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一个侧面，所涉及的事非常微妙，因此，虽然它相当重要，却很少被提到。我们理应装聋作哑地略过阶级差别：照理说任何一个人的出身应该和其他别的人一样好。但是英国小说里却充斥着社会等级的上层和下层，如果没有了这些，它简直就面目全非了。梅瑞狄斯在《奥普勒将军与坎珀夫人》中记述道：“他传话自己马上就去陪坎珀夫人，随后赶紧整理自己的行头。坎珀夫人是一位伯爵的侄女。”所有的英国人毫不犹豫地接受这个说法，而且明白梅瑞狄斯写得正确。一名将军在这种情况下肯定得额外刷一刷他的外衣。虽然将军有可能和坎珀夫人平起平坐，但上述说法却使我们明白他实际要低一等。他受到她的级别的震撼，无遮无拦地。没有伯爵、男爵或骑士等名分保护他。他不过是个英国绅士，而且是个穷绅士。因此，即使对今日的英国读者来说，他在会见坎珀夫人之前“整理他的行头”是完全应当的。

        设想社会差别的消失毫无用处。每个人都可以号称自己没有觉得受到这类约束，说他所存身的天地很大，使他足以为所欲为。但这是个幻象。在夏日的街巷里，闲散的漫步者可能亲眼看到披着头巾的打杂女工在成功人士的绫罗绸缎中挤路而行；他可以看到女店员把鼻子贴在汽车的玻璃窗上张望；还可看到容光焕发的青年和气宇轩昂的老者等待召唤觐见乔治王。不同等级之间也许并无敌意，但也没有交流。我们被圈围、被分隔、被断绝。我们一旦在小说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立刻认出这就是真相。小说家，尤其是英国的小说家知道，并且似乎很高兴地知道，社会乃是由许多彼此隔离的玻璃匣子构成的巢，每个匣子里住着一个有特殊习俗和品性的集团。他知道世间有伯爵而伯爵们还有侄女；他知道世上有将军而且将军们在拜会伯爵的侄女以前要刷外套。不过这些只是他的知识中的ABC。因为在此后几页之内，梅瑞狄斯让我们了解到，不仅伯爵有侄女，将军们也有表亲，表亲们又有朋友，朋友有厨娘，厨娘有丈夫，而将军们的表亲的朋友的厨娘的丈夫是一些木匠。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生活在他自己的玻璃匣子里，都有小说家需要顾及的特殊的习性。从表面看来中产阶级各集团广泛平等，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种种奇特的脉络和线条横贯社会大众，把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分割开来；神秘的“有权”和“无权”常常那么缥缈，根本不能用名号之类粗笨的东西来标识，它们却妨碍着、打乱着人类交流的伟业。当我们小心翼翼地穿过了从伯爵的侄女到将军表亲的朋友等一系列社会等级之后，我们还将面临深渊，一道鸿沟赫然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对岸则是工人阶级。像简·奥斯汀那样的判断力和趣味都无懈可击的作家仅仅对那深沟略瞥一眼；她把自己局限于本人所从属的那个特殊的阶级并发现其中还有无数的层次。然而，对于像梅瑞狄斯这类性情活泼、喜好追究和争论的作家来说，探索的诱惑是不可抗拒的。他在社会琴键上上下下地摸索，按按这个按按那个；他非让伯爵和厨娘、将军和农民各自发言并在极为复杂的英国文明生活的喜剧中出演角色。

        他尝试这么做是很自然的。具有喜剧精神的作家对这种种阶级差别欣赏不已；对此他可以把握，可以卖弄。没有了伯爵的女儿和将军的表亲，英国小说会一派荒凉。它就会像俄国的小说，就得依仗灵魂的无限性和人类的友爱亲情。它就会像俄国小说一样缺少喜剧。不过，我们虽然意识到我们从伯爵的侄女和将军的表亲那里获益良多，但有时也不免有些怀疑，在这些卷了刃的锋端玩讽刺，所得的乐趣是否当真抵得上我们为之付出的代价。因为代价很昂贵。小说家常常不得不勉为其难。梅瑞狄斯在两个短篇小说中非常英勇地试图跨越鸿沟，一步迈过许多不同的等级。他一会儿用伯爵侄女的口气说话，一会儿用木匠妻子的口气说话。不能说他的大胆尝试获得了圆满成功。你会觉得（这也许没有根据），伯爵侄女的脾气未必像他写的那么苛刻严厉。贵族恐怕并不总是像他从他的角度所表现的那么趾高气扬、唐突古怪。尽管如此，他笔下的大人物还比小人物要成功些。他的厨娘都太丰满肥胖，他的农民都太红润朴实。他过分地突出精气神以及血性、挥拳和拍腿。他离他们太远了，没法得心应手地写他们。

