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我就反对“上山下乡”。这倒不是说我那时就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什么学理上的质疑，而是因为它搅了我玩“无线电”的兴致。自“复课闹革命”以后，除了偶尔把自己锁在屋子里，窗户蒙上床单遮住光，冲洗放大几张黑白照片之外，我的一门心思都在有两级高放的超外差收音机上。

        一九六八年一开始分配上山下乡名额，头批到北大荒的名单中就有我。我没搭理学校给我发的通知，再说我那么忙，也没有工夫解释。

        因为自己没去，所以去北大荒的同学动身出发我也就不好到火车站送行，否则像是陪了法场又转身回来一样，对不住朋友。其中有几个同学还是我平素最要好的，他们理解我，我也就不用把那些话非拿到火车站去说。事先找了个地方，大家吃一顿。人互相明白，话其实不用多，两句就得。

        他们走后第二天，有几个送行回来的同学说起头天车站里的月台上人山人海，车一动，车上车下哭作一团。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气，也不知道是对谁发那么大的火，竟高声叫喊起来：“哭就不要去！去就不要哭！”

        这样黑头黑脸的话一出口，我也觉得不合适，可既然说了，嘴上就不能软，扭头回家了。再说，我刚装好的那个带高放的收音机短波波段老也收不到信号，干扰信号的杂音倒是一大堆，几天来茶饭无心，我不能在学校里再多耽误工夫。

        接着又分了一次内蒙古插队，名单上还有我，我仍旧没去。军宣队问我理由，我说我从来不吃羊肉，怕膻。人家说，不一定非去牧区，这次也有农区的名额。我说农区也养羊，一回事，以后再说吧。

        紧跟着是到山西雁北，就是宋代杨家将跟辽国契丹人打仗的那个雁门关以北的地方。这时候大概到了一九六八年的年底，学校里的军宣队撤了，换成广安门火车站搬运站工人组成的工宣队，由他们来管理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山西插队的名单下来了，里面居然还有我！工人可不像张家口口外来的解放军，他们是地头蛇，又是搬运工，走街串巷的，大街胡同的地理都熟得不能再熟，也不跟你多费话，径直找到管你们家的居民委员会，让街道上的老头儿老太太跟你磨。可我还是没有搭理他们。

        不过事过三十多年之后，前些时候打电话回去找我四中时候的老学长、大我四届的傅同华先生聊天，当初他去的就是山西。我不免又提起这段旧话，他不以为然地说：“不是你说的这话。你搭理过他们，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你仗着自己家里就你一个孩子，跑到工宣队驻扎的教研组小院，冲着工宣队大胖子耿师傅的面就说：‘两丁抽一！两丁抽一！’他的鼻子都快气歪了！”

        我翻来覆去地想了半天，实在是记不起来了，不过这话倒像是我说的。山西我也没去。可形势比人强，给我来了一个釜底抽薪：父亲让机关的造反派给抓到专案组去了。起先说是什么“权威”，我知道那是瞎说，他算什么权威。要是权威，“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早都给打倒了，哪还用等到这会儿？果然不久又改说是“特务”，其实这也是瞎说。不过后来，等父亲死在专案组的大牢里面好多年后，父亲的好朋友，在大学里当教授的许伯伯找到我们，对我说，父亲的问题是牵涉到当时的邮电部部长朱学范先生的案子里。“文革”里面说他们是蒋介石搞苦肉计、特意留在大陆的钉子。那个年月，如果跟蒋介石有瓜葛，都不用专案组出手，无论什么人闭上眼睛就能判个特务嫌疑。许伯伯说他自己也是受这个案子牵连，吃了不少苦头。

        权威也罢，特务也罢，总之是父亲的工资给冻结了，家里也没多少收入了。精挑细选是我们的追求，家里的大人如果出了事，孩子说话就不能那么硬气，否则动不动就可以往“阶级斗争”上扯。我人再傻，这点上还算识相。所以我也开始打主意找落脚的地方了。

