言退。

        当时，日本人每打下一座城市，就会在崇文门的广场上放一个大气球，气球尾带上写着某某地方陷落了，还会要求老百姓去庆祝。

        老舍先生在里有这样的描写：

        北平特有的秋晴里走着一队队的男女学生——以他们的小小的，天真的心，去收容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耻辱！他们没法子抵抗。他们在不久之前都听过敌人的炮声与炸弹声，都看见过敌人的坦克车队在大街上示威，他们知道他们的父兄师长都不打算抵抗。他们只能低着头为敌人去游行。他们的手中的小旗上写着“大日本万岁！”

        一个月后，广播电台上的大气球又骄傲地升起来，北平人不敢仰视，因为上面写着：庆祝南京陷落。

        不堪忍受亡国屈辱的何兆武和家人踏上了逃亡的路程。那天天气很凉，他和家人一早就到了火车站，平时总是乱哄哄的火车站，那天却非常奇怪。火车站里虽然人也很多，却一点声音都没有，好像没有人一样。“那是一种死寂的可怕，好像一根针掉到地上你都听得见，那个时候就感觉到一种亡国的痛苦。”何兆武说。

        同样生活在北平的阮崇武没有离开，他和沦陷区的人们要面对的除了寒冷还有饥饿。随着战线的拉长，战争物资变得日益紧缺，日军开始掠夺沦陷区人们仅能糊口的粮食。开始的时候，北平的百姓还有馒头、大米吃，后来就吃棒子面了，再后来连棒子面也没有了，就成混合面了。混合面就是树皮、杂粮等乱七八糟的东西磨在一起，这些本来是牲口吃的东西，竟然成了老百姓抵抗饥饿的唯一食物。

        

“不知道沦陷是什么意思”

        与北京相比，上海的状况要相对好一些。虽然上海也失守了，但英、美、法等国此时并没有对日宣战，因此日军只是驻扎在租界区外，而租界区内虽然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却仍然车水马龙、歌舞升平。

        生活在上海租界区的倪维斗这年只有5岁，偶尔能吃上一顿饱饭是他所能留下的最深刻的记忆。他说：“我们吃香肠，妈妈说一个人不能吃一根，只能吃半根；咸鸭蛋一般来说最多半个，不能四兄弟一人一个，都希望吃黄，黄好吃。”

        这种相对的稳定使得数十万难民涌入租界。仓促逃命的难民，大多无处栖身，只能睡在马路上。冬日的上海下起了小雨，气温降到了零下摄氏几度。一周后，因为寒冷和饥饿倒毙在法租界马路上的尸体已经多达100多具。

        作家张爱玲在散文《我看苏青》中这样写道：

        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线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感。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对英、美宣战，随即占领英、美、法等国在上海的租界，把住在法租界的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都赶到了集中营，以前不能进入租界区的日本人全部到了租界。

        潘琪记得那时候老师经常提醒她们，早上上学时走到有日本人的地方要低头。她说：“那时候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也不知道沦陷是什么意思，但是总的来说，就感觉到日本人欺负我们。”有一件事倪维斗记得很清楚，他说：“我妈妈有一次，从马路上过桥的时候，大概走的路不对，被日本兵打了好几个耳刮子，回来就哭。”

        连租界区这个最后的避难所也没有了，倪维斗的母亲带着他们兄妹四人和许多难民一起，踏上逃亡的路程。

        也是在这一年，阮崇武和家人也逃离了北平。

        

颠沛流离的逃亡，不弃的希望

        1939年，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报告说：日军已经占据中国12省521县。数百年来，还没有一场战争像抗日战争这样波及整个中国，1600万中国人被迫开始了逃亡生活。但是，逃出沦陷区的人们，最先要面对的就是如何能活着通过日军的封锁线。

        在封锁线的封锁口驻扎的日本兵通常有100人，全部带着刺刀，挎着机枪，机枪口对着游击区。那一次，逃离北平的阮崇武和家人一直走了200多里地，路上没有停歇，困得一边走一边打瞌睡，碰到个石头或坑就会摔一跤。同样要经过敌人封锁线的还有倪维斗和他的家人。过封锁线的时候，专门有人领着大家走，大人告诉小孩不准讲话，只能加快脚步，闷声不响地跟着走。

