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望无际的甘蔗田，被锄起的赤土之畦，几百条平行规则整齐的一条条互有界限，一直伸展到远方。处处可看见戴斗笠的女工（被制糖公司雇用的农妇）之群散布于其间作业着。也看见了四、五辆运肥料的牛车发出格托格托悠悠然的声音。还有一条水量少了的河流，闪着白光流向远方隐约可见的海。

        太明自从到农场工作后，心身恢复了活力。农场的面积有四十多甲步，会计的工作轻松，每天工作一小时便处理完了，其余的时间太明在农场内溜跶，或跟农民闲话家常，有时心血来潮，帮女工们整理或捡拾蔗苗。这样做使他的心身适度的疲劳，因此夜里在农场的宿舍里睡得很熟。太明便从那病态的心情，渐渐转成为快活的心情。

        黄忙于跟外部的交涉，农场内的事情完全交给太明处理。

        农场里在种下蔗苗后，要除草、中耕、培土、接连不断地有工作。他在那里过了三、四个月，太明自己都觉得气色好了，原来苍白的脸不知不觉已泛出血色。但是女工们因为工资很低，一天的收入只有三、四毛钱，因此她们中午自带的便当往往是蕃薯签。太明一个人吃白米饭觉得不好意思。当时经济不景气到谷底，中学毕业的人也只有二十七、八元的月薪。太明在农场的薪水是四十八元。虽然留学四年仍然如公学校训导时代一样的月薪。但在黄的农场里这已是最高所得了。

        他常常用一部分薪水买些蕃石榴或柿子，请女工们吃。女工们都对他有好感，即使是私人的事情也找他商量，他也尽量照顾她们。

        有一天，太明劝一个做工的孕妇都临足月了要在家里休养，但她不休息。工资是按日计算的哪有余裕休息。太明没有办法，尽量分配较轻便的工作给她作。这女工的名字叫阿新嫂。

        有一天晚上，他在梦幻中被一阵慌张声惊醒跳起来。

        来的是两三个女工，着急的说：‘阿新嫂难产，所以想借一些人参。’产妇出血须用人参止血，但太明很遗憾手头没有人参。她的家就在附近，太明立刻跑去，邻居的妇女已来了，纷纷表示意见，听见房内有人说：‘不能睡着呢。’激励产妇振作的声音传出。因为男人不可进入房内，她的丈夫阿新哥和孩子都站在房门口。太明从竹子编的墙壁缝窥视房间内，那不寻常的严重样子沉沉欲睡的产妇，旁人硬要她醒着而在她耳边频频大声叫：“阿新嫂！‘因为胎盘出不下来，出血不止，希望给产妇喝人参汤，然而到处找不到人参。太明提醒她们应让产妇安静才好，但充当助产的欧巴桑相信’睡着了会死‘的相传说法，不听太明的话。太明对于生产也没有知识，但以常识来说，他认为应让产妇安静的睡。然而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去请医生来，他飞奔到派出所打电话，但半夜里电话一直打不通。太明无奈只得回来。那时阿新哥在房门口惊慌失措，孩子们则：”阿姆！阿姆！’的哭叫着。

        太明对于这些人的无知感到恼怒。这些人不相信现代医学。当太明要去请医生时，连阿新嫂本人也说：‘不要去请医生，若要给男人看，不如死了，算了。’她在痛苦的气息之下这样的叫着，表明不愿意给医生看。照这样子看来，纵然医生来了，也无法进行急救。至少若有个产婆在场，总是比较有面对难产的知识，而阿新嫂的难产却连产婆的帮助都没有。这些人认为，产婆是中产阶段的太太们生产时请的，农妇生产不必请产婆，顺其自然的生产。顺利的生产当然没问题，但若碰到难产就无法挽救了。由于其无知与顽固所形成的这种难破除的愚蠢习惯，往往便可以获救的母亲的生命，或有时甚至连婴儿生命都无意味的丧失。

        阿新嫂也成为这种不幸之签抽中了的女人，应是庆生的分娩之床，一瞬之间化为死床。太明呆然在那里，心里想着：‘多么的糊涂、多么的愚蠢、多么的……’他的心里再三这样的想着之中，忽然想起了他记忆中的事，有一天，他为了什么事去阿新嫂家，夕阳已西下四周昏暗，院落端有猪‘呜呜’叫着，蚊子很多扑脸而来。室内黑暗尚未点灯。太明在院子里大声叫：“阿新哥！‘没有回答。他不停步的走到正厅，正想进入，蓦地看见地下有一团什么，他险些踩到，吃惊地停住脚步重新看看，那是小孩。大约五岁的小孩，身体裸着睡在地下。再里面也有两个躺看，他在门口更大声的叫’阿新嫂！‘听见从后面传来女人的声音，不一会儿阿新嫂挑着肥料桶，手里携着蔬菜回来了，看见太明高兴地殷勤打招呼，迅速把肥料桶放下院子，进入屋里，’心肝仔！‘她说着抱起孩子，亲亲脸，把孩子一个一个抱上台湾眠床。她这才点灯，请太明进屋。之后阿新哥也荷锹从田里回来了。夫妇两人都工作到很晚。尤其是阿新嫂，从农场回来，便到菜园浇水或施肥料，每天少不了这一课，然后才准备晚饭。孩子们等待得很累了，就睡在地上了。

