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
洪 戈——时为中央党校学生
朱育理——时为延署分区干部子弟小学学生
阮崇武——时为延署分区干部子弟小学学生
任 湘——时为陕甘宁边区师范学生
任远志——时为延安中学学生
于 蓝——时为延安鲁艺学员
李长华——时为八路军留守兵团烽火剧团演员
陈祖涛——时为延安保小学生
彭祖禄——时为延安青年干部学校儿童班学生
曾宪林——时为延安保小学学生
王敏清——时为延安鲁迅小学学生
苏 菲——马海德夫人，时为延安鲁艺学员
何理良——时为军委俄文学校学员
项苏云——时为延安保小学生
李宝光——时为延安中央党校二部学员
编导手记
有些故事没在节目里说。
当年在延安，女同志少，男同志多，许多领导干部到了延安，需要成家或者重新成家。很多女学生因此成了被追逐的对象。学校门口总有男同志在那里等着，他们很直率，见面就问：结婚了吗？有对象吗？跟我好吧。可惜有些干部是农民出身，与女学生结婚后无法互相适应。大老粗哪能理解知识分子的浪漫？类似的场景，前几年的热播剧中，石光荣和禇琴的婚姻便是一个例子。这就造成了一些悲剧。当然也有幸福的，干部里也有有文化的。我们不必抱怨时代的荒诞。时间是一个伟大的教师，长期的共同生活会让具备不同价值观的人学会忍让和理解，并在冲突和摩擦中不断地贴近对方。这里不讲阶级，只讲两颗心的消融与一个家庭的缔造。
几乎每个受访者都提到了当年流行的一个笑话——女学生说：“今晚的月色真好啊，我们去赏月吧。”丈夫说：“一个大月亮有啥好看的？警卫员，提个马灯陪她去看吧。”这个笑话很可能是真事，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提到过，可见这种情况是多么普遍。
当然也有聪明的，比如那个叫苏毅的女孩，她坚持要找一个有文化的干部，结果很幸福。可惜很多女孩没有这么幸运，不够聪明，或者身不由己。
在延安长大的孩子对延安都怀有最美好的感情，实际上这种感情是对少年时代的留恋。我一直很喜欢郑律成的《延安颂》这首歌，特别美好。做了这个故事之后，研读了一些资料之后，我的心情似乎有了变化。
不过我依然喜欢《延安颂》，依然愿意相信它的美好，毕竟，作曲家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是怀着真诚的美好的浪漫的憧憬。这歌属于艺术的范畴，而艺术，是可以不朽的。
山间的“高楼”
这首名为《延安颂》的歌曲诞生于1938年。在当时，大批革命志士受到这首歌的激励，为了追求崇高的革命理想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在投奔延安的队伍中，有很多孩子，他们有的是中共高层、军队和地方骨干的子弟，有的是革命烈士的后代，还有一些从四面八方投奔延安的普通少年。
那些在延安度过年少时光的人，拥有让当时很多人羡慕、让他们自己无限感慨的一段记忆。在这段记忆里，虽然生活是艰苦的、学习是紧张的，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延安在他们脑海里的形象：延安的天空又蓝又高，延河的水又清又甜，窑洞里特别温暖，宝塔山无比巍峨。
宝塔山是延安城的标志，当这些孩子们走在去延安的路上，离得很远就能看见它。而清清凉凉的延河水也永远印刻在了孩子们的童年记忆中。那时的延河水清澈透底，可以在河里边洗澡、游泳。春天的延安是最美的，红色的荞麦花开遍山野，把延安装扮成了真正的红色圣地。
窑洞，这一在陕北非常普通的住宅，在第一次来延安的孩子们的眼里却是异常新奇的。
任湘是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师范学生，他是在晚上到达延安的，当家家户户亮起灯火时，映入他眼帘的是一排一排的延安窑洞，看起来就像一座座高楼。他忍不住惊叹：“哎呀，延安有这么多大高楼啊！”有人在旁边听了他的话，笑着说：“傻孩子，这是窑洞。”
任远志是任弼时的女儿，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她也是第一次来到延安。在她以前的想象中，窑洞就是人们在山上挖的一个洞，人能够爬进去睡觉就可以了。结果到延安以后，看到真实窑洞的任远志，才知道窑洞根本不是她想象的那样。窑洞其实和房子一样高、一样大，里面能够放床、放桌子，也有门和窗。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延安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人人心中都充满了幸福感和快乐感，每天延安的每一个山沟里都有抗战的歌声，歌声非常抒情、非常美，虽然当时的生活环境非常艰苦的，但是心里却不觉得苦。
