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我和他会见的一切都蒙有一层让人羞愧难当的色彩。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我十四岁。我的心里充满了对现实生活的热烈的憧憬，不耐烦地等待着它的到来。在服满了漫长的童年的刑期之后，我将会被释放出来，踏上现实生活的旅途。

        结束几乎就在眼前。我已进入少年时代，我要在十五岁念完高中，然后，再然后……一切都会揭晓。与此同时，我在等待，在计算着时间（还是十四岁）。我们家不久前从亚利桑那州南部的沙漠地区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南部的海岸边。这是一个新环境，有新的消遣的机会，我对此表示欢迎。一九四五年，我那到处漂泊的寡妇母亲再次结婚，嫁给了一个英俊的陆军航空队的王牌飞行员。他的胸前挂满了勋章，身体里还留有炮弹的碎片，被送到这沙漠地区来住一年的医院（他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六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五天后被击落），在这里他把她击落了。第二年，我们这个重组的家庭的一家人——母亲，继父，小妹妹，小狗，从过去的日子里留下来的名义上领取工资的爱尔兰保姆，加上总是和大家格格不入的我——搬出了我们在图森市郊的一条泥路边的灰泥粉刷的平房（桑塔格上尉就是在这里加入我们家的），搬进了圣费尔南多谷的一座小房子里。小房子有舒适的百叶窗，周围是蔷薇花丛篱笆，门口还有三棵白桦树。在这里，为了重现家庭生活和我那难以让人信服的剩余的童年，我通常假装安静地坐着。我的继父虽然已经退役但仍然精力充沛，每到周末，他常常把牛里脊肉和涂了黄油的玉米用锡箔紧紧地包好，让我们在天井里烤来吃。我吃呀，吃呀，看着我郁郁寡欢，瘦骨伶仃的母亲拨弄着盘子里的食物，我怎么能不吃呢？继父的精力充沛得可怕，而母亲的神情却冷漠得吓人。他们没法开始玩家庭了——太晚了！我跑到了一边，虽然我看上去还是那长着一张婴儿脸，发育过度，正在大嚼着第四个玉米穗的女儿，其实我已经走了。童年就只剩下这么一点点了。直至战争结束（这是战争时期的惯用语，它第一次给了我一种示范，可以为了有利于更美好的将来而以居高临下的方式看待目前），直至战争结束，你都可以显得喜欢他们的娱乐活动，避免冲突，狼吞虎咽地吃东西。其实我是害怕冲突，我也实在是饿坏了。

        我觉得自己就像是生活在贫民区的人。我的任务就是躲开那些胡说八道的傻话（我觉得我都快被傻话淹没了）——同学和老师所说的快活的空话，还有在家里听到的庸俗不堪的废话。每周一次的戏剧表演全是陈腐不堪的插科打诨，那些甜甜蜜蜜的上榜流行歌曲，棒球比赛和职业拳击赛的歇斯底里的解说，收音机的喧闹声在每天晚上和星期六、星期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客厅里回荡，那简直是一种无休止的折磨。我磨牙，我绞头发，我咬指甲，我很有礼貌。城市郊区孩子的童年里充满了各种新的，部落式的乐趣，这些乐趣对孩子是很大的诱惑，它们很快就吞噬了我的妹妹。虽然我抵御住了这种诱惑，但我也不是一个不合群的人，因为我认为我自己的面容是亲切友好的。（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女孩子。）我弄不清别的人怎么看我，因为在我看来，别的人都令人惊异地什么也没看见，也没有一点儿好奇心。而我却什么东西都想学。这是我和我至今所遇到的每一个人的令人气恼的差异。我确信在别的地方一定有许多和我一样的人，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有什么人能够阻止我。

        我没有觉得郁闷或恼怒，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抱怨毫无用处，而是因为我的性格的一面是不满，那在我的整个童年时代都让我感到的不满，而与此相对的另外一面则是快活。我不能将这种快活分给别人，因此它在稳步地越积越多，自从这次搬家以后我常常在快到夜里的时候感到一阵阵的欣喜。在这之前我们搬过八次家，不管我们是住在独立的房子里还是住在公寓里，我从来都没有过自己的房间。而现在，我有了，而且还不是在我的要求下才有的。我有了自己的门，我可以在被送进房间并关灯以后打着手电筒读几个小时的书，不是藏在被子里读，而是在被子外面读。

        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酷爱读书（读书是在他们的生活里插进一把刀），什么乱七八糟的书都读：童话，连环画（我收藏有许多连环画），康普顿百科全书，波布希双胞胎和其他斯特拉特梅尔丛书，关于天文学，化学和中国的书，科学家的传记，全套的理查德·哈利伯顿游记，还有相当数量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经典作品。四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在图森市中区的一家卖文具和贺卡的商店闲逛，在商店的后面部分，我就像一下子跌进了一口装满书籍的深井，在这里发现了许多现代文库版的书籍。这里有各种流行书刊，在每本书的封底有我的第一份书单。我只好买来读（小的九十五美分一本，大的一美元二十五美分一本），每本书都像木匠的尺子一般，让我展开了自己的想象力。在到达洛杉矶后的一个月之内，我找到了一家真正的书店，这是我沉醉于书店的一生中所遇到的第一家：好莱坞大道上的“匹克威克”书店。我每隔几天就要在放学以后到那里去，站着看遍那些世界文学作品。有钱的时候就买，胆大的时候就偷。每次偷了书，我都要责骂自己好几个星期，害怕将会因此受到惩罚而带来屈辱。但我只有那么一点点零花钱，我又能怎么办呢？奇怪的是我从未想过到图书馆去读书，我一定要得到那些书，看到它们整整齐齐一排排地摆在我那小小的房间的一面墙前。它们是我的守护神，我的宇宙飞船。

