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
曹廷明——时为第五十九军三十八师战士
李兰亭——时为五十九军三十八师机械手
李基中——时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一营三连副连长
张访朋——时为新编二十九师八十五团一营一连连长
编导手记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身为将军，则必当战死。
“将军”一词是带有悲剧色彩的，比起胜利凯旋的荣光，青山忠骨的寂寞更贴近“将军”的内涵。
古人有诗：“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说的是少年志向；“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则是将军临战前的壮怀激烈。看到“将军之死”，我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两句唐诗。
将军当然离不开战场，但将军也有自己的亲情、爱情和友情。他有爱也有恨，有愤怒也有伤感，有家国天下也有儿女情长。
但无论何种，死是将军的宿命。
张自忠在蒋介石“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的政策下，代理北平市长，与日军斡旋，却被人误为汉奸，从此便一心寻死来一雪前耻。若是一员猛将，但求无愧于心，又何必求死？但张自忠不一样，张自忠身上有延续千年的中国典型儒将的风采。张自忠喜读、和《说岳精忠传》，古典名著对传统道德做了活生生的注释，关云长、岳武穆和秦叔宝的忠义侠行和浩然之气也令他心驰神往，由衷敬慕。
而这些几乎成了他最终战死的根源。忠君爱国的传统注定了他不会仅仅求内心之安定而苟且于世。前有遭受的不白之冤，后有蒋介石的宽容明理，张自忠必然会选择一死以洗刷社会赋予他身上的污迹。这污迹，必然是需用鲜血来清洗的，也必然会选择一死以报蒋介石的恩惠，在一个传统的儒将身上，这恩惠也必然要以死相报。这样无奈的选择在张自忠看来“良心很平安”，对于他来说，只有死才是最好的解脱。
左权是共产党将领中学历最高的，黄埔军校毕业又在前苏联学习军事。他对于战争的理解有多本著作留下，在战争年月里这尤为可贵。在抗日的最紧急关头，他写给妻子的11封家书（原本是12封，但其中一封遗失了），寄托了他在战争之外的全部感情——对妻子、对女儿无限的爱。左权是有诗人的气质的，11封家书里，词词句句无不满含关爱。但家国事大，儿女事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二者有冲突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这是大义，但绝不是无情。他的死，集中了所有舍小为大的将军们身上那种铁汉柔情。
将军亦有儿女情，他们是有血有肉的真汉子。
中将吕公良在许昌保卫战将要开始的一刻也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你这次到许昌短短的两天，走后真使我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受……战事稳定下去，敌人打走后，再接你到前方来，痛快地住几天……恐怕此信到手时，我已在与敌人拼命了……当军人不打仗还有何用。
这封信言辞简单得有些不尽人情，只在道及妻子时流露出一点点柔情，但仅是一闪而过，甚至所有的感情都在这一刻戛然而止，他的眼前已经只有炮火硝烟了。
我努力在寻找这些将军临死一刻的内心世界，也力求能够在片子中完整地表现出来，这个愿望如此难以实现。但有一点我始终坚持，我决不为他们悲伤，甚至是所有战死的将军。因为身为一个将军，没有什么比战死在抵御外辱的战场上更幸福的了。
死是将军的宿命！
将军之死，死得其所！
就这样背上“汉奸”之名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张自忠下令将在台儿庄、刘家湖和茶叶山受伤的一百五六十个战士编为特务营第四连。特务营就是张自忠的警卫营，专门负责张自忠的安全。于是曹廷明和战友就跟上张自忠，司令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只要在战场上，总司令张自忠总是冲在最前面的，能跟这样的将军打鬼子实在是件痛快事。
1939年5月，日军为解除中国军队对武汉和平汉线交通的威胁，调集十万兵力，兵分两路气势汹汹地向鄂北的随县、枣阳地区杀来。5月1日拂晓，日军第十三、十六师团向襄河以东——张自忠右翼兵团一八零师和三十七师发起猛烈进攻。6天后，獭子山、杨家岗、枣阳等阵地相继失守，战局变得极为利。