        太明把来一趟的意思交代清楚了，便马上要回去，但阿新哥站在门口，粗臂大张开拦着不让他回去。

        ‘就是蕃薯签或稀饭也罢，请你留下来吃吧！’他说着很热心地挽留，太明原不想打扰，但那非常的盛意不便拒绝就接受招待了。

        阿新哥马上把小孩子叫醒帮忙剥花生壳，在暗淡的手提油灯下阿新哥一边剥花生壳一边说：‘年纪大了没用啦，年轻的时候，精力太充沛不听父老的话，种甘蔗失败了。我本来有八甲步山地，从甘蔗会社领取二、三百元，把山地完全开垦。会社很吝啬，补助金少得不如泪滴呢，每一甲步只补助四十元，仅是开垦费就高达一百五、六十元，而收成的甘蔗，由会社擅自订价格收购，价格太低了，无论如何不划算，而事先宣传一甲步地可以收获十几万斤甘蔗，我的土地是属于山地，所以至多收成六、七万斤，我们夫妻两人拼命工作，也没有办法，终于连山地也不得不卖掉。然而这也是运气，有一次遇到干旱完全歉收，那时连甘蔗苗的费用都未收回。本来农业五年里就有两年的天灾。若不是干旱就是暴风雨。不过，胡先生，你的头家善于交际所以经营得不错，他承包运输甘蔗，每年有几千元的杂收入，而且又是甘蔗栽培的奖励委员，从那里又能够领取奖金。我因为不懂日语所以不行。若我未从事种甘蔗也不会这么穷……不过那时候我也雇用过十几个苦力呢，哈哈……’他落寞地笑着，心里有无限的感慨。阿新嫂在隔壁厨房准备晚饭心无杂念，锅子里炒着，沙啦沙啦作响，花生香阵阵扑鼻。不久阿新嫂笑着出来。她再三的说没有什么菜，表示歉意，虽然显得很不好意思，但脸上又清楚的看得出来，因为太明能留下吃饭，而使她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她说：‘先生来了呢就这一点便会发财！’她这样寒暄着，端菜上桌，阿新哥在太明的碗里斟满米酒，自己的碗里也斟满。两人一边吃花生一边喝酒，太明很愉快。他想到那时的情形，对于阿新嫂的死更加感到悲痛。

        由于发生了这件事情，使太明深切地感到不仅儿童需要教育，连已经成为大人了的，这些无知的人也需要教育。为了使这些人不再由于无知而发生这种悲剧，他决心要用自己的知识来灌输她们。他认为教育不一定只在学校里施行，如今在他周围工作的女工们也都是应教育的对象。

        太明一旦下了决心，立刻就利用午休的时间，每天对女工施行促成教育。他利用大树荫作临时教室。从日本语、算术等，渐渐地教她们一些生理卫生的基本知识。这年轻的教师受女工爱戴。而且女工们对于太明的教授法深深得益，她们对于这午休时间的授业很感兴趣，因此知识增长进步也快。太明接触着这些对于如干涸的砂地吸水般，不断吸收知识的女工们，他做为教育者的喜悦便如泉水般涌出来，而感到一天一天都是美好充实的。

        然而农场生活，也并非都是明朗的一面，到了秋天农闲期女工们也不到农场来上工，太明趁着其余暇查查农场经营内容而感到愕然。他一向相信黄说的话，以为农场的经营，帐面上都是黑字，其实却是都呈现赤字。而且因为今年连续干旱，亏损更大，实际情形这样，为什么黄却不在意呢？太明感到纳闷不解，有一个机会时他便问黄这事情，但他若无其事地笑着说：‘闯事业就是这样，像当教员一样的很诚实在社会上是难推展的。我从制糖公司融资二万元，其他的农场也这样。但这种情形若向社会公开将会破产，所以都对外宣称农场有盈余有盈余。其中也有的农场因为向制糖公司借的钱无力偿还，而宣告破产，可是，制糖公司是赚钱的一方，须有要领的依靠公司，而能够生活教育孩子便行了，这是我的人生哲学。’太明这才知道‘原来如此’，如今他才看到世间的另一面，然而若是这样的经营因难，他不应该还主张提高女工的工资，他反省自己的越分行为，太明说出这一点，黄说：‘若付得出会提高工资的，这样很好。’他的口吻很看得开，然后又说：‘到了收获的甘蔗搬运期又可以赚入几千元弥补。最可怜的是农民。他们受到鼓励种植甘蔗奖励人员之言鼓舞，非常努力的种甘蔗，但因为没有保障，甚至落到无法维持下去。但无论如何，像这样持续干旱，就没有办法可想了。若是越走越陷入因境，实在无法突破，我们两人再去当教员吧！’他说着，发出并不担心的豪爽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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