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革命生涯中，可以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

        在革命战争期间，我很难得见到周恩来，但工作的指导思想却多是来自周恩来。

        通过我个人的体会，我由衷地认识到周恩来同志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他胸怀博大，光明磊落，关心人民，关心干部。

        1937年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同志曾经对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将军说，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扬，受到海外华侨的拥护，他们寄钱寄物来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可是没有人办理接收。我想派人到香港去，以便接受支援物资，请你通知香港当局。我们不公开挂牌，设秘密办事处，不会妨碍你们的中立地位。接着中央就派了潘汉年、廖承志同志来，当八路军、新四军的代表。办事机构有两处，广州称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主任是云广英；香港设不挂牌的办事处，由我负责，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租了一间小店，挂“粤华公司”的牌子，作为公开的联系地点。根据恩来同志的指示，我们做了不少接受华侨捐赠物款的工作，还做了不少华侨和东南亚等地兄弟党的联络工作。有不少爱国华侨青年，通过我们到延安，到八路军、新四军去，我们还专门发动华侨青年中的汽车司机，到抗日前线去工作。

        1939年，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利益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威胁，他们便与日本侵略者秘密谈判，妄图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搞所谓“东方慕尼黑”。香港有“八办”，虽然不是公开的，但日本人有情报，是瞒不过的，他们便向英国提出“抗议”。港英当局竟然出动侦探封闭了“粤华公司”，把我也拘留起来了。最后经周恩来同志对英国驻华大使提出交涉，才把我放了出来。

        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期，特别在皖南事变之后，国内许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的安全受到威胁，恩来同志就组织他们转移到华南和香港来工作。

        但是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不久，九龙、香港相继沦陷。就在这前后，我们接到了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特急电报，指示我们与广东党组织，想尽一切办法，把被困留在港九的许多重要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营救出来，转移到安全地带。这一来一往，足见周恩来同志关心人民，关心群众，对革命、对历史的负责精神，也足见他对中国革命的远见卓识和信心。根据恩来同志的指示，广东党组织和革命部队艰苦奋战，不惜牺牲，终于将全部人员救出，还救出英、美、印度等一批国际友人，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好的影响。

        1946年秋，内战全面爆发后，周恩来同志曾要我专程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去汇报工作。大概是九十月间，我同杨琳同志一同来到南京梅园新村，但是没有看到周恩来同志，即先向董必武同志作了汇报，后来他才告诉我们到上海思南路去见周恩来同志。

        我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广东党组织在东江游击队北撤以后的工作和海外华侨工作情况，并听取了党中央在新形势下的工作指示。恩来同志对我讲，中央估计国民党要大打内战，不久就会迫使我们代表团离开南京、上海回到延安去。我们在大城市已暴露的干部和民主人士、文化人士会受到迫害，所以必须将他们转移到香港去。南方党组织要充分做好接应的准备工作。这些人中，能教书的就当教员，能办报的就办报，能做别的事的，就寻找别的社会职业，要千方百计安置下来……。恩来同志接见我的时候，还让我同邓颖超、李维汉、章汉夫、乔冠华、龚澎、张铁生、肖贤法、郭沫若、沈钧儒、胡绳同志等见了面。

        我同杨琳同志在南京、上海两地一共停了两个星期左右，便一同返回香港，并立即向方方（香港分局书记）、林乎（副书记）同志传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

        在这以后，贯彻周恩来同志的有关指示，便成为我们的主要工作。

        我们先后接待和安置了一大批（约有100多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著名学者、教授的生活和工作。有些人当了“寓公”；有些人去办报，搞宣传、文化工作；有些人到达德学院去当老师。达德学院是香港分局委托民主人士出面兴办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学生多来自华南各省和海外归来的革命青年。

        继民盟委员闻一多和李公朴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之后，1947年2月，国民党又宣布民盟为非法，民盟总部被迫解散，主要领导人纷纷转移来港，至1947年底，全国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几乎云集香港。我们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加紧对他们进行团结、教育工作，帮助他们健全组织，并在生活上给予关怀和帮助。根据党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的精神，开展过对所谓“第三条道路”和“中间路线”的批评。

        当时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促进了“民革”（即：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以谭乎山为首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以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系统为主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与国民党元老、左派何香凝、柳亚子等团结起来，通过协商，在香港召开了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联合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选举了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等为常委。

        我们还协助民盟在香港重建了全国的领导机构；此外，对当时在港的民主党派如黄炎培为首的“中国民主建国会”、马叙伦为首的“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为首的“中国致公党”和章伯钧、彭泽民为首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等等，我们分别做了许多促进团结的工作。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这时，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步调就很一致了。当时就有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销、谭平山、郭沫若等代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无派，通电全国，热烈表示“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的决心，并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响应中共中央“五一”时局主张。

        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赞扬他们并邀请他们到解放区共商国是，参加新政协；并电示香港分局组织护送工作。周恩来还亲派钱之光、刘昂等同志分别到香港、大连等地进行这一专门工作。香港分局是由我来负责这个工作的。我们先后分三批护送他们北上，我是10月底随第三批走的。记得当时我们所乘的挪威船正驶在黄海，忽然收听到沈阳解放的消息，我们全船雀跃，十分高兴，便从烟台靠岸，直奔西柏坡而去。这以后，我便一直在周恩来同志跟前工作了，忙着筹备新政协，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建国以后，我一直从事统战和侨务等方面的工作，接触周总理的机会更多了，所受的教育也更多。

        1958年，中央为纪念建国10周年，决定在首都北京筹建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等10大建筑。这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宏伟工程的建设，是由周总理亲自领导的。国家调动了各方面的力量，特别是北京市的力量来从事这项重大任务。恩来同志指定我代表他作为“甲方代表”，北京市彭真市长指定万里同志作为“乙方代表”，共同负责10大建筑各项工作的进行。周恩来同志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对工程的每一步进展都是亲自过问的，所有重大的设计和规划都是亲自参加研究并作出决定的。他考虑问题的细致、周到，深谋远虑，富于历史远见，特别在有困难的时候，更是能够及时地加以果断的处理和解决。这些，都曾使我得到十分深刻的教育。

        正是由于周恩来同志的正确领导，10年大庆的10大建筑只用10个月，便全部完满地落成了。

        为此，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表扬。

        周恩来同志为缔造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所作出的丰功伟绩，是永垂青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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