5月8日拂晓，天还没亮，曹廷明和战友们已经集合了。张司令训话说：“同胞们、弟兄们，你们今天晓得我们到哪去不晓得？”战士们回答：“报告总司令，我们不晓得。”司令又说：“今天总司令亲自带着你们上火线，打小日本去，说你们怕死不怕死？”大家齐声说：“不怕死！”司令说：“好同胞，好弟兄，不怕死的就是好弟兄！”就这样，在枣阳失守的当天深夜，张自忠对三十八师下了死令：全军强渡襄河对鬼子展开追击，与此同时，他也亲率警卫营连夜渡河。
当时，总司令站在山岩上，戴着望远镜往前边看，一看日本人过江了，特务营这几个连就从麦地里往前爬。眼看日本人就要爬上岸了，张自忠司令“啪啪啪”三声枪响，冲啊！战士们呼喊着冲出去。这时候，日本人有的吓得往江里跳，有的上了气筏子逃走了，有的举起手当了俘虏。这次战斗，俘虏了一百多个鬼子。
初战告捷，随后第五战区左右兵团全线反攻，一举收复枣阳、桐柏等地区。仗打胜了，可张自忠的心情却并不轻松。战斗期间，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了张自忠，但像绝大多数记者一样，史沫特莱对张司令的印象并不好，认为他至少曾经做过汉奸，现在不过是将功补过罢了。当史沫特莱问到战场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伪军”时，张自忠沉默了，没人知道张自忠那一刻的心情如何，但有一点可以确认：此时与张自忠的名字有关的不是胜利者，而是“卖国贼”，因为就在两年前，他还是一个饱受诸多争议的北平代理市长。
1937年7月28日，北平城里已是一片慌乱，位于铁狮子胡同的二十九军军部里，军长宋哲元正在召集部属秘密开会。就在这个会议后的第二天，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北平沦陷。与此同时，另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传了出来：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
李兰亭说：“张自忠那时候没信息，不晓得他在哪里，这些当兵的都说，他当汉奸了，投降了，当兵的问当官的，当官的也不晓得。”于是，不明真相的北平人民纷纷传闻：出了汉奸了，仗不打了；各大报纸则更是直接地说：张逆自忠乃华北头号汉奸。曹廷明说：“我们行军走路，别的部队走到我们对面，他就喊你，你们三十八师的师长是汉奸。”
曾经的长城抗战英雄一夜之间成了“卖国贼”。1937年8月7日，在代理北平市长整整十天后，张自忠躲进了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同时通过《北平晨报》发表声明：辞去所有代理职务，一个月后他逃离北平。李兰亭说：“张自忠离开北平后就跑到南京向蒋介石请罪，蒋介石就叫他待在南京，没有给他工作。”
张自忠在南京度日如年，他的参谋长张克侠在日记中记下了看望张自忠时的情形：今往见荩忱师长，其貌憔悴，心绪不佳，诚为可叹。
回到部队上，张克侠就把这一情况跟连长说了，连长回去又跟士兵们讲，这样，三十八师将士都知道师长是受了委屈。
原来，就在7月28日的秘密会议上，宋哲元命令张自忠留守北平与日军周旋。张自忠十分清楚留下来的后果，可身为军人，张自忠的选择是服从命令。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到张自忠，有下面这样一段表述：
当张氏抵达之时，简直不敢抬头。平剧中，常见犯人上堂见官，总是低着头说：“犯人有罪，不敢抬头。”对方则说：“恕你无罪，抬起头来。”我以为这不过是扮戏而已，殊不知抗战时期北方军人中尚有此遗风。
我说：“荩忱兄，我知道你是受委屈了。但是想中央是明白的，你自己也明白的。我们更是谅解你。现在舆论界责备你，我希望你原谅他们。群众没有理智的，他们不知底蕴才骂你，你应该原谅他动机是纯洁的……”
张在一旁默坐，只说“个人冒险来京，带罪案，等候中央治罪。”
我说：“我希望你不要灰心，将来将功折罪。我预备向委员长进言，让你回去，继续带你的部队！”
张说：“如蒙李长官缓颊，中央能恕我罪过，让我戴罪图功，我当以我的生命报答国家！”
自忠陈述时，他那种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忠荩之忱，溢于言表。张去后，我便访何部长一谈此事。何应钦似有意成全。我乃进一步去见委员长，为自忠剖白。我说，张自忠是一员忠诚的战将，绝不是想当汉奸的人。现在他的部队尚全师在豫，中央应该让他回去带他的部队。听说有人想瓜分他的部队，如中央留张不放，他的部队又不接受瓜分，结果受激成变，真去当汉奸，那就糟了。我的意思，倒不如放他回去，戴罪图功。
