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

        杨光荣——时为第五军四十八师战车防卫炮营四连连长

        卢庆贻——时为第十军军部电台报务员

        彭忠荣——时为第十军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迫击炮连连长

        彭忠志——时为第十军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少尉参谋

        吴荣凯——时为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一六九团文书

        钱庆杰——时为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迫击炮营一连连长

        吴　淞——时为第十军第三师观察员

        罗立三——时为第十军野战医院护理长

        肖　光——时为第十军军医处主任医生

        

编导手记

        晚年的时候，衡阳保卫战的中国守军主帅方先觉曾经说过：“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当年没有死在衡阳！”临终前，方先觉留下遗言：“我对得起国家！”

        衡阳保卫战，是中国八年抗战中，被誉为可以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相媲美的城市争夺战。但是，作为一个湖南人，我以前却不曾知道这样一场战争的存在！

        杨光荣，我的采访嘉宾，衡阳保卫战的亲历者。1942年，中国远征军远征缅甸。几个月后，10万远征军大部分死在异国他乡。杨光荣是为数不多穿越缅甸野人山，并顺利回国的人之一。

        两年后，1944年，杨光荣与17000余名中国将士共同守卫衡阳。这一战之后，守城将士只有2000余人活着离开了衡阳。杨光荣又一次幸运地活了下来。

        从衡阳活着出来之后，刚回到广西桂林的杨光荣又马上加入了广西会战的战斗中。广西会战之后，随部队到云南时，杨光荣又参加了中国军队的第二次远征。

        1945年8月15日，杨光荣很幸运地看到了抗战胜利的这一天。

        1949年11月，驻守在四川的杨光荣随部队起义。不久后，刚加入解放军的杨光荣又跟随中国人民志愿军远赴朝鲜作战。数十万将士埋骨他乡，杨光荣却再一次活了下来。

        当年征战沙场的杨光荣，如今已经91岁高龄。在河北邯郸，杨光荣是仍健在的为数不多的90岁以上高龄的老人之一，绝大多数人，见到他都会尊称一声“杨老”。不过，不为人知的是，由于他参加起义的时候是1949年11月，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一个月，所以杨老现在只能拿着1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幸好他的身体一直很硬朗，并不需要太多的医疗费用。

        采访杨光荣时，由于时间限制，杨老的许多故事还没来得及具体讲述，我们便不得不匆忙结束。这时，老人非常不高兴，老人说：“你们是来找我问问题的，我还有许多内容没有给你们解答，你们就要走了，这像什么话？我当年打仗都没有这么着急，你们着什么急？”

        为国效力，出生入死十几年，多少兄弟在身边倒下，其中的酸甜苦辣，老人是第一次向外人诉说。老人要的不是炫耀，不是赞颂，只是想要一次倾诉！

        也许我们都知道八年抗战，知道抗战中的许多将领。但绝大部分人并不知道中国人到底是怎样抗战的，对于那些真正参加抗战的人来说，那又意味着什么。方先觉说：“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当年没有死在衡阳！”但是，英雄是否就必须要死呢？

        为什么要抗战？抗战，是为了民族的生存，是为了后人更好地活着！那些为了民族大义舍生忘死，而又幸运活到现在的人，是否更应该更好地在这个国家活着呢？

        个人认为，像杨光荣一样的老兵，虽然他们没有赢得英雄的称号，但我相信，他们绝对可以和方先觉一样，说出那一句：“我对得起国家！”

        但是，我们的国家，是否对得起他们呢？！

        1944年6月，算起来，第五军四十八师战车防卫炮营四连连长杨光荣已经在军中闲了一年多。

        “现在提起战争，我都害怕了。以前年轻的时候不害怕，打就打吧，拼命就拼命吧，打死就打死吧，为国尽忠，效命疆场，这年轻人应当的嘛，那怕什么？”60多年后，耄耋老人杨光荣说。