蛋壳里的“墨水”
根据地的条件很艰苦，填饱肚子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困难的时候，一个人一天三两小米，三两小米熬成粥灌都灌不饱，主要还是靠野菜。最好的伙食也就是大米、面条和菜一块儿煮出来的糊糊。那时候要想吃点肉，可真是不简单。
那时候的人们普遍都营养不良。大人们凑合着吃，保育院和保小的孩子可不能饿着，他们长大了还得建设新的国家。宋庆龄捐款在香港买了肉送到延安，党的领导决定自己不吃，送给保小的学生们吃。孩子们一个星期有两次能够吃到馒头和肉，所以那时候的孩子们总是盼望时间能过得快点，这样就又能吃到那难得的馒头和肉了。
这里不仅是食物缺乏，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也很缺乏，比如说衣服。很多人就是一身棉衣，白天穿着晚上用来盖着取暖，根本没有换洗的衣物。虱子也就无法遏制地变得到处都是。其实，灭虱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常洗澡常换衣服，但这在当时物质匮乏的延安恰恰是最难办到的。抓虱子成了孩子们常做的功课之一。当时孩子们的被子上、床上到处都是虱子卵，身上总是痒，所以只要一出太阳，他们就脱掉衣服用指甲挤虱子。很多孩子的头发里都生了虱子，不得已也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把头发剃掉了。
1939年，为了巩固根据地，毛泽东号召大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部队、机关、学校，全民都参与到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在农业、工业、商业中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王震率领三五九旅让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通过大生产运动，抗日根据地实现了粮食、蔬菜的自给，根据地军民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延安的孩子们都很乐意参加劳动。大人们大规模地开垦农田，孩子们就成群结伴地一起到山上种土豆等蔬菜；大人们不论男女，一个人一个纺车，在那儿整天地纺，孩子们也跟着大人们一起做。
没有地方住的时候就自己打窑洞，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就自己动手生产。艰苦的环境，不仅是生存面临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是到延安要过的第一道关，是极有意义的考验和革命洗礼。艰苦的劳动，换来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变化。对于很多那时候在延安的孩子来说，他们得到的更多的是一种一生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那是一种最朴素的自力更生的精神，是一种最坚定的革命信仰。
在劳动中得到锻炼，也要在文化上进步提高。延安的学习气氛非常浓，大家一到延安就要求多学东西，学好了以后去抗日、去建设新中国，这是延安当时的教育目的和方针，也是大家的共同目标。
在延安，年龄小的孩子进了保育院，大点的进小学，再大点就上中学，中学上完了还有大学，比如抗大。
抗战前夕，为了大规模培养干部，党中央决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这是中共在抗战时期开办最早也是最有名的两所学校之一，是当时中国军政最高学府。毛泽东为抗大题写了8个字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并且经常和朱德等去为学生讲课，很多著名的理论文章都是在抗大讲课时诞生的。
