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从事写作的男女青年常常听到这么一种仿佛有道理、其实完全行不通的劝告：写东西要尽量简短、明白，写时别的什么都不必考虑，只要把心里想的准确地讲出来就行了。当此之际，谁也不提另一件不可少的事情：“一定要选好自己的保护人。”——而这个才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因为，一本书写出来，总是为了让什么人读的，而既然保护人并不光指发钱的会计，还以一种非常微妙而隐晦的方式指某种作品的唆使者和授意者，那么，找出这么一个理想的人选就是至关重要的事了。

        但是，究竟谁才是理想的人选，谁才能够引诱作家的头脑构思他那最佳杰作，促使他那孕育之中的种种充满生机的作品诞生出来呢？对于这学保护人是由咖啡馆的才子和格拉布街的书商这两种人组成的。在19世纪，大作家都为那些半克朗一本的杂志和有闲阶级写作。当我们回顾这些不同的联盟并赞赏它们所产生的辉煌成果时，我们觉得这一切要跟我们的尴尬处境比起来，真是单纯得令人羡慕，像大白天一样清楚——可我们自己又该为谁而写作呢？因为，今天站在我们面前的保护人是空前的品类繁多、叫人糊涂：有日报、周报、月刊；有英国的读者和美国的读者；有畅销书读者和滞销书读者；有文化修养高的读者和追求紧张情节的读者——他们现在全都组成了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实体，通过各自的喉舌宣布了他们的不同需要，把他们赞成什么、不满什么全都告诉大家。譬如说，一位作家看见肯辛顿公园里番红花初次开放，受到了感动，在他动笔写文章之前，先得从一大批竞争的刊物当中选出某一个对他最合适的主顾。“对他们统统不必考虑，只想着你的番红花好了。”——这么说是不济事的，因为写作是一种交流方式，你的番红花只有在与他人共同欣赏中才算一朵完整的番红花。迟早也许会有人专为他自己一个人写作，不过那只是例外，而且还是一种不值得羡慕的例外，如果有哪些傻瓜愿意读他那些作品，就让傻瓜们读去吧。

        个问题，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答案。大致说来，伊丽莎白时代的作家选择贵族和剧场观众作为自己写作的对象。18世纪的文学保护人是由咖啡馆的才子和格拉布街的书商这两种人组成的。在19世纪，大作家都为那些半克朗一本的杂志和有闲阶级写作。当我们回顾这些不同的联盟并赞赏它们所产生的辉煌成果时，我们觉得这一切要跟我们的尴尬处境比起来，真是单纯得令人羡慕、像大白天一样清楚——可我们自己又该为谁而写作呢？因为，今天站在我们面前的保护人是空前的品类繁多、叫人糊涂：有日报、周报、月刊；有英国的读者和美国的读者；有畅销书读者和滞销书读者；有文化修养高的读者和追求紧张情节的读者——他们现在全都组成了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实体，通过各自的喉舌宣布了他们的不同需要，把他们赞成什么、不满什么全都告诉大家知道。譬如说，一位作家看见肯星顿公园里番红花初次开放，受到了感动，在他动笔写文章之前，先得从一大批竞争的刊物当中选出某一个对他最合适的主顾。“对他们统统不必考虑，只想着你的番红花好了。”——这么说是不济事的，因为写作是一种交流方式，你的番红花只有在与他人共同欣赏中才算得一朵完整的番红花。迟早也许会有人专为他自己一个人写作，不过那只是例外，而且还是一种不值得羡慕的例外，如果有哪些傻瓜愿意读他那些作品，就让傻瓜们读去吧。

        即使每一个作家不是为这一些读者就是为那一些读者而写作，心高气傲的人仍会说读者应该是柔顺的，无论作家高兴写什么，他们都只能恭恭敬敬地接受。这种论调仿佛有理，却会带来很大的危险。

        因为，那么一来，作家虽意识到了自己的读者，可又超越在读者之上——这却是一种既不舒服又很不幸的结合，塞缪尔·巴特勒、乔治·梅瑞狄斯和亨利·詹姆斯的作品都可以拿来作为证明。他们每个人都看不起读者；每个人又希望有一批读者；而每个人又没有赢得自己的读者；然后，他们每个人再将自己的这种失败转嫁给读者承担，作品写得愈来愈生硬、晦涩、矫揉造作，而凡与自己的保护人友好、平等相处的作家绝不会想到要那么做的。结果，他们的番红花就变成了扭曲的花朵，虽然鲜艳明丽，看上去却像歪着脖子，有点儿畸形，这一边枯萎，那一边开得过盛。少许一点儿阳光对他们会大有好处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得走到另一个极端——哪怕在想象中——接受《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报》假定向我们提出的那种讨好的建议“：奉上现金20镑，预付阁下关于番红花之大作，文计1500字，该番红花带有作者署名，应于明日上午9点在英国从约翰·格鲁特到地角每家早餐桌上准时出现？”

