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考试开始前几天，埃伦·多克蒂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她关上门，然后说：“我很抱歉给你惹了麻烦，乔治。不过，要是能重来一次，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换种方式。”
我一言未发。我已经不再生气，但仍然十分惊讶。我的萨迪分手之后，几乎夜不能寐。我想，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凌晨四点肯定会是我的亲密好友。
“得克萨斯州学校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她说，好像这能说明一切。
“您说什么，埃莉？”
“是尼娜·沃林福德提醒我的。”尼娜是这个地区的护士。她每个学年都开着福特旅行车，行驶成千上万英里，在德诺姆县的八所学校之间穿梭，其中的三所只有一两间校舍。“第二十五条是州政府关于学校打疫苗的条款。学生和老师都包括在内。尼娜说，她没有你的任何打疫苗记录。实际上，没有你的任何医疗记录。”
问题就在这儿。冒牌老师由于没有接种小儿麻痹症疫苗而被揭穿。不过，我至少不是因为提前知道滚石乐队、或者使用迪斯科俚语不当而被揭穿。
“你一直忙着‘狂欢会’，我想我可以替你向你执教过的学校写信，省去你的麻烦。但佛罗里达得来的回信说，他们不要求代课老师的打疫苗记录。缅因州和威斯康里州的回复是‘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
她从桌子后面走过来，看着我。我无法正视她的眼睛。我将目光转移到我的手背之前，我从她脸上看到的同情让我难以忍受。
“州教育委员会在意我们雇佣了弄虚作假的老师吗？当然。甚至有可能采取法律行动，要求你偿还这一年的薪水。我在意吗？完全不在意。你在德诺姆联合高中的工作很值得效法。你和萨迪为博比·吉尔·奥尔纳特所做的一切实在太棒了，你们能赢得‘全州年度最佳教师’提名。”
“谢谢夸奖，”我低声说，“兴许吧。”
“我问自己，米米·科科伦会怎么处理这件事？米米对我说：‘他要是签过合同，明年和后年继续执教，你就不得不采取行动。但是他既然一个月后就要离开，什么都不说对你——包括对学校——更好。’然后她说：‘但是有个人必须知道他言行不一。’”
埃伦停顿下来。
“我告诉萨迪，我敢肯定你会有合理的解释，但是你好像没有。”
我瞥手表一眼。“你要是不准备开除我，埃伦女士，我得回去上第五节课。我们正在图解句子。我想让他们试试这个复合句：‘我在这件事上是无辜的，但我说不清为什么’。你觉得怎么样？会太难吗？”
“对我来说太难了。”她幽默地说。
“还有一件事，”我说，“萨迪的婚姻很不幸。她的丈夫很怪，我不想细说。他叫约翰·克莱顿。我想，他有点危险。你得问问萨迪有没有他的照片，知道他长什么样，以便他出现问你问题时能认出他。”
“你这样想是因为？”
“因为我之前见过类似的情形。这样说够了吗？”
“我想不够也得够，对吧？”
这不是很好的答案。“你会向萨迪要照片吗？”
“会的，乔治。”她可能是认真的，也可能只是在敷衍我。我搞不清。
我走到门边，她语气温和地说：“你伤了那位年轻女士的心。”
“我知道。”我一边说一边走开。
梅赛德斯街。五月下旬。
“焊接工，对吧？”
我正跟房东站在二七〇六号的门廊上，房东杰伊·贝克先生是位善良的美国人。他健壮结实，挺着个啤酒肚。我们刚刚快速参观了房子，用贝克的话说，房子“最大的优点就是离公交车站很近”，好像这足以弥补无处不在的破坏气息：下垂的屋顶，浸水的墙壁，开裂的马桶水箱。
“守夜人。”我说。
“是吗？工作不错。做这样的工作，有很多时间操狗。”
我似乎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没有老婆孩子吗？”
