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娅·瓦西里耶娃，十二岁。

        

现在是一名专利学工程师。

        战争前，我拥有多少欢乐啊！多少幸福啊！是它们拯救了我……

        我考入了我们的歌舞剧院下属的舞蹈艺术学校。这是所艺术实验学校，选拔最富有天分的孩子。著名的莫斯科导演伽里佐夫斯基为我写了推荐信。1938年，曾经在莫斯科举办过体育爱好者的盛大检阅仪式，我被选中，我们代表明斯克少年宫被派往莫斯科参加会演。空中放出许多蓝色和红色的气球……我们列队前行……伽里佐夫斯基是这次检阅仪式的导演，他发现了我。

        过了一年，他来到明斯克，找到我，给人民演员、我们白俄罗斯的著名人士季娜伊达·阿纳托利耶夫娜·瓦西里耶娃写了一封信……这段时间，她正在组建舞蹈艺术学校。我拿到信，很想读一读，看上面写的是什么，但是我没有允许自己这样做。季娜伊达·阿纳托利耶夫娜住在“欧洲”宾馆，离音乐学院不远。我这都是隐瞒了父母去做的，我急急忙忙走出家门，没顾得上穿袜子，跑到街上，只穿了双凉鞋，没有来得及换。如果我换上件过节才穿的衣服，妈妈会问：“你去哪儿？”父母不想听任何与芭蕾舞有关的事，他们是绝对不同意的。他们也不容别人反驳。我把信交给季娜伊达·阿纳托利耶夫娜，她读完信，说：“把衣服脱了。让我来看看你的手臂和双腿。”我吓得僵住了，我怎么能现在马上脱掉凉鞋呢？我的双脚那么脏。显然，从我脸上的表情，她看明白了。她给了我一条毛巾，挪了一把椅子到洗手池前……

        我被舞蹈学校录取了，二十个人只留下了五个。我开始了全新的生活：经典作品、节律运动学、音乐……我是多么高兴啊！季娜伊达·阿纳托利耶夫娜很喜欢我。我们大家也都很爱她，她是我们的偶像、我们的上帝，世界上没有人比她更美丽了。1941年，我已经参加芭蕾舞剧的表演，在第二幕中跳哥萨克舞。我们还参加了在莫斯科举办的白俄罗斯艺术十日会演，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甚至在我们舞蹈艺术学校的首演芭蕾舞剧《小鸡》中，我还扮演过小鸡，剧中有一只母鸡妈妈，而我是最小的雏鸡。

        在莫斯科十日会演结束后，我们被奖励去博波鲁依斯克郊外的少先队夏令营度假。在那里，我们还表演了芭蕾舞剧《小鸡》。人们许诺要给我们制作一个大大的蛋糕来犒赏我们。6月22日那天，人们烤制了蛋糕……

        作为和西班牙的友好象征，当时的我们都戴着船形帽，这是我最喜欢的头上装饰物。当孩子们叫喊：“打仗了！”我立刻把它戴上。可在去明斯克的路上，我把它给弄丢了……

        回到明斯克，妈妈在门口拥抱了我，然后，我们跑到车站。在飞机轰炸下我们失散了。我没有找到妈妈和妹妹，我自己一个人坐上了车。早晨火车停靠在了克鲁普卡赫，不再前进。人们下车，走进村子里的人家，而我很害羞，因为没有妈妈，只有我一个人。傍晚，我鼓足勇气走进一户人家，请求人家给点水喝。他们给了我牛奶。我从杯子上抬起头，看着墙壁，发现上面——是我年轻的妈妈，穿着洁白的婚纱。当我喊出“妈妈”时，老爷爷和老奶奶开始询问我：“你是从哪里来的？你叫什么名字？”这样的奇遇只能在战争中发生——我巧遇了自己的叔祖父，爷爷的弟弟，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当然，他再也不让我离开了。真是奇迹啊！

        我在明斯克跳“小鸡舞”，现在我却需要照看它们，为了不让鹰隼把它们叼走。小鸡——我还无所谓，可是我怕鹅。我害怕一切东西，甚至害怕公鸡。我鼓起勇气，赶着鹅去放牧。公鹅非常聪明，它知道我怕它，嘎嘎叫着，从后面用嘴巴啄我的衣服。我必须在我的新朋友们面前使出各种招数，他们从小就不怕鹅，不怕公鸡。我还很害怕雷雨。如果我看到下起暴雨，连想都不想，就跑进第一户遇到的人家。没有比打雷更可怕的声音了。要知道我是经历过大轰炸的……

        我喜欢农村里的人们，他们善良，他们都称呼我“孩子”。我还记得，我对一匹马很感兴趣，喜欢赶着它，爷爷允许我这样做。它打着响鼻，甩动着尾巴，最主要的——它很听我的话：用右手一扯，它就知道，应该往右转弯，如果是向左一拉缰绳——它就会往左。

        我请求爷爷：“你骑马带着我去找妈妈吧。”

        “等战争结束了，到那时我再带你去。”

        爷爷整天皱着眉头，很严厉。

        我制订了逃跑计划，女伴把我送到了村子外。

        在车站，我爬上一列取暖货车，被赶了下来。我又爬上了一辆不知干什么的汽车，坐在角落里。想起来就后怕：一个德国男人和女人坐上了汽车，还有一名伪警察跟着他们，我坐在那里，他们没有碰我。一路上问我：“在哪里上学？上完了几年级？”

        当他们知道，我在芭蕾舞蹈学校上学，都不相信。我立刻就在车厢里给他们展示了自己的“小鸡舞”。可我学过外语吗？

        从五年级我们已经开始学习法语，一切还鲜活地存在记忆中。德国女人用法语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回答了她。他们很惊讶，在村子里遇见一个小姑娘，已经五年级毕业，她在芭蕾舞蹈学校上学，甚至还知道法语。而我也了解到，他们是医务人员，是受过教育的人。他们错误地以为，我们都是野蛮人，还没开化的人。

        我到现在还觉得可笑：己害怕公鸡，可是当我看见游击队员——他们戴着毛皮高帽，扎着武装带，佩戴着红五星，背着步枪：“叔叔们，我很勇敢。请把我带走吧。”在游击队里，我的理想完蛋了，我蹲在厨房里，削土豆。您能想象得出我内心的反抗！在厨房值勤了一个星期，我就找到指挥官：“我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他给了我一顶带红色带子的平顶羊皮帽，我想立刻要一把步枪。我不怕死。

        回到妈妈身边时，我戴着卫国游击二级勋章。我回到学校，忘记了一切，和小姑娘们玩棒球，骑自行车。有一次骑车摔到了弹坑里，弄伤了皮肤，当我看见流血，我没想到战争，而是想到了自己的芭蕾舞蹈学校。我现在怎么跳舞呢？很快季娜伊达·阿纳托利耶夫娜·瓦西里耶娃就要回来了，我却把膝盖弄伤了……

        只是我没能返回舞蹈学校。我去工厂上班了，妈妈需要我的帮助。可我还是学习……我的女儿上了一年级，而她的妈妈还在上十年级，在夜校里上课。

        丈夫送了我一张歌舞剧院的票。整场演出中，我都坐在那里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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