        1942年，杨光荣随中国远征军第五军二零零师穿越缅北野人山，幸运地活下来。这一年多，他渴望着再上战场跟日本人干。

        此时，任务来了——保卫衡阳。

        1944年4月中旬，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中方称为豫湘桂战役）。日本学者原刚解释：

        所谓一号作战（亦称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是指在太平洋方面战况逐渐恶化的情况下，在1944年4月中旬到1945年2月上旬期间，日本军队为了消灭对日本本土存在空袭危险的在华美军空军基地，以及打通从华中地区到法属印度支那的大陆交通线，在纵贯华中到华南的京汉线、粤汉线、湘桂线等沿线各地，实施的日本陆军史上最大规模的作战。

        此次作战，日本投入了相当于当时中国派遣军62万的约80%兵力，即50万人（总共20个师团）参加，马匹约10万匹、汽车约1.5万辆、火炮约1500门，战线是从中国大陆河南省的黄河，经由湖南省直到广东、法属印度支那边界，纵贯约1500公里的大规模作战。

        1944年4月17日夜，日军在开封方面渡过黄河，19日占领郑州；5月1日，日军攻陷许昌，25日洛阳失陷。

        5月下旬，日军以14个师团的兵力发动湖南会战。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4个集团军（共15个军）另2个军共约40万人，在空军（飞机181架）、友邻战区支援下，以一部依托湖北通城东南山区、湖南新墙河南岸、沅江和益阳地区的既设阵地，节节抗击，消耗、迟滞日军；主力分布于浏阳、长沙、衡阳及宁乡等要地，相机歼敌。

        6月2日，军事委员会致电第九战区：“饬薛长官转各总司令、各军长、师长，上下一致，争取最后胜利。并规定凡命令固守地点，不得擅自撤退，违者照连坐法治处。……令固守长沙（岳麓山）、浏阳、衡阳三要地。”

        6月14日，日军占领浏阳；16日，日军对岳麓山及长沙市发动总攻，18日15时，长沙失陷。随后，东、西、中路日军从三面包围了衡阳。

        衡阳位于湘江中游，城东端紧临湘水西岸，系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的交会点，是第九战区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防守衡阳的部队为第十军，下辖第三师、第一九零师及预备第十师，另外还配属有暂编第五十四师（欠2个团）及第四十八师的战防炮营、第四十六军的1个山炮连和第七十四军的野炮营。防御部署是：第三师防守衡阳西北部，预备第十师防守衡阳西郊，第一九零师防守衡阳南郊，暂编第五十四师防守衡阳北郊。

        杨光荣本来是被调去守长沙的。“九战区没有我们这种炮，长沙、衡阳不靠近湘江嘛，兵舰能过去，坦克能过去，他们就向大本营打电报申请，要这种炮，一查，驻在云南的部队有，就把我们调到长沙去。”

        6月19日，赶了7天的路，终于到达长沙城郊的时候，杨光荣忍不住骂起人来——长沙已落入敌手。

        杨光荣回忆：“我到九战区的指挥部去报到，他们说：‘你赶紧到第十军报到，第十军守衡阳。’我就赶紧去了衡阳。”

        

决心死守“小上海”的“泰山军”

        衡阳城内，两个多星期前，第十军军部电台报务员卢庆贻已经开始把电台之类的设备往中央银行的地下室里运。

        卢庆贻回忆：“地下室全部是钢板防护，不管炸弹还是炮弹，都没有妨碍。军司令部同我们电台隔得不远，军司令部都在地下室。”

        休息的时候，卢庆贻登上中央银行的楼顶平台，他看到，30万居民正在紧张迁移。

        为了备战，军方决定“衡阳空城”。时为预备第十师师长的葛先才在回忆录中说：“要求城厢内外人民一律撤退不可留下一人，以免伤及无辜百姓。”他写到百姓逃难时的景象：

        东西两站人山人海，扶老携幼、肩挑手提，大人喊叫声，小孩啼哭声，一片混乱凄惨景象。还有孩子多、所携之物较重者，挤不上车，坐在路轨旁，露宿餐风，等待下一空列车到来。车站轨道上，经常停有七八列载满人群列车，等待开出。