        去山西的几个朋友和我特别说得来，所以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过了几天，看见母亲脸上虽然没有什么笑容，但话多了两句，我就瞅个机会对她说：“妈妈，过两天我到山西去会个朋友。”母亲一脑门子的官司，大概也没有心思理我，待搭不理地冷笑着说：“山西？还会个朋友？多大的口气！”她看来并没有当真。

        有了她这句并无反对意见的回答，我开始自己准备行装，过了几天就和同住在一条街上的小学学长阿城一起奔赴雁北找朋友去了。

        母亲在我走后几天才发现我不见了。她在单位里也要整天政治学习，虽然大家都是口是心非，但钟点够了才能回家，一般要耗到晚上十点钟以后。我走前留了个字条给她，说是与阿城一道走的。母亲看见字条大约是慌了，因为她知道我身上平常最多只有几块钱，父亲的工资一冻结，就更没有多少零用钱给我了，于是她赶紧去找阿城的母亲打听。

        人家的母亲到底见过世面，并不慌张，说：“噢，是去了。阿城说是扒车去。”“扒车去？什么叫扒车？扒什么车？”我母亲的普通话不好，一些俗语不能确切领会，只得再深问一句。

        “扒火车呗。《铁道游击队》里的刘洪不就是扒火车搞机枪么？”阿城的母亲笑着说。她在电影制片厂里工作多年，对电影故事早已都烂熟于胸。

        我母亲慌了，忙问：“怎么扒？像刘洪那样双手抓门，把自己的身子吊在车厢外面？”那个时代，像《铁道游击队》这样的革命电影人人必看，所以母亲对大队长刘洪扒火车时的身手理解得一点偏差都没有。

        我听阿城说过，她母亲原先是在河北白洋淀一带搞革命，大概对山东微山湖畔的铁路沿线斗争方式并不熟悉。她竟也没有想到这一层，经我母亲一问，两家的母亲面面相觑，都慌了。

        过了一个月，我们从山西铩羽而归，母亲还心有余悸地说：“人家的母亲是见过大阵仗的，慌是慌，话头倒是一直不断。”为了让母亲安心，我一五一十地向她解释我们是怎么扒车去山西的。

        其实这还是我的学长大伟兄在临别之际传授的锦囊妙计，嘱咐我今后若是投奔他们，可用此法前去。他原先也是到山西雁北的山阴县插队，几年之后到缅甸投奔“缅共”，不久战死在乱军之中。

        按照计划，我们先到永定门火车站，一人买好一张五分钱的站台票。然后跟在几个肩挑手提行李的旅客身后，不时地好像还帮他们托上一把。上了开到大同的车，先不急着拣座位，直到火车开了，认准确实是没人的空位子再坐下。因为坐夜车，只检一回票，是过了阳高以后，从餐车开始往硬座这边一路检查过来。卧铺车厢另有人管，不检票。见到检票的列车长和乘警走来，我们“敌进我退”，一直往后走。差不多快退到头，检票的人也就松懈了。趁他们不注意，端杯热茶冲着他们就过去，要是不跟你要票，你正好过去；要是跟你要票，就手指前方说：我刚过这边锅炉房打水，是前边那个车厢的，你不是刚检过吗？这么快就忘啦？态度一定要从容镇定，他们不会跟你过不去，因为返身再跟你过去对证，口子一开，前功尽弃，全乱了。不过最后这一手，我们并没用上。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检票的还没走到头，火车突然就停了下来，说是临时停车。我们赶紧开了车门跳下去，飞跑到已经检过票的车厢，又从车窗钻进去。喘息未定，车又开了。定下神来，我们觉得大伟传授的这套招数还是太悬，以后要是在这条路上常来常往，恐怕还得另想办法。

