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

        耿　谆——时为日本花冈町中山寮中国战俘劳工队队长，原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六十四师一九一团上尉连长

        李铁锤——时为日本花冈町中山寮中国战俘劳工，原普通农民

        孟连琪——时为日本花冈町中山寮中国战俘劳工，原普通农民

        朱　韬——时为东北阜新煤矿战俘劳工，原抗大教员

        

编导手记

        如果把战争看作是一个政治利益角逐的母体，那这个母体孕育的痛苦里，最难以掩饰的沉重就是战俘，对于交战的双方都是如此。正如儿时的印象，只有“杀身成仁”才是英雄的作为，才是忠诚的表现。而被俘，则充满了灰暗可疑，甚至这行为本身就已经是耻辱的象征了。

        我遇到了这样一群战俘：他们英勇抗战，从弹尽粮绝到最后一刻他们选择保留对生命的尊重。

        战场上，军人的命运无非三种：凯旋、战死和被俘。能成为凯旋者固然是最高的荣誉，战死沙场也是战争赋予军人的特殊礼遇。而只有被俘，几乎是被钉死在耻辱柱上的，即便在受到种种折磨、痛苦艰难存活之后，亦难以摆脱怯懦和妥协。

        我遇到的是一群如耿谆一样的战俘，他们的幸运与不幸在被俘那一刻就已经注定。

        做这个选题前，我读了四川成都樊建川先生写的《抗俘》一书，在收集了若干抗战被俘人员的照片、文物之后，他用“抗俘”一词形容这些战场上的幸存者。“抗俘身受三重痛苦：敌方的残暴杀戮和残酷折磨，我方的深重鄙视和入骨误解，己方的无休自责和无穷懊悔。三重苦难，一重沉于一重，如影相随，让抗俘生不如死，死沉深海。”这是樊建川对于战俘的解读。我在参观了樊先生的“不屈战俘馆”后亦不胜唏嘘，关于战俘，已经隐入了历史和时间的黑洞。

        “不屈战俘馆”的最后部分有耿谆的两幅手书，其中一幅题为“知耻永生”。在耿谆老人已经年过耄耋、历史已经过去近70年，他仍然摆脱不了心中的“耻辱”。如樊建川先生所说，“己方的无休自责和无穷懊悔”如影相随，这是战俘最大的悲剧。对于生命，我们该持如何态度？

        有这样一个场景：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上午9时，占领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出现在甲板上，面对数百名新闻记者和摄影师，麦克阿瑟突然做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举动。有记者这样回忆那一历史时刻：“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代表盟军在投降书上签字时，突然招呼陆军少将乔纳森·温赖特和英国陆军中校亚瑟·帕西瓦尔，请他们过来站在自己的身后。”1942年，温赖特在菲律宾、帕西瓦尔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两人都是刚从中国满洲的战俘营里获释，然后乘飞机匆匆赶来的。

        “将军共用了5支笔签署英、日两种文本的投降书。第一支笔写完‘道格’即回身送给了温赖特，第二支笔续写了‘拉斯’之后送给帕西瓦尔，其他的笔完成所有手续后分赠给美国政府档案馆、西点军校和其夫人……”

        另外一个场景：从1952年开始，日本大馆市爱好和平的民众将“花冈暴动”的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坚持每年为死难的中国劳工举行“慰灵仪式”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还有一个场景：“花岗暴动”的难友们归国的景象蔚为壮观，500多人的队伍肃穆井然，沿着蜿蜒的山路，曲曲弯弯，队伍前面飘扬着旗帜和白幡儿，队伍中不少人捧着骨灰盒，像一曲无声的哀乐凄婉悠扬。一个月后，他们终于回到了祖国，结束了他们生命中一段不平凡的苦难历程。只是回国后，他们绝大部分人终生贫病交加。

        悲剧已经过去，没有遗忘才是最好的纪念！

        2010年6月，我们来到了成都建川博物馆战俘纪念馆。这是一张张不屈的面孔，他们的英勇却不为人知；这又是一张张沉重的面孔，而沉重也伴随了他们一生。他们都有过去，却已经隐入了历史和时间的黑洞。他们是抗日战场上的中国战俘。我们今天要讲述的，就是关于这些已经被历史淹没许久的战俘，他们的战斗、英勇和苦难。