        但是，一朵番红花够吗？它大概必须带着一种金灿灿的颜色，能够闪耀到很远的地方，非常值钱，而且带有作者的署名吧？报纸，无疑是能够繁殖番红花的一部大机器。但是，如果我们察看一下这些番红花，就会发现它们远非每年3月初在肯辛顿公园里从草丛中绽开的那些小小的黄花或紫花。报纸上的番红花自有它的动人之处，但它是另外的一种植物。它能恰好填满给它指定的那一部分篇幅。它能放射出金色的光辉。它亲切、友好、热情。它也精致完美——不要以为《泰晤士报》的“本报戏剧评论员”或者《每日新闻报》的林德先生的艺术技巧是轻易得来的。能在上午9点钟使100万人的头脑都活跃起来，使200万只眼睛都有一些鲜明、生动、有趣的东西可看，这种本领可不能小看。但是，夜晚一来临，这些花朵就统统凋谢了。这些小玻璃片儿，一旦拿出了海水，立刻失去了它们的光芒；大名鼎鼎的女歌手，如果被关进了电话间，就会像海乙那似的号叫；才气横溢的文章，一旦挪离了自己的活动范围，就会变成尘土、沙砾和草皮。报刊文字，倘若收集成书，往往不值一读。

        这么说来，我们所需要的保护人就是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艺术花朵永不凋谢的人。但是，由于时代不同，文学保护人的素质也起着变化，而我们处在这竞争的人群中，必须有自己的坚定信念，不为种种假象所迷惑，不受种种派别所蒙蔽，因此，寻找保护人这件事就构成了文笔生涯中的一种考验和磨炼。懂得了为什么人而写作，才懂得如何去写作。现代的文学保护人的一些素质又是相当清楚的。显然，此时此刻，作家所需要的不是爱看戏的保护人，而是爱看书的保护人。现在，保护人还得接受过关于其他时代和其他民族文学的教育。此外，由于当代文学所特有的癖好和倾向，还要求他具有另外一些素质。譬如说，存在着一个猥亵描写的问题——它骚扰着我们，使我们感到困窘，比伊丽莎白时代更甚。20世纪的文学保护人对此不应感到震惊。他必须准确无误地分辨出哪些是出于必要而黏在番红花上面的小小粪土块，哪些是为了虚张声势有意涂抹在番红花上面的污秽。他还必须判断出那些不可避免地要在现代文学中发生重大作用的社会影响，并且能够说出哪些起着完善和加强的作用，哪些起着抑制和削弱的作用。此外，感情问题也需要保护人来表态；在这个领域里他能起到非常有益的作用——他可以支持作家一方面下决心避免多愁善感，另一方面克服那种不敢表达自己感情的怯懦恐惧感。他会说：害怕自己的感情要比感情太盛更糟糕，也更常见。保护人也许还会谈到语言问题，指出莎士比亚曾经使用过何等丰富的词汇，莎士比亚又曾违反过多少语法规定，而我们呢，尽管在写作像弹钢琴一样拘谨地用手指按着黑键，可比起《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也看不出好到哪里去。假如你能完全忘记自己的性别（他还会说），那敢情好，一个作家是没有性别的。但是，顺便说一句：这一切只是基本概念，而且还是有争议的。保护人的首要素质是另外一种东西，那也许只能用一个可以包容一切的字眼儿来表达——气氛。非常必要的是：保护人应该将番红花掩护和笼罩在那么一种气氛之中，使它看来像是一种极其珍贵的花朵；如果把它歪曲描述，简直就是人生在世所犯的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他必须使我们体会到：仅仅一朵番红花，只要是真正的番红花，对他来说也就足够了；他不想听人教训、提高认识、接受指导、有所改进；他过去曾经逼迫得卡莱尔大声怒吼、丁尼生写起牧歌、罗斯金精神错乱，对这些他表示遗憾；现在，他愿意按照作家们的要求，要么退隐不出，要么出头露面，都可以；他和作家们之间比母子关系还要密切——他们实际上是一对孪生子，一枯俱枯，一荣俱荣；文学的命运就决定于他们之间的亲密联盟——这一切证明了（正像我们一开始说过的）选择保护人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怎样才能选得恰当呢？怎样才能写得精彩呢？那就是问题之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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