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说到，我是幼无大志的人。其实我老也无大志，那种“大丈夫当如是也”的豪言壮语，我觉得，只有不世出的英雄才能说出。但是，历史的记载是否可靠，我也怀疑。刘邦和朱元璋等地痞流氓，一无所有，从而一无所惧，运气好，成了皇上。一批帮闲的书生极尽拍马之能事，连这一批流氓并不漂亮的长相也成了神奇的东西，在这些书生笔下猛吹不已。他们年轻时未必有这样的豪言壮语，书生也臆造出来，以达到吹拍的目的。

        话扯远了，还是谈我自己吧。我的“无大志”表现在各个方面，在年龄方面也有表现。我的父母都只活四十岁多一点。我自己想，我决超过父母的，能活到五十岁，我就应该满足了。记得大概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四十多岁的时候，忽发奇想，想到我能否看到一个新世纪。我计算了一下，我必须活到八十九岁，才做到。八十九岁，对当时的我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古今中外的文人，有几个能活到这个岁数的？这简直像是蓬莱三山，烟波渺茫，可望而不可及。

        然而曾几何时，知命之年，倏尔而逝；耳顺之年，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在古稀之年也没能让我有古稀的感觉。物换星移，岁月流逝，我却懵懵然，木木然，没有一点儿感觉，“高堂明镜悲白发”，我很少揽镜自照，头发变白，自己是感觉不到的。只有在校园中偶尔遇到一位熟人，几年不见，发已半白，我心里蓦地震颤了一下。被人称呼，从“老季”变成了“季老”，最初觉得有点儿刺耳。此外则一切平平常常，平平常常。弹指一瞬间，自己竟然活到了八十九岁，迎接了新世纪和新千年，当年认为无法想象的，绝对办不到的，当年的蓬莱三山，“今朝都到眼前来”了。岂不大可喜哉！然而又岂不大可惊哉！

        记得有两句诗“凡所难求皆绝好，及能如愿便平常”，我现在深深地认识到这朴素语言中蕴含的真理。我现在确实如愿了。但是心情平常到连平常的感觉都没有了。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到了晚上，仍然会在西方落下。环顾我的房间，依然是插架盈室，书籍盈架。窗台上的那几盆花草依然绿叶葳蕤，春意盎然。窗外是严冬。荷塘里只剩下了残荷的枯枝，在寒风中抖动。冰下水中鱼儿们是在游泳，还是在睡眠？我不得而知。埋在淤泥中的莲藕是在蔓延，还是在冬眠？我也不得而知。荷花如果能做梦的话，我想，它们会梦到春天，坚冰融化，春水溶溶，它们又能长出尖尖的角，笑傲春风了。

        荷花是不会知道什么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大千世界的一切动植物都不知道。它们仅仅知道日和夜以及季节的变换这些自然界的现象。只有天之骄子人类才有本领耍出一些新花样，自己耍出来以后，自己又顶礼膜拜，深信不疑。神仙皇帝就属于这一类，世纪和千年也属于这一类。就拿二十世纪的世纪末来说，明明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却似乎有了无限的神力。多少年来，世界各国不知有多少聪明睿智之士，大谈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世纪末问题，又是总结二十世纪的经验教训，又是侈谈二十一世纪的这个那个，喧呶纷争，煞是热闹；人各自是其是而非他人之是。一时文坛、学坛，还有什么坛，议论蜂起，杀声震天。倘若在高天上某一个地方真有一位造物主的话，他下视人寰，看到一群小动物角斗，恐怕会莞尔而笑吧。