        在抗战的过程中，由于力量悬殊太大，有不少中国军人沦为战俘。日本为了增加本国的劳动力，抓了很多中国战俘去做苦工。他们很多人临危不惧，英勇就义；还有很多人遭到非人折磨，甚至沦为劳工。

        当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时，他们没有选择在被俘之后杀身成仁，但他们却有足够多的活下去的勇气。

        

在异国，活着是每个战俘唯一的信念

        1944年7月的一天，被日军占领的青岛港再一次响起了日本海军的军乐声，又一艘满载掠夺物资的日本军舰即将离港。甲板上，耿谆第一次听到了这耀武扬威的声音。他原本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六十四师一九一团的上尉连长，在洛阳保卫战中受伤，被日军俘虏，随后四处辗转。他也不清楚这一次又会被押送到哪里。

        耿谆此次的同伴是300个从各地集中来的中国战俘。耿谆老人回忆说：“和我一起去的那些战俘，分成三批，第一批300人，第二批可能是600多一点，第三批大概是九十几个人，合在一起是一千多人。”在这一千多人里面，既有50多岁的老头，又有十二三岁的儿童，他们是河北抗日根据地儿童团的小战士。

        除了偶尔的叹息声，人群中一片寂静。就在船要起航时，难友中间突然一片骚乱。耿谆和难友们听到消息，他们将要被强制押送到日本做苦工。谁都不愿客死他乡，他们想反抗，但手无寸铁，眼前只有杀气腾腾的刺刀和茫无边际的大海。

        当过连长的耿谆，几乎是难友中军衔最高的，他成了队长，也成了大伙的主心骨。可现在，他自己心里也没底。海浪在翻滚，难友们的心也在翻滚，他们沉郁地注视着转瞬即将离开的祖国，跪倒一片。

        据耿谆老人回忆，实际上，当时跟他一起的那一千多名战俘，真正到达日本国土的只有986人，其他人都在途中死去，尸体被投到了海里。

        《华人劳务者就劳事情调查报告书》记载了这样一段文字：

        战时被劫往日本去的中国战俘劳工究竟有多少？有中国学者认为大约有226000千人，也有人认为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当军舰抵达日本下关码头时，所有的战俘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活着。

        当他们踏上陌生的土地时，唯一的愿望就是活下来。不仅仅是他们，活着是每一个战俘的信念，他们没有选择在被俘之后杀身成仁，但他们却有足够多的活下去的勇气。看看这些面孔，他们的脸上绝没有求生的低媚，只有活着的坚强。

        耿谆和他的难友们，也要活着。

        耿谆和这一千多战俘一起，被押到日本秋田县花冈的铜矿。铜矿里的污水必须排出去，需要挖排污暗水道。这是耿谆他们来到日本以后做的第一个活儿，难以想象的苦难刚刚开始。对于当时的情形，耿谆记忆犹新：“这条沟要挖两米深，一般挖到一米深的时候，就看见水了。所以，在挖那剩下一米的时候，成天在水里站着，下大雨也不停工。”李铁锤是跟耿谆一批的战俘，他说：“冬天也站在水里干活，水很深，把腿都冻坏了。我的腿现在残疾了，就是那时候落下的病根儿。”

        花冈是一座一百多米高的山冈，山上长满了松杉。中山寮在距花冈一公里左右的远离人烟的山里，是日本企业鹿岛组为驱使外国劳工设置的收容集中营。耿谆和难友们是从中国押往日本的第22批中国战俘。

        日本人强制中国战俘每天做工，开始是12个小时，后来慢慢增加到13、14小时，到最后变成16个小时。花冈铜矿的监工大多是从中国战场负伤回国的日本士兵，他们已经失去了理智，对中国战俘用尽残酷的折磨手段。

        耿谆老人说：“他们对我们连打带骂。有时候还取笑中国人，把中国人打昏了，又用凉水泼醒。他们吸着烟，就用烟头烫我们。”孟连琪也是耿谆的难友，他说，因为他们听不懂日语，经常是听不懂日本士兵让他们干什么，就这样，也会招致一顿毒打。