        下午是我寻宝的时间，我从不喜欢在放学后直接回家。在图森，除了到那家文具店去之外，最让我感到兴奋的延迟回家的活动是沿着通向唐克佛得山麓的古西班牙小路行走，一路上我可以仔细观察那些刺人最厉害的树形仙人掌和仙人果，在地上搜索箭头和蛇，捡一些漂亮的石头装在衣兜里，想象自己迷路了或是唯一的幸存者，希望自己是印第安人，或是那孤独的漫游者。在加利福尼亚，漫游的场地不同，我也就成了一名和从前不同的孤独的漫游者。在大多数的日子里，放学以后我便从辛德勒大街乘电车急匆匆地赶到不远的市区。离好莱坞大道和高地大街相交的十字路口不远就是我的小小的目的地：一两层高的“匹克威克”书店；一家唱片商店，店主允许我每周在听音间里度过几个小时，狂听他们的唱片；一处国际书报摊，我在那里拼命地浏览各种报刊：《党派评论》，《肯尼亚评论》，《西瓦尼评论》，《政治》，《重音》，《虎眼》，《地平线》等等；那里还有一间门面，一天下午我无意中跟着两个人走进了那开着的门，我觉得那两个人很漂亮，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漂亮的人。我以为我走进的是一家健身房，结果却是雷斯特·霍顿和贝拉·勒维茨基舞蹈团的排练室。啊，黄金般的年代！它不但是，而且我也知道它是。很快，我就在进行各种尝试了。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写模仿的小说，记真正的日记；制作词语单来扩大我的词汇量，这些词语单上写着各种各样的词语；播放着唱片扮指挥；每天晚上读书读到眼睛疼。

        我也很快就有朋友了，令我惊讶的是，我的朋友并不比我大多少。我可以向我的朋友诉说那些让我入神让我狂喜的事情。我不指望他们读了和我一样多的书，只要他们愿意读我借给他们的书就够了。他们都擅长音乐，而我在这方面完全是个新手，这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呀！我希望有人教我音乐，可要实现这一愿望甚至比要实现我和人分享快活的愿望还要难。就是这个愿望使我结交了最早的朋友：两个四年级的学生。作为一名二年级学生，我一进入这所新学校就投向了她们。她们的音乐修养比我高得多。她俩不但各自精通一种乐器，艾琳吹长笛，梅尔弹钢琴，而且都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受到过深刻的音乐艺术的熏陶。加利福尼亚南部有许多各国逃亡来的艺术家，他们受雇于大电影制片厂的全配置的交响乐团。晚上，他们在方圆百里范围内为小群的听众们演奏卡农曲和当代室内乐的保留曲目。艾琳和梅尔也在听众之中，她们的音乐品位因此得以提高。此外，由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洛杉矶在高雅音乐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她俩的音乐鉴赏标准简直到了难以理喻的苛求的程度。这里有室内乐，也有别的一切形式的音乐（歌剧在音乐上的档次太低，不值一提）。

        每个朋友都是最好的朋友——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情况。我的两位音乐老师次年秋季进入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除了她俩外，我还有一个朋友，是我二年级的男同学。他是我在中学的最后两年里的浪漫伙伴，而且和我一起进入了我在十三岁时就选择好了的大学——芝加哥大学。彼得是个难民，没有父亲（他是匈牙利和法国人的混血儿）。他的身世比我还坎坷。他的父亲被盖世太保逮捕了，他和母亲从巴黎逃出来到了法国南部，从那里经里斯本在一九四一年到了纽约。在康涅狄格州的一所寄宿学校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在这里和单身的亨尼娅重聚了。亨尼娅长着一头红色的头发，皮肤晒得黝黑（我认为她看上去很年轻，虽然她没有我的母亲漂亮）。我们的友谊是在学校的自助食堂里开始的，我们各自夸耀自己光荣牺牲的父亲，述说他们的一些趣闻轶事。我和彼得争论关于社会主义和亨利·华莱士的问题。“月桂影院”是我俩发现的上映外国影片的电影院，我和他手牵着手在那里看了许多电影：《开放城市》，，《天堂里的孩子》，《面包师的妻子》，《短暂相遇》，《美女与野兽》等等。我们在峡谷和格里菲斯公园里骑自行车，拥抱着在草丛里打滚。我记得，彼得最爱的是他的母亲，我，和他的比赛用自行车。他长着一头黑发，神经质，又瘦又高。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但我总是班上最高的女生。不仅如此，我也比班上大多数男生高。虽然对奥运会之类的问题我总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立见解，但在身高方面我却可悲地坚持着传统的观念。男朋友不但应该是最好的朋友，而且还应该比自己个子高，而符合这个标准的只有彼得。

        我的另外一个最好的朋友是梅里尔。他和我一样在上二年级，只不过是在另一所中学。他也和我一起上了芝加哥大学。他金发碧眼，性情孤傲，身体结实。他具有各种各样的“帅”的特征，是个“靓仔”，“帅哥”。但是，我有一双善于识别独往独来者的慧眼（在各种伪装之下），我一眼就看出他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真的聪明，因此也就不合群。他的嗓音低沉甜美，脸上常常挂着羞怯的微笑。他的一双眼睛有时会微笑，而嘴巴却不动。梅里尔是我的朋友中唯一的我喜爱得不得了的一个。我喜欢看他。我想和他融为一体，或是他和我融为一体。但是，我必须尊重那不可逾越的障碍：他比我矮几英寸。除此之外，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障碍。他有点不够坦率，精于算计（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也是如此，他说话的时候嘴里常常挂着数字）。对有时候让我深受感动的事，他却显得有点儿无动于衷。他很讲实际，在我激动的时候，他却能保持冷静，这些都让我印象深刻。他家里有母亲，亲生父亲，弟弟（是个数学神童），甚至还有爷爷奶奶，但我说不清他对自己那看似幸福的家庭的真实想法是怎么样的。梅里尔不喜欢谈感情，而我却急切地想表达我的感情，喜欢把感情从我自己身上转而集中到某种我敬慕或愤恨的事情上面去。

