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3月5日，是周恩来同志90诞辰。此时此刻，更激起我对尊敬的周恩来同志的深深怀念之情。

        恩来同志是我军的创建者之一。他为中国革命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将彪炳千秋。

        在这篇文章中，我仅回忆五十年前的一些往事，以志纪念。

        （一）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是1930年8月，在攻打瑞昌县城时，我负了伤，转至上海治疗。当我康复时，中央派吴德峰同志通知我，到党的一个机关去开会。那天到会的有六七个人，有一个叫伍豪的同志，看来平易、沉着。他在讲话时说：闵行镇驻有国民党军队，有我们的同志在里面做秘密工作。现在，党组织似已被敌人发觉，有被破坏的危险。有两个办法，一是组织兵暴，一是如果兵暴不可能，就把我们的同志赶快撤出来。说到这里，他转向我说：你不是领导过大冶兵暴吗？如果闵行部队兵暴，你去指挥。我想，这个同志怎么对大冶兵暴和我这么熟悉，他是谁呢？一回到旅馆，吴德峰同志就问我：你今天见到周恩来了吗？我回答：没有。他说：怎么没有见到？他看我感到诧异，就对我说：今天在会上讲话的伍豪，就是周恩来。我的心弦被深深触动了，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同志早已是我久已仰慕的人物，想不到今天有幸在这里见到他。而他对闵行部队里自己同志的关切和对兵暴的精心筹划，正象对我们举行大冶兵暴时一样。

        1928年夏天，因海陆丰根据地的失败，我回到了北方，在河南省确山县城岳维峻部队里，找到了一个营部副官的职务。该营的副营长、政治教官和书记长都是党员，书记长是赵品三同志，曾和我在一起做党的秘密工作。到1929年春季，这个部队就有十四五个连队有了党支部，共产党员70余人，形成了一个坚固的战斗堡垒。

        这支地方军阀部队，原属国民军第二军。大革命时期，第二军已有我党的组织，官兵曾受到过大革命高潮的影响。我们教士兵唱革命歌曲，教他们识字，灌输革命的道理。官兵之间保持着浓厚的乡亲、老部属等旧关系，我们与他们交朋友渐渐使他们接受新思想。这样，团结了同情者和进步分子，发展了党员，党的影响深入到士兵和下级军官中，我们也站稳了脚跟。党组织受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周恩来同志是中央军委书记，聂荣臻同志也在中央军委工作，直接和我们联系的是石仲伟同志，通过石我们可以随时报告部队情况和得到周恩来同志的指示。

        岳部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早就想把它吞并。

        1928年冬，蒋把岳部调至江苏省淮阴地区，缩编为新编第一师。这一变动，就把一些老军官遣散或降职，一些党员的职务也被撤了。我所在的营，编为六团二营五连，营长孟宗鲁降为连长，我当了排长。官兵思想动荡不安。正当我们在困难之时，得到中央军委的指示，要我们坚持党的阵地。1929年初，蒋介石又调岳部到湖北省武昌南湖“整训”，并借口岳反冯王祥不力，撤了他的师长职，由曹万顺代替。曹带来了一批黄埔军官，撤换了大批老军官，目的在于控制这支部队。老军官和士兵们对蒋、曹的高压，对排挤和歧视非嫡系的作法，深为不满。反蒋、反黄埔军官的情绪，在官兵中迅速滋长。这些矛盾，是我们深入进行党的工作的有利条件。这批黄埔生是坚决反共的，也有反共经验。这就使我们的活动遇到很多困难，斗争也更为复杂。这时中央军委又及时指示我们：要采取精干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把党的组织保存下来，等待有利时机，夺取这支武装。这对我们是个极大的鼓舞。不久，机会来了。张发奎在宜昌、沙市一带反蒋，派新编第一师去应战。先头部队一、二、三团乘船刚到沙市、宜昌之间，即遭张部伏击并被缴械。待后续部队四、五、六团赶到时，张部已经南撤。四、五两团即驻宜昌、沙市地区，六团驻秭归县城。部队从武昌开出之前，党组织已有一个兵暴计划，并组织起义司令部。这支白军一开上前线，即遭失败，又驻扎在洪湖根据地附近，这也是我们兵暴当红军的一个有利条件。恰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意外情况：五团团长王俊杰以一个老军官的身份，利用部队的不稳定状态，拟实行哗变，拖走部队。党组织负责人看到王也在搞兵变，只想到他在士兵中有一定影响，但没有认清他的面目，失去警惕，轻率地对王俊杰讲了“兵暴当红军”的主张，结果党组织负责人反遭到杀害。王俊杰抢先发动宜昌兵变，拉走了四、五两个团，杀了一批黄埔军官。不久，六团奉命从秭归开回宜昌，船在江中，就被蒋介石的“威胜”号军舰全部缴械。至此，第一次发动兵暴的计划落空了。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一些党员还缺乏斗争经验，应付不了瞬息万变的复杂的斗争形势，失去了发动兵暴的一个机会。