        从事重体力劳动，又要时刻忍受日本人的折磨，这已经让战俘们的日子生不如死。日本人把做罐头剩下的苹果皮和苹果核挤成渣，做成橡子面馒头，这几乎成了他们唯一的食物。李铁锤说：“橡子面馒头吃到肚子里根本顶不住事，吃了很快就消化完了。”然而，即便是硬如石头的橡子面馒头，每天也只供应两三个，许多人甚至开始吃草，病饿而死的战俘每天都在增加。

        艰苦的生活几乎使他们活不下去，饥饿使他们变得骨瘦如柴。因为只剩下骨头了，所以被日本人打也不觉得疼了。但这种因为骨瘦如柴而碰巧得到的一点点小“幸福”却也很快就失去了。日本人换了一种摧残他们的方式：用烧红的铁块往战俘身上烙。

        1944年的冬天，花冈出奇的冷，难友们没有棉衣，有时支撑不住就跌倒在冰天雪地里了。李铁锤说：“冷得顶不住了，就弄了点洋灰袋子纸裹在身上御寒。监工一听到洋灰袋子纸响，就把我们叫到高岗上，把衣服扒掉让你在那里冻着，不让穿衣服……我想起来那会儿心里就不是滋味。”

        耿谆是大队长，每次看望生病的难友，他们就拉住耿谆的双手不放，呜咽着说：“队长啊！我要是多吃一口饭，还能站起来……”有的刚说完，就离开了人世。

        耿谆他们这一批战俘到日本两个月之后，就开始有人病倒、死亡。刚开始每天死一两个人，尸体还是分开火化的。到后来，每天死五六个人，这时候，尸体就不是分开火化了，而是拉到尸体所，凑够十个八个，运到山上集体火化。耿谆说：“火化的时候，架上劈柴，泼上煤油，把尸体搁在上面火化。”火化以后只能捡到骨灰，但是因为是集体火化，10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10份几乎一模一样的骨灰，也分不清是张三的还是李四的了，只是捡10份骨灰。

        每天早晨，耿谆都要肃立山坡，向死难同胞低首默哀；每天晚上，在骨灰盒放置室面对死难同胞焚香一炷，寄托哀思。难友们常常发现，他在燃香之时，热泪盈眶。

        1945年的春天没有来到花冈，这里只有严冬和酷暑，中山寮仍旧是人间地狱。

        一口吞下，却被监工看到。监工要求耿谆惩罚肖志田，耿谆不动，监工愤怒地一步冲到耿谆面前，抬手就是两记耳光，耿谆仍然保持着军人立正的姿势，身板笔直。监工又开始毒打肖志田，几天后，肖志田死在了春光明媚的五月。

        耿谆老人说：“我们受虐待，死了那么多人，他们这样侮辱中国人，中国人活不下去了，实在忍无可忍了，可以说是人人自危，不得不站起来。”

        像耿谆和他的难友们一样，从被俘的那一刻起，每个暂时的幸存者都要时时面对死亡的威胁。我们在成都建川博物馆战俘纪念馆看到的那一张张老照片背后，是一个个苦难的灵魂。

        

“只求速死”的花冈暴动

        无边无际的苦难折磨着这些漂泊的灵魂，死亡是早晚的事情，而死亡甚至成了一种至少能摆脱苦难的幸福。忍让换不回生存的权利，耿谆和难友们不是孬种，他们决意一拼，只求速死。

        耿谆说：“原来定的是6月27日夜晚11点钟开始暴动，就是第一步把日本人杀掉。我们造饭饱餐，叫大家吃一顿饱饭。自从到日本以后就没吃过饱饭。就是我们要吃一顿饱饭，而后轻装出发。”

        耿谆的队伍在离集中营不远的海汊集结，等候日本人的包围，他们打算日本人来包围的时候，和日本人拼死一战，然后投海自杀。他说：“我们是跑不出去的，跑不出去我们也要跟他们恶拼一场，这咱中国人才能出出这口气。”孟连琪老人说：“我们长期待在那里，就算不暴动，也得被打死、被饿死，怎么样都是死，这一点我们谁都懂。”