        倪维斗和家人很紧张地走了一会儿，侥幸逃过封锁线，但是，他们面对的却是无休止的轰炸。

        淞沪会战后，国民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战火很快就燃烧到了内地。已经与家人失散的管玉珊只身拥挤在逃难的人群中。逃难的人看起来样子很惨，好多穿得挺整齐的女人提着皮箱子哭，打开皮箱就剩一双鞋，于是一边走一边哭。他亲眼看到有一个青年抱着孩子说：“怎么办呀？”话音未落，就被炸死了。

        面对日军频繁的轰炸，人们不得不再次踏上逃亡的路程。当倪维斗和家人来到车站时，站台上早已被逃难的百姓围挤得水泄不通。车已经完全满了，门根本进不去了，倪维斗和一个表妹是被人从车窗塞进去的。站在火车里，没地方坐，也没地方躺，因为已经完全被人挤住了。

        逃难中倪维斗只有5岁的妹妹生了重病无法医治，病死在逃亡的途中。“真是席子卷一卷就拿走了，我哥哥借了一把铲子，爸爸抱了孩子，沿着铁路走出一两百米，挖个坑就把她埋里头了，就这样埋下去了。但走出去也不敢走远了，走远以后怕万一火车开了呢？”倪维斗提起妹妹还是难掩悲伤。他说他以前从没有见到爸爸哭过，但那一次，爸爸在车顶上哭了。

        八年抗战，中国被日军侵占沦陷区面积，有600余万平方公里，26个省，1500余县市内的中国人，在日军统治下屈辱的生活着，不愿再做亡国奴的刘良惠，成为了黄埔军校的一名学生，管玉珊去了桂林，在桂林美军总部担任秘书职务。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无以计数的热血青年，在《大刀进行曲》的歌声中他们的行囊中，装载着血泪耻辱，也装载着一个民族不弃的希望。

        65年前，李雯彧是辽宁省大连市秋月公学堂学生。

        1945年8月15日，老师把她们几个班干部叫到校长办公室，她们看到日本老师们跪在一张日本天皇的照片面前哭。“我都愣了，我说哭什么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日本投降了！心想老师今天怎么了，也不打我，也不骂我，把我们叫到校长办公室去，都在那儿哭。看到老师们哭，我们也不敢不哭啊，都用手沾着吐沫往眼睛上抹，假装哭，要不老师发现该说你了，你怎么不哭啊！”哭完了，中国老师说日本投降了，解放了，光复了。李雯彧说：“那一天真的就这么过来的，我当时记得特清楚，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一天是1945年8月15日。”

        终于扔掉了亡国奴的帽子，学生们把以前军事课上练刺刀、冲刺用的木头枪往地上一扔，再一脚踹断，大家都太高兴了，终于再也不用练了。姑娘们都高兴得喊叫，雀跃，一蹦三尺高，“光复了，胜利了，我们中国人再不用受日本人的气了。”

        日本投降以后，有不少的日本人不愿意回国，他们就到旅顺口悬崖顶上跳海自杀；还有的人先把孩子推下去，然后自己再跳下去。

        伴随着不断响起的自杀枪声，国际饭店顶楼升起上海最高的一面国旗——没有鸣礼炮，没有欢呼，却有数千人仰头致敬。

        失地收复，让管玉珊有机会回到阔别六七年的家乡，卖糖食和水果的小贩里三层外三层地呼喊拥挤，管玉珊的眼霎时被泪水迷住了。这是幸福的泪水。

        远在东北的李玉清嫁给了军人冯殿庆，对于和平生活，李玉清有了更加真切的盼望。有些留下的日本军人的眷属到老百姓家里乞讨，对于这些妇女和孩子，中国老百姓还是给予了资助。

        自1937年7月7日至战争结束，整整8年，人民伤亡约2000万，其他因逃避战火，流离颠沛，冻饿疾病死伤者不计其数。

        老舍先生在中，曾经这样描述：北平城亡了，这侵略战争，只是劫数，是全部人间的兽性未退，而不是任何一个人的罪过，他教我更看远了一步，由复国报仇看到整个的消灭战争，这就是说，我们的抗敌不仅是报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打击穷兵黩武，好建设将来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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