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知道，只要他还在工作，就肯定会有批评反对的声音。当初是他规定IBM员工的退休年龄为65岁的，而现在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依然工资照拿、分红一分不少，算起来每天的收入超过一千美元。他特别注意从不提及自己的年龄或是健康状况，而尽管他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也从没有过任何一个股东质疑他上班拿薪水的事情，因为他的成绩白纸黑字地摆在那里。我在摩托罗拉公司的朋友鲍勃?高尔文对此有自己的见解，他告诉我说：“企业创始人有权终身在职，直到去世为止。他可以享受各种特权和福利。但他的继任者，不管是不是他的家人，都不能享受同等待遇。”高尔文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即将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摩托罗拉公司，我将他视为可借鉴的对象。父亲的身影依然活跃在公司舞台上这件事情究竟是好是坏，其实我也说不清楚。的确有很多时候，我会很难控制自己不说出“看在上帝的分上，父亲，这件事情我正办着呢！”之类的话，我觉得他让我很有挫败感。而另一方面，只要他还坐在头把交椅上，我就永远不必承担全部的责任。每当作出重大决策时，我总会同他讨论，而他也总是会给我坚强后盾的感觉。

        在他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那些日子，他会一连好几个星期从办公室消失。他爱上了到全国各地进行随兴的长途旅行。父亲一直是这样，身在旅途的时候心情最好。每次作这样的旅行，他只会带着我母亲、司机和几个行李箱，有时一路开到芝加哥去，有时会从旧金山出发向东行驶，一路探访沿途的IBM办事处，每晚都同当地员工坐下来共进“家庭式”的晚餐。父亲总是会在这些聚会上侃侃而谈，说他是多么感谢我母亲、回忆他们两人是怎样相携相伴着走过了一百多万英里的旅途。他总是会说：“我们从未感觉离家很远，因为我们一直都在IBM这个大家庭里。”母亲会带着恬静的微笑坐在他身旁，要是他说的时间太长，母亲就会悄悄地拉拉他衣服后摆。母亲很少开口，顶多说句“谢谢大家”。

        当父亲外出旅行时，我永远猜不到他会作出什么事情来。他的怪癖之一就是坚信自己只凭某人的外貌便能看出此人是否堪当重用。他每次前去和员工共进晚餐时，员工们都会在门口排成一列欢迎他，他会同每一个人握手——哪怕到场的有500名员工。在他对面不显眼的地方总会站着一个秘书，手里拿着小本本。要是父亲觉得某个人看起来规矩老实，就会轻轻地点一下头，秘书就会把那人叫到一边说：“沃森先生想知道你的姓名、职位和家庭住址。”父亲经常把这样的人送到纽约来。他物色的这些人大部分都很不错，但也有少部分实在没法用，这种时候对于我和那个被送过来的人都是一件头痛的事情。

        父亲在旅途中有时会给我写便笺，对IBM不断增加的开支花费表示担忧。有时他会去拜访某位客户，出于想帮忙的好心插手当地分公司的销售业务。有那么一次，他拜访了迈阿密的一家银行。午餐时，银行的主管们提到他们正在考虑将一到两台IBM的机器换成其他公司生产的专为银行业务量身定制的机器。这本是我们分公司经常会遇到的销售问题，分公司完全能够自己处理。但一想到IBM将有一笔租赁生意落到竞争对手手中，父亲便变得心烦意乱。他给我寄了一封加急信，密密麻麻地写了三页纸。信里写道：“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在那些面向特定客户群的机器上，我们应该下更大的工夫！以更大的力度去关注！”好在当时我们正要推出一款面向银行用户的新机器，正符合那个客户的需求，我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父亲，安抚他说这笔生意保住了。

        每个优秀的管理者都应该不时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但我不喜欢看到父亲如此惴惴不安。我愿意做一切事情让他安心，但我终于失去了耐心。1955年初，一位妇女给我母亲写了封信，说她丈夫受到不公正的指控，被公司解雇了。她丈夫名叫史密斯，是个低阶经理，做了错事被当场抓住，所以我们解雇了他。母亲读了这封信十分不安，便给我父亲看了。父亲看到公司里居然发生如此露骨的“不公正行为”，怒不可遏，以至于病倒在床。

        在我看来，此事关乎的并不只是我们对某位员工的处理方式。我父母担忧的是，随着父亲渐渐淡出IBM的舞台，公司的管理层将会丢掉关怀员工的作风，而这曾是他殚心竭虑建立起来的。我相信事情不是这样的，于是坐下来写了封信给他们俩，说了说我希望父亲此时在公司应扮演的角色。这是我给他和母亲写过的最长的一封信——有12页——我在信里倾吐了我对IBM，对公司前景，对各种问题以及对如何做好总裁的一切思考。我想把这事一次了结，说服父亲彻底退隐，将公司的事务放心地交给我来处理。

        母亲，您和父亲对我谈的所有那些想法……关于IBM处事不当的可能性——我们应该注意开支、业务要是开始下滑就会一发不可收拾——这些事情在您叮嘱我之前我都已想到了。事实上，我每天晚上睡觉前想的都是这些事情。如果这些事情真的发生了，我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名声就全完蛋了——我便再也当不起“虎父无犬子”的说法了。所以我会经常考虑这些问题，我一定不能把事情搞砸。

        一年里面，像史密斯那样的事情差不多有几百起。倒霉的是，史密斯夫人居然觉得应该给您写信，妈妈。但我要说，在她这样做之前，这件事情已经得到了公平妥善的处理。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因为解雇一个不老实的人而惶恐不安或是匆忙得出什么结论。我倾向于无视他的恐吓威胁和辩解之词。