        我们前后相爱。首先是音乐——他学过几年钢琴（他的弟弟拉小提琴。虽然几年前，我曾求母亲让我学的是钢琴，不，应该是几年前我才停止求母亲让我学的是钢琴，但这同样让我嫉妒得要死）。他领我去免费听音乐会（夏天在“好莱坞盆地”音乐厅），我则让他成了星期一室内乐系列演出“房顶之夜”的常客。以前艾琳和梅尔带我到那里去过。我俩都在收藏唱片，我们的收藏品几乎是相同的（都是78转的，幸好我们不知道就在这一年后密纹唱片就问世了）。我们也一起到“高地唱片商店”的凉爽，黑暗的听音间去听唱片。有时候，他到我家里来，即使我的父母在家，有时候我也到他家里去。他的母亲是个守旧但很好客的女人，我记得她的名字叫起来有点儿让人觉得难为情：霍妮。

        我们的私密空间是在车里。梅里尔有真正的驾驶执照，而我只有一本“初级”执照，那时候在加利福尼亚十四岁至十六岁的人可以拥有这种执照，但只能开自己父母的车。我们自己都没有车，只能开父母的车，因此我俩的执照的区别实际上毫无意义。夜里在马尔荷兰大道的边缘，我们坐在他父母的蓝色雪佛兰或我父母的绿色庞蒂亚克里，下面一片绿色的闪烁的灯光就像是无边无际的机场。我们的周围停了许多车，一对对情人在他们的车里做爱，而我们也在我们的车里追求着自己的欢乐。我们各自用不准确的高音唱出一些旋律然后互相提问：“OK，听，这是什么？”我们互相考试对方记住了多少克歇尔编号单，牢记住了那长长的六百二十六部作品的号码和名称；我们争论布施四重奏团和布达佩斯四重奏团的优劣（我是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布达佩斯派）；我们讨论购买吉泽金演奏的德彪西作品的唱片是否合乎道德标准，因为我听艾琳和梅尔说过他过去和纳粹党的关系；我们竭力说服自己，让我们自己相信我们是喜欢上个星期一在“房顶之夜”音乐会上听到的约翰·凯奇在事先准备的钢琴上演奏的作品的；我们还谈论斯特拉文斯基还能活多少年。

        最后这个问题我们反复讨论过。对约翰·凯奇奏出的刺耳杂音，我们抱的是恭敬的态度，我们知道我们是在欣赏丑陋音乐。我们虔诚地听托赫，克热内克，欣德米特，韦伯恩，勋伯格的作品（我们的胃口极好，消化力也极强），但我们诚心喜爱的是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作品。由于斯特拉文斯基显得特别苍老（我们有两次星期一在威尔谢·艾贝尔音乐厅的小礼堂里见过他，当时因戈夫·达尔在那里指挥演出他的作品），我们对他的寿命十分担心，这甚至让我们产生了替我们的偶像去死的疯狂念头。我们常常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做出这牺牲的条件是什么？斯特拉文斯基要活多久才值得我们现在当场就死？

        二十年？显然。但我们认为，这太容易，而且也太好了，我们难以指望。我们觉得斯特拉文斯基是个古朴的人，给他二十年的寿命，这对在一九四七年时年仅十四岁的我和十六岁的梅里尔来说简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巨大数字（I.S.活得比这还长，真可爱）。坚持用我们的生命为斯特拉文斯基换来多活二十年似乎没能表达出我们的热情。

        十五年？当然。

        十年？你可以断言。

        五年？我们开始动摇了。但不同意似乎就不够尊重，不够热爱。和让世界再有五年的时间来欣赏斯特拉文斯基创作的作品相比，我和梅里尔的生命——不光是我俩作为加利福尼亚高中的学生的微不足道的生命，也包括我们认为还在等待着我们的充满成就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五年？可以。

        四年？我叹了口气。梅里尔，咱们继续吧。

        三年？只为了额外的三年就去死？

        通常我们定在四年，最少四年。对，为了斯特拉文斯基能多活四年，我俩之一愿意在当时当地立刻去死。

        读书，听音乐，这是进入忘我状态的胜利。几乎我所敬慕的一切都是死去的人（或很老的人）或别的地方的人特别是欧洲人制作的，这在我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我的偶像越积越多。在音乐方面有斯特拉文斯基，而在文学方面则有托马斯·曼。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我在我的阿拉丁的洞穴“匹克威克”书店里买到了一本，在从书架上取书的时候，我看到了在扉页上用斜体字书写的日期——我当时正在练习写斜体字。

        我当天晚上就开始读这本书，开头几晚读的时候我简直连气都喘不过来，因为这本书和我喜欢读的别的书不一样，这是一本让人脱胎换骨的书，是发现和认识的源泉。欧洲的一切都进入了我的脑子里，只是我开始对它感到痛心。肺结核是一种不甚光彩的病（我母亲这么说的），我想象不出我的生父是什么样子，多年以前他就是在外国患这种病去世的。但自从我们搬到图森以后，我们发现这种病在这里似乎很普通，人们认为肺结核是情感与精神兴趣的缩影！患了肺结核的病人群体就像山一样高，他们是这沙漠中人们常去的小镇的写照，一种拔高了的写照。这里风光如画，气候感强，有三十多家医院和疗养院。我的母亲为了一个患气喘病的孩子而搬到了这里，这个孩子就是我。在山上，性格就是想法，想法就是热情，就像我通常的感觉一样。但那些想法本身在轮流着拉长我和包藏我。有塞腾布里尼的人道主义冲动，但也有纳夫塔的忧郁和嘲讽。汉斯·卡斯托普是托马斯·曼的这部小说里的主人公。他是个孤儿，是我毫无防护的心目中的英雄。我有这样的想法并不是因为他是个孤儿，也不是由于我自己想象的忠贞。作者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把他描写成一个头脑简单，过分诚恳，容易调教，普普通通的人（以真实的标准来看，我认为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虽然这样的描写冲淡了那种柔情，但我还是喜爱那柔情。如果汉斯·卡斯托普和古迪·图修一样（这是我的母亲曾经加在我身上的骇人听闻的罪名），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这是他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承认他虔诚的禀性；他如影随形的孤独，有礼貌地和别人生活在一起；在他排满繁重的日常事务的生活中（监护人认为这样对你大有好处），也有一些自由的，热情的谈话，这些都简直和我当时的生活日程一模一样。