        因此，小说家，特别是英国的小说家，有时会显得无能为力，而其他艺术家却从没有受到同样程度的困扰。他的出身影响他的作品。他注定只可能深切地了解本社会阶层的人并恰如其分地描绘他们。他不可能逃脱自己在其中生长的那个匣子。纵览小说，就会发现狄更斯的作品中没有绅士；萨克雷的书里没有工人。人们对简·爱算不算淑女不大有把握；而奥斯汀的伊丽莎白们和爱玛们则只能是淑女，绝不会被认作别的类型。想找出个公爵或清洁工纯粹是白费力气——我们简直怀疑，这些处于阶级等级末端的人在别的任何地方也进不了小说。因此，我们不免得出黯淡然而却诱发好奇心的结论，认定小说比它本来所可能达到的水准要贫乏得多，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们了解社会的高层或底层发生的事——因为小说家们毕竟是些了不起的阐释者。可以借以猜测世间最高层人物心态的证据几乎没有。国王怎样感受？公爵如何思考？我们无从知晓。因为世上的最高层人士很少写东西，而且从来不写他们自己。我们从来不知道在路易十四本人眼里路易十四的朝廷是怎样的。看来，很可能英国的贵族有一天归于消亡或和平民百姓融为一体，却始终未留下任何有关他们的真实图画。

        不过，若是与我们对工人阶级的无知相比，我们对贵族的无知就简直不算什么了。各个时期里英国和法国的大户人家都喜欢在家里款待名人，于是萨克雷、迪斯雷利和普鲁斯特之流对贵族生活的式样和风气相当熟悉，写起它们来也就颇有把握。然而不幸的是，按照生活的规则，文学上的成功总是意味着作家的攀升，而从不带来地位下降，也很少造成广泛接触各个社会等级——而这是更值得向往的。管道工夫妇绝不会纠缠正在发迹的小说家去和他们一道喝酒吃海螺。他的作品不会引起他和生产猫食的工人打交道，也不会促使他与在大英博物馆门口卖火柴、鞋带的老太太开始通信。他有了钱；他有了身份；他购买一套晚礼服并和同侪一道用餐。因此，成功的小说家的后期作品所表现的社会等级总是稍许有些上升。我们往往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关于成功者和佼佼者的描述。另一方面，莎士比亚时代的老捕鼠人和老马夫彻底地挪出了场景，或是更让人难以接受地成了被怜悯和好奇的对象。他们被用来衬托有钱人。他们被用来指示等级制度的弊端。他们不再像在乔叟写作的时代里那样单单纯纯是他们自己。因为，让工人们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生活似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受到教育，能读会写，就意味着使人大大加强自我意识或阶级意识，或使他们脱离原来从属的阶级。只有中产阶级的作家才享有匿名的特权，在它的荫庇下可以从容地写作。作家们雨后春笋般地从中产阶级里产生，因为只有在中产阶级里写作活动才像锄地盖房一样是自然而然、司空见惯的。因此，拜伦当诗人准比济慈要难；而一位公爵成为伟大的小说家简直就像由柜台后的买卖人来写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事情总在变化，阶级差别并不总是像如今这么生硬固定。伊丽莎白时代在这方面要比现在有弹性得多，而我们又不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那么狭隘守旧。因此，很可能我们正处在某种前所未有的大变化的前夜。再过大约一个世纪，所有这些阶级差别都可能不再有什么意义。我们所了解的公爵和农工可能像鸨鸟和野猫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与人之间只剩下头脑和性格等方面的自然差别。奥普勒将军（如果那时还有将军的话）将不必刷外衣（如果那时还有外衣）就去见伯爵（如果还有伯爵）的侄女（如果还有侄女）。不过，如果有一天连将军、侄女、伯爵和外衣统统都没有了，英国的小说会落到何等田地，我们实在无从想象。它可能变得面目全非，让我们根本无法认出。它可能会消亡。我们的后代可能很少写小说，即使写也不成功，就像在我们的时代里诗剧创作的情形那样。真正民主时代的艺术将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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