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座高大的纪念碑，

        不久，毛主席向苏联提出，请他们帮助我们兴建这个工程，并且协助规划，以求进一步治理开发长江。苏联及时派来了一些专家。于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全力开展了长江规划和三峡大坝工程的勘探设计研究，初步选定三斗坪作为坝址。周总理是赞成修建三峡工程的，但他认为要修建这样世界第一流巨大工程，必须贯彻毛主席提出的“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要认真经过科学论证，要为子孙后代负责，要经得起历史考验。

        下午没有开会，总理和我们在船边饱览巫峡雄伟而壮丽的景色。我为美人沱、神女峰拍了几张照片。美人沱象一座雕像，而神女峰就很难看出象一位女人。毛主席1956年在《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所写的词句：“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为三峡大坝建成后“高峡出平湖”的新景观作出了令人神往的描绘。到那时，神女峰下的江面将变得宽阔而平静，朝晖晚霞把多彩多姿的山峦的倒影，映照在清澈的湖水里，那将是多么迷人的山光水色啊！一些担心修建三峡大坝会破坏现有自然景观和古迹的人们，大可不必过分的忧虑！有价值的古迹是可以搬迁的，而自然景观将会变得更加美丽。年轻的情侣可以在神女峰面前海誓山盟，在美人沱底下唱起恋歌。所有的礁石将被深深地埋在江底，轮船的航行变得自由而平稳，再不会发生因为触礁船沉人亡的惨剧了。

        现在时间过去了28年，关于三峡工程上不上马的问题仍然在论证之中。前一两年，在纽约召开的讨论三峡工程的会议上，持支持意见的艾奥大学教授兼水利研究中心主任肯尼迪表示：“三峡计划，如果五年、十年还无法开始动工兴建，那么就不会在我们有生之年看到它了。”他又说：“很多计划都是这样，如果它被讨论得够久的话，常常就是这样被说死了。”

        本着这种心情，在纪念周总理90周年诞辰的时候，我把在1958年随同他考察三峡地区时所写的日记，略加整理，公开发表。

        1958年2月下旬到3月上旬，他亲自带领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和专家到三峡地区进行考察。当时，我作为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参加了这次考察。周总理一面亲自观察现场实况，掌握第一手材料，一面亲自主持会议听取汇报、组织讨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总理的民主作风和细致周到的思想方法，大家都是熟知的，在他面前，每个人可以各抒己见，没有任何顾虑。他从不打断别人的发言，只是提醒发言人重复的意见尽可能少讲或不讲。总理在实地考察，听取了各种意见以后，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口头汇报和书面报告。

        今天上午，总理主持开会，听取了长办苏联专家组长德米托利也夫斯基的汇报。他讲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建设的技术、造价、工程期限问题，又对南津关和三斗坪两个坝址的优劣作了客观的分析比较。他认为建设三峡大坝的综合效益是肯定的，技术上是有把握的。对两个坝址主张再进一步研究比较，未作肯定的建议。

        今天白天，周总理和富春、先念同志坐火车到了汉口，我到大智门车站去接。只见总理轻装简从，谈笑风生，他不顾旅途劳顿，晚上就率领我们坐江峡号客轮出发，开始了对三峡地区的考察。

        上午，总理率领我们先到南津关坝区，看了三游洞和打的斜钻孔。这里是石灰岩，有溶洞（喀斯特），建大坝有可能漏水。水利专家们多数不赞成在这里建大坝，这只是供选择的坝址之一。

        输送到华中、华东、华南的电网。

        今天，周总理实地考察荆江大堤的几个险要堤段。在堤上，长办主任林一山同志向他汇报了长江洪水水位高出地面十多米，假如荆江大堤有一处决口，不但江汉平原几百万人生命财产将遭毁灭性的灾害（可能有几十万、上百万人被淹死），武汉市的汉口也有被洪水吞没的很大可能。在大水年，湖南洞庭湖区许多垸子也将决口受灾，长江有可能改道。为了防洪，为了确保荆江大堤，加高培厚堤防只能是治标的办法，当然修堤防汛抢险是当前主要的防洪手段，有了三峡大坝，也还要修堤防汛，但那时的安全程度就大不一样了，再遇到1954年那样的洪水，分洪区可以不用了。建立分洪区也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洪水的灾害。只有修建三峡大坝，迎头拦蓄调节汛期上游来的洪水（占中游洪水来量的70％），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洪水可能产生的大灾难。周总理等人边看边听，频频点头。这时下起了鹅毛大雪，随下随化，地上积雪并不多，但大堤上天气相当冷。这时，总理戴起一顶皮帽，仿佛象个学者，更给人一种亲切之感。