        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这本书都在我的房间里，我几乎是一口气把它读完的。我本来想细嚼慢咽地读这本书，但兴奋和激动使我不能这样做。在读到334到343页，汉斯·卡斯托普和克拉芙蒂娅·乔查特谈爱情的时候，我还是放慢了速度。他们说的是法语，我没有学过法语，但我不愿意跳过这一段，于是我买来一本法英词典，一个字一个字地查阅他们的对话。读完了这本书后，我实在舍不得放下，就以读这本书应该用的速度，每天晚上朗读一章，又从头到尾把它重读了一遍。

        下一步就是把这本书借给朋友读，这样才能感觉另外的人在这本书里找到的乐趣，和另外的人一起来喜爱它，谈论它。我在十二月初把借给了梅里尔。凡是我要他读的书，他是不会耽搁的。结果他也很喜欢这本书，这真是太好了。

        读了这本书后，梅里尔说道：“我们为什么不去看看他呢？”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喜悦变成了羞愧。

        我当然知道他住在这儿。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来到加利福尼亚南部的各色名人多得令人吃惊。我和我的朋友们知道的名人不但有斯特拉文斯基和勋伯格，而且还有托马斯·曼，布莱希特（我不久前刚在贝弗里山剧院看了查尔斯·洛顿主演的《伽利略》），衣修午德，赫胥黎。但是，就像我不可能和英格丽·褒曼或加里·库柏谈话一样，我和这些大作家中的任何一位有所接触都是难以想象的，虽然他们都住在这附近。事实上，和那些文学家接触比和明星谈话更不可能。明星们会走出他们的豪华汽车来到弧光灯照耀下的好莱坞大道的人行道上，面对巨浪般包围住他们但被警察用拒马木桩隔开的影迷们为他们的影片的首映做宣传。我在新闻纪录片里看到过这样的情形。而文学界的圣人们则几乎是隐姓埋名地从欧洲来到了这里，生活在柠檬树，海滨旅馆的侍者，包豪斯建筑和奇妙的汉堡包的中间。我敢肯定地说，不会有什么人会像影迷们一样千方百计地去打扰他们的隐居生活。当然，托马斯·曼和别的流亡者们不一样，他也是一位公众人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想要受到和托马斯·曼在美国所受到的同样的官方礼遇比要成为世界最著名的作家的可能性还要小。他是白宫的客人，在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说时副总统亲自为他作介绍。数年之中他不知疲倦地巡回演讲，宣讲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的绝对邪恶和民主国家即将到来的胜利。他在罗斯福总统领导下的思想正统的美国简直具有圣人的地位。移居美国并没有降低他作为一名代表人物的品位或才华。如果存在一个好德国，那么就要到美国去寻找（这是美国好的证明），而他就是这个德国的化身；如果存在一名伟大的作家（不是美国概念的作家），那就是他。

        在我读读得云里雾里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也在这里。要说那时我住在加利福尼亚南部，托马斯·曼也住在加利福尼亚南部，这两个“住”字和“在”字的意思都是不一样的。他在的地方，我都不在。欧洲，或童年之外的世界，那严肃意义上的世界。不，甚至连那也不是。对我来说，他就是书，不是一本书，而是许多书。我当时正在读《三十年短篇小说集》。我九岁的时候——我认为那时确实是我的童年时代——我在读时伤心愁闷了好几个月（当时正读到芳汀被迫出卖头发那一章，这个情节使我成了一个有意识的社会主义者）。对我来说，虽然托马斯·曼没有死，但他又和维克多·雨果一样是死了的。

        我为什么要想和他见面呢？我有他的书。

        我不想和他见面。梅里尔在我家，那是一个星期天，我的父母都出去了，我俩在他们的房间里，躺在他们的白色缎子床罩上。虽然我再三恳求反对，但他还是带来了一本电话号码簿，在“M”条下查找起来。

        “瞧，他在电话号码簿上。”

        “我不想看！”

        “瞧！”他看了我一眼说道。我在惊恐中看到：太平岩圣雷默路1550号。

        “这太荒唐。走吧，别打！”我叫嚷着跳下床。我不相信梅里尔在做的事，但他确实在做。“我要打电话。”电话就在母亲这边的床头柜上。

        “梅里尔，别打！”

        他拿起了话筒。我冲出屋子，跑出经常都没上锁的前门，穿过草坪，跳到停在人行道那边的庞蒂亚克的旁边。车钥匙没有拔出来（你能把车钥匙放在别的什么地方呢？）。我站在街中间，用双手按住耳朵，好像在那里我也能听到梅里尔在打那令人伤心、不可想象的电话似的。

        我真是个胆小鬼，我平生第一次或许是最后一次这样想。我使劲呼吸了好一会儿，竭力恢复自制力，然后才放下双手，慢慢往回走。

        前门开着，一眼可以看到小小的客厅。客厅里装饰着一些早期美国式的家具，我母亲在收集这种家具。房子里一片寂静。我穿过客厅来到饭厅，然后转弯走过我的房间和我父母的卫生间旁的短厅进了我父母的房间。

        电话听筒已放回了原位，梅里尔坐在床边向着我笑。

        “听我说，这没什么好笑的，”我说：“我以为你真的要打电话呢。”

        他挥了挥手说：“我打了。”

        “打了什么？”

        “我打了。”他还在笑。

        “打电话？”

        “他下周星期天下午四点等我们去喝茶。”

        “你没有真的打电话！”

        “为什么没有呢？”他说，“这挺好啊。”

        “你跟他说话了？”我快要哭出来了：“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没有，”他说：“是他妻子接的电话。”

        我看过一幅托马斯·曼和他的家人一起拍的照片，脑子里浮现出了卡西娅·曼的形象。她也在这里吗？只要梅里尔没有直接和托马斯·曼说话，也许事情还不算太糟糕。

        “你说了些什么？”

        “我说我们是两个高中生，我们读了托马斯·曼的书，想见见他。”

        这比我想象的更糟糕，但我是怎么想象的呢？“真是太——太蠢了！”

        “这怎么是蠢呢？听起来挺好的。”

        “噢，梅里尔……”我连再表示反对也不行了：“她说了些什么呢？”