委员长沉思片封，遂说：“好罢，让他回去！”说毕，立刻拿起笔来，批了一个条子，要张自忠即刻回至其本军中，并编入第一战区战斗序列。
1937年12月7日，河南道口李源屯第五十九军军部里一片喜庆，五十九军原本是三十八师扩充的部队，这一天，战士们终于等回了老师长。
李兰亭对那天的情景记忆非常深刻，师长回来了，他在大家面前说：人家都说我当汉奸了，我没当汉奸，今后来看，我一定要对得起中华民族。与大家寒暄见面后，张自忠撂下一句话：今天回来就是去死的，好狗不死家门，看大家如何死法。从那时起，张自忠说得最多的就是一个“死”字。
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4月初，短短4个月里，张自忠指挥所部接连进行了4次中小规模的战役，歼敌不下4000人。其中二月的京山之役战绩尤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发命令，授予张自忠宝鼎勋章一枚。1939年5月2日，国民政府又颁布命令，为张自忠加授上将军衔。
“要有十个张自忠，你们中国寸土不会丢。”
1940年5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流域、切断通往重庆的运输线，发动了枣宜会战。自5月1日起，十五万日军沿襄河东岸，迅速向北推进。当时中国军队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只有张自忠两个团驻守襄河西岸。张自忠作为集团军总司令，本来可以不必亲自率领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总司令留守。
这一天，张自忠亲笔昭告各部队：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
随后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总司令留守西岸，他自己则亲率两千多人向对岸杀去。1940年，曹廷明留在了三十三集团军的被服厂监工，他没有跟在张自忠身边，当他再听到消息时，已是将军的死讯。
当时有一个苏联顾问从前线跑下来，曹廷明曾在杨岔路时给他站过岗，所以熟识，就问他：“你怎么下来了？”“我怎么下来了？总司令都不在了，你们中国，只有一个张自忠，要有十个张自忠，你们中国寸土不会丢。”苏联顾问这样回答。
现在，已经无从知道张自忠战死的详情了，仅从各方的资料中拼凑出将军最后一战时的情景。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率领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围困在南瓜店以北，战斗异常惨烈。到16日下午，张自忠已经多处中弹，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弥留之际张自忠平静地说：我这样死得好，求仁得仁，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你们快走！
第四分队的藤冈一等兵，端着刺刀向敌方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当冲到距其不到三米远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威严，竟不由自主愣在了原地。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君射出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脸上微微出现了难受的表情。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像是被枪声警醒，也狠起心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地轰然倒地。
张自忠牺牲后，日军指挥官给他弄了一个大棺材，并用药水把他清洗干净、装好后埋葬。上面用一块大板子写道：中国的大指挥官张自忠。三十八军战士们找到尸首，刨出来打开棺材一看，就是总司令。
这一天，宜昌下起了小雨，南瓜店一带枪声骤停，格外寂静。三十三集团军将士含泪察看了将军的伤势，发现全身共伤八处。除右肩、右腿的炮弹伤和腹部的刺刀伤外，左臂、左肋骨、右胸、右腹、右额各中一弹，颅脑塌陷变形，面目已经难以辨认。
1940年5月21日，天空又下起了小雨，将军的遗体从宜城运到宜昌，一位官员记下了十万群众送殡的场面：万火荧荧，衔哀野祭，山头路角，终夜闻悲叹声，其时警报鸣鸣，敌机已凌空，而送者无一退祭，无一人去也。
