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

        高文彬——时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组翻译

        罗伯特·唐纳汉——时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美国检察官

        饶平如——时为第一零零军第六十三师一八八团迫击炮连二排排长

        陈海梧——时为中美混合航空联队第五大队机械师

        赵振英——时为新六军第十四师四十团一营少校营长

        杨永彬——时为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上尉连长

        吴　淞——时为第九战区总监部经理处上尉科员

        李祥麟——时为炮兵第三团一营二连连长

        

编导手记

        我很纠结。在我看完日本天皇在1945年宣读的那份投降声明的中文译文之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讲述抗战胜利那一天的事了。

        日本人真的宣布投降了么？这是我纠结的第一个问题。

        在那份终战诏书中，日本天皇对投降只字未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影像资料中，日本平民在镜头前的叩首垂泪，都只是在叹息日本天皇被迫接受了《波茨坦公告》。这种被迫，让日本人觉得屈辱，而这种屈辱，一直伴随了日本人很多年。据说在后来的每年8月15日，日本的广播电台都要播放日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的声音，日本国民也都会在那一刻停下手中的工作，面对着天皇所在的方向，低头垂泪。

        他们在纪念从那一刻开始的和平？但愿如此。

        一直以来，我们都把1945年8月21日在湖南芷江进行的受降仪式作为一个标志，好像从那一天起日军正式投降了，但从史料中看，那一天的日军投降代表并不是冈村宁次，而只是他的副官今井武夫一行人。他们也没有携带任何降书顺表之类的东西。有资料说，那一天，日本人说，我要投降了，但是，我需要派一个副官跟你们的总司令坐下来好好谈谈该怎么投降。

        10天之后，日本人在美军的军舰“密苏里”号上向盟军投降了。据说在那一天，“密苏里”号上的所有参加受降仪式的美军都摘掉了他们的军阶标识，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以军人的规格接待日本投降代表，他们不够资格。

        然后是7天之后的南京。关于那场受降仪式的记忆，赵振英老人的讲述比我在片子里面描述得更加翔实，但赵振英老人表现出的最兴奋的地方，却是他们穿着定做的马靴、马裤和崭新的美式军服，全部都是当时最好的装备。

        总是听人说，人只会关注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

        于是，我们就只能看到1945年的全民欢庆和日本人的垂泪叩首，但真正的历史是这样的么？

        我不是想清算也不是想翻旧账，只是我不想让一段片面的历史留给后人，尽管我无法将历史的来龙去脉都讲清楚。但是至少在多年之后，会有人想要弄清楚1945年的那个夏天的那场胜利。所以我把梅汝璈在日记中的那句话反复吟哦。也许很多人会忘却，也许很多人会嘲笑，但是我相信会有那么一些人记住。

        历史，不能被忘记。

        1946年5月3日，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一次开庭。由中、美、英、苏、法等11个国家的法官和检察组共同组成的这一国际法庭，即将开始世人瞩目的东京审判。中国检察组翻译高文彬坐在旁听席上，心情复杂。

        高文彬回忆：“那个地方是原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所在地，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都是这个学校出来的。战争时那地方还是日军参谋本部所在地。原来在那里发号施令，侵略别的国家，现在作为法庭审判你，有一种清算的意义在里边。”

        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中国委派法学家梅汝璈为中方法官。由11国检察官组成的委员会于当年4月29日向法庭提出起诉书。被告28人，除松冈洋右等3人已死亡或被免予起诉外，实际受审25人。起诉书控告被告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时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美国检察官的罗伯特·唐纳汉说：“法庭主要针对二战之前到二战期间日本所犯下的罪行，对日本政府高官进行审判。”

        刚刚开庭，高文彬就愤怒了——被告席上的大川周明不时大声叫嚷，干扰法庭的正常秩序。

        高文彬说：“这个人是理论家，专门写文章鼓吹日本的侵略战争，他不是部队里边的人，是民间人士。被告席一共两排，他坐在最高一排，东条英机坐在他下面，他去打东条英机的头。美国宪兵就上来把他拎走了。”

        被带走的大川周明再没有回到法庭之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团最终决定放弃对他的起诉，因为经法庭指定的医学专家鉴定，大川周明患有精神疾病。不过，高文彬心里清楚，大川周明的反常行为是装出来的，精神病是假的。“他被放出来以后，说他是装疯，美国人也晓得他装疯。”