“离了婚。他们在东部。”
“要支付该死的赡养费，对吧？”
我耸耸肩。
他不再东拉西扯。“所以你想要租这地方吗，安伯森？”
“我猜是吧。”我说，叹了口气。
他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一本长长的租金册，册子的皮质封面松松垮垮。“在第一个月和最后一个月要交损耗押金。”
“损耗押金？你肯定是在开玩笑。”
贝克继续说，仿佛没听见我说话：“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交房租。少付或者迟付房租就得睡大街，这是沃斯堡警察局的规矩。租客们跟他们相处融洽。”
他从胸前口袋里掏出抽了多半的雪茄头，塞进嘴里，在拇指指甲上划着火柴。门廊里很热。我想，这个夏天将酷热而漫长。
我又叹了口气。然后——故作勉强——掏出钱包，取出二十美元。“我们信仰上帝，”我说，“一向与闲杂人等用现金交易。”
他笑了，喷出令人不快的蓝色烟雾。“这句话不错。我会记住的。我会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想起这句话。”
我无法相信自己要住在这处令人绝望的简陋小屋，我之前住的可是南方的美丽房子，我曾为自己能坚持修剪草坪而自豪。我还没有离开约迪，却感到一波思乡之情涌起。
“请给我一张收据。”我说。
我能免费得到的东西只有这么多。
学期的最后一天。教室和走廊里空空如也。头顶的电扇吹着闷热的空气，不过今才是七月八日。奥斯瓦尔德一家已经离开苏联。根据阿尔·坦普尔顿的笔记，再过五天，“马斯丹”号远洋班轮就会驶入霍波肯。他们将走下跳板，踏上美国的土地。
教师办公室里，除了丹尼·莱弗蒂，别无他人。“嗨，伙计。听说你准备去达拉斯写完你的书。”
“计划是这样。”实际上，计划是去沃斯堡，至少开始是去沃斯堡。我清理文件格，里面装满期末公报。
“我如果无牵无挂，而不是被一个老婆和三个淘气鬼拴住，也会试试写本书，”丹尼说，“我参加过二战，你知道的。”
我知道。大家都知道，你认识他超过十分钟就会知道。
“钱够花吗？”
“差不多够吧。”
钱足够我用到明年四月，我跟李·奥斯瓦尔德算账时。我没必要再去格林维尔大道的诚信金融冒险。我上次去就是愚蠢的行径。我要是想去，可以试图告诉自己，发生在我佛罗里达住处的灾难只是恶作剧。但是，我也告诉自己，我和萨迪曾经很好，看看到头来如何。
我把文件格里没用的文书扔进废纸篓……然后看见一个小信封，封口尚未撕开，可能是我漏拆了。我知道谁习惯使用这种信封。里面的笔记本用纸上没有称呼，也没有签名。但有她淡淡的香水味（这可能只是我的想象）。信很短。
谢谢你让我知道有些事情有多么美好。请不要离开。
我把信纸攥在手里，想了一会儿，然后将其塞进身后的口袋里，快步下楼去图书馆。我不知道我打算怎么办，也不知道打算跟她说什么，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图书馆一片昏暗，椅子摆在桌子上。我拧了拧门把手，门锁上了。
停车场上，教职工停车位这一端只剩下两辆车，丹尼·莱弗蒂的普利茅斯和我的福特森利纳。我的敞篷汽车现在看上去颇显破旧。我觉得自己也有点邋遢。
“安伯森先生！等等，安伯森先生！”
是迈克和博比·吉尔，他们急匆匆穿过闷热的停车场，朝我走来。迈克拿着一个包起来的小礼物，然后将礼物递过来。“我和博比给你准备了一样东西。”
“你们不用给我买东西，迈克。”
“我们一定要买，先生。”
我很感动，看到博比·吉尔在流泪，我又很高兴。她脸上厚厚的涂层不见了。她知道疤痕即将消失，所以已经停止遮盖。她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
“非常感谢您，安伯森先生。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您，”她看看迈克，“永远都不会忘记您。”