        “她说：‘等一下，我叫我的女儿来，’”梅里尔骄傲地继续说道：“她女儿来了，我又说了一遍——”

        “慢点，”我打断他的话说道：“他的妻子离开了电话，你等了一会儿，然后听到另外一个人的声音……”

        “对，另一个女人的声音，她们说话都带外国口音。她说：‘这是曼小姐，你想做什么？’”

        “她是这样说的？听起来她好像有点生气。”

        “不，不，她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在生气。也许她说的是‘我是曼小姐，’我记不清了。但说老实话，她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在生气。接着她说道：‘你想做什么？’不，等等，她说的是‘你想要做的是什么？’”

        “然后呢？”

        “然后我就说……你知道我说了什么。我说我们是两个高中生，我们读了托马斯·曼的书，想见见他——”

        “但是我不想见他！”我哭着说。

        “她说，”他固执地说下去：“‘等一下，我问问我父亲。’也许她说的是‘等等，我问问我父亲。’她走开的时间不长……她回到电话边说道——这是她的原话——‘我父亲下周星期天下午四点等你们来喝茶。’”

        “然后呢？”

        “然后她问我知不知道她们家的地址。”

        “然后呢？”

        “就这些了，哦……她说再见。”

        我考虑了一下这个结局，然后再一次说道：“噢，梅里尔，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我对你说过我会的。”

        我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一个星期。我将被迫去见托马斯·曼，这似乎是一件极为不妥的事情，而他要浪费时间来会见我则是一件显得十分荒唐的事情。

        当然，我可以拒绝去，但我又怕如果我不去，这位被我错当成爱丽儿的鲁莽的卡利班会独自一人去拜访那位魔术师。不管梅里尔平时对我怎样尊重，在崇拜托马斯·曼这件事情上，他自认为和我是平等的。我不能让梅里尔未经仔细思考便去打扰我心中的圣人。如果我和他一起去，起码我可以限制此行可能造成的损害，岔开梅里尔可能会说出的幼稚无知的话。我有一种印象（这是我这段回忆中的最令我感动的地方），托马斯·曼可能会被梅里尔或者我的愚蠢所伤害……愚蠢是经常会伤害人的。因为我尊崇托马斯·曼，所以保护他不受伤害就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这个星期中我和梅里尔在放学后碰过两次头。我不再责备他，也不那么生气了，我只是越来越觉得难受。我落入了陷阱。因为我不得不去，所以我需要感觉和他接近，让这成为一件我们共同的事情，这样我们就不会丢脸了。

        星期天到了。梅里尔驾着雪佛兰来接我。下午一点整，他驾车到了我家门外的人行道边（关于我们应邀到太平岩去喝茶的事，我没有告诉母亲或别的什么人），两点钟时我们已行驶在宽阔空旷的圣雷默路上，在车上我们可以看到远处的太平洋和圣卡塔利娜岛。我们把车停在了距离1550号房子大约两百英尺（从房子那里看不见）的地方。

        我们事前已商量好了怎么开头。我先开口，谈谈，然后由梅里尔提问题，问托马斯·曼目前在写什么。接下来怎么办我们还得商量，我们安排了现在的两个钟头的时间来演练。但练了一会儿后，由于我们想不出他会怎样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便练不下去了。受人崇拜的文学圣人会说些什么？我们实在想象不出来。

        于是我们比较《死神与少女》的两种录音版本的优劣，然后话题又转向梅里尔喜欢的施纳贝尔演奏的《钢琴曲》，我觉得这个话题真是聪明绝顶。梅里尔似乎一点儿也不着急，好像他觉得我们完全有权去打扰托马斯·曼似的。他认为我们很有趣：两个早熟的孩子，两个二流的神童（我们明白，我们俩都不是真正的神童，真正的神童是少年梅纽因那样的人。我俩只是爱好和敬慕方面的神童，而不是成就方面的神童），因此托马斯·曼很可能会觉得我们很有趣。但我不那么想，我只是认为我们……有潜力。用真正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简直就不存在。

        太阳火辣辣地挂在空中，大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两个钟头里只有几辆汽车开过。三点五十五分时，梅里尔松开了刹车，我们静悄悄地滑行下山，在1550号门前停下了。我们钻出汽车，伸了伸懒腰，发出一些假装出来的呻吟声以互相鼓励，然后尽可能轻轻地关上车门，走上门前小道，按响了门铃。好悦耳的铃声，噢。

        开门的是一个很老的女人，她满头的白发在脑后盘成一个圆圆的发髻。看到我们她似乎一点儿也不惊讶。她请我们进去，让我们在光线很暗的进门通道里等一等——通道的右边有一个客厅——然后沿着一条长廊走了进去不见了。

        “卡西娅·曼，”我小声说道。

        “不知道我们会不会见到埃莉卡，”梅里尔也小声对我说道。

        房子里一片寂静。她回来了。“请跟我来，我的丈夫在他的书房里会见你们。”

        我们跟着她，几乎走到了狭窄幽暗的通道的尽头，一直到了楼梯前面。那里的左边有一道门，她打开了这道门，我们跟着她走进去，又向左转，才算真正进入了托马斯·曼的书房。

        我打量着这个房间。房间好像很大，透过一扇大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景物。这时我才意识到他就坐在一张硕大华丽的黑桌子后面。卡西娅·曼为我们做了介绍。这就是那两个学生，她对他说道。在向我们介绍的时候，她称呼他托马斯·曼博士。他向我们点了点头，说了几句欢迎的话。他穿着一套米色西服，打着领结，就像在《三十年散文集》的卷首照片里的他一样。他和一本正经地坐着拍的照片一模一样，这是第一件让我感到吃惊的事情。这种相似令人不可思议，简直是奇迹。现在回想起来，这并不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一个通过照片已经对他的模样有了很深的印象的人的缘故。我还没见过照相时不做出放松的样子的人。他和照片相似，这好像是做出来的，就像他正在摆好姿势准备拍照一样。但是，那张全身照并没有让我想象到他的身体很弱，也没有让我看出他嘴唇上的胡须很稀疏。他的皮肤很白，但双手却是斑驳的颜色，手背上青筋突出，眼镜后面的一双琥珀色的眼睛很小。他笔直地坐着，显得很老很老。事实上他那时已经七十二岁了。