        父亲，让我们假设一下史密斯夫人没有给母亲写信，假设一下这件事情按照原来的方式进行了处理。公司没有知会您二位就处理了这些事情，这样的做法真的攸关生死吗？毕竟不管是您、母亲还是我本人，都不可能了解所有这类事件的来龙去脉。如果公司现在的管理班子……做起事情来不能让您满意，我觉得您应该作出调整，直到您建立一个能让您完全信任的班子——一个能让您对IBM感到放心的班子。

        让我最感欣慰或者说感觉帮助最大的，莫过于在每一件我所关注的事情上，都能得到您的建议——在很多时候，我的确有些不知所措……（但是）我对IBM不像您那般忧心忡忡。我相信公司同以往一样强大——管理部门同以往一样胜任工作，各项工作同以往一样井井有条。这都是因为在您的栽培训练下，我能按照您的思考方式去考虑问题，也是因为在您的准许下，我建立了一个由这个行业中的顶尖人才组成的领导班子。

        如果我对IBM的信心是对的，那么在我看来，这个伟大企业的缔造者应该四处走走看看，同我们谈谈真正要紧的问题：我们同司法部的案子；我们应该在电子产品上投入多少资本；我们怎样改善打卡钟部门的状况；我们怎样从基层发现提拔更多的管理人才。做这些事情要比批评……我们在史密斯这类事情上的做法或是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要好得多。

        您难道不能看看我们的年度财务报告……从而发自心底地认为我们干得不错吗？这样的成绩是由您一手栽培的人取得的，这样的事实不能让您感到丝毫骄傲吗？看着这个由您创建的企业在由您栽培的人带领下蒸蒸日上、全面发展、取得持续可观的利润，不能让您感到满意和安心吗？

        现在回想起来，这封信的出发点依然是我对掌握公司全部控制权的渴望，但里面扯了很多无关的事情。因为在当时，对于影响IBM前途的重大问题，父亲已经在听从我的意见了，他在我身边充当的角色更多是一个良师益友而非顶头上司。他基本上已经不跟我争论了，但我过了很长时间才注意到这一点。比方说，他已经克服了对借贷的反感，在他的同意下，威廉斯和我以相同于公司发展速度的速率不断增加贷款额度。我们向保德信金融公司借的钱最后超过了3亿美元，这些债务完全可以用我们新建工厂生产的设备获得的利润偿还。父亲还准许我对IBM的养老金政策和福利政策进行彻底改进。这些改进措施让IBM的员工不再担心“对自身及家庭的看顾”，实际上完全符合父亲一贯的关怀员工的主张，只是远远超出了他的设想。他设想的方案是每位员工退休后一年能领取最多3300美元的养老金，金额多少仅仅取决于员工为公司效力的时间长短，这在他那个年代算是很先进的政策了。而我们根据时代变化制定了新的方案，我们不仅考虑到工作年份，还考虑到员工在职时的工资水平，按照这一方案，退休员工每年最多可领取2.5万美元的养老金。IBM还成为美国首批提供重大医疗保险的公司之一。

        不过，在父亲作出的让步中，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终于同意让员工享有优先认股权。但凡涉及IBM股票，他总是非常保守。尽管他拥有的股份从未超过5%——其中除了他个人持有的股票外，还包括他存入家庭信托基金的股票和赠予其他家庭成员的股票——但父亲运营起公司来，总好像整个公司全属于他一人似的。在早年间，哪怕只是单单提起卖掉些股票，有时都会让他大发雷霆。父亲从没考虑过员工应享有优先认股权的问题，也不同意这么做，但他却会鼓动IBM的员工和遇到的任何人在股票上投资。一些在我们公司总部隔壁哈尔珀药店里站柜台卖三明治的伙计就这样成了巨富——战前我还是个毛头推销员的时候，就在他们那里喝咖啡呢。不过尽管父亲对员工优先认股权持有怀疑态度，但在我告诉他这种做法现在已经被广泛认可，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很难留住我们的优秀管理人才之后，他便不再反对了。我们给予员工的优先认股额度相当大，大概是他们工资的5倍，这样的话，一位年薪7万美元的经理优先认股的额度能够达到35万美元，这些股票最后可能值700万美元。在头两轮认购中，有超过50名员工参与，最后，他们每一个人都成了百万富翁。

        只有一件事情依然让我们争论不休，那就是反托拉斯案。1952年政府对此案提起诉讼，在杜鲁门执政的最后一年及艾森豪威尔执政的头几年，IBM一直在同司法部进行谈判。我是想把案子在提交法庭审理前了结。时不时地，我们的律师就会带着我到曼哈顿的联邦法院大楼去，坐在一张长桌边同司法部的律师及法官进行协商。法官名叫大卫?埃德尔斯坦（David Edelstein），个子矮小，声音沙哑，比我大不了几岁。这是他经手的最大一桩反托拉斯案，他想要好好表现一番。不过他跟我从来没什么话好说，那些公诉人也是，我一直觉得那些会谈进展寥寥。不知道是有什么法律上的规定导致他们不能跟我多说，抑或仅仅因为他们觉得我愚昧无知，不值得在我身上浪费时间，我对他们的印象一直就是：他们更乐于同我们的律师交谈。