        不但车厢内挤满了人，车顶上亦有人满之患。远处望之，有如一条条死蚯蚓爬满了蠕动着的蚂蚁，惨不忍睹。列车出站入站三昼夜不停，庆幸于敌人攻击之先三天疏散完毕，大家才松一口气。

        夜晚，衡阳渣江镇逃难的人群中，一对父母拉扯着一个6岁女孩逃向山中。这个女孩就是后来成为作家的琼瑶。45年后，在自传体小说《我的故事》中，琼瑶回忆：“一路上，遍是荆棘和杂草，天亮的时候人们发现，自己的家园已经被烧成了平地。”

        卢庆贻说：“坚持要老百姓离开，一个是怕伤害他们，再一个也怕汉奸混在百姓里头搞鬼。”

        出城的人群中，有一个名为彭忠志的年轻人却急着进城。

        彭忠志回忆：“那时我为什么要到衡阳去？学校停课了，我哥哥彭忠荣是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迫击炮连连长，驻在衡阳，我去他那里看一看，不晓得要打仗了。”

        从小崇拜哥哥的彭忠志没想到这一去就留在了部队。彭忠荣承认：“他去部队受我的影响。”

        彭忠志说：“我到了部队就对哥哥说：‘我留下来做事可以吗？’他就跟团长讲：‘我弟弟在学生会搞宣传工作，会画，会写。’团长就让我帮他们写标语，比如抗日必胜、还我河山。”

        这个成天乐呵呵写标语的新兵，还无法想象这座城市将经历一场怎样的血战。

        到了衡阳的杨光荣对这座城市印象深刻：“当年衡阳相当热闹，两个汽车站，还有个飞机场，能同时起飞6架飞机。”

        战争爆发后，上海、汉口等地工厂搬迁到衡阳，加上原本就发达的工商业，1944年的衡阳，被称作“小上海”。时为预备第十师三十团三营副营长的蒋鸿熙在回忆录中写到战前的衡阳：“多么繁荣的市面啊！真是车水马龙，百货俱全。我找不出什么适当的词语可以形容这热闹的场面，只可以套用两句话来包括：‘目不暇接，惊心荡魄’。”

        早在“一号作战”之前，毛泽东就认为，从战略上看，衡阳远比长沙重要。不过，驻守这一重镇的第十军，却面临兵力不足的窘境。

        1943年11月，被称为“虎贲军”的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8000多人，被日军3万多人围在常德城，经过16个昼夜的血战仅剩300余人，师长余程万发出最后一电：

        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指挥官、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

        时为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迫击炮营一连连长的钱庆杰回忆：“当时常德城实际上已经被破掉了，外围友军无法赶到。我们迫击炮营营长牺牲了，二连、三连的连长都牺牲了，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了。算了，大家集中起来突围吧，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常德完了。”

        常德失守后，余程万率104人突围。

        时为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一六九团文书的吴荣凯回忆：“突围后，师长召集参谋部主任、指挥官和4个团长开会，商量如何应付当时的局面。”

        此时，援军第十军经过百余里急行军，在常德以南的德山和日军激战，伤亡惨重。时为第十军第三师观察员的吴淞回忆：“死了1400多人。”

        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因此战获得蒋介石赠匾，题词“忠义表天地”。不过，面对惨重牺牲，方先觉高兴不起来。

        方先觉之子方略说：“预备第十师师长孙明瑾阵亡时，我父亲派人去找他的尸体。找到之后，就从常德运到衡山那座大庙。我看到我父亲大哭。”

        方先觉在孙明瑾灵柩前宣誓：“杀尽日寇为死难军民报仇。”