送别将军的一幕也深深烙刻在了曹廷明的心里，永远都抹不去：“多少人都哭，都哭都戴孝，当官的当兵的，我们都给他戴孝。”
冯玉祥亲自为自己的老部下题写“张上将自忠弟千古荩忱不死”的题词。
延安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题写了“尽忠报国”的挽词。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得知张将军战死的消息后彻夜难眠，当晚便写下一篇题为《一个有良心的将军》的文章，纪念张将军。
张自忠殉国时年仅49岁，他的夫人闻耗，悲痛绝食7日而死。最后，夫妻二人被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
“他可以躲的，为什么不躲啊”
1940年5月的一天，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八路军总部医院里非常热闹，这一天，八路军参谋长，左权将军的女儿诞生了。女儿降生的这一刻，左权并不在妻子身边，据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回忆，最先知道母亲已经生了的是彭德怀的夫人，也是母亲的同学浦安修。因为当时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叫做太北区，于是彭德怀就给她取名叫左太北。
虽然没能亲眼看到女儿的降生，但回到八路军总部的左权还是非常开心。在左太北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忙得要命，只有晚上回去能看看母亲、看看她。那个时候，父亲看见小女儿就高兴得要命，再忙也赶紧到河边去洗尿垫子。
1940年左权已经35岁了，一年前，在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夫人康克清的介绍下，他和北平的大学生刘志兰结婚了。
刘志兰是个大学生，不怎么会做家务，对于结婚这件事她没有什么太多的思想准备，尤其是很快怀孕生孩子，她的心里很难接受。她对左权说：“我是来干革命的，我来是抗日的，你看我，现在我成了给你带孩子的了，我就落后了。那时候，她才二十一二岁。”
怀孕后，刘志兰住在北方局妇委，每天傍晚左权都会骑马从总部驻地去看她，一直持续两个多月。女儿诞生后，左权对妻子更加体贴，周围的战友们都知道左参谋长爱老婆。
1940年，八路军正在策划对日军实施百团大战，左权进行了近一个月的筹划和准备，在战役即将打响时，左权考虑到刘志兰和女儿随总部指挥机关行动有诸多不便，便让母女俩随一部分同志撤回延安，当时刘志兰也不愿意总当家庭妇女，在太行山又解决不了她的工作问题，她也说：我要赶紧回延安，回延安我还可以上学。
妻子临走前，全家拍下了唯一的一张全家福。与妻子分隔两地的日子里，正是百团大战的关键时刻，左权非常繁忙，经常说着说着话就能睡着，但左权将军还是经常抓紧时间给爱妻写信。
带着太北小鬼长途跋涉，真是辛苦你了！今天安然到达了老家——延安，我对你及太北在征途中的一切悬念，当然也就冰释了。
1940年11月12日，在前线战事最激烈的时候，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提笔给妻子写了分别后的第一封家书。那时候，左权将军唯一的安慰就是回到自己的屋里头，看着北北母女的照片，哪怕只看一会儿，就觉得是特别大的安慰了。
百团大战持续4个多月，攻克据点2900余个，歼灭日伪军45000余人，这可算得上是重大胜利了，一直在前线的左权终于松了一口气，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给妻女写信了。
“后来我父亲信上说，延安的天气想来很冷了，记得太北小家伙很怕冷，在砖壁的那几天，下雨起风，天气较冷的时候，小家伙不是手脚冰凉就是鼻子不通，奶也不能吃了，现在怎么样？”这是左太北对父亲的一些温暖印象。
在战事不紧张的时候，左权愿意在院子里种些花，因为他一看到花就会想到兰花，想到妻子刘志兰，他给妻子写信说：可惜的就是缺兰，而兰花是我所最喜欢的，我所爱的兰恰离我千里之外，总感美中不足。每次打开窗帘看到各种花时，就想着我的兰，我最爱的兰。
半年来没接到你的信，时刻担心着你及北北的一切，二月间，我们全处在反扫荡中，敌人的残酷仍然如故。
1942年，日军对八路军华北地区的扫荡越来越频繁，5月，日军集结三万多人对太行根据地展开攻击，太行山上一片硝烟。当时人们没有估计到日军要打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他（日军）进来是怎么进来的呢？他先头部队都化装成八路军，化装成八路军还帮老乡挑水、打扫院子，所以过来的时候，老百姓也没太在意；再一个就是，他晚上大部队走的时候，马的脚都包着。”左太北说。