        父亲知道我们正在进行谈判，但在他心底深处，依然对签署和解协议有着固执的反感。一天，他到公司来了，到得比以往都早，那天正是我准备前往法院大楼的日子。他坐在办公桌前翻阅信件，看看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值得关注，有什么琐碎事情需要处理。他肯定有想过：“汤姆！我可以见见汤姆了！”于是大概九点钟的时候，他装在我办公室里的那个讨厌的呼叫铃响了起来。我进城开会的时间就安排在九点半。但我从来都对他的召唤有求必应，于是我上楼去了他办公室。

        “早啊，儿子！”他说，“坐吧。”我坐下来等了大概一分钟，他只是埋头继续看信。

        “我说，爸爸，我有个约会。”

        “你说什么？”

        “我有个约会。我得进城去一趟。”

        “有意思哈。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你进城去干吗？”

        “还不就是那桩反托拉斯案。我得去跟法官谈谈。”

        他立马勃然变色。“你根本没能力做这种事情！你一点经验都没有！你说你去和法官谈，谈什么？”

        于是我回应道：“爸爸，行了。我每周都去和法官协商，这事您都知道的。今天我们还有些事要商谈。”

        “现在给我听着，年轻人，我这一辈子都在跟反托拉斯案子打交道。我对其中的猫腻再清楚不过了。我知道司法部的那些家伙，你一不小心就会说错什么话被他们拿去当把柄。”

        我当时已经41岁了，但他却像教训毛头小伙一样把我喷得狗血淋头。最后我说：“爸爸，就算我现在走也得迟到10分钟了。您要么告诉我您想让我去，我这就走；要么告诉我您不想让我去，我就打电话取消约会。”

        他说：“不，你去吧，但不要作出任何决定！”

        我安排了一辆汽车在楼下等我，我下了楼，钻进汽车。我心烦意乱，以至于一路上身子都在轻颤。我走进法院大楼，像往常那样在那张长桌子旁坐下。因为情绪紧绷，我几乎没跟任何人说什么话。过了一会儿，父亲的私人秘书从房间后门走了进来。我想：“噢，上帝呀，父亲肯定中风去世了。”但秘书只是递给我一张从“思考”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小纸条，上面写着：

        这是父亲用自己的方式在告诉我：“我意识到，在你这个年纪，我不应该那样数落你。”

        我感觉如此宽慰，不禁热泪盈眶。

        法官问：“你是不是收到了什么坏消息？”

        “不，”我说，“实际上那是个好消息，我只是有点激动了。”

        最后，在我的说服下，父亲终于同意签署和解协议书。1956年1月，我们的律师代表IBM公司在协议书上签字。了结这个案子是我们有史以来采取的最为明智的举动之一，因为它为IBM持续高速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对父亲而言，那份和解协议始终是个痛处，我们从未再谈起过它。不过经由这件事情，我们两人都心知肚明，现在主导IBM的人是我了。

        回想起来，我觉得父亲当时肯定对我们之间漫长的争斗终于抵达终点而感到释然。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在当时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这会让我同他相处时态度更好一些。有件事情也是我不断试图说服他的，那就是解除IBM的禁酒令，尽管我知道对于这件事情他一生都很抵触。我常常对父亲说：“爸爸，我们IBM举行晚宴的时候，人们总是会提前半个小时或四十五分钟到场，而他们只有橙汁可喝。这段时间显得可尴尬了。也许在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提供些白葡萄酒。”

        “这事你可不能妥协！”他说，“先是喝些白葡萄酒，接下来的事情你也知道……”

        “爸爸，”我说，“让我们现实一点。您知道大家都怎么干吗？每次举办宴会时，每十个人里便会有一个人在旅馆订个房间，在那里摆满美酒，大家在赴宴之前先到那里痛饮一番。禁酒令实际根本没用。”

        父亲似乎下定决心决不让步。但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IBM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将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一次大型会议，父亲和我都将前往参加。当时我正在外面出差，到得晚了一些。当我走进宴会厅时，发现现场的气氛比以往略微活泼一些。我被领到主桌，当我俯身亲吻父亲时，我看到桌上摆了酒！就放在冰桶里，而且不光是这一桌，所有的桌上都放着酒。我把主工程师麦克道尔拉到一旁，问他：“沃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父亲在宴会开始前二十分钟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大家喝点酒怎么样？’所以我就要了酒。”

        轮到我致辞时，我说：“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宴会。”这句话引起了哄堂大笑。不过等到宴会结束后，我去了父亲的套间，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他说：“你那么重视在宴会上上酒这件事情。你是年轻人，你知道这些事情，我可不想做个老顽固。所以我听从了你的意见。”当然，他知道这次宴会上了酒的消息会立刻传遍IBM的每一个角落，要想再用过去严格的禁酒令规范员工得花上我好几个礼拜的时间。我大为吃惊，要知道，这大概是父亲在25年中第一次表现出他性格里顽皮的一面。既然现在我是大老板了，他就阳奉阴违地给我来了次恶作剧。

        三个月之后，也就是1956年5月，父亲正式将总裁一职交给了我。他把这事办得十分庄重，表现出全然自愿的姿态，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这是第一次我不用经过艰苦斗争就得到他的任命。在董事会投票通过这一任命后，我跑到一家银行买了一叠5元金币。我在午餐会上将它们分发给诸位董事，并发表了一番讲话，说父亲担任总裁的这些年是IBM的“黄金年代”。接着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第二天早上，《纽约时报》刊登了我和父亲握手的照片。父亲在接受该报采访时特别说道：“我并非退休。我只是想把更多时间花在IBM世界贸易公司上。”可不过一个星期，父亲便对迪克做了同样的事情——任命他为IBM世界贸易公司的总裁。