        常德保卫战结束半年后的衡阳，方先觉可以兑现他的誓言了。

        1944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正值衡阳开战前夕，蒋介石夜不能寐，凌晨1点起床祷告。他知道，常德一役后，第十军的损失尚未补充完整，所辖3个师9个团中，第一九零师仅有一个团比较完整，其余两个团只有干部没有士兵，第三师有一个团尚在衡山附近，实际守城部队只有17000多人。而攻城的日军第六十八师团、第一一六师团以及配属的炮兵联队，共55000人。第十军在如此悬殊的实力对比下，令人担心。国民政府军令部报告上说：“衡阳已在日军严重威逼之下，第十军力量低劣，日军若一进攻，必与长沙结果一样，只能守3天。”

        不过，方先觉没这么悲观——第十军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的“泰山军”荣誉称号。方略说：“第三次长沙会战，第十军坚守阵地，稳如泰山嘛，成为‘泰山军’。”

        方先觉抱定死守决心。衡阳城防原有工事是为4个军兵力设计，防御线因此收缩。衡阳城东、城北靠水，城西池塘较多，不利于日军战车推进，方先觉将重兵集中在城南和城西南的丘陵地带，修筑了坚固的防御战壕。每个丘陵据点都构建交叉火力网，可随时互相策应。

        彭忠荣回忆：“衡阳的工事，前面坑，后面机枪阵地，再后面步枪阵地，这么一层层，工事相当好。”彭忠志也说，“那工事确实修得好，地道战一样的，交通壕这里通那里，上面是钢轨、沙包这些东西，下面都是大洞。”

        杨光荣记得，丘陵底部都被削成了至少四五米高的断崖。“削得跟墙一样，直上直下，敌人爬不上来”。

        断崖上隐藏着手榴弹投掷点。“在那种情况下，丢手榴弹比步枪好得多。”彭忠志说。

        开阔地上铺满参天大树做成的鹿砦，有交叉火力网覆盖。杨光荣说：“在那里，你就没有地方可退了，只有跟敌人拼。那时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啊。”

        6月21日夜，蒋介石给方先觉打电话。蒋介石说：“此战，关系我抗战之大局，盼你第十军全军官兵，在此国难当前，人人发奋自勉，个个肩此重任，不负我对第十军期望之殷。我希望你第十军能固守衡阳两星期，但守期愈久愈好，尽量消耗敌人。”

        方先觉答：“本军不惜任何牺牲，战至声嘶力竭死而后已。堪以告慰委员长者，据近日来的观察，全军官兵无一人有怯敌之色，人人喜笑颜开，努力构筑工事备战，斗志极为高昂，未将即将来临之恶战放在心中，现在厉兵秣马，准备与敌决一死战。”

        蒋介石在电话中连说三个“很好”，还说：“你好自为之，祝你一战成功。”

        

第6天：“方先觉壕”

        6月28日，衡阳保卫战第6天。

        6天前，6月22日，日军飞机首度轰炸衡阳城，湘江两岸市区起火。当晚8时，日军第六十八师团进抵衡阳东郊泉溪，第一九零师驻耒水东岸的警戒部队与日军交火，衡阳保卫战打响。

        6月23日，日军第六十八师团欲强渡耒水，被守军击退。

        6月25日，日军进攻衡阳城东湘江东岸的机场。

        6月26日，日军攻占机场，并迂回至衡阳之南，截断衡阳守军的退路，从衡阳之西、西南形成了对衡阳的包围。

        6月27日，渡过湘江的日军向外围阵地猛攻。

        6月28日拂晓，日军对衡阳发起第一次总攻，向中国军队阵地猛烈炮轰。

        杨光荣躲在临时搭建的防空洞里等待轰炸结束，一颗炸弹落了下来。“没炸到防空洞，炸到墙边，把墙震倒了，倒在防空洞上边”。

        倒塌的墙体封住了洞口，出路只剩一个变了形的小窗。“钻不出去，也得钻，浑身被刮出血了，我才钻出去。”