        尽管大川周明被带出法庭的时候，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在表演一场闹剧，但在需要用证据说话的法庭上，中国检察官们束手无策。而在被告席上，其余战犯也都心怀鬼胎。曾经一手策划建立伪满洲国的土肥原贤二把自己在战争中的责任全部推诿给部下；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板垣征四郎则准备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扬言要和检察官们大战三百回合。

        高文彬说：“他们晓得不辩的话他们会死的，辩一辩可能还有活的希望，所以他们把罪名推给底下，另外就说被指控的罪行是没根据的，就是两个字：狡赖。”

        据高文彬回忆，每个战犯都有至少一名美国辩护律师，同时还聘请了2至6名日本律师，整个辩护队伍高达310人。“这些被告原来都是日本高级官员，很有钱，他们都听美国的，都请美国律师帮他们辩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时，战争已经结束9个月，被告席上的战犯们没有一丝悔意。高文彬知道，日本虽然投降了，但并不意味着战犯们一定会认罪，而围绕着受降和审判，暗潮汹涌的政治博弈才刚刚开始。

        

国共受降之争

        1945年8月15日中午12点，日本裕仁天皇宣读的《停战诏书》向全国广播：“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之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残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值得注意的是，《停战诏书》里，没有一处提到投降。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一刻，战争结束了。

        当天，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身份致电驻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示其投降应遵守的原则：“应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其现有态势，并维持其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之命令。”

        同一天，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名义也致电冈村宁次：“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

        国共两党的受降之争，其实早就暗中展开了。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8月10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其中提到“应警告辖区以内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之任何人投降、缴械”。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向何应钦送交一份受降对策：“为预防奸军（指中共军队）擅先进占城镇起见，应由统帅部先发布命令。在日本投降期间，全国各部队应绝对听候最高统帅部调遣，凡擅自行动者一律视为叛军。”在美国积极支持下，蒋介石于8月10日、11日连续发出电令，要求各战区“以主力挺进解除敌军武装”，“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但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电文却是另一番内容：“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区之部队，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管辖，勿擅自行动。”

        冈村宁次后来在回忆录中透露，他依据美国及蒋介石的意图，下令所部只向蒋军投降，不向其他抗日军队投降、缴械。

        美军进入天津、北平、秦皇岛、唐山等地，并以大量飞机、军舰运送国民党军到华北地区受降。

        日本投降后，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为中国大陆（东北归苏军受降）、台湾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应投降的日军为：华北方面军（326244人），华中第六方面军（290367人），京沪地区第六军、第十三军（330397人），广东方面第二十三军（137386人），台湾方面第十方面军（169031人），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第三十八军（29815人），总计投降兵力1283240人。投降的伪军，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统计，共计683569人。

        郭汝瑰、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中说，“国民党利用其合法地位完全垄断了受降。”

        

邵阳日军不愿缴械

        1945年8月16日，蒋介石在重庆对国人发表广播演讲，宣告抗战胜利。他说：“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这一天，湖南邵阳西郊的军营里，庆祝胜利的游行还没结束，营门外，第一零零军第六十三师一八八团迫击炮连二排排长饶平如被一位姓王的副团长紧紧抓住了双手。

        “他说，我这次去，吉凶未卜，不知道怎么样，假如我一去不回，请你帮我记上一笔我怎么牺牲的。”饶平如回忆说，王副团长要去的地方，是四五里外的邵阳城。驻守在邵阳城内的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已经与第一零零军对峙了整整两个月了。

        饶平如回忆：“军长李天霞下令让一八八团派一个信使，去告诉日军第一一六师团指挥官，让他们马上向我们投降。”

        王副团长和一个班长奉命前往邵阳城，要求日本人缴械投降。

        饶平如说：“他们找了一根竹竿，把一块白色被单扯开了，做成一面白旗。白旗在军队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投降，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军队的使者。为了比较像样一点，他们找来一匹马，王副团长骑马，那个班长举着白旗。”

        饶平如记得，从军营出发，过一座山就是邵阳城。“他们到城边了，突然之间，两旁树林里埋伏的十几个日本兵一拥而出，把王副团长拉下马来，用布把他俩的眼睛蒙住，带他俩进了城。”

        整整一夜，饶平如没有合眼，他一直在等邵阳城内传来的消息。

        “第二天，他们回来了。王副团长说，他看到有的日本军官发脾气，拿军刀在桌子上东敲西敲，嘴里叽里呱啦的，不晓得讲什么，有一个日本军官切腹自杀了。有人通过翻译跟他讲：‘你到我们司令部来过了，你看见我们的情况了，照理我要把你的眼睛挖掉，现在顾念你是一个使者，算了，你回去。我们不是投降的，不必投降的。’”