        耿谆是军人，难友们也大都是军人，他们以军人的智慧，把暴动计划制订得缜密而周详。然而当一切准备妥当后，暴动时间却被推迟了，因为难友中有人想到了“小孩太君”和“老头太君”。小孩太君才19岁，是日本人，他同情中国人。有一段时间借着管粮秣，他偷了点面或米给炊事班，让炊事班做给病号房的病人吃。一点面救不活病人，所以只能煮成稀汤，大家一人喝一碗。虽然只能喝稀汤，但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老头太君带战俘上工的时候会让他们休息。中国战俘们也非常感谢小孩太君和老头太君，不忍心把他们杀掉。

        原定在6月27日暴动的日子，正赶上小孩太君值班，为了保护这个19岁的孩子，耿谆和难友们把暴动日期推迟到了6月30日。

        当一个秘密暴动计划被700多个人知道后，哪怕多停一分钟，都有可能全军覆没。但中国的难友们硬是顶着天大的危险，等待了三天。

        1945年6月30日晚，700多个身处异国的难友以决死的气概在花冈举行暴动。耿谆老人回忆说：“我跟李克金20个人，让他把守好外围，每两个人看住一个日本人房子的窗户，如果日本人跑出来，就地处死。”另外，耿谆还挑选了20个突击手，10个人拿锄头，10个人拿圆锹，拿锄头的如果没把日本人一下子打死，拿圆锹的就再上去补。

        孟连琪老人回忆说：“日本监工住的屋子是两道门，我把两道门打开，进去以后看监工睡着没有，如果监工睡着了，我就给难友打手势。”为避免日本人往外通信，耿谆安排山东人刘希才第一个进屋看住电话。结果情急的刘希才刚进屋以后就拔掉了电话，还拿铁棍把电话砸到地上，这下就把日本人惊醒了。李铁锤说：“一进门，我也没觉得使多大劲，监工的头在炕沿上，我一下子把他的头砍下来了。”监工被惊醒后都折起来了，都带着伤逃出去了。耿谆说：“李克金呢，我给他了任务，他去上厕所解手去了，这边动手了，那边他还没有叫人布置开，他可能是布置着走的。有的是稳住窗户了，有的窗户没有稳住，日本人都逃出去了。”

        漫山遍野回响着尖厉刺耳的警报声，难友们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耿谆命令以小队为单位，迅速集合，每人带一件工具当武器，队伍匆匆向中山寮后面的狮子森山进发。在这种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耿谆仍不忘下令，沿途不许骚扰老百姓。

        耿谆老人说：“出发的时候相当惨，那些病号房的人，凄苦乱叫的，有的人就喊，队长啊，我还能走，但也只能在地上爬。有的病号就死在路上了。当时的情景……”耿谆老人哽咽了，六十多年前的悲惨景象再次浮现。

        这次暴动震惊了日本当局。当时，在日本各地分散着135个劳工所，有近40000名做苦役的中国人，另外还有朝鲜劳工和美国的被俘人员，如果引起连锁反应，将直接威胁着日本当局。

        为了防止暴动的烈火蔓延，日本当局连夜调动了秋田县、青森县等地21000余名军警和宪兵，对逃出去的600多名中国劳工围追堵截。不久，日本军警和宪兵就把整个狮子森山包围了，但是他们还不敢贸然接近劳工队伍，因为他们知道每一个劳工手里都拿着锄头、圆锹等工具，准备拼死抵抗。耿谆老人说：“我们听见哪儿有草窠子响，就用石头往那里砸。”不敢接近劳工队伍的日本人开始开枪。李铁锤老人左眼下方的疤痕，就是当时日本人用枪打的，他抚摸着疤痕说：“就差那么半公分，如果再朝这边偏一点，就要了我的命了。”

        天蒙蒙亮时，晨雾笼罩着阴森森的狮子森山，难友们身体羸弱，又经过一夜奔波，早已疲惫不堪。这时，耿谆想让队伍到山顶以后再集结，但是山顶上已经有日本军警在喊话了。队伍无法走到山顶，就只好跟日本人搏斗了。这时，暴动发生前的几百号人，有的被杀害，有的被抓走，现在只剩下五六十个人了。