        我自己不比任何人聪明，我也参加到这一系列的纷争里来了。我谈的主要是文化问题，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东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我认为，二十世纪是全部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以前西方发生的产业革命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二百多年内，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福利，全世界人民皆受其惠。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并不美好的，由于西方人以“征服自然”为鹄的，对大自然诛求无餍，结果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和惩罚，产生了许多弊端和祸害。这些弊端和灾害彰彰在人耳目，用不着我再来细数。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和人民团体都在高呼“环保”，又是宣传，又是开会，一时甚嚣尘上。奇怪的是，竟无一人提到环保问题产生的根源。为什么欧洲中世纪和中国的汉唐时代，从来没有什么环保问题呢？这情况难道还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我自己把环保问题同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挂上了钩，同东西文化挂上了钩。同时我又常常举一个民间流传的近视眼猜匾的笑话，说二十一世纪这一块匾还没有挂了出来，我们现在乱猜匾上的大字，无疑都是近视眼。能吹嘘看到了匾上字的人，是狡猾者，是事前向主事人打听好了的。但是这种狡猾行动，对匾是可以的，对二十一世纪则是行不通的。难道谁有能耐到上帝那里去打听吗？我主张在二十一世纪东方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是东方文化的精华——能帮助人们解决环保问题。我似乎已经看到了还没有挂出来的匾上的字。不是我从上帝那里打听来的，是我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得出来的，我是我自己的上帝。

        二十世纪最后一天的夜里，我猛然醒来，开灯一看，时针正指十二点，不差一分钟。我心里一愣：我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的人了。多介意，关灯又睡。早晨7点，乘车到中华世纪坛去，同另外九个科学界闻人，代表学术界十个分支，另外配上十个儿童，共同撞新铸成的世纪钟王二十一响，象征科学繁荣。钟声深沉洪亮，在北京上空回荡。这时，我的心蓦地一阵颤动，二十一世纪五个大字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真正感觉“往事越千年”，我自己昨天还是二十世纪的“世纪老人”，而今一转瞬间，我已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新人”了。

        在这关键的时刻，我过去很多年热心议论的一些问题，什么东西方文化，什么环保，什么天人合一，什么分析的思维模式和综合的思维模式等等，都从我心中隐去。过去侈谈二十一世纪，等到二十一世纪真正来到了眼前，心中却是一个大空虚。中国古书上那个叶公好龙的故事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然而，我心中也并不是完全的真正的空虚，我想到了我自己。进入新世纪，我确确实实是八十九岁了。这是古今中外都艳羡的一个年龄。我竟于无意中得之，不亦快哉！连我这个少无大志老也无大志的人都不得不感到踌躇满志了。但是，我脑海里立即出现了一个问题：活大年纪究竟是好事呢，还是坏事？这问题还真不易答复。爱活着，是人之常情，连中国老百姓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我焉能例外！但是，活得太久了，人事纷纭，应对劳神。人世间一些魑魅魍魉的现象，看多了也让人心烦。德国大诗人歌德晚年渴望休息（ruhen）的名诗，正表现了这种心情。我有时候也真想休息了。

        中国古代诗文中有不少鼓励老年人的话，比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又如“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又如“余霞尚满天”，等等。读起来也颇让老人振奋。但是，仔细于字里行间推敲一下，便不难发现，这些诗句实际上是为老人打气的，给老人以安慰的，信以为真，便会上当。

        那么，老年人就全该死了吗？也不是。人老了，识多见广，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都非常丰富，这些东西对我们国家还是有用处的，只要不倚老卖老，不倚老吃老，人类社会还是需要老人的。佛经里面有一个《弃老国缘》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一番道理。在现在的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活着无疑还是一种乐事。我常常说：人们吃饭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这是我的最根本的信条之一。我也身体力行。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我仍然是黎明即起，兀兀穷年，不求有惊人之举，但求无愧于心，无愧于吃下去的饭。

        在北京大学校内，老教授有一大批。比我更老的人，还有十几位。如果在往八宝山去的路上按年龄顺序排一个队的话，我绝不在前几名。我曾说过，我绝不会在这个队伍中抢先加塞，我决心鱼贯而前，轮到我的时候，我说不定还会溜号躲开，从后面挤进比我年轻的队伍中。

        多少年来，我成了陶渊明的信徒。他喜欢写的一首诗：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我感到，对生死之事，我确实没有多虑。关键在一个“应”字。这个“应”字由谁来掌管，由谁来决定呢？我不知道，反正不由我自己来决定。既然不由我自己来决定，那么一一由它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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