        到了县城的火车站倒是好办，不出检票口，顺着铁道走，小站的围墙没有多长，走不上多远就是旷野，绕过去再回头就进了大街。我讲得轻描淡写，母亲可是听得神情紧张：“这就是你们的‘扒车’？天下再乱也轮不到你们这样胡来呀！”

        但是母亲却没有办法阻止我的再次行动，因为他们单位撤销了，要下“五七干校”到安徽凤阳去。至今我都认为，像我这样胆小如鼠的人如今却敢于横行天下，当年把母亲赶进干校这步棋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不过，此后我们没有重新到山西雁北去，而是改道内蒙古的阿荣旗，原因是听说那里挣钱多，一天的工分有九毛多钱。我甚至幻想，等我们干好了，扎下根，就把山西的那群朋友接过来，同享富贵快活。

        到阿荣旗，首先要从北京坐火车到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坐夜车要走一天，差不多凌晨到达那里。然后坐短途火车到小站扎兰屯，再从那里转汽车到阿荣旗。事情是麻烦点，但好在有个先行者替我们铺垫好了，可以坐享其成。这个不期而遇的朋友是通过邻居介绍认识的李兄。

        李兄说他为了寻找理想的插队地方，已经只身一人去过内蒙古阿荣旗一趟。路上早就打定了主意，非要认识个铁路上的列车员，不然不能保证今后的来往畅通。结果还就真让他“认识”了那趟列车上的一个乘务员。如今我实在是忘记了那个列车员的姓名，姑且就叫他小王。现在想来，这位列车员今天得七十出头了吧，或许正在含饴弄孙，早就忘记了这段往事。

        李兄是个外场人，几句话过后就和小王心照不宣。小王开诚布公地告诉李兄，今后可以不用买票，就坐他这趟车，只要每次给他捎上几斤猪肉，再给十几斤北京粮票即可。李兄有了这个底，刚到乡下应了个卯，转身就搭小王的车回了北京。李兄告诉我们，他不但可以介绍专跑从北京到齐齐哈尔这条线上的列车员小王，而且上次路经扎兰屯回北京时，还认识了一个从天津分在当地车站行李房锻炼的大学生，如果我愿意，他也可以引见。

        第二天我到学校把这番打算告诉了几个朋友，说我准备这两天就到阿荣旗去。众人听了都说且把死马当作活马医，此计或许可行，并且表示愿意凑钱资助我们的盘川。我当然表示无功不可受禄，事成之后再来庆贺不迟。

        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动身了。仍然是一人一张五分钱站台票。见到李兄介绍的小王之后，按照要求送上猪肉和粮票。小王也是个痛快人，立刻就将我们安排到车厢里留好的座位上。车开动时，我和送行的朋友挥手告别，颇有壮士临危受命的感觉。

        小王为人很四海，表示极度同情我们知识青年的境遇，有他值班，定不会为难，只是到检票的时候也要给列车长一个面子，就躲在小王的列车员室里面不要出来。我们当然依计而行。一路无话，到了齐齐哈尔之后，小王只用一个眼色就将我们顺利地送出检票口。我们勉强在关东烟浓雾缭绕的候车室里蹲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小王果不食言，又来到车站，将我们托付给列车员同事，送我们到扎兰屯去。从齐齐哈尔到扎兰屯只有两三个小时的光景，一会儿就到了。当然，我们免不了也送了十几全国粮票给小王的同事，作为投桃报李的人情。

        几经周折，我们总算到了阿荣旗。可是情况并非全像李兄讲的那般美好，办理起来也并不简单，而且我们从来没有在社会上和人打过交道，人家旁敲侧击的暗示重复了好几遍，我竟还是不得要领，所以李兄原先交代过的几个关系竟让我一一得罪了。像我这样初出茅庐、十几岁的学生哪里见过什么世面，所以一来二去的大感挫折。

