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古怪，大战事的影响总是断断续续的。法国大革命攫住了某些人，把他们的生活撕裂，却悄然放过了另一些人，没有扰动他们一根发丝。据说奥斯汀从未提过法国革命；查尔斯·兰姆对之置若罔闻；花花公子布卢梅尔丝毫不曾把它放在心上。但是对华兹华斯和葛德文来说，这场革命乃是曙光，他们从中明白无误地看到：

        法兰西屹立于金色时光之巅，人类的本性仿佛正重逢新生。

        一个善于渲染的历史学家轻而易举就能把这种顶顶触目的对比并列起来——一面是切斯特菲尔德街的布卢梅尔，他的下巴小心翼翼地安放在领结上，用绝无粗俗的重音而且细加斟酌的腔调讨论着外衣翻领应如何裁剪；另一边在索默斯城有一伙衣衫不整的兴奋的年轻人聚会，其中一位脑袋太大、鼻子过长的先生每天都在茶桌上侃侃而谈，议论人类的从善性、理想的团结统一，以及人权，等等。在场的人中还有一位妇女，眼睛非常明亮，谈吐极为热切，那些年轻的男人——他们拥有的是些中等阶级的姓氏，诸如巴罗、霍尔克罗夫特或葛德文之类——干脆称呼她“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就好像她是否已婚无关紧要，就好像她和他们一样是个男性青年。

        知识者当中的这种触目的不一致——查尔斯·兰姆和葛德文，简·奥斯汀和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都是智识高拔的人——表明了环境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着见解。如果葛德文生长在伦敦圣殿法学院区，或是在基督慈幼学堂深受古物和古书的濡染，他很可能对于浮泛地谈论人类未来以及人的权利根本不感兴趣。如果简·奥斯汀幼年时曾经横躺在楼梯口阻挡她父亲殴打母亲，她心中也一定会燃起对暴君的强烈仇恨，她的小说也一定会充满对正义的呼唤。

        
        因此对她来说革命不只是身外发生的一件事，而是流淌在她自己的血脉中。她一生都在反叛——反对暴君，反对法律，反对习俗。她心中涌动着改革者对人类的热忱，其中包含的恨和爱一样多。法国革命的爆发表达了某些她最深切服膺的理论和信念。在那个火热的特殊时代里，她一挥而就，写出了两部大胆而雄辩的著作——《答伯克》和《为女权一辩》，它们都是些至理名言，以致今天看来似乎已毫不新鲜——当年的独创新颖之论已经成了我们的老生常谈。不过，当她只身在巴黎独住于一所大宅中时，她亲眼看到自己一向蔑视的国王在国民卫队押送下乘车经过，而且，出乎她的意料，他保持着颇多的尊严，于是，“说不清由于什么缘故”，泪水涌进了她的眼眶，“我正要上床睡觉，”她在那封信结尾时说道，“平生第一遭，我不愿熄灭蜡烛。”事情毕竟不那么简单。她甚至不能明白自己的情感。她目睹着自己最珍视的信念付诸实施——她却泪水盈眶。她赢得了名声、独立和按自己意愿生活的权利——可她却渴盼着别的什么。“我不想被人当作女神敬爱，”她说，“我想成为你生活中的必不可少的人。”因为，她的收信人伊姆利，那个迷人的美国人，曾经对她很好。她确实热烈地爱着他。然而她的信念之一是：爱必须是自由的，“相互的，爱恋就是婚姻，一旦爱情死亡——如果爱情死亡的话——婚姻关系就不该维系下去”。然而，就在她渴求自由的同时，她也祈望着安定。“我喜欢‘喜爱’这个词，”她写道，“因为它意味着某种习以为常的事物。”

