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2月8日    瑞典    斯德哥尔摩

        ，打破了诺贝尔奖的颁奖习俗。

        随麦哲伦一道进行首次环球航行的佛罗伦萨水手安东尼奥·皮加菲塔，途经南美时如实记下的所见所闻，竟好似一部奇思妙想的历险记。他说见过肚脐长在背上的猪，雌鸟伏在雄鸟背上孵蛋的无爪鸟，以及形似鹈鹕、勺形喙的无舌鸟。他说见过骡头、骡耳、骆驼身、鹿脚、马嘶的怪物，还说曾给在巴塔哥尼亚遇上的第一个土著照镜子，那大个子土著一激灵，被镜子里的自己吓得魂飞魄散。

        在这本篇幅不长、引人入胜的小书里，甚至已能窥见现代小说的萌芽，但它还远非当年最令人瞠目的史料。西印度群岛的史学家们留下了更惊人的书山文海。令人垂涎的黄金国，本是虚构的产物，却常年出现在不少地图上，位置形状随绘图员的臆想千差万别。为了寻找永葆青春泉，传奇人物阿尔瓦尔·努涅斯·卡维萨·德巴卡耗时八年勘察墨西哥北部，远征队员痴念成疯，同类相食，六百人去，五人生还。还有很多其他的不解之谜，如一万一千头各驼一百磅黄金的骡子，从库斯科出发去赎还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可一头也没到达目的地。后来，殖民时期，卡塔赫纳出售过一批在冲击土上饲养的母鸡，鸡胗里发现了金粒。我们那些开国者的黄金热，直到不久前还阴魂不散。上世纪，有个德国代表团研究在巴拿马地峡建造跨洋铁路的可能性，下结论说这地方铁少，要建，就得用金。

        我摆脱了西班牙人的统治，却没摆脱疯狂。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将军三任墨西哥独裁者，曾为自己在“糕点战争”中失去的右腿举办隆重的葬礼；加夫列尔·加西亚·莫雷诺将军如专制君主般统治了厄瓜多尔十六年，死后身着戎装，胸前挂满勋章，端坐在总统宝座上供人吊唁；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将军，萨瓦尔多的暴君，神智学者，曾惨无人道地一次性屠杀了三万农民，还发明了检测食物是否有毒的钟摆，下令用红纸罩住路灯，以防猩红热；特古西加尔巴中心广场上的弗朗西斯科·莫拉桑将军像，其实根本是奈伊将军像，是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二手货。

        十一年前，当代著名诗人、智力的巴勃罗·聂鲁达曾用诗歌辉耀此地。那之后，拉丁美洲亦真亦幻的新闻如潮水般涌入了心地善良抑或居心不良的欧洲人的视野。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有胡思乱想的男人，有载入史册的女人，永不妥协的精神铸就了一段段传奇。而生活在其中的我们，从未享过片刻宁静。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总统曾困守在火光熊熊的总统府，孤身抵挡一支军队，直至战死；另一位高尚的总统与一名重塑民众尊严、推行民主制度的军人死于两起至今原因不明的可疑空难。

        五次战争、十七次军事政变，还冒出一个恶魔似的独裁者，打着上帝的旗号率先开展了拉丁美洲当代的种族文化灭绝。与此同时，两千万拉美儿童不满两岁夭折，超过一九七○年以来欧洲出生的人口总数。镇压与迫害造成的失踪人口近十二万，好比乌普萨拉全城市民不知去向。难以计数的孕妇被捕后，在阿根廷监狱分娩，婴儿被军政府秘密送养或送进孤儿院，至今下落不明。为了让此类事情不再发生，约二十万拉美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中有十多万丧身于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这三个中美洲恣意妄为的小国。若以相同比例换算至美国，相当于四年内横死一百六十万人。

        智利本是好客之国，居然也有百分之十的人口——一百万人亡命天涯。乌拉圭是个两百五十万人口的小国，在拉美国家中文明程度最高，却也流放了五分之一的人口。自一九七九年起，萨尔瓦多内战几乎每二十分钟就制造一名难民。拉美各国的流亡者与难民，加起来比挪威总人口还多。