        十几天后，带来的盘缠已用完，心里更加慌乱，不免想到打道回府，可又不甘心，在回去之前总要先给北京那些等待佳音的朋友一个交代。临来之前我们说好，无论成与不成尽快回信，免得他们抵挡工宣队的压力太大。问题是千头万绪，几句话难以说清，而且囊中羞涩，电文不可太长，免得破费太多，于是斟酌再三，突然想起里杨修的典故，于是电报的电文就是两个字：鸡肋。阿荣旗邮电局的女营业员或许从来没有发过这样的电文，当时阶级斗争的观念又深入人心，只见她抬起头，十分疑惑地看着我说：“‘鸡肋’算个什么意思？”

        我一时慌张，怕答错话节外生枝，惹出其他麻烦，下意识地将手放到腋下，表示“肋”是指这个地方。正在迟疑之间，女营业员到底聪明，反倒替我解了围：“噢，明白了。鸡翅膀，鸡翅膀。两个字代替三个字，为了省钱，是不是？”

        她俯下头去翻检电报字码，口中自言自语道：“这还是头回有人电报上用‘肋’字，新鲜，新鲜。”这段旧事其实我早已忘记，是如今以研究明清史闻名的学长宝臣兄前年赠我新作时提醒我的。他说，大家接到电报，明白了我的意思，只是说：这小子到了这个时候还在那里掉书袋，不知死活的东西！

        这次回京似乎没有来时顺利，不过幸亏只是一场虚惊。爬上开往北京的火车不久进了吉林境内，车过白城，就照例要检票了。小王于是又让我们躲进他的列车员室，他出去之后将门反锁上。

        少顷，外面人声嘈杂，知道是检票的来了，我们赶紧屏住呼吸，仔细辨认着外面的动静。这时突然听见门锁响，紧接着有人敲门，而且不等我们反应，门就打开了。进来一个穿着铁路制服的人，从袖章上看得出就是列车长。

        我们面面相觑，知道大事不好，心头一紧，不由得站了起来，喉咙里像是有一团黏痰咽不下去。不想列车长人还和气，将房门从身后关上，和颜悦色地说：小王的朋友吧？知识青年？没有买票，是不是？

        果然是列车长，好一副眼力。我们不打自招，赶紧承认。列车长说，小王带人也不是头一回了，他这个人还算机灵，可不跟我通气，几次事后问他，还都不承认，所以今天我索性问问你们算了。

        听到这里，我不免担心害了小王，砸了他的饭碗，赶紧解释说，是我们主动求小王带人“扒车”的，肉和全国粮票也都是我们心甘情愿“孝敬”给他，他并没有主动索要。

        列车长听罢，“哦”了一声说：“原来还送了东西给他，”然后意味深长地点点头。我这才后悔多说了话，心想这回要倒霉，可能会把我们交给乘警，下一站将我们轰下火车，罚到铁路的采石场去劳动，弄不好没准会直接解送专政机关处理。

        我正在脑子里飞快地设想各种前景，不想列车长却眉开眼笑地说：“我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很同情，你们哪里有什么钱，扒车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今后不如直接来找我，省得这么躲躲藏藏，担惊受怕。今天就算交个朋友，留个北京的地址给我，说不定到时候我还有什么事情求到你们头上呢。

        我们如梦初醒，知道找到了真佛，而小王无非是座“小雷音寺”。不过这时我倒是留了个心眼儿，没有把真实的地址写给他，只胡乱给了他一个假地址。我担心万一他是在套口供，到了北京再交给那边的派出所处理，麻烦可就大了。列车长临走的时候还说，你们要是在这里待着不舒服就跟我到卧铺车厢去，那里还能躺着睡觉。