抗战8年间，抗大陆续培养出了20多万名党政干部。
延安培养出来的人才就分散到各地，走到了抗日的最前线，在军队、教育、卫生等很多方面都充当了中坚力量，为革命的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诗人何其芳在一首诗中描述了青年们当时在延安学习的情景：
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
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
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在延安学习的环境是非常艰苦的。当时没有印刷的课本，都是老师手写的讲义，刻成蜡版后油印发给大家。当时也没墨水瓶和笔，任远志老人回忆说：“我们就在鸡蛋壳上挖个小口，再用点黄泥把鸡蛋壳包在中间，里面放墨水。我们的蘸水笔，就是把高粱秆的尖用线捆上，然后就用它写字。”
课本纸笔都有了，可以开始上课了，课本的内容很丰富，政治、语文、数学样样都有。
那时的学习内容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目标性，例如当年语文课本里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人皮》，作者是艾青
敌人把她处死了，剥下来她的皮，
为的是恫吓英勇的中国人民，中国人啊，
今天你必须把这人皮当作旗帜，
让它在你最鲜明的记忆里，唤醒你，
万恶的日本强盗曾经给予我们民族，
以亘古所未有过的掠夺、奸淫和杀戮。
孩子们珍惜学习的机会，在学习的潜移默化中都知道自己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为抗战学习，为建设新中国学习。
延安是个大熔炉，孩子们绝不是生活在安逸中的，尽管他们得到了大人们尽可能多的保护，但他们的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的影响，他们都能感受到所处的是战争年代。
抗日根据地一天天发展壮大，让敌人感到了恐慌。
从1941年开始，日军集中大量兵力，对根据地实行疯狂扫荡。而反扫荡的斗争也在不懈地坚持，为了战斗的需要，延安的部分中学被改建成医院，学生们就变成了护士，在她们眼里，前线负伤的战士们很勇敢。
任远志当时也变成了一名护士。有一次，一个战士的整个左手掌都被炸没了，任远志帮他消毒、给他敷药。可是当时没有麻醉药，那个战士疼得手一缩一缩的，但是他很勇敢，没哭也没叫。战士治好了伤又上前线打仗去了。
他们中的很多人，再也没能回到延安。
近距离的接触给孩子们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这些勇敢的战士让孩子们难以忘怀，在战争的洗礼中，孩子们正努力地学习，迅速地成长。
孩子们眼中的领袖
1938年5月，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写下了《论持久战》，确定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这些文章大家都得学习，不过他们更愿意面对面听领袖讲演。因为中央领导在那里经常讲课、做报告，直接听到他们讲话，那种感觉和读课本是不一样的。人们爱听领袖讲演，更盼着近距离接触领袖本人。那时，在延安见到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这些大人物并不是什么难事儿，特别是孩子们。
陈祖涛就曾经到过毛主席窑洞，见过毛主席，他笑着说：“当时，我还看到李敏，她很小，还在地上爬。”任远志老人称呼毛主席为“毛伯伯”，在他的记忆中，毛主席喜欢躺在他的躺椅上看文件、报纸，有时候也出来走一走。时为八路军留守兵团烽火剧团的演员李长华刚到延安时还是个孩子，但他至今还记得那次和毛主席见面时的对话。那一次，毛主席问他：“你是哪里人啊？”李长华说：“我是陕西商州人。”毛主席问：“你知道李自成吗？”李长华回答说：“不知道。”毛主席又问：“李闯王呢？”李长华立即回答说：“哎！李闯王我可知道。”毛主席笑了，说：“哎，小鬼啊，闯王和李自成是一个人，你们家乡曾经是他的根据地。”李长华惊奇地感到毛主席学识真广，当时的他对毛主席佩服得五体投地，并牢牢地记住了毛主席的话：“多读一点书，知道的事情就多一点。”