1942年5月22日，面对重兵压境的日伪军，左权再次写信给妻子：
我虽然如此爱太北，但是时局有变，你可大胆按情况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
随后，八路军总部各部门于5月23日奉命转移。左权亲自率一二九师及警卫连部署突围计划，然而在突围中，由于后勤部门对形势估计不足，使几千人马阻滞在山西河北交界的十字岭。十字岭有几十里路宽，无论你守哪一边，敌人若加强速度，那部队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此刻，日军已经发现了目标，从四面合围，情势危急。左权立即命令作战科长及警卫连长护送副司令彭德怀转移至安全地带，自己则留在前线指挥。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一营三连副连长的李基中对那时的记忆再熟悉不过了。他说总部突围了，战士们心情好紧张，就怕敌人飞机来，从两侧一同轰炸山头。
5月25日中午，集结着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党校、新华社的几千人马仍未脱离包围圈。敌人从山梁上过来了，虽然战士们都希望敌人的飞机不要来，但飞机还是来了。有十来架飞机，发现了目标就进行俯冲扫射。
左权登上一块高地，一遍又一遍地高喊道：不要隐蔽，冲出山口就是胜利！突然，一发炮弹落在左权身边，他急忙高喊着让大家卧倒，紧接着又是一声巨响，左权将军已经扑倒在地。
当时，由于李基中他们那一边也还有少量的掩护部队，而且敌人也还没有进行合围，口子没有堵住，所以他们还是突围出去了。八路军总部在付出了极小的代价后，突围成功，但左权中弹后却没能挺过去，1942年5月25日下午5时阵亡。
父亲牺牲了，左太北说：“彭伯伯跟我说过一句大实话，他说：对炮弹的声音，你爸爸是非常了解的，他一直在前线打仗，炮弹要是落在他跟前，那个声音他都知道，他可以躲的，他为什么不躲啊？他还就是为了指挥大家安全过去。”
就江明同志回延之便再带给你十几个字。
乔迁同志那批过路的人，在几天前已安全通过敌之封锁线了，很快可以到达延安，想不久你可看到我的信。
希特勒“春季攻势”作战已爆发，这将影响日寇行动及我国国内局势，国内局势将如何变迁不久或可明朗化了。
我担心着你及北北，你入学后望能好好的恢复身体，有暇时多去看看太北，小孩子极须人照顾的。
此间一切如常，惟生活则较前艰难多了，部队如不生产则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四五十棵洋姜，还有二十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今年没有种花，也很少打球。每日除照常工作外，休息时玩玩扑克与斗牛。志林很爱玩牌，晚饭后经常找我去打扑克，他的身体很好，工作也不坏。
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她在保育院情形如何？你是否能经常去看她？来信时希多报道太北的一切。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着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
重复说我虽如此爱太北，但是时局有变，你可大胆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
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
愿在党的整顿之风下各自努力，力求进步吧！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
这封5月22日寄给妻子的信，竟成了将军的绝笔。
1942年7月7日下午，八路军总部在驻地麻田镇召开了纪念抗战五周年、追悼左权将军及诸死难烈士大会，在数不清的挽联和花圈中，彭德怀给左权的挽联最引人注目：
并肩奋斗，携手抗日，鞍马十年方依畀，谋国忠尽，事党血忱，壮烈一朝期平生。
拒绝便衣的吕公良将军这样死去
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恶化，为了取得东南亚地区的物资，必须打通中国的交通。1944年初，日军发动豫湘桂会战，相继攻陷郑州、新郑、尉氏、汜水。4月下旬，日军三十七师团、六十二师团、骑兵四旅团、坦克三师团将近八万人分东西南三路，包围许昌。许昌守军新编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和三千多个弟兄已经没有退路。