        不知为何，我总觉得父亲会永远在我身边为我出谋划策，就像他在过去一年里做的那样。但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那年冬天他总觉得身体不舒服，于是一直待在佛罗里达。因为患有胃溃疡，他没法正常进食。从我记事开始，父亲的胃就一直有毛病。他经常消化不良，得服用小苏打。我小时候经常听到他关起门来狂打一阵嗝，然后继续处理工作上的事情。有时候他还会胃出血，但他从不当回事。在他看来，患有胃溃疡是很不光彩的事情，因为按照他的老眼光，只有酗酒的人才会得胃溃疡。他忘了25年来自己一支接一支抽的那些烟，也从不接受工作压力会导致胃溃疡的说法。

        父亲的医生叫作亚瑟?安特努奇（Artenucci），是有名的专家，温莎公爵都曾是他的病人。他在检查完我父亲的胃部X光片后跟我说：“你父亲的胃看上去就像第二次马恩河战役的战场。”父亲的工作压力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安特努奇说，父亲胃里的瘢痕组织层层累叠，导致他的贲门逐渐闭合，所以他才会进食困难。这病只需一个简单的手术就能治愈，但父亲选择不做手术。他对躺在手术台上任人动刀子的看法就同坐飞机一样。他从没做过手术，哪怕是小小的疝气手术——这个毛病折磨了他半辈子——他也只是每天早上戴上疝带，默默忍受。安特努奇警告我父亲说，如果瘢痕组织彻底堵塞贲门，就回天乏力了，父亲一度同意接受手术，但最后还是改变了主意。一天晚上，他在晚餐桌上同我母亲说：“我觉得我会死在手术台上的。”

        “可是汤姆，”她说，“你跟安特努奇医生说了你会接受手术的。”

        “没错，”父亲说，“但你知道吗，当他离开房间的时候，我就好象看到他磨刀霍霍的样子了。”

        由于没有接受手术治疗，父亲的消化功能渐渐丧失，毫无疑问，的老父亲在日复一日地挨饿。不过一年时间，他的体重便减轻了二十到三十磅，到1956年春天时，他看起来已经奄奄一息。他准许安特努奇对他采取的唯一治疗手段就是输血。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父亲大概每隔三个星期便会去罗斯福医院输一次血。输血会让他的状况好上一段时间，但很快他又变得筋疲力尽，直到进行下一次输血。

        一个强大如父亲般的人居然会如此迷信让我感到十分不解。但在他作出拒绝手术治疗的决定时，他的意识完全清醒，所以我们都觉得无权干涉他的决定。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老爷子的生命力都焕发着夺目的光彩。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最后一次站在IBM员工面前的样子。那是在1956年3月华盛顿举行的一次销售大会上。那家大酒店的会议厅里大概坐了有500人。父亲到得比较迟。主持会议的人发现父亲坐在后排，便说：“我非常荣幸地宣布，今天沃森先生来到了会场。沃森先生，能请您到主席台上就坐吗？”父亲当时已是82岁高龄，身体十分虚弱，他站起身来，沿着倾斜的过道小心翼翼地朝主席台走去。人们都站起来冲他鼓掌欢呼。他们越是鼓掌，父亲的精神便越是抖擞。他的腰杆越挺越直，步伐越来越快，当他终于走到主席台前的台阶时，看上去已是精神焕发，他走上讲台的步伐如此矫健，简直给人两步并作一步的错觉。推销员们的欢呼声如此热烈，似乎让父亲在走上主席台的过程中年轻了三十岁。他扶着讲台，发表了一番非常激动人心的讲话，他挥舞着拳头，告诉与会者们应该如何利用眼前的大好机会，告诉他们IBM将会怎样前途无限。

        我想，在他把公司交到我手里的时候，肯定已经意识到了死神的逼近。这也许是让他决定彻底退出IBM舞台的唯一原因。但同时我也觉得，他之所以拒绝接受手术治疗，是因为他已经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如果我和迪克还不能让他放心，如果他依然觉得IBM完全离不开他，说不定他会冒险接受手术，再活上几年。但他看到我把公司管理得井井有条，看到迪克在海外的业务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我猜他肯定是想：“我的一生完满了，是时候走了。”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显然拖不过一个月。那年6月的纽约热得让人难受，父亲便待在新迦南的乡间别墅。1956年的总统大选正在进行，从电视上观看竞选使他得到了很大的乐趣，他乐此不彼地嘲笑着政客们反复无常的表演。他的神智十分清醒，也不觉得哪儿疼，但是因为食不下咽，他已经没有一丝力气了。他又进行了几次输血，但那只能让他暂时有所好转，很快他便继续衰弱下去。

        六月初的时候，我去看望了他一趟，随后便前往罗得岛州的纽波特准备参加去百慕大的帆船比赛。我挑选了出色的队友，船只也已准备妥当。我离开新迦南时，父亲有些病怏怏的，不过看上去情况还算稳定。但就在比赛开始的前一天，母亲打来电话，我在码头上接的电话。她说：“汤姆，我只想告诉你，你还是不去参加比赛的好。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虽然你爸爸的病情并不是很严重，但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别去。”接完电话后，我回到船上，指定一名资深队员当领队，对他说：“你带队去百慕大吧。”

        我返回新坎南时，父亲仍然十分清醒。他说：“噢，儿子，真糟糕，你不应该错过这场比赛的。”