        饶平如不明白，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投降了，为什么邵阳城内的日军还是不愿缴械？

        “中国派遣军的投降，不是由于本身战败，而是随着国家的投降，不得已投降的。”冈村宁次回忆录中的这番话，是当时日军中的普遍心态。

        

芷江洽降：今井武夫没说一句道歉的话

        1945年8月21日上午，冈村宁次的代表、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乘坐冈村宁次的专机从武汉飞往湖南芷江，洽谈投降事宜。8年前的“七七”事变，时为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武官的今井武夫是亲历者。

        芷江是湘西雪峰山区一座古老小城。当年4月，为了争夺芷江空军基地，抗战中的最后一场会战——湘西会战打响，经过55个昼夜激战，日军战败，伤亡2万余人。

        这一天，是芷江人扬眉吐气的日子。时为中美混合航空联队第五大队机械师的陈海梧回忆：“住在芷江城外十多里路的人都来看，芷江机场站满了人。我们站在跑道旁边。”

        上午11时15分，今井武夫一行8人乘坐的飞机出现在芷江机场上空，机尾上绑扎了两条长达3米的红布，以示接洽投降。在日本飞机的上方，还有3架中国飞行员驾驶的战机。

        陈海梧说：“我们的飞机在上面押着日本人的飞机。到了芷江，它先在机场低空转了两圈，以示敬意，我们的指挥台叫它落地，它才落地。”

        今井武夫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描写自己乘坐的飞机：“它饱经战争苦难，不仅漆皮脱落斑驳，而且满布弹痕，越看越觉寒酸。”

        陈海梧记得，今井武夫获得批准下飞机的时候，一直低着头。“他不敢抬头，上了一辆吉普车，吉普车上插了一面白旗。”

        此时，围观人群开始骚动起来。参与受降工作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处二、三课上校课长万金裕后来在文章中回顾：“围观的群众怒不可遏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审判日本战犯’的口号，声浪高昂，响彻云霄。今井等听到如此愤怒的口号，表面佯作镇静，实际上骇得面如土色，不敢仰视，端坐车中，让大家猎取镜头。”

        今井武夫一行离开机场后，围观人群意犹未尽，索性把日本飞机机尾的两条红布扯下来，分成许多小块，每人留一块作为纪念。

        陈海梧说，从机场到洽降会场的路上，有很多宪兵维持现场秩序。“只隔大概两三丈就有一个宪兵。”

        下午3时，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肖毅肃中将代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接见今井武夫及其随行参谋二人。陪同接见的有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中国战区美国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将军。

        陈海梧回忆：“在那个礼堂里，日本人坐下面，我们的长官坐上面，要他们怎么着就怎么着，他们老老实实，没有多少话讲。”

        今井武夫呈交出日本在华兵力配备图后，静听中方以高声朗读近千字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备忘录》里一个接一个的‘投降’字眼猛烈冲击着日本代表的神经，很快，今井武夫头上冒出了汗珠，身旁的副官也双唇紧闭，如坐针毡。今井武夫后来这样描述作为投降使者的心境：‘战败的我们，犹如被一堵黑暗的墙壁隔断了前途，绝望的孤寂感和不安的心情是不能消除尽的。’”

        在陈海梧印象中，洽降仪式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整个过程中，今井武夫没有说一句道歉的话。”

        芷江洽降6天后，冷欣飞往南京，开始准备即将在南京举行的正式受降仪式。日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飞机到达南京上空，俯瞰南京全城，河山虽然依旧，却是满目疮痍，飞机场上三五破旧飞机，停于凄凄蔓草之中，倍觉荒凉。总理陵墓，别矣八年，不知尚完好否……”

        

南京受降：冈村宁次深深鞠了一躬

        1945年9月9日，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继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巡洋舰上举行之后，中国战区受降签字仪式在此举行。

        这天一大早，新六军第十四师四十团一营少校营长赵振英穿上了一身崭新的军装。一营奉命承担受降签字仪式会场警戒任务。会场内外士兵的人数与站位，是赵振英在前一天就安排好并经过再三演练的。

        “我的新军装是在南京临时做的。打仗的时候，哪会带着马靴呢？你要到这个大场合，就不能穿着草鞋或者布鞋去。”赵振英回忆说，“士兵们都戴着钢盔，背着背包，带着枪，只是子弹没上膛。这么一个仪式，好的装备都用上了。”