他们很可能不会。这是件好事。无法弥补落了锁、黑洞洞的图书馆，但是件好事。
“打开吧，”迈克说，“我们希望您能喜欢。这是为方便您写书买的。”
我打开包装。里面是个八英寸长、两英寸宽的木盒，木盒里面，真丝包裹着一支威迪文牌钢笔，我的名字首字母GA印在笔夹上。
“噢，迈克，”我说，“这太珍贵了！”
“它即使是纯金的，也不足以表达我的谢意，”他说，“您改变了我的人生，”他看看博比，“我们的人生。”
“迈克，”我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他拥抱了我，在一九六二年，男人之间并不常拥抱。我很高兴，回抱一下。
“保持联系，”博比·吉尔说，“达拉斯不是远，”她停顿一下，纠正语法错误，“不是很远。”
“我会的。”我说，但我不会联系他们，他们可能也不会联系我。他们会开始新生活，他们要是幸运，他们的生活会光芒闪耀。
他们离开，然后博比转过身。“很遗憾你们分手了。我很伤心。”
“我也很伤心，”我说，“不过，这样可能对我们都好。”
我往回走，打包打字机和其他物品。东西很少，一只手提箱和几个纸板箱就能装下。我在中央大街上等红灯变绿时，打开小盒子，看着钢笔。钢笔精美极了。他们送给我这件礼物让我非常感动。更让我感动的是，他们等着跟我说再见。红灯变成绿灯，我合上盒盖，继续开车。嗓子里有点堵，但眼睛是干的。
生活在梅赛德斯街并不是什么令人振奋的体验。
日子并不十分糟糕。下午，街上充斥着放学孩子的喊叫声，孩子们穿着宽大的旧衣服；家庭主妇在邮箱或者后院晒衣绳边牢骚满腹；青少年开着锈迹斑斑、带玻璃丝消声器的打浆机，收音机里播放着KLIF电台的节目。凌晨两点到六点之间不那么糟糕。孩子们最终在婴儿床（或者梳妆台抽屉）里入睡，爸爸们鼾声如雷，为第二天去商店、工厂或者偏远农场里做按时计酬的工作积蓄体力，一片令人震惊的寂静笼罩整条街道。
下午四点到六点之间，街上闹腾起来，妈妈喊孩子进屋帮忙做家务，爸爸回到家对着妻子大声嚷嚷，或许除了妻子，他们再无可嚷嚷的对象。喝醉的爸爸们八点钟左右蜂拥而至。十一点前后最是吵闹，要么是因为酒馆打烊，要么是因为金钱散尽。之后，就听到砰声关门，玻璃破碎或者惨声尖叫，醉酒的爸爸对着妻子、孩子或者同时对妻子和孩子发飙。警察到达时，红灯的闪光常会透进我拉下的窗帘。有几次，枪声响起，可能是朝天发射的，也可能不是。有一天凌晨，我出去取报纸时看见一个女人下巴上有干结的血污。她坐在与我的仅隔四栋房子的一幢房子前面的路边，正在喝一罐孤星牌啤酒。我差点下去看她，尽管我知道插手这个底层社区的生活很不明智。随后，她看见我在观察她，便举起中指，我又走回屋子里。
我住在这里不需要迎来送往，参加各种会议。我住到梅赛德斯街后有大把时间思考，怀念在约迪的朋友，思念一直分散我精力的工作，这工作让我忘了自己来这儿的真正目的。我意识到教学不仅仅是打发时间，教学还让我获得了满足感。我真的在乎这工作，真的觉得自己能够带来改变。
我甚至有时间对之前很漂亮的敞篷跑车感到厌倦。收音机出了故障，阀门呼哧作响，锈迹斑斑的排气管发出刺耳的逆火声，挡风玻璃上也出现一条裂纹，裂纹是从笨重的沥青罐车上掉下来的石头砸的。我已经不再洗车，现在——很遗憾——它看起来跟梅赛德斯街上其他的破旧汽车没什么两样。
关键是，我有时间想念萨迪。
你伤了那位年轻女士的心，埃伦·多克蒂说。我心里也很不好受。向萨迪倾诉一切的想法有天晚上突然进入我的脑海。那天晚上我醒着躺在床上，听着隔壁醉酒的吵闹：“你有，我没有，你有，我没有，操你妈的。”我放弃这个想法。但第二天晚上，它再次出现。我想象跟她坐在餐桌前喝咖啡，下午强烈的阳光斜穿过窗户，照在水槽上。冷静地开口。告诉她我的真名叫雅各布·埃平，十四年之后才会出生。我穿越一条时间裂缝，从二〇一一年来到这里。我已故的朋友阿尔·坦普尔顿把那条裂缝称为兔子洞。