        “我只想陪在您身边。”我说。

        我的兄弟姐妹们也都来了。父亲躺在床上，我们轮流到房间里看他，同他进行长谈。每次有人进去，母亲总会说：“你们就不能让他歇会儿吗？”可过一会儿，下一个人还是会进去。父亲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但他从来不说诸如“我希望你们好好照顾你们母亲”之类的话。他只是同每个孩子闲谈。我便同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愉快交谈，话题无所不包。他谈到了他在我们共事的十年间逐渐对我建立起来的信任，谈到了他是如何知道公司将朝着正确的方向快速前进并且变得越来越强大。接着我们的话题不知怎么的转到了古董家具上。他说：“如果你看到一件喜爱的家具，一定要毫不犹豫地买下来，即使你觉得你买不起。因为要是你当时不买，以后一辈子都会后悔。”

        父亲同我们每个人都说了话，第二天他便陷入了昏迷。那是一个星期天，但我们还是找来一个医生，医生说我父亲已经心力衰竭，于是叫了辆救护车将他送到纽约。与此同时，我给安特努奇打了电话，他正在谢尔特岛度假。这事让我十分不满，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许多医生会在理应工作的时候出去度假——那时候他们本应该在半夜出去问急诊或是处理别的紧急情况——而在理应休息的时候忙个不休。安特努奇当时就是在度假，他给我父亲在罗斯福医院安排了一间病房，并让自己的助手在医院大门口迎接我父亲入住，但他本人直到第二天才赶到。

        父亲晕迷的原因是胃梗塞，此时做手术为时已晚。安特努奇告诉我说：“你父亲撑不过去了。”父亲入院后曾清醒过来，但他随即开始陷入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状态。我们走进病房看他时，他有时能认出我们，有时完全认不出来。我记得他的腹部已经胀大，透过被单都能清楚地看到。慰问的电报和来信开始从世界各地飞来。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打来电话，当他得知我父亲已经不能说话时，便派人送来一封慰问信。信的大意是：“您的一生是了不起的一生，但您还有更多的大事要做，祝早日康复。”我走进病房，把这封信给父亲念了几遍，他好像是听见了。

        安特努奇所做的事情让我感到十分不安，像是往父亲身体里面插管子什么的。父亲显然很不喜欢这些医治手段，从他发出的呻吟声便能知道。于是我说：“看在上帝的分上，这个人不行了，就让他平静地去吧。已经没有希望了，不是吗？”

        “是的，”安特努奇说，“但我们医生还是得尽力呀。”

        “好吧，你听着，我已经同我母亲和其他兄弟姐妹谈过了。我们觉得你应该想办法让他安详地离去，但是不要再往他身体里面插任何东西了。”于是他们停止了抢救。

        几天过去了。时不时地，我们兄妹几个就会有人去街上的教堂做祷告，但在我们心里，已经对父亲能挺过这关不存希望了。这段时间非常难熬，这位老人在各个方面赢得了我们这五个子女的爱与尊重。我描绘不出我兄弟姐妹的悲痛心情，但我很清楚我自己的感想，我只觉得自己生命中的很大一部分正在离我远去。父亲就像一块坚实的磐石，支撑了我42年。想到未来，我有一种可怕的空茫感，没有了这位我曾与之争斗不休的老人，未来将会怎样？归根结底，t·J·沃森对我的影响之大，这世间恐怕再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离世的那个时刻。我们人类有着与生俱来的求生欲望：跳出倾覆的汽车、逃离着火的房屋，几百万年来人类的这种本能一直代代相传。但直到那时，我才第一次亲眼见到这种求生的意志——此时此刻支撑着我的，也正是这种意志——父亲躺在那里，头微微仰起，病房里灯火通明，他双眼紧闭，没有戴氧气面罩，母亲和我们几个子女守在他身旁。父亲深深地吸一口气，接着好一会儿没有动静，然后他又把这口气长长地吐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分钟里，他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每次呼吸的间隔也越来越长。最后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带着些许颤抖，然后呼了出来，就好像在说，就这样吧，尘世的一切牵绊到此为止。然后，他再也没有了呼吸。

        我们在那里坐了一会儿。母亲开始哭泣。我想我们都哭了。护士进来了，然后是医生，他摸了摸父亲的脉搏，说父亲已经离开了。

        我记得我和我弟弟一起回我的办公室去安排葬礼事宜。迪克和我一致认为，我们能够给父亲的最大哀荣就是将他的葬礼办得同他在世时举行的任何一次IBM大会一样隆重。我们拟定了流程，同IBM的其他人进行了商讨。首先，我们给IBM的每一处机构和父亲的全部朋友发了电报，我们通知全世界的IBM工厂停工，下半旗致哀。任何一个想来纽约参加葬礼的IBM员工都将获得准假，不过公司不报销旅费，因为这会让员工们以为公司希望他们全都去参加葬礼。我们将各界人士写给父亲的悼词以黑纱绉边，挂在总部大楼大厅的窗上，《时代》周刊以四栏的篇幅刊登了父亲的讣闻，并援引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段评论：“托马斯?J·沃森的离世使美国失去了一位真正杰出的人——一位伟大的企业家，但他更是一位伟大的公民和慈善家。我痛失良友，他的诤言始终体现出对人民的深深关怀。”