        难道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们

        今天出了太阳，昨天下的雪已经化完，看来已开始开花的蚕豆、豌豆并未遭受冻害。

        下午继续开会，总理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一定要建好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第一，确保质量。第二，要妥善安排移民。第三，设计由长办负责，施工由湖北省政府负责，省长张体学亲自挂帅。

        下午到达丰都城，总理带领大家上岸去参观。在旧社会都传说人死了，灵魂要到丰都，到底是上西天，还是下地狱，由这里的阎王爷决定。这里有奈何桥、阎王殿、望乡台，还塑造有惩罚罪人的油锅和挖鼻子挖眼睛的刽子手，执法的判官和小鬼等等。看到这些宣扬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的迷信东西，周总理不时地哈哈大笑。作为反映某个侧面的古建筑，还是有保存价值的，但是已经被过去的国民党驻军破坏得不成样子。

        晚上总理利用不开会的时间，找荆州和宜昌两个地委的领导同志谈话，听了工作汇报。尽管忙了一个白天，总理仍然精神奕奕，对一些问题询问甚详。

        上午在船上开会，总理主持。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魏廷铮同志汇报了汉江流域规划和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设计。经过讨论，通过了建设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决定。这个工程不但有防洪、发电、灌溉的效益，而且也是为修建三峡大坝练兵。

        我认为三峡工程是不会被说死的。因为它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是一个综合效益最好的工程，迟早非修建不可。一项大工程上不上马，何时上马，慎重论证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迟迟不下决心，贻误时机，再遭受一次1954年那样的大水灾或更大的水灾，然后被迫上马，那我们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我认为，为了长江中游两岸几千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四化建设的需要，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应当尽可能提前开工，而不能久拖不决。

        我是主张上三峡大坝的积极分子。我本着多听少说的精神，参加讨论。只在一次会议上作了10分钟的发言。我说：以三峡工程为主体的长江综合开发是国家的重要问题，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兴建，的确会对国家建设起到难以想象的重大作用。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准备工作要积极进行。我还说到长办主任林一山同志。我说他在工作上是负责任的，提出问题是经过调查研究的，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例如有一次毛主席问他，三峡工程的全部投资需要多少？他说按现在的物价来算需要70亿元（作者注：当时钢材水泥的价格比现在低得很多）。

        愿我们大家都能象周总理那样：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任劳任怨，艰苦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下午，看三斗坪坝址。总理和我们在中堡岛上详细观察了坝址，并实地对照研究了工程设计方案，认真了解了地质勘测工作，观看地质钻探岩心。总理还取了一截花岗岩心，说要带回北京，放到他办公室里陈列。

        在随从总理视察的10天中，我看到总理对工作是那样的认真、细致，对同志那样平易近人，主持会议那样虚心听取各种意见，他的生活艰苦朴素，善于和各方面的群众接触，人们在他面前无拘无束。他有惊人的记忆力，许多和他偶有过接触的人，他差不多都能说得出名字来。他有超人的充沛精力，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的觉，中午也不休息。我比他年轻20岁，也不能象他那样夜以继日地工作。总理的高尚品德、认真精神和优良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一辈子的。

        今天，我们到了重庆。总理领着我们去狮子滩，参观了水电站。这是我第一次参观比较大型的水电站，工程的确是很复杂的。

        主席问，50亿包千行不行。他说，按现有的技术水平来说做不到。主席又提一次50亿包干，他还是未答应。周总理根据主席的意图，提出电站装机由2500万千瓦减到500万千瓦，50亿元够不够？林一山当场干脆地回答：这样就够了。不过修了这样一个大高坝，怎么能只装机500万千瓦呢！