我如何说服她相信这回事呢？告诉她某个背叛美国的家伙已经改变对苏联的态度，很快就会跟他的苏联妻子和幼女搬进我现在住处的对面？告诉她达拉斯德州人队——还不是牛仔队，还不是美国之队——今年秋天会在双加时赛中以二十比十七击败休斯敦油工队？太荒唐了。但是，我对于立等可见的未来还知道些什么呢？我知道的并不多，因为我没时间知道。我对奥斯瓦尔德颇为了解，仅此而已。
她可能会以为我疯了。我唱十几首还没有录制的流行歌曲，她还是会以为我疯了。她可能会说一切都是我自己编造的——说到底，我不是个作家吗？假定她相信我呢？我想把她也拽进鲨鱼口中？她八月份回到约迪后，约翰·克莱顿如果是弗兰克·邓宁的翻版，或许会来找她，这难道还不够糟糕吗？
“”一个女人在街上喊，一辆汽车朝温斯考特路的方向开去。一束灯光快速透过我拉上的窗帘，从天花板上闪过。
“你这个舔鸡巴的家伙！”女人在后面喊道。一个男人的声音紧随其后，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娘们儿，你舔我的鸡巴，或许能让你安静下来。”
这就是一九六二年夏天在梅赛德斯街的生活。
别把她牵扯进来说，理性的声音说，太危险了。或许在某个时间点，她能再次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在约迪过的那样的生活也会回来——但不是现在。
不过，我永远不可能再在约迪生活了。埃伦知道我弄虚作假，我再回高中教书无异于痴人说梦。我还能做什么呢？灌混凝土吗？
一天早上，我把咖啡壶放到火上，去门口取报纸。我打开前门时，发现森利纳的两个后胎都没气了。哪个无聊的孩子用刀把轮胎割破了。这也是我一九六二年在梅赛德斯街的生活。
星期四，七月十四日，我穿上牛仔裤、蓝色工作衫和一件旧背心——背心是我从坎普鲍伊路上的二手商店买的。然后，我在房子里踱来踱去，消磨早上的时光。没有电视，但我听了收音机。新闻说，肯尼迪总统打算这个月晚些时候对墨西哥进行国事访问。天气预报说今天天气晴朗，气温适宜。DJ大喊大叫一通，然后播放《帕利萨德斯公园》。歌手的尖叫和过山车音效在我的头脑里回响。
最后，我再也无法忍受。时间还早，但我不在乎。我坐进森利纳——两个翻新的黑色轮缘与前轮的白色轮缘相映成趣——开了四十多英里，去达拉斯西北的拉菲尔德机场。没有所谓短时或者长时停车，只有停车。每天七十五美分。我把旧夏日草帽盖在头上，跋涉大约半英里，到了候机室。几位达拉斯警察站在路边喝咖啡，但是没有保安，也没有金属探测器。乘客们只需向站在门边的人出示机票，然后穿过闷热的停机坪，登上五家航空公司之一：美国航空，达美航空，环球航空，边疆航空，得克萨斯航空。
我检查达美航空柜台后面墙上的黑板，上面说一九四号航班准点。我向工作人员确认，她笑着告诉我，飞机刚刚离开亚特兰大。“你来得太早了！”
“我情不自禁，”我说，“我可能会很早参加自己的葬礼！”
她笑着祝我顺心。我买了本《时代》杂志，走进餐馆，点了九号云主厨沙拉。沙拉分量很足，我太紧张了，并不饿——不是每天都能看见即将改变世界历史的人——但我想在等待载着奥斯瓦尔德一家的飞机抵达时有东西可吃。
从我坐的卡座，能清楚地看到主出站口。人流并不大。一位身着深蓝旅行装的年轻女人吸引我的注意。她的头发盘成整齐的发髻，两只手各拎着一只手提箱。一位黑人脚夫走到她身前。她微笑着摇摇头，接着在经过旅行者协助站时，胳膊撞在柜台边缘。一只箱子掉在地上，擦到她的手肘。她拾起箱子，继续前进。
萨迪正要离开，将在里诺生活六个星期。
我惊讶吗？一点都不。这又是汇合点。我已经习惯了。我是否有冲出饭店、追上她的冲动？当然有。
一时间，我觉得这样做不仅可行，而且必要。我会告诉她是命运（而非某种由时空穿越导致的奇怪的和谐）安排我们在机场相遇。在电影里，这一套通常会奏效，不是吗？我会让她等我，然后我会买张票跟她一起去里诺。我们一到那里我就告诉她一切。六个星期之后，我可以请准许她离婚、又让我们结婚的法官喝一杯。