        大势已去，耿谆对身边的李克金、李光荣说：“你们各自为战吧，我要以身报国了！”他解下李克金的绑腿，迅速将带子的一头系在树上，另一头套在脖子上，用脚猛力一蹬，昏死过去。耿谆醒过来时，已经在押往花冈警察署的卡车上。日本人对整座狮子森山搜索了7天，到最后只有一个劳工没有找着，其他的全部被抓。

        日本军警把抓到的中国人用绳子捆绑起来，带到镇上的共乐广场，扒去他们身上的衣服，让他们半裸着身体，把胳膊捆在背后让他们跪在地上。整整3天，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还要忍受日本军警的殴打，广场上到处都是死人。

        耿谆老人说：“在花冈不到10个月，暴动时我们就死去了300人，暴动之后，被日本人血腥镇压，又死去了135人，合在一起是400多人。”

        这就是震撼整个日本的花冈惨案，也叫中山寮暴动。

        

阜新煤矿暴动

        “九一八”事变后，阜新煤矿完全为日本占有。据不完全统计，1934年到1945年的12年间，日本掠夺阜新煤炭3000万吨。自“九一八”到日本投降，日本人在阜新共杀害矿工及无辜百姓达7万人，杀人酷刑多达百余种。

        自1939年到1942年6月，日本就从华北地区劫掠900多万人，到东北等地从事开矿、挖煤等重体力劳动，致使其中大批人被饿死、累死或杀死。

        面对生不如死的苦难，大家的想法都一样：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一场，死里求生。

        1942年在东北阜新新邱煤矿的战俘营里，朱韬和战友们也决定奋起反抗。朱韬原是共产党抗大二分校三团二大队的政治主任教员，两个月前的1942年6月2日，朱韬在日军扫荡时被俘，1942年8月27日被押解到阜新新邱煤矿。

        日军对待劳工一向残忍，谁都不愿不明不白地死在这儿。朱韬老人说：“人间地狱十八层，十八层下面是矿工。日本人搞人肉开采，我们不愿意在这里当奴隶。于是，大家经过讨论决定暴动，当时的班长刘贵，最后一拍桌子说，我的性格就是下了决心绝不回头。”

        新邱煤矿的战俘营四周是3300伏的高压电网，四角有岗楼和把守大门的警备队，因此和监狱没有什么区别。在经过了一番计划之后，暴动时间定在9月2日。朱韬老人说：“这时，开始动员暴动，暴动发起以后大家要团结一致，同心同德，遵守纪律，服从指挥，即使剩下一个人也要斗争到底。”

        1942年9月2日，夜静得出奇，新邱煤矿战俘营里却有些沸腾了。暴动的时刻到了，大家拿起棍棒砖头，开始向敌人冲击。

        在一片忙乱中，突击队顺利砸开了仓库，大家把平时干活用的铁锹、钢钎都拿了出来，把大门两侧劳务室和警备队的办公室砸了个稀烂。但看守的警备队似乎早有戒备。敌人的枪声响了。

        朱韬和他的难友们不知道究竟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在敌人的枪炮中，主干队按照原计划往大门方向冲，却受到电网的阻拦。朱韬回忆说：“有人找来门板，在门板上铺上棉被，往上跑。”由于高压电网，试图从电网上跳出去的人，几乎全部被电死。随后，煤矿的宪兵队、警备队、矿井队陆续赶到，战俘们被迫往后退。天快亮的时候，还活着的人，终于被赶到一块空地上，暴动失败了。暴动的代价是巨大的，除了暴动时突击出去的两百多人，其他人都被捕了。日本人知道班长和副班长的名字，把他们弄到了宪兵队，后来又把他们转到锦州，最后把他们杀害了。

        被捕后，除朱韬等56人被押解到高德煤矿继续做苦役之外，其他的全部被杀。后来，朱韬和一部分工友被中共地下党组织救出，但两百多名工友却尸骨无存。面对日军的残酷虐待，越来越多的战俘营奋起反抗，即便是无声的抗议。

        日军随军记者曾经拍下一个刚刚被俘的中国战士：照片上的她努力地试图挺直胸膛，沾满泥污和血迹的赤脚，也还在用力地向前蹬，这是战士保持尊严的本能；成本华被俘时20岁，她在微笑，因为她根本不在乎背后耀武扬威的屠刀，这笑容镇定而自信，又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悲戚；还有那一群孩子，他们也是战士，面对虚伪的慈善和杀人的屠刀时，同样的冷峻而又坚决。