        上午8点50分，大礼堂里的四盏水晶灯亮起来，赵振英马上紧张起来。他看到日军的投降代表冈村宁次等7人分别从3辆汽车下来，跟在中方人员后面，“手里拿着帽子，低着头走路，垂头丧气的样子。他们不可能再趾高气扬，不可能了”。

        包括中国高级将领、盟军军官、中外记者在内的1000余人参加了受降签字仪式。

        万金裕的《日本投降和中国陆军总部受降内幕》一文描写了仪式的具体进程：

        当日8时56分，何应钦率参加受降的军官4人入场，中外军官、来宾均肃立致敬。何应钦就座于受降席之中央，其左为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校张廷孟；其右为陆军上将顾祝同、中将肖毅肃。其正中置一个时钟与一套中国文具。

        8时58分，我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引导日军投降代表等出休息室入会场至规定之位置，以立正姿势面向受降席居中端坐的何应钦上将，行45度之鞠躬。何氏欠身作答，并命坐下。日军投降代表等乃依照规定（发有“备忘录”规定），分别就座于投降席内，冈村宁次居中，面向受降席上的何应钦，举首可以望见会场上面的中、美、英、苏四大盟国国旗和巨型的金色“V”字标示（即胜利之意）。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参谋长、陆军中将小林浅三郎，总参谋副长、陆军少将今井武夫，参谋、陆军中佐小笠原清等，依次就座于冈村宁次之左侧；日本驻华舰队司令官、海军中将福田良三，台湾军参谋长、陆军中将译山春树，第三十八军参谋长、陆军大佐三泽昌雄等，则依次就座于右侧。日军投降代表共7人，均遵照《中字第十九号备忘录》之人员规定出席；均着戎装，未佩军刀。

        9时04分，何应钦命冈村宁次呈出证明文件，冈村乃取出证件，交付其小林总参谋长呈递与何应钦上将。经何氏检视后，当即将该证明文件留下，将日军投降书的中文本两份交由肖毅肃参谋长递交给冈村宁次。冈村当即起立，以双手接受，日军小林总参谋长在旁为之磨墨。冈村一面匆匆翻阅降书，一面握笔吮毫，在两份降书上签字，毫无犹豫之状，并于右衣袋中取出圆形水晶图章一枚，盖于签名之下端。此时中外记者争相摄取这一难得而瞬息即逝之镜头，一时投降代表席顿成电影机及照相机之焦点。案头所置降书和笔砚及冈村置于案上的军帽，均成为记者大感兴趣之镜头。冈村签字、盖章后，一面令其小林总参谋长将降书呈递何应钦上将，一面点头，表示日军业已完成了投降仪式。小林乃将两份降书谨慎地持至受降席前，以双手递呈何应钦上将。经何氏检视后，即在日军的降书上签名盖章。旋以其中一份令肖毅肃参谋长交付于冈村。冈村起立接受。何应钦复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之“第一号命令”连同受领证，递肖毅肃参谋长转冈村。冈村即在受领证上签字盖章，并将受领证命小林总参谋长送呈何应钦上将。至此，何应钦宣布日军代表退席。仍由王俊中将引导日军代表离座，并向何应钦上将一鞠躬，然后退出礼堂，整个仪式仅经过20分钟结束。

        亲历受降仪式，赵振英百感交集。对于一个经历过八年抗战的老兵来说，20分钟实在是太短了。尽管在仪式结束的时候，冈村宁次一行人向中国受降代表深深地鞠了一躬，但在赵振英看来，这样的歉意表达显然无法抚平八年来中国人所遭受的屈辱、伤害和苦难。

        日本人不得不承受战败的屈辱。

        冈村宁次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总是从未意料到的痛苦处境。”

        

日军战俘营墙上的“忍”字

        南京城外，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上尉连长杨永彬奉命率部接受南京城周边驻扎的日军投降。

        “日本人见到我们就敬礼，甚至又跪又拜，打了胜仗，我们真是王啊。”

        杨永彬感叹，“他们那个司令官，我们管他，他害怕我们，送我们剑，送我们照相机，什么东西都送，巴结我们，怕万一我们虐待他们。”