朱总司令威震四方，他指挥八路军打了好多胜仗，建立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可是在孩子眼里他是另外一个样。任远志说：“朱总司令就是像个老爸爸似的，他很爱孩子，见到每个孩子都喜欢抚摸抚摸头，问一问情况。比如我刚到延安的时候，他见了我就问，你是谁的小孩啊？你是从哪里来的啊？他平常见了我们也是特高兴，还教我跳舞呢，我不会跳交际舞，都是他教我的。”
有段时间，领袖们在同一个大窑洞里办公，他们时常对着地图，彻夜讨论前方的战役，任远志帮他们抓蚊子和臭虫。她回忆说：“像周（周恩来）伯伯也爱开玩笑，我摔倒了以后，他就说，哎呀，这下糟糕了，这下我们损失大大的，没人给我们消灭‘飞机’和‘坦克’了（飞机指的就是蚊子，坦克指的就是臭虫）。”
陈祖涛说：“刘（刘少奇）伯伯对小孩很温和，从来不提高嗓门。陈祖涛跟刘少奇的孩子是同学，他总问刘伯伯，刘允斌（刘少奇的长子）哪里去了？刘爱琴（刘少奇的长女）哪里去了？什么时候能和他们见面，跟他们一起玩啊？”
当时还小的他们并不知道，躺椅上气定神闲的毛伯伯、和蔼可亲询问小孩子的朱总司令、经常开玩笑的周伯伯、温和的同学父亲刘伯伯，正指引着千军万马的战斗，为中国的未来殚精竭虑。
文娱生活支撑着艰苦的延安
在延安，还能看到不少高鼻子的外国人。孩子们都知道，像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这些人都是不远万里来帮助中国抗战的。
陈祖涛还记得，他小时候牙齿不好，当时给他补牙的就是马海德，就在宝塔山底下马海德的医疗所里。在延安，马海德医生爱上了中国姑娘苏菲，每个礼拜六他都骑着大马，去接心上人。他一只手把苏菲抱在怀里，坐在他前头，一只手骑马，就像西方的牛仔电影、西部片似的，也不管在当时那个年代的延安，这样的举动有多么的招摇显眼。
在延安的外国人让孩子们渐渐感到熟悉，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乘坐飞机来到延安，这回孩子们见到了更多“高鼻子”。但是飞机没有合适的停靠地点，于是，中央动员延安的军民抢修飞机场，连小孩都参加。一块修机场的还有日本人，这些日本人，主要待在日本工农学校，学校就建在宝塔山下面的窑洞里。这个学校的学员是日本战俘，还有一部分赶到延安的日本共产党人士，来帮助教育、改造这些日本战俘。延安对这些战俘实行优待政策，每天都能吃到大米白面，而延安的中国人当时的饮食之艰苦在前面已经提到了。这样的待遇让这些战俘很受感动。日本人喜欢打棒球，孩子们觉得很新奇，总是跑到河滩上看他们打球。日本人也喜欢中国小孩，经常和这些孩子交流。中国小孩教他们说中文，他们教中国小孩唱日本歌谣。
延安模式：“爱我就结婚”
孩子们可不会像日本人那样打棒球，他们有自己的游戏，比如弹球。那时候没有玻璃弹珠，孩子们就在延河边上捡石头，把石头磨成圆球用来玩。夏天，孩子们最爱去的地方是延河，在河里可以游泳，也可以洗澡。洗澡时，先把衣服脱下来洗干净晒在河边，然后下水洗澡，洗完了，衣服也干了，穿上就走了。所有人都是这样，所以男女不能在一块儿洗澡，是分段的，女同志在这段，男同志就在那段。
孩子们白天游完了泳，晚上还能看到精彩的文艺演出，比如《白毛女》、《黄河大合唱》，还有话剧和京剧，这些节目不但在延安演，也在抗日前线演，鼓舞着战士的斗志。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号召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全兵服务，演出场所先得贴近群众。一般是找个空地，比如打麦子、晒麦子的麦场，或者河滩地、荒地，大家在那儿一坐，开个场子就开演。《兄妹开荒》、《夫妻识字》都是在那种情况下演出来的，很多人觉得，如果真把它放到舞台上，还没什么看头，但是大家围成圈那么一打，还挺好玩。
从1943年春节开始，秧歌也在延安时兴起来，因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小战士李长华很喜欢节日里的延安，一到春节，或者其他节日，延安就非常热闹，大家搭好场子，人围坐好了，就开始表演。那时候农村的秧歌队，各个剧团组织的秧歌队，都来跳大秧歌。