        所有这些内在的矛盾和冲突都在她脸上表现了出来，她的面容既坚定又恍惚，既性感又聪慧，此外也很美丽，有明亮的大眼睛和浓密的长鬈发，所以骚塞认为这是他所见过的最富于表情的面孔。这样一个女人的生活注定要充满疾风暴雨。她每天编造出指导生活的理论，她每天都在他人的成见上碰壁。而且，因为她并不是书呆子，也并非冷血的理论家，每一天她的身心都生出一些新东西，把她的理论推到一旁，迫使她重新构建那些理论。她根据理论行事，认为自己对伊姆利没有法律权利，拒绝和他结婚，但是当他扔下她和他们的孩子离去，一星期又一星期仍不归来，她却又痛苦得不堪忍受。

        她本人是这般意乱心迷，甚至连她自己都难以理解，也就无法苛责那个背信弃义的凡胎俗子伊姆利没能跟上她的快速变化，以及她忽而理智忽而不理智的情绪周期。即使一些不偏不倚的朋友也常为她的自相矛盾而不安。玛丽激情洋溢地热爱自然。有一夜晚，天空的色彩无比精妙，玛德琳·史威泽忍不住对她说：“玛丽，来吧——来呀，爱自然的人——享受一下这奇妙的景象——这不断变幻的色彩。”可是玛丽却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德·瓦尔佐根男爵。“我得承认，”史威泽夫人写道，“这种性爱的专注给我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印象，我的满心愉悦顿时烟消云散。”如果说那位多情善感的瑞士女人是因玛丽的情欲而不安，精明的生意人伊姆利则是受不了她的心智。每当他见到玛丽，便被她的魅力征服，但随之感到她的敏锐、洞察和她毫不妥协的理想主义在不断骚扰着他。她看得透他的借口，她能回敬他所有的理由，她甚至能料理他的生意。和她在一起简直没有安宁——他只能再一次离开。这时她的信就会追踪他，以其真挚和洞见折磨他。那些信都十分坦率，都热切地请求他讲真话；还无比蔑视肥皂、明矾、财富和安逸；她曾再三地说，只要他表了态，“你就再不会听到我的消息，”他担心事情真会闹到这地步，他觉得受不了。他本想逗逗小鱼，结果钓上只海豚，那家伙把他一下拖进水里，搞得他头晕目眩，只想逃脱。虽然他也玩票涉猎理论，但归根到底是个生意人，他依赖肥皂和明矾谋生。“生活中次一等的乐趣，”他承认说，“在我来说是必要的享受。”而其中有一种是玛丽嫉妒的追究眼光所一直不能猜透的。是什么使他不断地离开她？是生意？是政治？是别的女人？他徘徊不决，他们见面时他很可爱，但不久他又消失了。最后，玛丽气急败坏，疑心重重，简直有点神智失常，从厨子口中逼出了真相。她被告知说，某巡回剧团的一个小姑娘是伊姆利的情人。玛丽丝毫不爽地贯彻了采取决断行动的原则，把衣裙浸了个透湿以确保自己一定下沉，然后从帕特尼桥纵身投河。她被人救了起来。在经历了一番无法描述的痛苦以后，她那“不可征服的伟大的心灵”又康复了，她那小姑娘气的自立理论又占了上风。她决定再一次尝试争取幸福，并且自己养活自己和女儿，不要伊姆利的一文钱。