        我斗胆认为，是拉丁美洲异乎寻常的现实，而不仅仅是其文学的表现形式，引起了瑞典文学院的极大关注。现实并非纸上之物，它就在我们身边，每天左右无数生死，同时也滋养着永不枯竭、充满了美好与不幸的创作源泉，我这个四处漂泊、思乡心切的哥伦比亚人只是蒙幸运女神的眷顾。现实是如此匪夷所思，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无论诗人或乞丐，战士或歹徒，都无需太多想象力，最大的挑战是无法用常规之法使别人相信我们真实的生活。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孤独的症结所在。

        如果连我们自己也被难倒，那么，生活在地球这边、理性至上、沉醉于自身文化的人自然就更无法明白我们了。不难理解他们会坚持用衡量自身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忘记了生活的苦难因人而异。自我追寻的路上荆棘丛生、鲜血淋漓，他们走过，我们在走。用他人的标准解释我们的现实，只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拘束，越来越孤独。可敬的欧洲如果想想他们的过去，再来对比我们的现在——记起伦敦花了三百年才建起第一道城墙，又花了三百年才有了一位主教；罗马迷失了两千年，才由一位伊特鲁里亚国王确立其历史地位；如今爱好和平，出产有孔奶酪、精密钟表的瑞士，十六世纪还在以雇佣兵的身份血洗欧洲；即便在文艺复兴顶峰，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中的一万两千名德国雇佣兵也曾对罗马烧杀抢掠，刺死八千罗马人——也许会更理解我们一些。

        托尼奥·克勒格尔的梦想是将纯洁的北方与热情的南方融为一体，五十三年前，托马斯·曼曾在此地对此大加赞赏。今天，我无意再次扮演这书中人的角色，但我相信，头脑清楚的欧洲人，同样为建设更人道、更公正的伟大国家而奋斗的欧洲人，只要彻底修正看待我们的方式，就能给我们提供更好的帮助。对于梦想在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一席之地的人民来说，如果支持仅限于声援，没有落实成合法的行动，我们的孤独感是丝毫不会因之减少的。

        拉丁美洲不情愿、也没有理由成为任人摆布的棋子，此外也不会去幻想西方国家能打心眼儿里支持我们独立、独特的发展计划。航海技术的进步缩短了美洲与欧洲的地理距离，却加大了彼此的文化距离。为什么文学上的独特性可以全盘授受，却对我们独立自主、举步维艰的社会变革疑虑重重、全盘否决呢？为什么认为欧洲发达国家在本国推行的社会公正无法在不同条件下，以不同方式成为拉美国家的奋斗目标？不，历史上众多的战乱与伤痛，源于世世代代的不公和无休止的苦难，而非千里之外的诡计阴谋。可许多的欧洲领导人、思想家偏不信。他们忘了自己也曾年少轻狂、锐意进取，幼稚地认为不听两个超级大国的摆布，只会走投无路。朋友们，瞧，我们有多孤独！面对压迫、掠夺和遗弃，我们的回答是：活下去。无论是洪水、瘟疫、饥荒、灾难，还是连绵不绝、永不停息的战火，都无法战胜生的顽强，生命对死亡的优势。

        如今，这优势还在扩大，而且速度越来越快：世界年净增人口已达七千四百万，相当于纽约人口的七倍。人口大多出生在贫穷国家，其中当然包括拉美。与此同时，最繁荣的几个国家却积聚了足够大的破坏力，不仅能将现存总人口毁灭一百次，还能将在这个倒霉星球上存在过的所有生物尽数毁灭。

        也是在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我的导师威廉·福克纳在这里说：“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如果我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三十二年前被他拒绝接受的巨大灾难，如今在人类历史上已首次从科学角度成为可能，我会愧对这个他曾站过的位置。这令人震惊的现实在人类史上曾经只是个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我们这些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寓言创造者有权相信：反转这个趋势，再乌托邦一次，还为时不晚。那将是一种全新的。颠覆性的生活方式：不会连如何死，都掌握在别人手里，爱真的存在，幸福真的可能，那些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也终于永远地享有了在大地上重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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