        我听到我们背后的门关上了。托马斯·曼示意我们坐在桌子前面的两把硬背椅子上。他点燃一支香烟，身体后仰靠在了椅背上。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

        他谈话时不用人提示。我记得他的态度很严肃，说话带外国口音，话也说得很慢。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有谁说话这么慢。

        我说我非常喜欢。

        他说那是一本欧洲味很浓的书，书中描写的是发生在欧洲文明中心的冲突。

        我说我明白这一点。

        梅里尔问他近来在写些什么。

        “我最近刚完成了一部根据尼采的生活经历写出的小说，”他一字一顿地说，“不过我的主人公不是一位哲学家，而是一位作曲家。”

        “我知道音乐对您有多重要，”我大胆地说道，希望这样可以让谈话更好地进行下去。

        “德国灵魂的高度和深度都反映在音乐里，”他说。

        “瓦格纳，”我说。说这话时我暗暗担心这会招来麻烦，因为虽然我读过托马斯·曼写的关于瓦格纳的文章，但我从来没有听过瓦格纳的歌剧。

        “是的，”他一边说，一边从桌子上拿起一本打开的书，掂了掂，把它合上（用大拇指插在打开的地方），放回桌上，又把它打开。“你看，我现在正在查阅欧内斯特·纽曼的瓦格纳传的第四卷，这是一部写得极好的传记。”我伸长脖子，好让书的标题和作者的名字能直接撞击我的眼球。我在“匹克威克”书店曾看到过纽曼写的传记。

        “但是我书中的作曲家所作的音乐和瓦格纳不同。他的音乐与勋伯格的十二音体系或十二音音列相关。”

        梅里尔说我俩都对勋伯格很有兴趣，但他没有做出回应。看到梅里尔脸上的茫然的神色，我睁大双眼表示对他的鼓励。

        “您的小说很快就会面世吗？”梅里尔问道。

        “我的忠实的翻译正在忙着呢，”他说。

        “·劳波特，”我低声说道。这是我第一次说出这个有着难懂的缩写和显眼的短横的迷人的名字。

        “对翻译者来说，这也许是一本最难的书，”他说：“我想，劳波特夫人恐怕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么难译的书。”

        “噢，”我应道，我并不是想象出了·劳波特是什么样子，而是对这个名字的主人是女性感到有点儿意外。

        “要求有深厚的德语功底，而且还要有机灵劲儿，因为我书中的一些人物使用方言对话。还有魔鬼——对，魔鬼是我书中的一个人物——说的是十六世纪时的德语。”托马斯·曼很慢很慢地说着，还抿着嘴笑了笑：“恐怕这对我的美国朋友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我很想说点什么让他放心的话，但没敢说出来。

        我在心里想，他说话这么慢，是因为这就是他说话的方式呢？还是因为他是在用外语说话呢？还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必须说这么慢，否则（因为我们是美国人，我们是孩子）我们就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是我所写的最大胆的一本书，”他对我们点点头说：“我最狂放的一本书。”

        “我们盼望读到这本书，”我嘴里这么说，心里却仍在盼着他跟我们谈谈。

        “但它也是我老年时代的书，”停顿了很久之后，他又继续说道：“是我的《帕希发尔》，当然，也是我的。”

        一时他显得有点儿心不在焉，好像在回忆什么事情。他又点燃了一支香烟，身体在椅子上稍微侧了一点。接着他把香烟放进了一个烟灰缸里，用食指揉了揉唇上的胡须。我记得他的唇须（我不知道还有谁有唇须）看上去就像是戴在嘴巴上的一顶小小的帽子。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动作是不是意味着谈话到此结束。

        但是，不，他又继续说话了。我记得他说到了“德国的命运”……“恶魔”和“深渊”……“浮士德和魔鬼讨价还价”。他好几次提到希特勒（他谈到过瓦格纳和希特勒的问题吗？我想没有。）我们尽力向他表明他对我们说的话没有白说。

        我对他充满敬畏，他就在我的面前，这使得我在开始的时候只看到了他而看不到别的东西。现在我开始多看到一些东西了，例如，他那显得有点凌乱的桌子上的东西：钢笔，墨水台，书籍，纸张，还有一套装在银框里的小照片，但我只能看到照片框的背面。墙上挂着许多照片，但我只认出了一幅罗斯福总统和另外一个人的合影，我记得另外那个人好像穿着军装。此外便是书，书，书，几个从地板到天花板的大书架上面全都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和托马斯·曼在同一间屋子里，这真是一个令人激动，令人惊异的伟大事件。但是，我也感到了我所看到的第一个私人图书馆对我的诱惑。

        梅里尔继续和他谈着，竭力显示自己对关于浮士德的传说故事并非一无所知，与此同时，我却在悄悄地打量这个图书馆，并尽量不让我目光的游离得那么明显。和我所预料的一样，几乎所有的书都是德文的，许多都是皮革精装的成套书籍。令我感到困惑的是，大多数书的标题我都看不懂（我不知道有哥特花体字）。很少的几本美国书看上去都是不久前才出版的，这些书都有鲜艳的蜡光纸护封，一眼就能辨认出来。

        现在他谈起了歌德……

        就像我们真的演练过要说些什么似的，我和梅里尔找到了一种恰当的，无拘无束的提问节奏，只要托马斯·曼的缓慢的话语一停，我俩便提出新的问题，同时也表达出我们对他所说的一切的赞赏与感激。梅里尔表现得很好，正是我喜欢的那个梅里尔：镇静，迷人，一点儿也不蠢。我还担心他在托马斯·曼面前会丢脸从而让我也丢脸，我为这种想法感到惭愧。梅里尔的表现棒极了，而我的表现则很一般。让我感到意外的倒是听懂托马斯·曼的话一点儿也不难。