        父亲在世时曾表达过对自己葬礼的期望：办得既传统又庄重——躺在敞盖的棺材里，朋友们依次上前瞻仰遗容，然后在公园大道的布里克长老会教堂举行隆重的葬礼，由他的老朋友保罗?奥斯汀?乌尔夫神父（Priest Paul Austin olfe）主持。我和迪克按照他的意愿进行了安排。我们穿着黑色西装，走进殡仪馆，只有迪克和我，我们在敞盖的棺材前待了一会儿。首先前来致哀的是斯派罗斯?斯库拉斯（Spyros Skouras）和伯纳德?吉伯尔（Bernard Gimbel），两人都是德高望重的商业人士。吉伯尔创立了自己的百货店——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店（Saks Fiftury Fox）的老板。他对父亲一直很好，在父亲最后的那些日子，他送给我父亲一台电影放映机，还每隔一两个月便送来一部父亲想看的电影。父亲的这两位朋友走进殡仪馆，对我们说：“孩子们，不要为他的离去伤心了。这会儿你们可能觉得一片空茫，但想想他一生所做的事情。看看那副面孔，想想他来自何方，想想他出生的农场，想想现金出纳机公司。”他们的话让我感觉意味深长，因为他们都是白手起家的人，他们知道父亲的奋斗史。随后又有数百人前来致哀——联合国秘书长、外交家、企业家以及在IBM工作的普通员工。

        举行葬礼的时间到了，我们合上棺盖，前往教堂。父亲的葬礼安排在立夏的第一天，纽约天气闷热、细雨绵绵。布里克教堂水泄不通，门厅站满了人，主厅侧翼的礼拜堂里坐满了人，就连地下室里也挤满了人。我们安装了特别的音响系统，好让所有参加葬礼的人都能听到乌尔夫神父的讲话。他发表了感人至深的悼词，赞颂了使父亲获得成功的决心和质朴品质、父亲对人们作出的贡献。葬礼结束后，我们一家人前往沉睡谷墓园为父亲下葬。二战期间我和奥莉芙的第一个孩子夭折时，父亲在那里买了块地作为家族墓地，我们将把父亲葬在那里。乌尔夫神父在悼词里特别为我和迪克援引了《圣经》中的一段话：“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作大丈夫。’（《圣经?旧约全书》列王记上2:1-2）”但我站在墓园看着父亲的灵柩一点点放入墓穴时，丝毫也没觉得自己像所罗门王，我只觉得悲痛欲绝。

        一切结束后，我带着奥莉芙和我们的两个女儿前往百慕大群岛。我们住在一个海滨度假村，还租了摩托车，以便更好地游览这个小岛。在那里住了几晚之后，父亲去世对我的打击终于表现出来，我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过敏反应，同折磨迪克多年的病症一模一样：喉咙肿胀、呼吸困难。奥莉芙急忙找来医生给我打了一针肾上腺素才让我免于窒息而亡。但随即我身上出现大片触目心惊的红疹，根本退不下去。我一回到纽约便去找安特努奇，他告诉我说这都是因为我悲痛过度而导致的。

        我很担心母亲能不能从父亲去世的打击中调整过来。

        父亲刚去世时她曾跟我和我弟弟说：“没有你父亲，我怎么活得下去。”但葬礼结束后，她性格中的坚毅一面开始显露出来。当时我问她：“妈妈，你想做点啥？你有什么打算？”

        她回答我说：“我想卖掉那座房子。”她很不喜欢那所位于曼哈顿的豪宅。它太华丽了，在她看来，打理它是件非常头疼的事情。她曾为了父亲这样做，并且做得非常出色，但料理日常家务以及盛情款待各种来宾真的从不是她的兴趣所在。迪克和我把那所房子挂到市场上，不到四个小时就以开价成交。我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房子卖掉了。她听到这个消息忧心忡忡地说：“这肯定是你父亲给我的讯号。你觉得他是想同我说什么？”

        “妈妈，如果这真是父亲发来的讯号，他肯定也是表示赞同而不是反对。买家甚至都没还价。”

        办完这件事让我如释重负。搬家之前母亲有充裕的时间，于是我的妹妹们带她去西班牙和爱尔兰旅行散心。她在爱尔兰时我去陪了她六天，发现她精神状态很好。她住在阿什福德城堡附近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租了辆老式的高背座椅宾利汽车，雇了个专用司机。那是个健谈的爱尔兰人，他同母亲相处得很好。母亲一贯是走到哪里都想四处看看，了解当地的历史，所以他们每天都会开车到乡间游览。当地有些英国人修建的建筑物周围环绕着十英尺高的石墙，母亲对这些漂亮的石墙十分喜爱，当她指给我看时，那位爱尔兰司机说：“夫人，您得记住，在饥荒年代，一个人得工作一整天才能换来一碗热汤，那些墙就是这么建起来的。”我的祖母就是在饥荒年代逃难出来的，所以从此以后，母亲就很少谈论那些石墙了。

        我回到纽约后，曾试着去办公室工作。但我发现自己心情差得根本没法集中精神。IBM的一草一木都让我想起父亲。我已经花了四年时间重新安排一切，以便能够取代他管理这个地方，但在此时的我眼中，父亲的影子似乎依然出现在公司的每一处。我觉得唯一能够让我忘掉这一切的办法就是同我自己的儿子待上一段时间。我决定带他出门旅行一周，我选择了阿拉斯加作为目的地，因为我觉得小汤姆会对那里产生浓厚的兴趣。我想给他留下一些难忘的记忆——我想带他到人类文明的边缘地区，让他看看冰川、高山和白令海峡——我曾坐在一架苏联运输机里从西伯利亚横穿白令海峡，那时我同他母亲结婚刚刚一年。