        方先觉到一线阵地视察，差点被炮弹击中。

        方略说：“日本人看到这么一群人，知道一定有高级将领，就把炮弹打过来了。第一发打过来，大家一看，哗的就向四面散开了，趴在地下，我父亲却待在那地方。据我猜测，那个时候他一方面是吓呆了，这人之常情啊，再一方面他想着，不能趴下去，不然主帅的风度就失掉了吧。他的副官王泽洪趴下去以后，一看军长还站在那个地方，赶紧跑过去把他拉到坡下面去了。那炮弹掉下来，就掉在离我父亲站那儿大概两三米的地方。”

        日军根据经验，预计3天夺下衡阳，火力异常猛烈。

        彭忠志回忆：“有一座庙，后来我到那里看到，残垣断壁，东西都打烂了，只有一个莲花台子还是好的。”

        第十军先前构筑的工事发挥了巨大作用。卢庆贻在中央银行的天台上看到：“日本人冲锋的那种情形很吓人的，不过，他们一接近阵地上那些碉堡、铁丝网，我们的机枪、手榴弹就打出去，一排排打，一死就是一两百。”

        对于中国军队的断崖工事，《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有这样的描述：“我军既难以接近，也无法攀登，此种伟大之防御工事，实为中日战争以来所初见，也堪称中国国军智慧与努力之结晶。”

        日本人把这些防御工事称为“方先觉壕”。

        在“方先觉壕”前，在中国军队的迫击炮袭击下，指挥作战的日军第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师团参谋长原田贞三郎上校及各联队长均负重伤，裹伤后送。

        在“方先觉壕”前，横七竖八地摆了上千具日军尸体。

        这一天，城南作为正面战场，战斗最为激烈。双方反复争夺张家山高地，最后阵地依然在中国军队控制中。停兵山、高岭据点守军全部牺牲，无一生还。

        首次总攻失利的日军没有想到，对手的防御和斗志如此强。之前，一向是日军一个师团攻中国军队的四个军，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两个师团围攻中国一个军，还攻不下来。

        

第8天：毒气弹

        6月30日，第8天。天还没有亮，杨光荣在防空洞中，已经能分辨出日军飞机的声音。一颗炸弹落下来。“这是硫黄弹，把我帽子和衬衣都炸飞了，身上也受了伤。飞机走了以后别人说，你头发怎么烧了？我这才感觉到身上着火，结果就在地上滚，滚完了以后，拿土跟洗头一样在头上搓，火才灭了。”

        燃烧弹引起了衡阳城的大火。

        杨光荣回忆：“南方房子是木结构多啊，燃烧弹掉到城里，整个全烧，连城墙也烧，好像烧了几天几夜，衡阳没有一间房子是完整的。”

        浓烟中，彭忠志闻到了一种古怪的气味。“像辣椒的味道，闻到就打喷嚏，窒息似的，出不了气，很难受。”老兵示意他赶紧用毛巾捂嘴，说这是毒气弹，常德会战就用过。

        杨光荣说：“我当时不知道啊，怎么觉得那么难闻啊，后来就是打喷嚏，流眼泪，别人说，这是毒气，赶紧用手巾捂住嘴，蒙住脸。”

        卢庆贻回忆：“他们放毒气，那个时候防毒的工具很少，就是用湿手巾捂住鼻子，我们中国兵遭毒气伤害的不少。”

        这天傍晚，五桂岭南端阵地，预备第十师二十八团三营七连除了不在阵地的特务长和炊事员4人外，其余80多人全部中毒身亡。

        后来据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化学战情报官的研判，这些毒气弹是芥子气与路易氏剂的混合物。此举违背了国际公约，但显然，这些条例早已不适用于日本人。

        毒气战确有成效，日军借机攻占了不少一线阵地，但很快，中国守军组织逆袭，夺回了一些阵地。

        彭忠志慨叹：“第十军老兵多，都是觉得不会有什么事一样的，有必胜的心理。第十军背着‘泰山军’的称号，真是有这种精神的。”