        原来耀武扬威的日本人，现在变得小心翼翼，杨永彬体会到了一个胜利者的快感。

        和杨永彬相比，第九战区总监部经理处上尉科员吴淞作为胜利者的感受更复杂一些。1945年9月，他随部队到了南昌。此时的南昌街头，已经看不到日本人的身影，原驻此地的日军已经被送到了战俘营里，等待被遣返回国。

        在日军战俘营检查时，吴淞发现墙上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忍”字。“刚开始我想把它扯掉，后来想，扯掉不好，像是我们怕他们似的，就没有扯。后来我看到一个日军的少佐，我要他过来，他来了，我就指着这个‘忍’字，笑一笑，说：‘你们说三个月灭亡中国，灭亡了没有？你们就是要忍，想报复，不可能。’”

        日军少佐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希望中国军队保护日本战俘的生命安全。

        吴淞回忆：“日本人的战俘营，有老百姓跑去打他们。不过，让我们派部队保护他们，等于保护敌人，我们不愿意。后来想出个办法，发一支步枪给他们，不给子弹和枪栓，让一个日本兵带着枪站在门口，老百姓不懂，不敢再进去。”

        同样是投降日军，时为炮兵第三团一营二连连长的李祥麟所见到的要顽固得多。

        “我们去接收日军的炮，一个日军大尉来了，他把炮交给我们以后，给炮敬礼。我说：‘你给炮敬什么礼？’他讲：‘这火炮大大有功。’我说：‘这火炮有什么功啊？’他讲：‘这火炮从南京一直打到武汉，出了力。’我说：‘胡扯，你们的火炮杀害我们中国多少老百姓，还有功吗？！’”

        李祥麟对日军大尉说，你们打败了，投降了。“他讲：‘我们没有打败，没有投降。’我说：‘怎么没有？’他说，‘我们是听天皇的命令的。’我说：‘你们天皇就那么傻，没有失败就投降了吗？你们好好反省一下，你们发动侵略战争，屠杀我们多少中国老百姓，这么大的罪行，你还不承认吗？！’末了，他讲了一句话：‘30年以后我们还要见面。’”

        30年以后，又过了多年，李祥麟没有再见到这个日本人。

        1945年11月17日，第一艘遣返日俘、日侨的轮船从天津塘沽港启航。此后的7个月里，分散在中国各地的310万日俘、日侨陆续被遣返回国。

        

“杀人比赛”恶魔终被枪决

        1946年2月15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开庭。1947年2月6日，南京审判法庭对南京大屠杀首犯、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进行了为期3天的公开庭审，当年3月10日，谷寿夫在南京雨花台被执行枪决。

        从1945年8月到1947年5月，中国各地共逮捕日本战犯2357名，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相继在北平、南京、上海、汉口、广州、太原、徐州、济南、台北、沈阳等地开庭，经审判，35名战犯被执行死刑，其余战犯也都得到了相应的惩罚。

        而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希望让战犯得到应得的惩罚，告慰战争中逝去的同胞，为苦难的祖国讨还公道和尊严。

        1946年6月的一天，夜已经很深了，东京国际检察处三楼档案室里的灯光还亮着，高文彬坐在两摞厚厚的日军档案后面，仔细翻检。查阅浩瀚的日军资料，已经成了翻译高文彬自愿承担的每日工作内容。

        高文彬如是回忆当时的法庭审判：“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开庭，全部被告，不管审理的这个案子跟他是否有关，都得来听。有的被告站在那里像木头一样，拿铅笔在纸上画来画去。”

        让高文彬印象深刻的一点是，“英美法系跟我国法律所属的大陆法系是不同的。在英美法系里，抓到人，先假定他无罪，然后检察官找证据证明他有罪，所以证据非常重要。”

        日本投降前，日军有计划地销毁了诸多证据，这使得检察官们调查取证的难度大大增加。为了能够搜集更多证据，中国检察组向盟军总部申请开放日军内部档案。“一些秘密文件，我们是通过特许获得的。”高文彬说。

        在国际检察处三楼档案室里，高文彬有了意外的发现。“偶然翻到了一张报纸，报道两个日本军官在南京比赛杀人，一个杀了106人，另一个杀了105人，因为他的刀砍中国人的头砍得刀口钝了，就输掉了。”

        这张报纸是1937年12月13日的《东京日日新闻》，报道中的两名日本军官一直被日本军界誉为“勇士”。“他们是犯杀人罪的恶魔，之前我们没有具体证据，到底还是查到了。”高文彬说。

        1947年初，高文彬从日军内部档案中翻出的这张报纸，被作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物证提交给国际检查组。同时，高文彬也将这张报纸的复印品寄回国内。