实际上，我已经准备起身。可我正要起身，碰巧看到我在报摊买的《时代》杂志的封面。封面人物是杰奎琳·肯尼迪。她面带微笑，容光焕发，穿着V领无袖连衣裙。图片说明是“总统夫人身着夏装”。我看着照片，照片的颜色转为黑白，表情也从开心的笑容变成茫然的凝视。她在“空军一号”上，站在林登·约翰逊身边，穿的不再是漂亮（而且有点性感）的夏装，而是溅满鲜血的羊毛套装。我记得读过——不是在阿尔的笔记，是在别的地方——肯尼迪夫人的丈夫被宣告死亡不久，“小瓢虫”约翰逊在医院走廊里拥抱肯尼迪夫人，看见那套衣服上溅染着已经殒命的总统的一滴脑浆。
总统被一枪爆头。后来死去的所有人在他身后如鬼影一般站成一排，延伸到无限远处。
我坐回去，看着萨迪提着箱子走向边疆航空的柜台。袋子明显很沉，但是她精力充沛，背挺得很直，鞋子的低跟发出清脆的响声。工作人员检查她的行李，将其放上行李搬运车。萨迪跟工作人员交流几句，把两个月前通过一家旅行社购买的机票递过去。然后她把机票拿回来，转身朝登机口走去。我低下头，确保她看不到我。我再次抬起头时，她已经消失。
我等了漫长的四十分钟之后，看到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两个小孩——一男一女——经过餐馆。男孩抓着爸爸的手，喋喋不休。爸爸朝下看着他，不住点头，面带微笑。爸爸就是罗伯特·奥斯瓦尔德。
扩音喇叭大声宣布：“来自纽瓦克和亚特兰大市机场的达美航空公司一九四号航班已经抵达。请在四号出口接机。达美航空一九四号航班已经抵达。”
罗伯特的妻子——阿尔在笔记中称其为瓦达——把小女孩抱起来，加快脚步往前走。我没有看到玛格丽特。
我挑起沙拉，大口咀嚼，根本没意识到沙拉是什么味道。心怦怦地跳。
飞机靠近出口时，我能听见越来越近的引擎咆哮声，看得见道格拉斯DC-8型飞机的机头。接机的人在门口围成一圈。一位女服务员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一下，我差点惊叫出声。
“对不起，先生，”她的得克萨斯口音十分明显，“我只是想问问您是否还需要别的什么。”
“不用了，”我说，“我很好。”
“那好。”
第一批乘客通过出口。都是男乘客，穿着西装，留着成功人士的发型。
当然。头等舱的乘客先下飞机。
“您确定不想来点桃子派吗？很新鲜。”
“不用了。”
“真的不要吗，亲爱的？”
经济舱的乘客蜂拥而出，所有人都提着手提箱。我听到一个女人长声尖叫。是不是瓦达在叫她的小叔子？
“真的不要。”我说，抓起杂志。
她明白了我的暗示。我坐在那儿，往剩下的沙拉里加橙色法式调味酱，观察着。此时，一对男女带着一个小孩出现了。但是，这个小孩已经会走路，不可能是琼，琼没有这么大。乘客经过餐馆，跟前来接机的亲友热情聊天。我看见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男人拍他女朋友的屁股。女孩笑了，打他的手，踮着脚尖亲吻他。
飞机抵达大约五分钟后，出口便挤满人。然后，人群消散。我还没有看到李一家。我突然非常确定地认为：他们不在飞机上。我不仅穿越时空回到过去，而且跳进了某种平行宇宙。或许，黄卡人本打算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死了，而我脱身了。没有这个人？太好了，任务取消。肯尼迪会在其他宇宙中死去，但在这个宇宙中会活得好好的。我可以追上萨迪，从此跟她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这个念头刚刚涌起，我突然第一次看见我的目标。罗伯特和李肩并着肩，愉快地谈话。李摇晃着什么，那要么是个特大的公文包，要么是个小背包。罗伯特提着粉色手提箱，手提箱的边角是圆形的，好像是芭比娃娃公司出产的东西。瓦达和玛丽娜紧随其后。瓦达拿着一只拼缝布袋，玛丽娜将另一只拼缝布袋扛在肩上。怀里抱着此时四个月大的琼，竭力追赶。罗伯特和瓦达的两个孩子走在母亲和玛丽娜两边，带着惊讶的表情看着玛丽娜。