        到7月2日，日军攻城部队伤亡已经超过了1.6万，仅推进了1000米。当晚，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不得不下令中止攻城。日本方面承认，这是宏大的“一号作战”计划首次受挫。

        日军尸首堆积成山，焚烧尸体产生的焦臭笼罩在阵地上，久久不散。

        

第16天：空投

        7月8日，第16天。攻城日军仍在休整补充，没有发动进攻。

        此时，中国军队开始面临给养问题——衡阳大火之后，囤积的物资付之一炬。

        卢庆贻回忆：“炮弹一炸，一烧，把米都烧成了糊米子。没有粮食，只能吃烧焦的米，拿盐水泡了吃。如果不是衡阳人储备了很多粮食的话，我们就算不被打死，也要饿死。”

        杨光荣回忆：“他们那么一炸呢，伤兵都没地方搁了，只能把破砖烂瓦垒一垒，搁伤兵。医药、粮食没有了，弹药也没法补给。”

        没有吃的，士兵们就上街想办法。

        杨光荣说：“那个酱油店，有好几十口大缸腌的咸菜疙瘩。日本人丢炸弹，那些缸还有没被炸的，我们就把这些咸菜捞出来，在酱油里一泡，泡个两三天，过一过水，煮来吃。”

        这天中午，中美空军飞机给衡阳守军第一次空投了物品，只可惜大多是毛巾、香皂、牙膏以及万金油等生活用品，而部队最急需的粮食、药品和弹药并没有多少。

        杨光荣说：“那空投，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啊，这么多守城官兵，哪能供应得上？没有医院，伤兵往哪儿送啊？所以只有困守，期望外边的部队来解围。”

        空投物品中，杨光荣和战友们见到一些重庆的报纸，上面有对衡阳保卫战的报道，盛赞衡阳守军，但关于所有人最关心的援军没有任何消息。

        

第23天：兄弟

        7月15日，第23天。彭忠志不用写标语了，已经在督军营工作的他，此刻最担心的是哥哥彭忠荣。

        7月11日晨，日军发起第二次总攻，向衡阳城倾泻大量炸弹、燃烧弹和毒气弹。不过，日军虽付出极大的代价，仍无法突破中国守军的核心阵地。

        彭忠荣的迫击炮连，炮弹已经用完。“炮弹已经打了两三千发。”彭忠荣说，他们被补充进步兵阵地。

        彭忠志回忆：“除了炮兵，那些炊事兵、警务兵也都改成步兵，带着手榴弹就上去了。”

        步兵阵地比炮兵阵地危险，兄弟俩心知肚明。

        这天黄昏，日军的飞机、大炮一起上，又一次进攻开始了。

        彭忠荣回忆：“敌人那个山炮，一排排地打，飞机来很多，打得我们抬不起头，不敢回子弹。士兵死伤很多。”

        轰炸声中，躲在战壕里的彭忠荣隐约听见有人在喊他。“有一个我的老兵，迫击炮连带过来的兵，叫杨志成，江苏人，日本人把他打中了，肚子打穿了，肠子打出来，喊连长救命，赶快来救命！”

        彭忠荣很难过，因为他无能为力。“敌人飞机炸，机关枪打，哪还能够救得了？这个士兵我记得很清楚。这些兵很勇敢。”

        凭借着火力优势，敌人又冲上来了。彭忠荣大喊：“弟兄们，杀！杀！”剩下的弟兄们已经做好了肉搏的准备，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彭忠荣。

        彭忠荣回忆：“我冲在前面，敌人扫射的时候中的弹。”他重重地倒在地上，背后鲜血渗出。他没有叫喊，他看到旁边有死尸，他的士兵们正向敌人冲锋。后来他昏死过去。

        阵地保住了，但彭忠志没有在退下休整的人群里见到哥哥。不敢多想，他冲上了阵地。“那个战场横尸遍野，惨不忍睹，天气热，臭得不行，我只晓得哭。”