        蒋介石对这个部队立即进行了彻底清洗。六团奉命从宜昌徒手回到汉口桥口兵营，即被改编为独立十五旅，旅长唐云山。因王俊杰哗变时，曾喊出杀黄埔军官的口号，蒋利用这个口实，把所有排长以上的老军官换成了黄埔生。当时，我没有敢说是武汉中央军校的学生，假称是阎锡山的学兵团毕业的。他们认为阎锡山是封建军阀，便断定我政治落后，又不是土匪出身，还有点军事技术可用。加之二排长的思想较进步，他在营长面前讲了我的好话，我成为留下来的唯一的老排长。这个营的班长没有换，其中还有几位是党员。有的班长虽不是党员，也因我是仅剩的一个老官长，所以都对我挺尊重。我党的组织大为缩小，斗争更加尖锐。这时接到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要我们坚持和巩固党的阵地，把部队掌握好。于是，我们着手整理党的组织。我在二营三个连中，通过拉关系、交朋友，同连、排长们接近，影响和团结同情分子。二团其他营的党员，仍由我单线联系。一营一连党组织负责人是四班长白玉杰同志，三营九连有党员王愚同志。我同外面的赵品三同志取得联系后，即经常商议如何进行工作。

        这个部队虽然经过几次改编，但我党的影响仍在增长，这是蒋介石、唐云山和黄埔军官们所料想不到的。因为他们内部矛盾重重，而我们从失误中接受了教训，斗争水平也在提高，又有中央军委及时指示，党组织缩小了，党员却经受了更多的磨炼。我们在等待时机，积极准备发动一次新的兵暴。

        这年10月初，百孔千疮的独立十五旅竟要去进攻红军，这是兵暴的一个良机。我闻讯后，即同赵品三同志联系，一致认为共产党手中的枪不能打红军，要举行兵暴。正在这时，中央军委从上海派石仲伟、柯乃康（庆施）、邓乾元同志来到汉口找我，这使我异常高兴。经过商议，我们制定了兵暴当红军的计划。由石仲伟去报告中央军委，柯乃康等去同鄂东南特委和红军取得联络，然后派人来大冶城同我接头。

        12月初，中央军委派刘振山同志来大冶城向我传达党的决定：采用里应外合方案，由我在里面兵暴，红军从外面攻。我们俩当即商讨兵暴的时间。我说，12月11日是广州起义的日子，大冶兵暴在这天举行，不正好纪念广州起义吗？我曾在教导团参加过广州暴动，故联想到了这个日子。刘说，准备时间来不及。决定14日夜12时为兵暴时间，我们首先在城里行动，尔后红军子拂晓攻城。刘振山回去报告，我们便在党内外紧张地活动起来，准备起义。14日夜，天下着雨。我在11时半把五连党员和班长们集合起来，公开揭出义旗：兵暴，当红军去！首先动手解决反动军官。我们未动刀枪，迅速逮捕了连长、大排长及连部人员。对二排长未采取这个手段，经我说服，使他跟随了我们。然后叫起全连士兵，亮出底牌：兵暴当红军！这时，群情振奋。个别觉悟低的，也参加进来了。我们用两个排去解决其他两个连，两个班去收拾营部。六连有党的组织，拿下了连部，就抓住了全连。七连是刚从一团调入的，缺乏党的工作基础，没有顺利解决。敌营部和七连同我兵暴部队发生了战斗，因不宜硬打，我便率领五、六两个连撤到城郊。红五纵队于天亮时攻城，敌营长带七连慌忙弃城逃跑，遭我军痛击，全部被缴械。兵暴部队同红军胜利地会合在一起。