        如果他说话像一本书，我一点儿也不会在意。我希望他说话像一本书。我隐隐约约开始有点在意的是（我当时说不清）他说起话来就像是在做文学评论。

        现在他谈的是艺术家与社会。他用的词语和《星期六文学评论》记者采访他时所用的词语一样，我读过那篇采访记。自从我在《党派评论》上面发现那些花哨的散文和复杂的论点并开始在好莱坞大道上的报摊上购买这份杂志以后，我对《星期六文学评论》便不再有多大的兴趣了。但是，我又转念一想，我觉得他说的话有点熟悉是因为我读过他的书，他不会想到我是他的一名狂热读者。他为什么不说点儿没有说过的话呢？尽管如此，我还是拒绝感到失望。

        我想告诉他我十分喜爱，这本书我已经读了两遍，但这显得太傻气，而且我也害怕他会问我一些关于他的另外几本我没有读过的书的问题，虽然他至此还一个问题都没有提过。“我很喜欢，”我最后乍着胆子说道，我当时的感觉是如果现在不说那就永远没有机会说了。

        “有时候，”他说：“会有人问我认为自己最重要的小说是哪一部。”

        “噢，”我说道。

        “对呀，”梅里尔叫道。

        “我就说，而且在最近的采访中我已经这么说了……”他停住了，我紧张得屏住了呼吸。他停了停后又接着说道：“是。”我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门开了，终于可以松口气了：那位德国夫人双手端着一个装着饼干，小蛋糕和茶具的托盘，慢慢地走到靠墙边的沙发前面的一张小桌子边，并弯下腰把托盘放在那小桌子上面。托马斯·曼站起身，绕过桌子，向我们招招手示意我们到沙发那里去。我看到他很瘦。我很想坐回我和梅里尔刚来时坐的座位上，托马斯·曼一坐到邻近的一把带翼扶手椅上，我便立刻挨着梅里尔坐下了。卡西娅·曼提着一把沉重的银茶壶，把茶斟进三个精致的茶杯里。在托马斯·曼把茶碟放在膝头上，举起茶杯放到嘴边（我俩也一起跟着他这么做）的时候，她低声用德语对他说了句什么，他摇了摇头。用英语回答了一句话，好像是“没关系”，或“不是现在”。我听到她叹了一口气，然后就出去了。

        呵，他说，咱们来吃吧。他没有微笑，只是向我们示意，让我们吃蛋糕。

        在放托盘的小桌子的一端有一座小小的埃及雕像，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在葬礼上作弥撒的人物形象。它使我想起了托马斯·曼写过的一本书，书名叫《约瑟夫在埃及》。我在“匹克威克”书店里曾仓促地浏览过这本书，当时觉得并不怎么吸引人。我决定把这本书再读一遍。

        没有人说话。我能感觉到屋子里那种紧张微妙的寂静，那是一种我在室内从未感受过的寂静；我也能感觉到自己缓慢的一举一动。我呷了一口茶，竭力不让面包屑掉下来，又和梅里尔偷偷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也许现在我们的访问该结束了。

        托马斯·曼放下茶杯和碟子，用他的厚厚的白色餐巾的边缘擦了擦嘴角，然后说道，他一直很喜欢和美国的年轻人会面，他们展示了这个伟大国家的活力，健康和固有的乐观的性格。我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了，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他把话题转向了我们。

        他问了我们的学习情况。我们的学习情况？这又是一件令人感到尴尬的事情。我敢肯定他对加利福尼亚南部的中学的情况一无所知。他知道驾驶员教育课（必修）吗？打字课？早晨你急急忙忙跑过草坪去赶上第一节课时会看到草坪上的那些皱巴巴的避孕套（校园是情侣们夜里幽会的好地方），如果他看到这种情况会感到惊讶吗？我自己在到了这里的第一个星期里所感觉到的惊讶揭示了我比别的同学小两岁的区别，因为我傻乎乎地问他们，为什么那些树下有那么些小小的气球。令我感到惊讶的还有每天上午课间休息时到学校礼堂左边的墙脚下来卖“茶”的那两个“帕舒克”（那两个墨西哥裔的少年这样称呼他们自己）。他能想象我们有些人认识的乔治有一支枪并拿着枪到加油站去抢工作人员的钱吗？他能想象艾拉和内拉这一对侏儒姐妹居然领导了圣经俱乐部发起的抵制活动，并导致学校收回了我们的生物学课本吗？他知道我们现在不学拉丁语了，也不学莎士比亚了，好几个月以来，看得出来是被搞糊涂了的十年级的英语老师在每节课开始时便发给每个学生一本《读者文摘》（让我们每人选一篇文章来读并写一篇摘要），然后就一言不发地坐在讲桌旁点头，织毛衣，一直到下课铃响吗？在他祖国的卢卑克，十四岁的托尼奥·克罗格让汉斯·汉森读席勒的《堂·卡洛斯》，用这种方法向汉斯·汉森求爱，但他知道卢卑克离北好莱坞中学——法利·格兰基和阿兰·拉德的母校——的体操馆有多遥远吗？他不可能知道，我也希望他永远弄不清楚。希特勒，德国的毁灭，流亡，这些已经让他够难过的了，最好不让他知道他现在离欧洲实际上有多远。

        他谈起了“文学的价值”和“保护文明不受野蛮势力侵害的必要性”，我不断地点头称是……我们到这里来实在是有点荒唐——这是我期待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感觉——这种感觉最终占了上风。早些时候，我们只能说些蠢话，后来在真的喝茶时，那给了这整个过程名称的社会礼节又给我们制造了丢脸的新机会。我担心自己会做出什么不合礼节的蠢事来，这种担心把我脑子里本来想大胆说出的一切念头都赶跑了。

        我记得当时我开始考虑什么时候才是体面地离开的时机，我猜想，虽然梅里尔一脸轻松自如的样子，但他一定也巴不得立刻就走。

        托马斯·曼继续慢条斯理地谈论文学，我只记得当时自己如坐针毡，他说了些什么我已经忘光了。我竭力控制自己不要吃太多的饼干，但一不留神就又伸出手去拿了一块。他点点头，说，再吃一块吧。这太可怕了，我真希望他不管我们，让我在他的书房里看看他的书。