        在我动身之前，公司的一位董事来找我。他叫吉尔伯特?斯克里布纳（Gilbert Ser），是芝加哥一家不动产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很有影响力。斯克里布纳是我们公司薪酬委员会的负责人，他问我：“你想拿多少薪水？”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会被拿出来讨论。我觉得我父亲拿多少薪水我就应该拿多少薪水。于是我说：“这个嘛，吉尔伯特，同工同酬啦。我父亲拿多少我就拿多少好了，分红也是一样。”

        他说：“你父亲可是白手起家创办这个企业的！他当时四处奔走，找银行借钱！他可是真正做了事情的！”

        这话让我怒火中烧。我说：“最近这些年父亲在IBM的活动可没有以前那么高，而我们的利润增长率依然保持在16%。我想，这一局面你们董事会应该希望保持下去吧。”于是他说他会回去和委员会商量商量。

        父亲尸骨未寒，董事会就向我摆出了如此强硬的态度。我想，如果此时我退缩了，那将来很可能无法掌控董事会。我从未想过我的回应态度有任何一点不合理之处，我甚至觉得他们向我提出来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对我的冒犯。我没有留下来等待董事会的商谈结果，而是按原计划出发前往阿拉斯加。

        我的儿子小汤姆当时正在缅因州参加夏令营。我从IBM找了架飞机和一位副驾驶员，费用与公司平摊，因为我计划顺便走访阿拉斯加的办事处。我们在巴港机场接了汤姆和他的朋友约翰?加斯顿（Joon），然后一路向西飞去。这是一趟艰苦的旅程——我们乘坐的是一架双引擎比奇飞机，飞机很小，飞得很慢，时速大概只有160英里。我们花了两天时间，大概飞行了21个小时才抵达加拿大的西海岸。

        我既要照看汤姆和他的小伙伴，又要注意飞机的情况。但除此之外，我的头脑几乎一片空白。在阿拉斯加的整个星期，我一次也没想过父亲。但当我看到那里的人们是如何在荒野中艰难求生时，那种深深的无助感和悲痛感依然流遍了我的全身。同吉尔伯特?斯克里布纳的争执也让我如鲠在喉，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一找到电话，就会打给阿尔?威廉斯诉苦。

        我们旅途的第一站是距离加拿大西海岸不远的夏洛特皇后岛。我想尽可能地让汤姆饱览旅途风光，这个岛上有个大型的木材加工厂。于是我们便在木材公司名下的一家简陋旅馆住了下来。在这个岛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看到一棵青葱翠绿的大树是如何被修剪成吊杆，用来将周围被砍倒的树木吊起、堆好。接着我们沿着海岸线向北飞行，途中补充了一些燃料，然后降低飞机高度，在冰川湾上贴着水面飞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机会沿着这一路线进行航海旅行，不过我们用飞机试了一番。那天天气极好，阳光洒满冰川雪山，水面飘满浮冰。我们在阿拉斯加的首府朱诺市过夜，第二天早上我们出去游玩，在附近的一条河边看到灰熊捕捉鲑鱼的情形。

        我记得那是一个炎炎夏日，当我看着那些熊一屁股坐在冰冷的水中时，心想那种感觉一定很不错。但导游给我们讲了鲑鱼的事情，让我觉得这种鱼的一生充满悲壮色彩。导游说鲑鱼到了产卵期时会沿河逆流而上，那时它们已经年老体衰，它们越游越虚弱，但最后总会到达产卵地，它们一产完卵便会死去。

        这次旅行有汤姆陪着我真是再好不过了。他继承了奥莉芙的温柔和她那种与生俱来的同情心。尽管他只有12岁，而且我们从未直接谈及我父亲的离世，但他还是察觉到了我正在经历的痛苦，他的陪伴是对我的最大安慰。他对野生动物十分好奇，我在往北飞去费尔班克斯走访那里的办事处时，给他和他的小伙伴安排了几次周边游，他在一次出游中给一头大角麋照了不少照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费尔班克斯机场有个陈列室，展出具有数千年历史的猛犸象牙，都是从冻原挖掘出土的。当地IBM办事处的经理到机场来接我，还带了一位工作业绩十分突出的当地推销员。机场航站楼的墙上挂了一幅地图，上面绘有俄罗斯的一部分。我为自己曾去过那里而非常骄傲，于是开始夸耀我在战时的经历，眉飞色舞地描述我们在飞机险些坠毁后被困在那里的故事。我指着地图说：“就在那里！雅库茨克！”

        “天哪，天哪，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那个推销员以一种嘲讽的口气说。同我在阿拉斯加见过的许多IBM员工一样，这个家伙也是个“直肠子”。我没有对他发火，他的态度是对我的一个警醒，而我很高兴有人这样警醒我。我心想：“我还是低调些为好。我刚才表现得就像个大喇叭。”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家水上餐厅举行了聚会。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湖区的每一座房子前几乎都停了一架水上飞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阿拉斯加的那个地区，水上飞机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参加聚会的大概有15位IBM客户，主要来自铁路部门和国防设施建设部门，其中一些还带了家眷。那个饭店只有一个餐厅，饭店的人便用帘子为我们的聚会隔出一块地方。开始一切都很好，直到轮到我讲话。我正要站起来，帘子那边却开始了一场节目表演。一个男人又唱又跳，妙语不断地讲着笑话，把观众逗得哈哈大笑。我看了看当地IBM办事处的经理，无奈地说：“我最好还是等那个家伙表演完再说吧。”