        在阳新城的一营，白玉杰得知大冶兵暴消息，便准备拉走一、二连，不料在他杀掉反动连长后，却被土匪出身的一班长杀害。其他党员把一、二连带到城外，奔向我根据地。

        兵暴接连胜利后，敌人震动很大，火速集中一团和二团第三营开进大冶。三营九连王愚同志准备起义，但敌军早认为九连“不稳”，将该连放在县城中心，严加防范。24日，老百姓流传红军攻城来了，王愚同志乘其他各连涌上城头备战，拖出八、九十人。敌军见势头不妙，仓惶逃回武汉。

        这次兵暴，在周恩来同志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胜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央军委称它为“模范的大冶兵暴”。兵暴部队合编为红军第五纵队第二支队，陈奇同志任党代表，我任支队长。从此，这支由白军改编的红军，踏上了保卫鄂东南根据地的征途。

        （二）

        1933年冬，我在红军大学学习，又一次亲聆周恩来同志关于鄂豫皖根据地形势和红军行动问题的教诲。那时，恩来同志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当时，鄂豫皖省委派成仿吾同志到中央汇报工作，要求中央派军事干部到他们那里去。周副主席决定我离开中央苏区，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

        1934年5月，临行前，周副主席告诉我：目前，敌人在鄂豫皖地区占绝对优势，敌人用碉堡、封锁线，把我根据地不断压缩并分割成几小块，敌人有“驻剿”和“追剿”部队，对我军交替地攻击、堵击、追击，我们的根据地缩小了，人力、物力发生了严重困难。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补充。如果红军继续削弱，以至被消灭，那么根据地也就没有了。出路是什么呢？中央决定，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就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根据地的敌军减少了，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红军主力去建立新根据地，应选择什么地区呢？周副主席说：根据地要选择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我党在群众中有革命影响，或者那里的群众易于争取；具备便于我军作战、防御的地形和较丰足的粮食及其他物质条件。

        我仔细听取并领会了周副主席的意图后，就上路了。我干5月离开瑞金，9月到达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同志处，等待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从皖西北回来。省委研究了中央文件和周副主席指示，一致表示拥护，并决定向西部伏牛山地区发展，于是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向西进军。省委书记仍为徐宝珊同志。省委决定我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省委实际上兼军党委，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留下高敬亭同志率领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11月16日，我军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宜言》，全军2900余人，开始进行长征。我军出发以后，就同党中央联系不上了，在此情况下，我们按照周副主席指示的行动方针，使红军的活动符合于这一行动路线的要求。

        我军向西挺进后，蒋介石急忙调动了30多个团的优势兵力对我军堵击和追击，妄图在长征途中歼灭我军。我军首先在罗山县朱店堂击退“追剿队”的进攻，从信阳城南越过京汉铁路，进抵桐柏山区。

        我军为荫蔽北上伏牛山的意图，并调动敌人，在越过京汉铁路后，向西挺进。当我军越过桐柏，抵达湖阳镇以东30里宿营后，当晚发现敌人调集南阳、泌阳、方城、叶县等地四十军、鄂西老河口四十四师于湖阳镇地区堵击，“追剿队”5个支队和东北军一一五旅尾随追击，企图前后夹击我军。我们即于夜半转移，回头向东北方向急行军，跳出了敌人前后夹击圈，迅速经过平氏镇、泌阳城以东进了山地。