        生死关头，他们又有何畏惧？

        

战俘们第一个举动就是把旗杆上的太阳旗撕得粉碎

        花冈暴动失败后，耿谆被抓到了日本宪兵司令部。

        1945年9月的一天，在日本秋田县花冈町警察署，耿谆正在接受着日本宪兵的审问。

        审讯室中有5个穿便衣的日本人。见耿谆进入了审讯室，便将门关闭了。他们命令耿谆跪下，耿谆拒不下跪，而是盘腿而坐。他们中没有翻译，都用夹生的中国话胡乱地审问耿谆，边审边用木棍朝耿谆的肩背和头上打。

        “你在中国军队是什么军衔？”

        “因为吃不饱，300多人被饿死。”

        “中国政府授给你什么任务？”

        “我的军衔很低，根本够不上接受政府什么任务。”

        “是不是中国政府授给你颠覆日本的任务？”

        “不是，我完全是为拯救我们同胞的生命。”

        “暴动都与什么地方的劳工有联系？”

        “你知道都是谁下手打死了日本人？”

        “按照法律杀死人是要抵命的。”

        “我们在中山寮被虐待致死的就有300多人，由何人抵命？”

        日本人从耿谆这里问不出什么，就狠命地打他，直到最后将人打昏过去，才将他架回小囚室。

        此后，又接连这样审问了三四次，每次都问不出什么，每次都将耿谆打昏过去。耿谆头疼的后遗症，就是这个时候造成的。直到今天，他的头部还会经常隐隐作痛，脖筋扭动时还会“啪啪啪”作响。

        1945年9月11日，秋田县地方法院第三次开庭，正式判决耿谆等人。这天的法庭中，坐了很多旁听的人，还坐有秋田县律师会的两名为被告辩护的律师。

        耿谆和暴动的英雄们站在法庭中，一个个不卑不亢，昂首挺胸，面对着法官和持枪的日本人，显出一身的凛然正气。

        一名法官将耿谆等人的罪状列举之后，检查官长谷川开始宣判：

        耿谆，暴动首魁，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

        李克金，谋议参与暴动，因证据不足，无罪释放。

        孙道敦，谋议参与暴动，判十年徒刑。

        张金亭，同上，判十年徒刑。

        赵书森，同上，判五年徒刑。

        刘锡财，同上，判三年徒刑。

        刘虞卿，同上，判二年徒刑。

        刘玉林，同上，判二年徒刑。

        宫耀光，杀人，判八年徒刑。

        李光荣，杀人，判五年徒刑。

        张赞武，杀人，判三年徒刑。

        褚万斌，杀人，判八年徒刑。

        李秀深，杀人，判六年徒刑。

        判决结束后，辩护律师起身为耿谆等人辩护：“凶恶的犯罪背后有着悲惨的生活，耿谆不是出于私怨而率众暴动，杀人逃亡，他身为大队长，负有统率全体的责任。孙道敦等人也是如此，所以请求法庭予以一律减刑。”

        辩护之后，检查官长谷川当庭宣布：执行原判。休庭后，耿谆等人被狱警押回了秋田监狱。这次宣判，名为无期，实为死刑。此时，距离日本无条件投降，已经过去了26天。

        就在宣判的第二天，一个二十四五岁，穿便衣的日本青年推开耿谆牢房的门，他掏出纸笔，写下“日本败战”四个字，然后匆匆闭门而去。日本青年给耿谆写下的“日本败战”四个字，耐人寻味。不久，就有中国留学生来见耿谆，对他说：“你们在这不会太久，我们是战胜国，我们的代表团已经来到东京了。”

        日本战败的消息，终于从同胞口中得到了证实，耿谆心里高兴，不为死里逃生，只为多难的祖国终于迎来了胜利。此时在中山寮，当战俘们终于得知胜利的消息后，第一个举动就是奔到每天集合的场院上，把旗杆上的太阳旗撕得粉碎，有的人干脆放纵地号啕大哭起来。