瓦达朝两个男人喊，他们在餐馆门前旁边一点的地方停下。罗伯特咧嘴一笑，取下玛丽娜的袋子。李的表情……高兴？狡猾？两者兼有。嘴角点缀着些微笑意。毫无特征的头发梳得很整齐。他穿着平整的白色衬衫，卡其布裤子，闪亮的鞋子，宛如完美的水兵。看起来完全不像刚刚航行了大半个地球。他的脸上没有半条皱纹和一丝须茬。他只有二十二岁，看起来还不到二十二岁——就像我教的美国文学班上的青少年。
玛丽娜也很年轻。她再过一个月才到能购买酒精饮料的年纪。她疲惫不堪，惊慌失措，审视着一切。她也异常美丽，头发乌黑发亮，蓝色的眼睛惹人怜爱。
琼的胳膊和腿被布片裹着。她的脖子也被包了起来，她没有哭，但她的脸红扑扑、汗淋淋的。李接过孩子。玛丽娜感激地笑笑。她的嘴唇分开时，我看见她的一颗牙齿不见了。其他牙齿也已经变色，有一颗几乎变成了黑色，跟她细腻的皮肤和曼妙的眼睛形成鲜明对比。
奥斯瓦尔德靠近她，说了些什么，她脸上的笑容顿时灰飞烟灭。玛丽娜警惕地看着他。他又说了些什么，一边说，一边用一根手指捅她的肩膀。我记得阿尔想知道奥斯瓦尔德现在跟妻子说的是不是：快走，婊子！
不过不是。是琼身上的层层包裹让他恼火。他把包裹扯开——首先是胳膊，然后是腿——把布片扔向玛丽娜，玛丽娜笨拙地接住。然后玛丽娜四处张望，看是否有人在看他们。
瓦达转过身，碰了碰李的胳膊。他丝毫没有理会瓦达，只是扯开围在琼脖子上的棉围巾，扔向玛丽娜。围巾掉在出口的地上。玛丽娜弯下腰捡起来，一声不吭。
罗伯特走近他们，在弟弟的肩膀上友好地捅了一拳。出口此时几乎空无一人——最后下机的乘客已经走到他们前面——我清楚地听见罗伯特说的话：“让她喘口气，她刚到这儿。她都不知道这是哪儿。”
“看看这孩子，”李说，把孩子举起来检查一番。这时，孩子哭了。“她把孩子裹得像具埃及木乃伊。因为他们在家乡是这么做的。我真是哭笑不得。Staryj baba！老娘们！”他抱着大声哭叫的孩子，转向玛丽娜，玛丽娜惊恐地看着他。“Staryj baba！”
她想笑，因为她虽然不明所以，但知道自己被取笑了。我突然想起《人鼠之间》中的雷尼。然后，李咧开嘴，自信而有些歪斜的大笑在他脸上绽开。这让他显得近乎潇洒。他轻轻地亲吻妻子，先亲一边脸颊，然后亲另一边。
“美国！”他说，又亲了妻子一下，“美国，丽娜！自由的国度，狗屎的国度！”
玛丽娜的笑容灿烂。李开始用俄语跟她讲话，一边把孩子递回去。他们走出我的视野时，玛丽娜的脸上依然挂着笑容。她把孩子抱到肩上，以便能腾出手，牵着李的手。
我回到家——要是能把梅赛德斯街称为家的话——试图打个盹。我睡不着，于是把双手垫在脑后，听着街上嘈杂的噪音，跟阿尔·坦普尔顿对话。我发现，我一个人住以后经常这样做。就一个已死掉的人来说，他的话还真多。
“我真愚蠢，来到沃斯堡，”我告诉他，“我要是把窃听器挂到录音机上，可能会被发现。奥斯瓦尔德本人可能发现我，然后一切都会改变。你在笔记中提到，他已经变成偏执狂。他知道，在明斯克，克格勃和苏联内务部监视着他。他肯定害怕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也监视他。联邦调查局确实监视他，至少在某些时候。”
“没错，你得格外小心，”阿尔同意，“很不容易，但我相信你，伙计。这也是我一开始会打电话给你的原因。”
“我不想靠近他。我在机场看见他时就极度紧张不安。”
“我知道你不想，但你别无选择。我做了一辈子烹饪，可以告诉你，不打鸡蛋是做不成煎蛋卷的。不用过高地估计这个家伙。他不是个超级罪犯。还有，他也会心烦意乱，主要是因为他精神错乱的妈妈。他除了对妻子大喊大叫，或者喊叫不足以泄愤时虐待她，他还有什么强项呢？”
“我想李是爱她的，阿尔。至少有点爱，可能很爱。尽管他大喊大叫。”
“是的，但他这样的家伙最有可能侵害他们的女人。看看弗兰克·邓宁吧。你只管做好自己的事，伙计。”
“我即便能成功地安装窃听器，又能得到什么呢？争吵的录音？用俄语争吵的录音？是有趣。”