        看见列车长这样热情，我又有些后悔，觉得给他假地址对不住他，连忙摆手说不用麻烦，我们后会有期。

        列车长走后，我们心里踏实许多，很快进入梦乡。睁眼已经是车过杨村，马上就到北京。小王看见我们醒了，大约也多少知道我们和列车长之间的谈话，讪讪着脸，大不似原先那样热情。我看小王独自在整理自己的东西，只字未提这次旅途的最后一关：如何送我们出站，心里便打起鼓来。火车已经闪过东便门的城楼，说话就要进站，我只好鼓起勇气问他。没想到他说：“这都到了北京，出站应该是你们自己想办法了。咱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北京站这么严，我咋能有办法送你们出站呢？其实你们应该事先打个电报，托你们同学，多买两张站台票进站接你们不就得了，下回留神吧。”我们面面相觑：这样简单易行的办法怎么就想不出来呢？小王也没有多说，跟我们一同下了车，嘴里还满应满许地说：“如果你们下次还要‘扒车’去东北，就来找我。要是你们够意思，别忘了下礼拜四接车，再给我送五斤猪肉来，外面一定抹上四环素，最好四指以上的膘，另外全国粮票也别忘了。”

        见小王毫无帮我们渡过难关的意思，就只好硬着头皮跟着旅客向外走，连向他告辞的话都忘记了。

        其实检票口的大门我十分清楚，只有两条窄窄的通道，几个人严加防守，旁边就是协助执勤的警察。那个时候，各地火车站没有证明不许卖出来京的火车票，所以如若抓到没有车票“蹭”车的，处置起来，也是不留情面的。

        心里知道此中的厉害，觉得此事不能强攻，只能智取。一边跟在出站的队伍后面慢慢磨蹭，一边在脑子里飞快地盘算起来。这时突然瞥见从站台西面开来一列运送行李的电瓶车。顺着他们的来路，我发现那些行李都是从车站西侧的行李房运过来的。而行李房那边有一个通向外面的大门，那是大宗货物的出入口，门前还有几个戴着红袖章的值班工人正在指挥着行李的进出。

        看到这里，计上心来，我们撒腿离开等待检票出门的队伍，靠着行李车的掩护，躬身向西跑去，很快就到了行李房附近。待看到几个正在装卸行李的工人时放慢脚步，装作若无其事地到处张望。他们果然警觉地过来查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们要乘车到上海，不知道候车室在哪里，正好向诸位打听一下。他们听我一口标准的京片子，就问我们是从哪里走进车站的。我指着通向外面的大门答道，就是从这门进来的。没有想到这里到处都是行李，连个落脚休息的地方都没有。人家听得不耐烦起来，说这里是行李房重地，怎么可以闲人乱走，从东面正厅里面进去才是候车室，还是北京人，连上火车的规矩都不懂。你们赶快出去，出去！连推带搡地将我们轰出了运货的大门。

        看见那几个货运工人走开，我们哈哈大笑起来。又恐怕他们会醒悟，赶紧收住笑，三步并作两步，融进车站外面喧嚣的人群之中。车站外的广场上是一片红旗飞舞的海洋。一辆辆的卡车正在把一批批的青年学生和他们的行李运进车站。大喇叭里反复播放着震耳欲聋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车站塔楼上扯起的大红横幅上写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我们惊恐之余疲惫不堪，无心伫足久看，拖着发麻的两腿走向汽车站准备回学校。朋友们肯定还在那里急切地等待着我们的归来，希望得知除“鸡肋”二字之外的更多消息。

        此后心里有了底，“扒车”也无非就这么两手。后来考察的插队地点一蟹不如一蟹，居然还有每次上工要交几分钱放在地头的笸箩里买救济粮的地方，相比之下，觉得阿荣旗到底还是不错，又有轻车熟路的经验，于是在京城与阿荣旗之间也就常来常往，大约大半年之内，往返竟有七八次之多。认识的内线人物渐渐多起来，办法也就融会贯通了。有次我们竟有十四个人一同“扒车”的经历。尽管如此，我们的北京户口一直都没有动，因为还不死心，总想再找到更好的地方去落草。尤其是渐渐感到，今后要靠自己挣日子，这大概是一辈子最后的选择了，不能对不住自己。