时任新编二十九师八十五团一营一连连长的张访朋记得，二十九军在24日下午召开了誓师大会，整个会场慷慨激昂。首先师长讲话：我们师奉命固守许昌，我们誓死与许昌城共存亡。听了师长的话，张访朋有些热血沸腾，虽然许昌城已经被日军包围，但他心里一点儿都不怕，只盼着战斗早点儿开始。
刘耀军是新编二十九师补充团团长，29日，刘耀军这个团同日本人在许昌外围首先开战。子弹打光了，就用手榴弹同敌人拼，手榴弹也用光了，就用刺刀、大刀同敌人接着拼。刘耀军留了一个手榴弹，看到敌人蜂拥而上，他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张访朋回忆。
4月29日，日军从中午起连续发起四次冲锋，均被击退，南关一带阵前日军遗尸遍地。最后，日军调来大炮，对着思故台猛轰，守军全部阵亡。到29日下午，城南防线被突破。日军攻过来，张访朋和战友们就在天台上架上重机枪。此时，新编二十九师八十七团机枪连连长看到成群的日本鬼子冲了上来，就开始扫射。“这个连长也很能打的，他脱下衣服，就拿着机枪扫射，打死不少（日军），但是这样，他本身的目标就暴露了，在天台上边脱下衣服，就被（日军的）小炮钢炮打中了他，壮烈牺牲了。”又一位不屈的军官倒下了，这些画面使得战争在张访朋内心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面对不利的局面，吕公良当即抽调预备队增援南关与日军展开巷战。在逐街逐房的争夺中，预备队官兵与日军反复进行白刃战，营长何景明、胡光耀先后牺牲。30日，全师三千多名将士，仅剩三分之一。而此时，在城北驻守的张访朋却始终没有遭遇到日军。战斗进行到9点钟，增援部队被敌人截断，所以军委会统帅部打来电话：准许撤退。接到迅速撤退的命令后，师长说：日本人大兵包围，突围也必有一场恶战，为了避免军旗落在敌人的手里，就要把军旗先焚掉。5月1日凌晨，吕公良含泪将军旗焚烧，随后率部突围。当时吕公良身着整齐的黄呢将军服，在部队中十分显眼，部下苦劝他更换便衣，设法逃出，但吕公良说：
我身为堂堂中国军人，沙场捐躯虽死犹荣，岂能丧失民族气节，为人耻笑？中国军人就是这样：我要穿大衣、骑大马，死就死。
5月1日，吕公良率部突围，且战且走。就在队伍抵达城郊的于庄、苏沟村之间时，突然遭到日军伏兵阻击，日本人用机关枪、大炮阻挡部队撤退。张访朋清晰地记得，他们新编二十九师八十五团团长杨尚武在最前头带队，敌人用机关枪扫射，打到他腹部，肠子都打出来了，当场牺牲。
吕公良师长当时想硬冲，冲出一条路。
日军发现国军突围部队的主力来了，机关枪、迫击炮都打开了。此时吕公良身骑高马奔前顾后指挥，目标显眼，日军数门大炮集中向他射击……
5月1日中午，吕公良被附近一位村民发现时已奄奄一息。
张访朋回忆道：“师长的大腿、小腹负伤流血，但是可能没有伤到肝、心这些重要的脏腑，还会讲话，到八九点钟农民逐步来了，就叫了几个人，把他抬回来。”由于伤势过重，缺医少药，第二天，被日军视为中国军队“抗战派中坚干部”的新编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停止了呼吸。副师长黄永淮在突围中不幸被俘，他乘日军不备时抢了一支枪，击毙一个鬼子后自杀殉国。
这一仗，国军伤亡惨重：师长吕公良、副师长黄永淮、团长李培芹、杨尚武、刘耀军五位将军殉国，近三千将士阵亡。战后统计成功突围者不足五百人。八年抗战中，为保卫一个中等城市，死了这么多将军，绝无仅有。
许昌战役之后，张访朋被编入七十八军一三九团，随部队继续打鬼子。在以后的战斗中，他又看到许许多多的战友战死沙场，可张访朋为他们感到高兴：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战死沙场就是最好的归宿。抗战胜利后，张访朋退伍了，此后，他一直在整理新编二十九师许昌保卫战的资料。
采访到这里，张访朋长舒了一口气，说：“我头发都白了，不知不觉的90岁了，人生已老，但是我心难老，我常常想起，我一生最有意义的就是八年抗战。”
1982年，母亲刘志兰把左权将军的11封家书送给了女儿左太北，因为这些信，父亲的形象在她心中渐渐清晰起来。“这时候我才真是觉得，我失去了一个最亲最亲的亲人，我才觉得我是有过父亲的。”她说。
曹廷明为纪念老师长张自忠，给自己的大儿子取名“曹志忠”。从1980年开始，每年清明或张自忠祭日，他都会去张自忠的墓前看看，说上几句话。只有在将军的墓前，他心里才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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