“你不用了解这个男人的家庭生活。你需要弄清的是乔治·德·莫伦斯乔特的情况。你要确定乔治·德·莫伦斯乔特没有参与谋杀沃克将军。你一旦完成这件事，不确定的窗户就会关闭。请看看积极的一面吧。奥斯瓦尔德如果发现你在监视他，他未来也许会朝着好的方向变化。他可能不会尝试刺杀肯尼迪。”
“你真的这样认为吗？”
“不，我并不这么认为。”
“我也不这么认为。过去很执拗，它不想被改变。”
他说：“伙计，现在该你烹饪了……”
“用天然气，”我听见自己嘟哝道，“我现在用天然气烹饪。”
我睁开眼睛。我居然睡着了。傍晚的阳光透过窗帘射进来。不远处，沃斯堡的达文波特街上，奥斯瓦尔德兄弟和他们的妻子正坐在餐桌边享用晚餐——李重回故土后的第一顿饭。
在我自己的位于沃斯堡的房子外面，我听见跳绳小孩的歌唱。听起来非常熟悉。我起床，穿过昏暗的客厅（里面除了我从旧货店里买来的两把安乐椅外别无他物），把窗帘拉开一英寸左右。窗帘是我最先买的东西，我想观察别人，但不想被人看见。
二七〇三号房子依然空着，“房屋出租”的标牌钉在摇摇欲坠的门廊栏杆上。但是草坪并未废弃。草坪上，两个女孩正在甩动一根跳绳，第三个女孩跳进跳出。她们不是我在德里科苏特街上看到的女孩——这三个穿着打补丁的褪色牛仔裤，而不是崭新的短裤，看起来身材矮小，营养不良——但歌曲是一样的，只是带着得克萨斯口音。
“查理·卓别林，跑到去！为了看女人敬礼！向女王敬礼！我老子开潜水艇！”
跳绳的女孩绊倒在二七〇三号屋前的草坪上，草坪上长满马唐草。其他女孩压到她的身上，三个女孩在土里乱滚。然后站起身，迅速跑开。
我看着她们离开，心想：我看到她们但她们看不到我。这是关键。这是个开始。但是阿尔，我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乔治·德·莫伦斯乔特是整个事件的关键，唯一阻止我在奥斯瓦尔德一搬到街对面就干掉他的因素。乔治·德·莫伦斯乔特是位石油地质学家，投机石油租赁权。他过着花花公子的生活，主要花妻子的钱财。他跟玛丽娜一样，也是从苏联背井离乡来到美国。但他跟玛丽娜出身不一样的是，他来自一个贵族家庭——其实应该称他为莫伦斯乔特男爵。这个男人即将成为李·奥斯瓦尔德在几个月余生中唯一的朋友。这个男人即将说服奥斯瓦尔德，如果没有某个之前担任将军的右翼种族主义分子的存在，整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德·莫伦斯乔特如果真的参与了奥斯瓦尔德对埃德温·沃克的暗杀行动，我的处境会相当复杂。所有疯狂的阴谋论都有可能是真的。不过，阿尔坚信这位苏联地质学家所做的一切（即将做出的一切，就像我所说的，生活在过去的人很容易错乱）就是怂恿一个已经被名声困扰、精神失常的家伙。
阿尔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奥斯瓦尔德一九六三年四月十日晚上是孤身一人，那么有另外什么人参与七个月之后刺杀肯尼迪行动的几率几乎为零。
他在这行字下面用大写字母写下最后的判决：那么可以直接干掉这个狗杂种！
我能看到小女孩，她们却没看到我，这让我想起老吉米·斯图尔特的惊悚电影。一个人不需要离开自己的客厅就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尤其是他有适当的工具的话。
第二天，我去体育用品商店买了一副博士伦望远镜。我提醒自己，小心镜片上的反光。二七〇三号房在梅赛德斯街的东边，我想我在午后的任何时间都很安全。我把镜片放在窗帘中间的缝隙里，然后调整聚焦旋钮，可怜兮兮的客厅和厨房变得格外清晰，我几乎可以站进去。
比萨斜灯依然放在陈旧的五斗橱上，橱桌上摆着厨房用具。有人打开台灯，窃听器就会被激活。但是不挂上巧妙的小型日本盘式录音机，窃听器毫无用处。最多可以录十二小时。我在备用的装了窃听器的台灯上试过（我感觉自己像是伍迪·艾伦喜剧中的角色）。录音慢于正常音速，但能听懂。一切对我都非常有利。
假如我有胆量的话。