        又是半年过去，看看就到了一九六九年的年尾上。我们终于决定金盆洗手，投奔云南农场。原因当然是贪图富贵，听说那里一个月可以实发二十八元的工资，这比阿荣旗的年终分成又保险了许多。

        其实想想也是灰心，这些日子以来，左突右冲，无非是在半斤与八两之间抉择，与我们原先的打算大异其趣。加上京城风声一日紧似一日，旧日的朋友一个接着一个离去，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之处，便生出不如就此远走他乡的念头。云南恰来招人，其中还有朋友操持，我们决定准备动身。有此曾经沧海的经历，动身那天也就没有那份悲悲戚戚的感觉，反倒是添了几分豪气。多少年后，阿城大约也是想起当年，把它用到他的小说的开头。我读过，便想起往事，觉得确是丝丝入扣。

        这回去云南，我们用不上过去的法子。因为是正式插队，户口转了，档案调了，一人一张火车票，大大方方地上车，火车行走四天五夜到达昆明。记得当晚我开玩笑似的和同行的学长兆京兄说起，还有几日便是我的二十岁生日。他听了，认真请我到南门外吃了一碗当地有名的“四喜汤圆”，算是暖了寿。第二天我们就此别过，他要回缅甸，汇报死在那里的朋友育海在北京的后事处置情况，而我再坐带布篷的卡车，昼行夜伏，走五天山路到西双版纳的农场，开始了正式的插队生活。

        一九七二年初，我趁探亲假回到京城便没有再回到西双版纳。虽然户口很久以后才转回北京，但插队经历却从此结束，开始了我长达五年在京城闭门读书的生活，直到一九七七年走进研究所，“扒车”的本事再也没有机会施展。很久以后，关于插队生活的种种细节在民间渐渐流传，这时候我陆续听说，许多插队知识青年当年都有过类似的经历，用很少的钱，走很长的路，与远方的家人团聚。

        多少年过去后，我从研究所毕业，留在所里上班。不久，碰上个机会要到德国去继续读书，临走时单位发了“置装费”。用这笔钱，我到王府井大街路东、上海迁京的“蓝天”服装店做了一套像模像样的毛料西服。虽说这回是德国人给的奖学金，可我还是属于公派留学生。我也想好了，从今往后要像个正人君子似的，学点儿真本事，然后“毅然回国”，不论场合大小，只要是时机恰到好处，就学着里面那个到三闾大学作演讲的督学那样，漫不经心地抛出一句：“兄弟在德国的时候。”

        说来凑巧，还真是“兄弟在德国的时候”，我和岁数小我一大截的朋友小林一同坐市郊火车到科隆城里去上学。德国的公共交通进站并不查票，偶然有交通公司的人上车验票，一般全凭自觉。这时候我当然早已做了正人君子，也当然照章买了票。居然正巧遇见验票的，我心里十分坦然，彬彬有礼地递上车票，人家验过之后，把票还给我，顺便道声谢，我也还了一声谢。可验票的人刚一走，不知是怎么鬼使神差的，我心里有一股不吐不快的感觉，忍不住绘声绘色地将我十多年前“扒车”的经历说给身边的小林听。小林没有经过“文革”，高中毕业就赶上改革开放，大学一录取，转身又给送到德国来了，不但没有受过那份罪，而且学业一点儿也没耽误。可小林人聪明，又爱看书，什么事一点就透，他理解我们这代人年轻的时候被逼无奈干的那些荒唐事。他人很幽默，听了之后狡黠地对我一笑说：不想把你当年的全套功夫在德国这儿再练上一回么？他这话直插我的心头，让我有些许英雄末路的感觉。这时，一股中气从丹田兀自升起，逼上喉咙。我一只手牢牢地抓住车厢扶手，腾出另外一只手重重地拍在小林肩上，然后长吁了一口气，真是有些动了感情，对他说道：“小林，你听着，这可是时势造英雄，半点不由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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