通俗易懂的秧歌剧，让老百姓对胜利充满了信心。除了扭秧歌，跳交谊舞也是延安重要的文娱活动。跳舞是大人的事儿，孩子们喜欢在一旁观看，领袖在场的时候，大家的情绪更高涨。何理良曾经和毛主席跳过舞，她回忆说：“毛主席腿很长，当时我的个子很小，他跳舞都是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就像我们的山东战役，七战七捷，结果我要踮起脚尖来才能跟得上。”
舞场上，漂亮的女同志常常引人注目。当时还是小孩的阮崇武，在一旁看着大人们跳舞，他也记住了那些漂亮女兵的模样。她们穿的也是军装，但就是瞅着比较特殊。人家系个皮带，领子开个衩，头发梳得比较整齐，或者弄个大马尾辫。
根据地的工作学习很繁忙，谈恋爱也要争分夺秒。当时，延安有个女子大学，每个礼拜六都有很多男同志在门口站岗。任湘老人说：“出来一个女同志就直截了当地问，你有对象吗？那时没什么可隐讳的，直接问，爱我吗？咱俩结婚吧！”那时在延安结婚有一个特点，速度都很快，不能夜长梦多，因为女同志少，男同志多。
延安的婚礼十分简朴，何理良跟黄华结婚时也是这样。何理良是军委俄文学校的学员，她结婚的时候，俄文学校俱乐部主任在桃园组织了一个舞会，平地里点上一些马灯，大家跳舞，一面吃花生、枣子，就算是庆祝何理良和黄华的婚礼了。结了婚也没时间享受家庭生活，前方的战斗正等待着他们。
如果没有乐观主义的文化娱乐生活，就很难在那个艰苦的条件中维持下去，靠什么力量维持？就是靠这种革命的精神，革命的乐观主义。
重逢的喜悦和永别的悲伤
1945年8月，八路军对日军展开大反攻，黎明前的战斗打响了，大人们更加忙碌，有时候忙得顾不上自己的孩子。与久别的父母团聚，成了孩子们最盼望的事儿。
朱育理在战火中与母亲失散，他们最终在延安的窑洞里重逢。朱育理老人回忆说：“我一开门，就看见了她的侧影，在那儿纺线。妈！我就这么一叫，她回头一看是我，就愣了。她没想到是我，过来拽住我就哭。”
任远志从小没见过父亲，母亲生下她就被关进敌人的监狱，十五岁时她来到延安，第一次见到了父亲任弼时。父亲拄着拐杖，戴着黑边眼镜，任远志立即跑过去搂着父亲的腿，却怎么也喊不出“爸爸”来。任远志老人说：“因为从小没有喊过爸爸妈妈，就搂着他很久说不出话来，就是太高兴了吧，流着幸福的眼泪。”这位慈祥的老人每每想到此处，片刻心酸涌上来，都忍不住又要掉下眼泪。
延安见证了久别重逢的喜悦，也目睹过与亲人永别时孩子眼中的悲伤。1942年，十五岁的任湘转眼间失去了父亲，大人们说他是累病的。虽然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但是父亲逝世的一幕，依然不能减轻任湘老人的痛苦，他说：“我托着父亲的时候，我就……真是非常……太难受了，那会儿他才40多岁呀。”任湘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只有五个年头，在延安，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
那些孩子，父母在前线的非常多，有好多孩子经常得到消息，父母牺牲了，或者是下落不明。
艰难的日子总有尽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天延安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8月是延安最暖和的时候，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人们敲锣的、打鼓的，有些人把自己生产劳动时用的纺车都烧了，把棉衣、棉被都拆了，掏空了里面的棉花，用来扎火把。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孩子们陆陆续续离开延安，开始了新的生活。阮崇武说：“被子打个背包，在背包上插两只鞋。还有个小挎包，小挎包里放着自己的笔、小烟袋、茶缸，就这点玩意儿，没什么东西，所以走的时候呢，咱们也都是轻装。”他们的行李跟来的时候一样简单，又似乎多了些什么。
《延安颂》的歌声再度响起，新的生命在延安出生，幼稚的孩子慢慢长大，大人们经过洗礼变得更加成熟。
很多年过去了，顽皮的孩子已变成慈祥的老人，有些记忆慢慢不再清晰，可是延安的一切都历历在目，高高的宝塔山，清清的延河水，温暖的窑洞，长眠在那里的亲人，它们躲在年少青葱的回忆里，永远不会变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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