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一次我和妈妈外出，在过天桥时，我突然对妈妈说，自己希望有一个传奇的人生。谁想到，一个月后，这天桥之上苍天之下的话，竟应验了。我得了癌症，住进医院直到现在。外面刚下过雨，空气清新凉爽，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浏览着编辑定的初选篇目，从8岁看到现在，一条不平凡的足迹由稚嫩到成熟，面对着每一个年龄段的我，我应该写一个怎样

        的序言呢?

        我是一个幸运的孩子，有一个难得的生活环境，从小视野就是开阔的，有无数条美妙的道路可任我选择。那时我只着迷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在许多方面极其不灵，小学上得懵懵懂懂，说相声学卓别林走路倒有一手，这些兴趣都在日后深深地影响着我，比如有关卓别林的文章我每年都会写，每年都有新的体验；至于相声，我对于幽默的记录在书的每一处都可以找到，我曾经尝试写相声，即《漫画迷》，只可惜写到最后我连哭的心都有了，一点儿都不逗。我有一个自创的精神世界，在那里可以高兴地编故事，并用积木一个个充当人物演出来，生活在我眼前就是一场大戏，我的第一篇小说《一战时期的俄国儿童队》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它的诞生与我看《拯救大兵瑞恩》有关。我精通电影，精通到我甚至都怀疑自己还有没有喜欢的成分在里面的程度，相比知道的电影，我看的电影没那么多，因为所有电影的故事情节事先都熟悉了，这让我非常痛苦。

        一开始我是写古诗的，那时妈妈带我读诗，我看什么就学什么，所以读什么词牌就写什么词牌，我一生中的第一首诗是写泰坦尼克的，至今被人“津津乐道”。当然，我的古诗和儿歌性质差不多，但起了抒发情怀(比如“爸妈逼我弹钢琴，它真没劲，它真没劲”)的作用，9岁去中山公园，我兴致大发，挥手而就自己的第一首自由诗。自由诗是我觉得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很奇怪，我没读过自由诗，不知道怎么写，自己定了一个定义就开始写了———有点诗意的大白话，再押韵。最初的那些诗都是一气呵成的，像，是我看见外面下雪拿支笔拿张纸跑出去就写出来了，雪在纸上化成水，将我的字迹搞得模糊，风雪中一个小人在写诗，这是多动人的场景呀!电影也常常帮我忙，比如《真理交响曲》的情节和美国最伟大的电影《公民凯恩》的情节很像，我编故事很认真，遇到不懂的地方都去查书，或者有些作品都是我看书后灵感突发的结果。11岁以前的长篇作品都是我口述、姥姥或其他家人记录的结果，因为我写字很慢，很笨拙，而精神世界太丰富了。小学时一到周末回姥姥家，我就开始说个不停，姥姥在电脑上打个不停，我在床上跑来跑去，滚来滚去，但嘴不停歇，所以，我是个口耕不辍的人。

        妈妈的朋友就曾问妈妈我到底快乐不快乐，因为从许多文章里可以看出忧愁与哀伤。其实，我一直很快乐，但因为我思考，我只是将我的思想写出来，可能很多地方过于偏激，像回头看《对最近发生的一些事的一些感叹》，题目起得这么长，作者的脑袋肯定是有毛病，再看内容，我都要怀疑自己当时心理出了什么问题。但它还是被放进了书中，作为一个时期的记录。现在我不会再写这样的东西，并不是因为我的遗忘，而是因为我改用另外的手法(如调侃讽刺)去表现它了，所以我把篇名改短了，改成《感叹》了。如果把我想成一个只会口吐文章的机器可就糟糕了，写作对我来说是自娱自乐，它是我的一个兴趣爱好，正如我有其他的诸多兴趣爱好一样，但它对我来说又是那么重要，与我密不可分，甚至融为一体。这么多不成熟而又仓促的作品要出版，我异常忐忑，因为许多写作是私人的，它值不值得让大家看?值得，它还是有意义的，它伴随我的成长，我经历什么，看到什么，想到什么，都会在文字里有所体现。非典时期，我们停学在家，那是一段我疯狂写作的日子，自然有好多与非典有关的作品；我用讽刺的方法表达了对80后的看法（《〈大唐读书〉节目访谈》）；我热爱电影，市面上有那么多有关电影的书，且看我与他们写得有什么不同；到了这个年龄，男女生有感觉也不用大惊小怪，请从我琐碎的文字里看我是怎么喜欢女生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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