        两天过后，沉浸在喜悦中的花冈难友，带着好吃的来看耿谆，告诉他花冈町被美国人接管了，当初那些看守压迫他们的日本人，变成了为他们服务的人，给他们运粮食等等。

        一个月后，他们终于回到了祖国，结束了他们生命中一段不平凡的苦难历程。难友们归国的景象蔚然壮观，500多人的队伍肃穆井然，沿着蜿蜒的山路曲曲弯弯，队伍前面飘扬着旗帜和白幡，队伍中不少人捧着骨灰盒，像一曲无声的哀乐，凄婉优雅。

        回国后，他们绝大部分人终生贫病交加。

        “花冈暴动是个惨案。”说完这句话，一直平静讲述的耿谆老人留下了悲痛的眼泪。

        战后远东横滨国际军事法庭认定：“花冈惨案”是日本违反国际公约迫害战俘和劳工的典型案例，河野正敏等7名日方首犯受到正义的审判——鹿岛组花冈出张所所长河野正敏无期徒刑；中山寮代理寮长伊势知得、辅导员福田金五郎、清水正夫三人绞首刑；花冈警察署署长三浦太一郎、警察后藤建藏判20年徒刑，其余人释放。据说，宣判以后由罪犯亲属发起的要求释放的签名运动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于是犯人们被释放逍遥了。

        这一切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

        早在1945年11月根据美国政府委派的赔偿顾问特使鲍莱的“临时报告”，远东咨询委员会于1946年3月制定了“临时赔偿方案”，对日本的战争罪行倾向于进行较为彻底的清算。但是，1947年1月，美国政府重新派斯瑞克赴日本进行调查，成为对日本战争罪行态度转变的开端。“鲍莱报告”和“临时赔偿方案”的基本精神是要消除日本经济中的作战力量，而“斯瑞克报告”则认为日本的作战能力已经消除，应侧重在日本经济力量的恢复。这一动向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有媒体指出，这是美国对日政策的一大转变，是“零拆和平政策”，并指责美国企图化整为零地实现对日媾和。最后的结果让人扼腕叹息：美国因自身战略利益需要，放弃对裕仁战争责任的追究，默许数名甲级战犯在战后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纵容军国主义幽灵的死灰复燃，使得战争赔偿问题遭到“腰斩”，中国劳工的权益失去了保障。

        从1952年开始，日本大馆市爱好和平的民众，将花冈暴动的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坚持每年为死难的中国劳工，举行慰灵仪式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1953～1964年，共有9批2316盒在日殉难烈士、劳工骨灰送还祖国，并被安放在新落成的天津市烈士陵园的“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内。时间又过了四十年，1987年，已是白发苍苍的耿谆老人和花冈暴动的幸存者及遗属重访日本，祭奠那些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的难友。

        在很多人心中，战俘的形象一直是灰色调的。在战争的史册上，没有人为他们写上一笔。其实，何止是被俘，即便是有一些不同于一心求死的迂回策略，也要被卫道士穷追猛打——君不见，唐将南霁云不能说破自己诈降的打算，只好托之以“将以有为也”。所以有时候毅然赴死或许还算容易的，选择活下来，才是最艰难的抉择。在我们的子民遭受侵害时，或许我们要学会宽容一些，不要用杀身成仁的圣人标准来要求所有的血肉之躯。学会欢迎战俘，是我们要补的课。

        悲剧过去，没有遗忘就是最好的纪念。保存在成都建川博物馆战俘纪念馆里的那些照片记录下了，他们最后或唯一的影像。那是一张张沉重的面孔，又是一张张不屈的面孔，他们的勇敢不会被遗忘。

        1995年6月28日，耿谆和11名花冈受难者及遗属组成原告团，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日本鹿岛公司谢罪、赔偿和建立劳工纪念馆。花冈诉讼成为战后中国受害者对日诉讼索赔的第一起案例，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

        2000年11月29日，花冈诉讼经历一审败诉后以和解告终，本案被告日本鹿岛公司发表声明，再次否认虐待中国劳工的罪行，声称应法院要求“捐出”设立的“花冈和平友好基金”不含赔偿、补偿的性质。耿谆不能接受“和解条款”，他发表《严正声明》表示：和解对耿谆无效，拒绝领取“捐出金”，并严词谴责和抗议鹿岛公司拒不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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