        “别啦，”他说，“今天来的这些人都很忙。有些人家里还有孩子等着。你就这么讲吧。”他同那个推销员一样对我毫不客气。

        我只想说：“上帝啊，我做不到啊。”但人生在世，你总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得学会去适应。于是我把致辞缩得尽可能短，不过声音提得够高，压过了那个表演者，或者至少可以保证让坐在帘子这边的人都能听到。不管怎么说，阿拉斯加离美国本土毕竟太远了，所以我身为一个大公司总裁的事实在这里似乎变得没那么要紧——不管是对其他人来说，还是对我本人而言。这么一想，我又觉得宽慰不少。

        结束对此地的访问后，我掉头去接两个孩子，随后我们驾驶飞机飞越了迪韦德峰——它隶属的山脉将阿拉斯加沿对角线分成两半。我们的飞机需要补充燃料，所以我把飞机停在一个简易机场的杂货店前面，店员们把一根管子沿着门廊拉出来，给飞机加满汽油。我突然发现，这里是自西伯利亚之后我去过的最偏远的地方，这个发现让我震动不已。我本想一路飞到美国最北部的城镇巴罗角，但空军正在建设远程预警雷达防线，那里的机场已经爆满。我们只得掉头返回白令海峡的科策布，就在北极圈以北一点点的地方。我把飞机拔高，这样我们就能看到苏联的小代奥米德岛和大代奥米德岛了，它们离阿纳德尔不远，阿纳德尔是二战时我在西伯利亚停留的最后一站。我把这些都告诉了汤姆。

        接着我们往南飞了两百英里，返回诺姆市，在一家旅馆住了两晚。旅馆里有个餐厅，名叫白令海咖啡厅。我认识了餐厅的年轻老板。我们到那里的头天晚上，他和他的夫人同我们共进了晚餐，他问两个男孩子有没有读过杰克?伦敦写的那些关于育空河的故事。汤姆说读过，于是餐厅老板问他：“那你们想不想去淘金啊？”

        汤姆的眼睛一下睁得有茶碟那么大。“天哪！”他说，“太棒了！可我们用什么去淘金呢？”餐厅老板掏出一卷纸币，抽出5块钱，说：“沿着这条街走，你会看到一家五金店。敲门告诉他们是我让你来买个淘金盆的。”汤姆和他的小伙伴径直朝那家店跑去，买了个淘金盆。第二天餐厅老板带我们去了乡下。我们看到了雷鸟，那是生活在寒带的一种松鸡，样子又好看又特别，它们的羽毛一直长到脚爪上。

        最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餐厅老板说那里有一对夫妇常年用高压水流和水槽淘金。我们在驱车前往这个小河谷的途中经过了无数废弃的拖拉机、拖车、水泵、汽车和卡车，这些东西大概得值好几百万美元。我们在小河谷看到了那对淘金夫妇，他们正对坐在两个箱子上吃饭，他们的食物只有一袋打开的面包和一些花生酱。我同他们聊了一会儿，我问他们收获如何。

        “我们就靠这个吃饭。”那个男人告诉我说。

        我说：“要知道，当人们打算淘金时，心里想到的可不只是‘靠这个吃饭’。”

        “这个嘛，”他说，“我们每天淘洗很多沙子，多少总能淘到点东西。现在我们过得还算不错，我们有辆像样的卡车，冬天的时候能去西雅图过冬。”

        他还是回避了我真正的问题。“不是的，”我锲而不舍地追问，“我的意思是，你们能赚到钱吗？”真正的答案是没有。他们仍在寄希望于某天撞大运。就在我们聊天的时候，汤姆和他的小伙伴已经在溪水中找到了黄金——只有一小点儿。我们用一条思高透明胶带把它粘在硬纸板上以便观赏。驱车离开时，我还在想着这对淘金夫妇徒劳无功的生活：他们挖开河岸，淘到一点儿黄金，买上一辆卡车，慢慢地，卡车用旧了、锈掉了，然后他们又淘到一点儿黄金，再买一辆卡车，如此周而复始。

        到第七天结束的时候，我们都筋疲力尽了。我们旅程的最后一夜是在安克雷奇的一家旅馆度过的。我发现汤姆的小伙伴约翰躺在床上哭——他想家了。那种沮丧感和无力感再次向我袭来。我没办法将他的母亲找来陪他——他的父亲去世了，他的亲人只有母亲——我也没办法立刻将他送到他母亲的怀里，这真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第二天我们启程回家。我们从安克雷奇直飞纽约，途中只花了不到一天的时间。我都不知道副驾驶员和我是怎样办到的。我们返家的速度如此之快，汤姆和约翰给他们母亲带的鳟鱼都还新鲜得很——我们动身前在安克雷奇买了一兜子鱼。

        我回到纽约后，薪酬委员会终于在九月份的时候开会讨论了我的待遇问题。他们同意我享受同父亲一样的薪酬标准。不久之后，吉尔伯特?斯克里布纳前来找我，对我说：“我想，你大概希望我辞职吧。”

        “没有的事。”我说。

        “自从你父亲把我招进董事会——”

        我打断他道：“吉尔伯特，听好了，不是我父亲把你招进董事会的，把你招进董事会的人是我。IBM的一切都可以归功于我的父亲，但那个在万通互惠理财公司董事会遇到你、赏识你的人是我，当时我只是个新来的，但你对我十分友好。所以当父亲要我推荐一个人担任能够代表芝加哥地区的董事时，我把你的名字给了他。”我的这番话消除了我们之间的裂痕，在此之后，斯克里布纳继续担任了许多年的IBM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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