        下一步，我军要进入伏牛山区，就得越过许（昌）南（阳）公路。敌发现我军北去，使北返部署。等我军进到独树镇附近，敌一一五旅和骑兵团，已先行到达，封锁了公路，对我猛攻，阻击我军越过公路。在这里，经过激战，我们甩掉敌人，越过公路，于次日晨走上伏牛山。这场战斗，我军在地形平坦，加上寒流，雨雪交加，气候很坏的不利条件下，在吴焕先、徐海东直接指挥下，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挫败敌数万步骑兵的猛烈合击，转危为安，这是红二十五军保存自己、完成战略转移任务的关键性一仗。所以，部队越过了河南大平原，一上伏牛山，情绪特别昂扬。

        伏牛山区反动组织严密，地主围寨众多，群众被圈在围寨里，无法接近。我军不能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即向陕南进军。敌十九路军六十师已进至卢氏城以南，坚守朱阳关、五里川隘口，封锁了我军入陕必经进口。我军却乘卢氏城内敌人空虚，于夜晚绕道卢氏城南、洛河以北1里多宽的狭窄通道入陕，敌人拦阻我军去路的企图便落空了。敌人并不罢休，又由渲关、华阴调陕军四十二师两个团在三要司一带阻击我军，被我军歼灭1个营。我军又在洛南庾家河与敌六十师激战，毙伤敌800余人，我也伤亡200余人。我和徐海东同志在这次战斗中都负了重伤。这个战斗的胜利，最后把敌军的追击、阻击完全粉碎了。

        我军自出发以来，到12月10日止，打垮了20多倍于我军的敌军的围攻和猛攻，达到了战略转移的目的，胜利完成了这段长征。

        （三）

        省委于1934年12月10日在庾家河召开了会议，确定在鄂豫陕三省的交界处创建根据地。这是估计到蒋介石、杨虎城短期内不能部署好对付我军的办法，我可以利用陕军和蒋军的矛盾，抓紧时机，迅速创建根据地，执行周副主席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这个地区山高路险，缺少公路，适合创建革命根据地。

        敌人是不让我们创建根据地、站稳脚跟的，必然要向我军进攻。于是我军在集中力量对付敌军进攻的同时，抽出1连部队和部分干部，到地方发动群众，建立游击队、抗捐军等组织，开辟新区，扩大红军，建立革命政权。到1935年1月底，敌人发动进攻时，我军已在郧西、旬阳、镇安、山阳四县开创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为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和继续创建新的根据地准备了条件。接着，我军先后在蔡玉窑、文公岭、华阴、蓝田等地打垮敌人的多次“围剿”，在蓝田、商县、镇安、华阳、卢氏等地，开辟了3块革命根据地。

        到1935年5月初，红二十五军发展到3700多人，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发展到2000多人，成立豫陕、鄂陕两个特委，发展党员30多名，建立了4块革命根据地，先后成立10个区、46个乡、314个村的苏维埃政权，苏区人口50万，耕地面积90多万亩，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于4月20日命令东北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3个师、唐俊德第九十五师、第四十四师及第四十军和陕军一部共30多个团、1倍于我军的兵力，统由杨虎城指挥，向我发动第二次“围剿”。当时省委已预见到这次大规模“围剿”，作了充分准备。当时我伤重未愈，不能参加省委召开的会议，吴焕先同志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就讲了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在中央根据地粉碎敌军第三次“围剿”采取的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因为山多山大，没有公路，接济困难，敌军必然采取速战速决方针。我军在作战中采用了上述方针，对敌先拖后打，打乱敌人部署，疲劳敌人；空合清野，困饿敌人；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各个击破敌人。我军首先由南向北进入商县、洛南以北，毙伤敌200余名，缴枪100余支，这样，敌人把南北合击的进攻矛头，改为向北。但我军接着却直奔东南，打下富水关，占领青山街，俘敌官兵170余人。我军又出敌不意，远途袭占了敌军后方的荆紫关，歼守敌1个多连，活捉敌第四十四师军需处长，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解决了全军的棉衣。敌军又向荆紫关蜂拥而来，我军则由南面向西转移到了根据地，这就完全打乱了敌军部署，拖疲了敌人。我军诱敌深入到根据地中部，在游击师的配合下，打了袁家沟口一仗，全歼敌警一旅，毙伤敌300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余人，缴枪1000余支。这一出色的歼灭战，使蒋介石3个月内歼灭我军的狂妄企图彻底破产。