        他问我们喜欢哪些作家，我正在犹豫该怎么回答（我喜欢的作家太多了，但这时我只能说几个名字），他又继续说话了。我记得他的原话是：“我想是海明威吧，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美国作家。”

        梅里尔含混不清地说他没有读过海明威的书。我也没读过，但由于吃惊，我没有回答。托马斯·曼会对海明威感兴趣，这太让人想不通了。在我的印象中，海明威是一位受欢迎的作家，他的书都是关于打渔和拳击的（我讨厌体育运动），他的小说被拍成了浪漫电影（我喜欢英格丽·褒曼，也喜欢亨弗莱·鲍嘉）。从别人谈论的情况来看，我觉得他的书不是我应该读的，他也不是我的托马斯·曼会认真对待的作家。但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不是托马斯·曼喜欢海明威，而是他认为我们喜欢海明威。

        嗯，托马斯·曼问道，你们喜欢哪些作家？

        梅里尔说他喜欢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和乔伊斯（《青年艺术家的肖像》）；我说我喜欢卡夫卡（，）和托尔斯泰（他后期的宗教作品和长篇小说）。说到这里我想到他似乎在期待着我说出一位美国作家的名字，便搭上了一个杰克·伦敦（）。

        他说我们一定是非常严肃的年轻人，这让我们感到更难为情了，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他的话使我们感到很难为情。

        我还在想着海明威，我是不是应该读点儿海明威的作品呢？

        两个当地的高中生竟然会知道尼采和勋伯格，这在他看来好像是完全正常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熟悉这些名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时还涉世未深的我第一次知道了这一点，我为此感到高兴。然而，他似乎也希望我们是两个美国人（他想象中的美国人），像他一样具有代表性（就像他认为海明威可以代表美国作家一样，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知道这很荒唐，因为我们什么也不能代表，我们甚至不能代表我们自己——确实不能很好地代表我们自己。

        我现在身处文学世界的觐见室里，我渴望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即使是做一名地位最卑微的公民。（我根本没有想到告诉他我想当作家，这和告诉他我在呼吸一样毫无意义。我在那里——如果我必须到那里的话——是作为一个崇拜者，而不是想要和他平起平坐。）我在这里见到的这个人只会说一些格言警句，虽然他就是写托马斯·曼的书的那个人；而我说出的都是一些傻乎乎的话，虽然我的心里充满了复杂的情感。我俩都没有处于最佳的状态。

        奇怪的是我想不起会见是怎么结束的了。是卡西娅·曼进来告诉我们时间到了吗？是托马斯·曼说他必须回去继续工作，接受了我们的感谢，然后把我们带到他的书房门口的吗？我想不起我们是怎样告别——怎样被释放的了。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坐在沙发上喝茶吃蛋糕的情景和我们又到了外面的圣雷默路上钻进汽车的情景交叉淡变重叠到了一起。从那幽暗的书房里出来，西斜的太阳也显得非常明亮：时间刚过五点半。

        梅里尔发动了汽车。像两个第一次逛了窑子正开车离开的少年一样，我们开始在车里评价我们的表现。梅里尔认为我们的访问是一次胜利，而我却觉得羞愧，沮丧，虽然我也认为我们并不是完全在出洋相。

        “该死，”在快到我家的时候，梅里尔打破了长久的沉默说道：“我们应该把书带去请他签名。”

        我咬紧了牙齿没有说话。

        “太棒了，”梅里尔在我家门口我下车时说道。

        我想我们后来再也没有谈起过这件事。

        十个月以后，在预先作了许多宣传的《术士浮士德》（“本月畅销书俱乐部”中选书，第一次印刷超过十万册）问世后几天内，我和梅里尔到了“匹克威克”书店。书店前部的一张金属桌子上堆满了一摞摞相同的书，我们眼睛都看花了。我们各自买了一本，然后一起读这本书。

        虽然宣传得很厉害，但这本书并不像托马斯·曼预期的那样轰动。评论家们只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客套话，他在美国的地位开始有点降低了。罗斯福时代真的结束了，冷战时期已经到来。他开始考虑回欧洲去了。

        几个月以后我的生活有了大的变动——我真正的生活开始了。一月份毕业以后，我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了一学期。不幸的乔治进了圣昆廷州立监狱。一九四九年秋，我离开了加州大学进了芝加哥大学，梅里尔和彼得也进了这所大学（他俩都是在六月毕业的）。我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哲学，然后，然后……我继续我的生活，而我后来的生活居然和我在十四岁时满怀自信想象出的情况基本相同。

        一直在这里消磨时光的托马斯·曼的生活也有了变动。他和他的卡西娅（他们在一九四四年成为美国公民）将在一九五二年离开加利福尼亚南部永远回到欧洲那平缓的魔山去。在美国的十五年中，他一直住在这里，但他又并没有真正地住在这里。

        多年以后，我成了一名作家，也认识了许多作家，我学会了在人和工作之间更多的容忍。然而，即使现在，我仍然觉得这种冲突不正当，不合适。在我的经历中的深层记忆常常是关于难为情的感觉的记忆。

        我现在仍然能感觉到自己从令人窒息的童年中解放出来时的兴奋和感激。是敬慕之情解放了我，还有作为体会强烈的敬慕感的代价的难为情。那时我觉得自己已是个成年人，但又被迫生活在孩子的躯壳里。后来，我又觉得自己像一个有幸生活在成人的躯壳里的孩子，我的那种认真热情的品质在我的童年时期就已经完全形成，它使我现在还继续认为现实还未到来，我看到在我的前面还有一片很大的空间，一条遥远的地平线。这就是真实的世界吗？四十年以后，我还是像在漫长而累人的旅途上的小孩子一样，不停地问着“我们到了吗？”我没有获得过童年的满足感，作为补偿，我的前方总是呈现着一条满足的地平线，敬慕的喜悦载着我不断地向它前进。

        我从未对任何人讲起过这次会见。多年来我都把这件事当作一个秘密，就像那是一件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似的。这件事就像是发生在另外的两个人之间，发生在两个幽灵之间，两个在到别的什么地方的路上临时碰到的人之间一样：一个害羞，热情，陶醉于文学的孩子和一个住在太平岩的流亡文学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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