        正在这个当口上，她再次见到了葛德文，那个长着硕大头颅的小个子男人。当初他们相识时，法国革命使索默斯城的青年认为新世界正在诞生。说她遇到了葛德文，是个委婉的说法，事实上是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登门拜访了他。这是法国革命的影响吗？是否她所目睹的街头流血，以及她耳际回响的狂怒人群的呐喊，使她觉得采取哪种方式——是披上斗篷到索默斯城拜会葛德文，还是在西祝德街坐等他来访——并无关紧要？而激发了那个奇特男人的，又是怎样不寻常的生活的动荡呢？他是卑鄙和伟大、冷酷和深情的奇异混合体——因为，如果没有独特深切的内心感受，就写不出关于他妻子的回忆录。他认为玛丽做得对，他因为她把种种束缚女性生活的荒谬陈规踩在脚下而尊敬她。他在许多问题，尤其在两性关系问题上持有极为特别的见解。他认为男女之间的情爱也应受理性引导。他认为他们的关系包含某种精神的因素。他曾说过：“婚姻是一种立法，是最坏的法律……婚姻是一种财产关系，是最坏的财产。”他相信，如果男女双方相悦，他们不必有任何仪式就可同居，或者，比方说，住在同一条街上相距20来个门——因为同住在一起常常会磨蚀爱情。不仅如此，他还说，如果别的男人喜欢你妻子，“这不成其为问题。我们可以同时共享她的言谈。而且我们都将很聪明地把肉体关系看作是区区小事”。不错，当他写这些时，他还根本不曾恋爱过；此时他才头一遭体验了爱的滋味。这感情来得很平静，很自然，由于在索默斯城的一次次谈话，由于他们俩不合礼仪地独自在他的住房里议论天下万事，感情在“双方的心灵中同样发展着”。“友谊渐渐融为爱情……”他写道，“当按照事情发展的进程，倾吐衷肠的时刻来临时，双方都发现其实已没什么可向对方吐诉的了。”无疑，他们在那些最根本的问题上是观点一致的。比如说，他们都认为婚姻是不必要的。他们将继续分开居住。不过，自然再一次干预了。玛丽发现自己怀了孕，这时她想：为一个理论而失去自己看重的朋友们，值得吗？她觉得不值，于是他们结婚了。而另外一种理论——夫妻最好分开居住的理论——难道不也与她的一些新生的情感相矛盾吗？“丈夫是房中一件便利的家具。”她写道。实际上，她发现自己原来十分热衷家庭生活。那么，为什么不也修正另外那条理论，搬到一起住呢。葛德文可以在附近另找一间屋子当工作室；如果他们想的话，可以分别出去吃饭——他们应该各有各的工作，各有各的朋友。他们就这么说定了，这个计划运转得十分成功。这种安排兼有“访问会见的新奇感和生动感，以及家庭生活的更美妙的、由衷的乐趣”。玛丽承认她很快乐；葛德文坦白说：“一个人在玄学中长久浸润之后，发现有人关心他本人的幸福，实在是个莫大的满足。”由于这新的满足，玛丽身心中的各种力量和情感都被解放了出来。琐事给了她妙不可言的快乐——看葛德文和伊姆利的孩子一起玩；或想到他们的孩子即将出生；或某一天到乡下远足，等等。有一天，她在新道街碰见了伊姆利，并毫无怨恨地跟他打了招呼。葛德文写道：“我们的幸福是疏懒的幸福，是充满自私而短暂的欢乐的天堂。”不，这也是一种试验，就像玛丽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是实验，这是使人类习俗更符合人类需要的尝试。而且他们的婚姻才仅仅是个开端，各式各样的事会相继而来。玛丽将要生孩子。她将写一本名为《妇女的苦难》的书。她将改革教育。她生孩子那天将下楼来吃晚饭。她在分娩期间将雇一名产婆而不用医生——不过这成了她的最后一个试验。她死于分娩。她对自己的生存有强烈的感受，即使在最不幸的时候她也高声大气地说：“一想到死——想到失去我自己——我就受不了。不，我觉得，自己不复存在简直是不可能的。”然而这样一个人却在36岁时死去了。但她也回击了命运。她下葬后的130余年间有千百万人死去并被遗忘了。然而，当我们今天阅读她的书信，倾听她的论辩，思考她的种种试验——其中最有成果的即是她和葛德文的关系——并认识到她曾怎样慷慨大度、热血激扬地体认生活的精髓时，她无疑获得了某种形式的永生。她活着，积极能动地活着，她在论争，在尝试。今天我们仍然能在活着的人们中听到她的声音，辨别出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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