        从1934年11月到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鄂豫陕）省委的领导下，胜利地实现了战略转移，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粉碎了敌人两次重兵“围剿”，同时也使自己得到发展壮大，红二十五军已达4000余人，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同志指示的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方针的英明正确。

        7月中旬，为把敌军引出根据地，寻机予以消灭，我军率一个游击师，出击终南山以北，前锋到达西安以南20余里，大大震动了西安敌巢。我军在子午镇时，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同志，冲破敌军重重封锁，勇敢地来到部队，为我们送来了中央文件和报纸，我们欣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直接率领的中央红军在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向青、甘边北上了。这时，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的作战方针，就是积极配合主力红军，西出甘肃，牵制敌人，破坏敌人后方，并与陕北红军会合，以新的胜利迎接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郑位三和陈先瑞同志领导部分武装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南部，攻克两当县城，袭占天水县城，然后渡渭河北上，切断西兰公路18天之久，使得蒋介石大为震惊，下令先集中力量消灭徐海东部，再对付中央红军。我们经过多次激战，打退和歼灭了阻击、尾追的敌军。泾川四坡村一战，歼敌1000余名，我方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全军尊敬的政委吴焕先同志英勇牺牲了。这个战略行动，破坏了敌人后方，调动敌军分兵同我作战，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北上。1935年9月18日，我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同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了，胜利完成了第二次长征。两军会合后，为了统一作战，红二十五、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我任政委。我军团随即投入打破蒋介石“围剿”陕甘边区的战斗，决定转到外线作战，包围甘泉，切断敌军后方运输线，调动延安敌军增援，在运动战中消灭敌军。果然，在延安以南劳山，歼灭东北军一一零师两个团和师直全部，击毙敌师长何立中；接着，歼灭由洛川进到榆林桥修碉堡的敌一零七师四个营，生俘敌团长高福元。

        10月下旬，中央和红军进抵甘泉下寺湾一带，同十五军团会师。由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彭德怀同志亲临前线指挥，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进行了直罗镇战役。歼灭了敌军一零九师，中央红军在黑水寺追歼逃敌 1个团，敌一零九师师长牛元峰及其残部仍固守土寨子。周副主席在黄昏前来到我们阵地，亲自带领我们察看了士寨子的地形，指示我们：敌人是要逃跑的，要在运动中把它消灭。我军即于当晚发起进攻，残敌突围逃跑，被我军在追击中全部歼灭。这一战役，歼灭了敌一零九师全师和一零六师一个团。至此，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攻，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时期。

        红二十五军从出发时的2980余人，扩大到3700余人，军政素质和战斗力也大为增强。郑位三和陈光瑞同志率领留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两个连和负伤的干部、战士编为七十四师，坚持了两年游击战争，保卫了根据地，先后歼敌2000名，发展为1700余人的红军部队。红二十八军在高敬亭同志领导下，在异常困难的环境中，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鄂豫皖根据地。在抗日战争开始时，红二十八军成为新四军的一个3100余人的支队。

        从瑞金与周副主席分手，又在陕甘根据地见面，我禁不住激情满怀。周副主席热情地对我说：一年前的夏天，派你到鄂豫皖去，是因为大冶兵暴部分部队与鄂东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渡江到鄂豫皖去，成为鄂豫皖红军的一部分，而他们又曾是同你一道战斗过来的。

        事隔50余年，他对同志肝胆相照的情谊至今仍然感人肺腑！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12年了，但他永远是我心中的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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