        彭忠志一边哭，一边在死人堆里寻找哥哥。来衡阳，是因为哥哥；当兵，是因为哥哥；回家时，不能没了哥哥。

        彭忠志终于找到了不知是死是活的彭忠荣。他看到的哥哥“一颗子弹从胸前打进去，从背后打出来，一个鸡蛋大的洞”。

        哥哥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彭忠志抱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后方走。

        彭忠荣叹道：“老弟把我抬下来，没有老弟就没有我的命。那前面死了好多人，别人谁给你抬？”

        在野战医院，彭忠志听到了哥哥微弱的呼吸声，他笑了。“哥哥头上一个小洞，只有六七天就结疤了，好了，但是背后那个洞，军医用黄色的纱布塞进去，拿出来，血流了很多，哥哥痛得在地上打滚，那真是九死一生。”

        手术后，彭忠荣脱离了危险。不过，醒来后的第一个消息就让他失声痛哭。“我的两个排长都死了。我这个连118人，就剩了13人，还不是最惨的，有的连只剩了七八个。”彭忠荣说。

        野战医院的情况已经很糟糕：缺医少药，很多手术已不能做，棉花、纱布都快用完了。时为第十军野战医院护理长的罗立三对一个姓盛的伤兵印象深刻：“他肚皮被弹片划开一道宽约二寸的伤口，露出一点肠子，四五天就活活痛死了。”有个连长腰上受了枪伤，子弹没法取出，也活活痛死。加上天气炎热，伤口生蛆，重伤后自杀的也不少。

        对时为第十军军医处主任医生的肖光来说，每天耳闻目睹的都在考验他的心理承受力。“这次打仗，一讲起就要落泪，打得好惨。伤兵多得很，来了，去了。”

        此时，一线阵地的预备第十师，伤亡已经超过70%。日军也很凄惨，《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记载：“我军再度发起总攻之后，除和上次一样的仅夺取极小部分阵地外，依然无所进展，而损失却更惨重，两个师团之原任连长已所剩无几，大部分之步兵连已变为由士官代理连长，勉强支撑战斗之惨局。第二次之总攻，又有联队长一名、大队长六名相继阵亡，而攻击前途却仍不见乐观，于是攻击再度停止。”

        7月19日，日军再次停止进攻。

        长时间厮杀过后忽然安静下来，那是一种可怕的安静。

        

链接

        

衡阳人民的战前支援

        战前，衡阳“抗敌后援会”发动民众破坏道路，毁掉桥梁，切断日军进攻路线。日军曾派飞机侦察，得到的情报称：“株洲至衡阳之铁路和宝庆至衡阳之铁路，悉被衡阳居民破坏，运输设备，一无所有。”这些任务全是群众自愿参加、义务完成的。同时，“抗敌后援会”和市政府、工会还组织了3000名工人，征用了市区120家木材厂商的木料120余万根，配合第十军，利用衡阳周围河川、丘陵、城墙和房屋，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城内各街道挖掘了战壕、散兵坑，修筑了暗堡、机枪掩体、铁丝网等，构成坚固的防卫体系。

        

《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

        节选：湿毛巾防毒

        我军防毒设备极劣，现有防毒面具尚不敷军官分配。在此种情况下的紧急措施，乃立即通知各部队，敌人使用毒气，无防毒面具者尽速以毛巾重叠，在水中浸湿捆在面部，这样岂不成为瞎子？激战中，各种武器岂能稍停或盲目射击？乃将湿毛巾的眼睛部位剪二小孔，庶不致妨碍视线，并严令各战斗部队镇静处之。再报请军长，将军直属部队所有防毒面具收集，即送阵地应用，仅先发给炮手及轻机枪射手使用。第六七两昼夜之激战中，敌发射之毒气炮弹在千发以上，我即时做适当之处置，遭其害者甚微。足见敌人两个师团，皆已使出其全身解数，但均未能得逞，亦未丝毫动摇我斗志，打击我军心，其奈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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