        让滔滔的江水，发出强大的电流，

        1954年，长江中下游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武汉市的水位超过了造成巨大灾难的1931年。解放了的江汉平原人民特别是武汉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胜了这场洪水，但是并未能根本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样严重的水患。应该有一个根治的办法。

        毛主席、周总理根据专家们的建议，开始酝酿修建长江三峡大坝。

        以上是30年前的日记，今天翻检出来，1958年的三峡之行就好象发生在昨天一样，周总理的音容笑貌一一展现在我的眼前。他虽然离开我们整整12个年头了，他那可亲可敬的形象却始终铭记在我的心头。

        上午由总理主持讨论《总结纪要》（即为中央文件写的草稿）。下午总理作了总结讲话。他说这次通过实地考察，又连续开会讨论，大家一致肯定三峡工程必需搞，而且也能够搞，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具有伟大意义，技术上也是可能的，在不太长的时间，15年到20年，就可以建成。取得这样一致的意见，是很大的成功。从现在开始，必须积极准备，才能做到充分和可靠。对于修建三峡水利枢纽本身的问题，总理也讲了很多重要的意见。他说，三峡大坝的正常高水位应当控制在吴淞 基点以上200米，不能高于这个高程，同时还应该研究190米、195米两个高程。在进行三峡工程的同时，要抓紧时机，分期完成长江中下游各项防洪工程。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以为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他还提出，长江流域规划工作的基本原则应当是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同时需要正确解决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等方面的关系。这七种关系必须互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具体安排。但把三峡工程作为主体的意见是对的，林一山同志书面报告的这个观点我赞成。总理还宣布，为了加强对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的领导，应当正式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总理表示，所有这些问题，要报告中央和毛主席，批准了之后才能执行。至此，辩论了几年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问题，算是有了结论。

        晚上写了一段自由诗：

        同年3月25日，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讨论同意这个报告，并且形成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文件，4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予以批准。文件明确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年到20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假如不是因为“大跃进”以及其它因素造成的三年经济困难，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我想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按照当时的设想，可能早已在七十年代中期建成开始发电，为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长江中下游几千万人民也不必再为洪水的威胁而提心吊胆了。

        新中国的人民，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作者注：一、丹江口水电站第一期工程已建成20多年了，防洪、发电、灌溉发挥了巨大效益，假如完成第二期工程，大坝再加高8至13米，防洪、发电和灌溉的效益将会更大。二、丹江口水库批准总投资7到8亿元，实际用了9.6亿元。三、丹江口水库的水面面积比拟议中的三峡水库还要大，并未引起生态环境的不利变化，可以预测：三峡水库同样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四、丹江口水库的含沙量比三峡大两到三倍，水库泥沙淤积问题也未产生严重影响。）

        今天在船上继续讨论。总理一再强调要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会议开得很热烈很成功。水电部水电总局局长李锐同志发言。他首先说，讲综合效益，三峡工程很理想，技术上虽然有很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但是，他不同意林一山同志的意见，反对长江流域规划确定的三峡为控制利用长江水利资源的主体，他主张先开发支流，先小后大，先近期后远期。他认为长江防洪问题不大，加高堤防就可解决。接着，钱正英同志发言。她是赞成修建三峡水利工程的。她不同意李锐同志的意见。她从长江流域的全局出发，认为三峡作为规划的主体工程是有道理的。她认为长江的防洪问题关系到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决不可掉以轻心，单靠加高堤防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钱正英同志不仅是水电部的领导同志，也是一位水利专家。她的说理是充分的，态度是认真的。苏联专家有6个人讲话，专家组长先后发言两次。参加会议的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国家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刘西尧，水电部副部长李葆华、刘澜波，四川省委书记阎红彦和我都发了言。水利水电航运方面的专家李镇南等同志也发表了意见。长办主任林一山同志写的书面报告在会上发给了大家。

        这次讨论的问题，主要是需不需要修建三峡大坝，能不能修建三峡大坝，三峡大坝是不是开发长江水利资源的主体工程，这个工程是不是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不是要争取提前修建这个工程。通过今天的讨论，绝大多数同志对这些问题的意见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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