        1947年10月25日，“中国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将在南京进行“杀人比赛”的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引渡到中国。12月18日，两人被判处死刑。1948年1月28日，向井敏明、野田毅被押赴南京雨花台执行枪决。

        

东京审判：7名战犯上绞刑架

        1946年8月15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来自美国的传教士约翰·马吉作为检方证人出庭作证。这位曾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救助中国平民的美国牧师，将自己拍摄的总长105分钟的纪录片带到了法庭，作为重要证据当庭放映。

        南京大屠杀的真实画面，震惊世人。

        当年9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特别设立独立单元调查南京大屠杀真相。高文彬发现，来法庭旁听的日本人突然多了起来。许多日本人从头天晚上就开始排队领取旁听票，法庭附近的黑市上甚至有人倒卖旁听票。

        高文彬说，在法庭上了解了南京大屠杀的情况后，“一些日本人恍然大悟，没想到他们的兵是这样的，因为以前在报纸上看到他们的兵是最勇敢、最有能力的，结果连强盗都不如。他们完全好像从梦中醒过来一样，男的女的头都低着，感到很羞愧，觉得他们被天皇骗了。”

        在铁证面前，战犯们预感到末日将至。中国法官梅汝璈回忆：“东条死板板地像泥塑的一样，丝毫没有当年的威风和豪气。松冈洋右这小子今天面黄肌瘦，形容憔悴，胡须根本就是芜杂一团。最可怜的是南京大屠杀的总凶手松井石根。我的天，这简直是一个驯服得像绵羊似的可怜虫。英文报上说这位当年杀人如麻的大将很像一个失了业欠薪已久的银行小书记。这话再恰当没有！”

        据梅汝璈回忆：从1946年5月3日到1948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半，开庭818次，审判记录48000多页，判决书长达1218页，宣读了整整8天。

        判决的25名战犯中，东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这7个被中方要求判决的战犯全部被判处绞刑，16名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1名战犯20年徒刑，1名战犯7年徒刑。

        尽管中方对判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但在高文彬看来，这场审判仍然留有诸多遗憾，特别是日本天皇裕仁没有被送上审判席。“那时候苏联已经成为一大势力，美国政府要控制日本，就把天皇留下。”

        罗伯特·唐纳汉说：“如果让我就天皇是否有罪做决定的话，我会建议判他有罪。不过，关于是否对裕仁天皇进行审判的决定，不是我的事，是政治问题。”

        除了裕仁天皇，逃脱了战争责任的还有冈村宁次。1949年1月26日，国民政府军事法庭在上海宣布其“无罪”，释放回国。

        高文彬说：“国际法庭本来要把冈村宁次送到东京来，因为冈村宁次在华北时对八路军的情况特别了解，国民党政府就把他留下来做参谋。”

        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对持续5年之久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731部队等侵华日军在中国发动细菌战杀害中国人民这一事实，但驳回了180名中国原告向被告日本政府提出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的要求。侵华日军在中国发动细菌战之事，是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未审判的诸多遗留问题中的一个。

        高文彬认同梅汝璈说过的一句话：“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年事已高的高文彬想写一部关于东京审判的回忆录，终因一次中风而作罢，这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高文彬说：“很多时候，当我一闭上眼睛，脑中全是我所翻译的几十万字的中国人的血泪证词。历史不能被遗忘，是的，绝对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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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缴械统计

        到1946年2月，绝大多数侵华日军缴械完毕。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统计，收缴的日军主要武器装备有：步骑枪685897支、手枪60377支、轻重机枪29822挺、各种火炮12446门、战车383辆、装甲车151辆、军用汽车（包括特种车辆）15785辆、军马74159匹、飞机1068架（可堪用者291架，待修者626架，不堪用者151架）、军舰26艘（每艘90吨至1000吨），另有快艇、炮艇、潜艇计29艘。以上不包括伪军的武器装备（大多数伪军转为国民党军，仅少数缴械）。

        

汉奸受审

        南京受降仪式结束后不久，汪伪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梅思平等成了国民政府逮捕的第一批汉奸，抓捕和审判汉奸的大幕由此拉开。梅思平最终成为南京第一个被枪决的大汉奸。从1945年9月到当年底，全国共有4692名汉奸受到审判，得到应有下场。

        8年抗战

        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

        1亿多人民妻离子散

        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超过6000多亿美元

        如果你被这些可爱的老人感动，别忘了，这只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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