七月四日，梅赛德斯街上十分繁忙。在家休息的男人们浇灌着已经无可救药的草坪——暴雨在下午和傍晚偶尔而至，天气闷热而干燥——然后倒进草坪上的椅子里，喝着啤酒，听收音机里的棒球比赛。十三四岁的孩子朝流浪狗和鸡身上扔爆竹。一只鸡被樱桃爆竹击中，炸掉一摊血和羽毛。扔爆竹的孩子尖叫着，被妈妈拽进街边的房子里，妈妈只穿着一件长衬裙，戴着法摩尔棒球帽。从她摇晃的步态看，我猜她刚刚喝了些啤酒。最接近烟花的东西出现在十点钟之后，有人，可能是割破我敞篷跑车轮胎的那个小孩，点燃停在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公司停车场内一个多星期、被人抛弃的老斯图贝克汽车。沃斯堡警察局来把火扑灭，大家都出来围观。
美国万岁！
第二天早上，我下楼去看被烧毁的废车，它悲伤地躺在残存的轮胎上。我看见一个装卸间旁边有个电话亭。我冲动之下，打电话给埃伦·多克蒂，让接线员找到号码，帮我接通。我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很孤独，很想家，更主要是因为我想听到萨迪的消息。
电话响第二声，埃伦就接了。她好像很高兴我打电话给她。我站在一间闷热难耐的电话亭里，身后梅赛德斯街在光荣的七月四日沉睡，汽车烧焦的气味钻进我的鼻孔，我的脸上漾起笑容。
“萨迪很好。我收到她两张明信片和一封信。她在哈拉酒店当服务员，”她放低声音，“我想是女招待，但我永远不会告诉学校董事会这件事。”
“她问了你的情况，”埃伦说，这又让我笑了，“我不想告诉她，根据约迪镇民的说法，你已经从人间蒸发。所以我说你忙着写书，过得很好。”
在近一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里，《凶杀地》只字未进。有两次，我拿起文稿，努力阅读，感觉稿子是三世纪的古迦太基人写的。“我很高兴她很好。”
“她到月底就能达到定居要求，但是她已经决定在那儿待到假期结束。她说小费很不错。”
“你有没有向她要那个很快就要成为她前夫的人的照片？”
“在她离开之前向她要过，但是她说没有照片。她说她爸妈可能有几张，但她不想写后管他们要。萨迪说她父母从未放弃这桩婚姻，她写信可能会给他们错觉。她还说，她认为你反应过激。她用的词是反应‘异度过激’。”
这的确是我的萨迪会说的话。不过，她现在不是我的了。现在，她只是个女招待。“嗨，服务员，再给我们来一杯……这一次把腰弯低点”。每个男人都有一颗嫉妒心。我的嫉妒心在七月五日早上不停颤动。
“乔治？我毫不怀疑她仍然爱着你，现在收拾残局还不太晚。”
我想起李·奥斯瓦尔德。他九个月后才会尝试刺杀埃德温·沃克将军。“还太早了。”我说。
“你说什么？”
“没什么。很高兴跟你聊天，埃伦女士。很快接线员就会让我加钱，我身上已经没有二角五分的硬币了。”
“你能不能来吃点汉堡和奶昔？在阿尔餐馆怎么样？你如果能来，我会邀请德凯·西蒙斯。他几乎天天打听你的消息。”
返回约迪见见学校里的朋友这个念头可能是那天早上唯一让我高兴的事。“当然。你在今天晚上是不是太快了？五点钟怎么样？”
“太棒了，我们这些乡巴佬吃得很早。”
“很好，我会去的。我请客。”
“我会抢着买单的。”
阿尔·斯蒂文斯雇用了商务英语系的一个女孩，我认识这个女孩。她看见是我跟埃伦和德凯坐在一起时，脸灿烂起来。我很感动。“安伯森先生！哇，很高兴看到您！您还好吗？”
“很好，德里小姐。”我说。“噢，多点些吧。您瘦了。”
“是啊，”埃伦说，“你得好好照顾自己。”
德凯在墨西哥时晒黑的皮肤已经褪色，这说明他退休之后大多数时间待在室内。我瘦了多少，他就胖了多少。他紧紧抓住我的手，摇晃着，告诉我他见到我有多么高兴。这个人毫不虚伪。埃伦·多克蒂也是如此。我越来越觉得，离开这儿去梅赛德斯街，那个人们用炸鸡来庆祝七月四日的地方，实在是太疯狂了，无论我对于未来知晓道什么。我希望肯尼迪值得我付出这一切。
我们一起吃汉堡、法式炸薯条加黄油和苹果派加冰激凌。我们谈论各自在做些什么，笑话丹尼·莱弗蒂终于开始写他一直嚷嚷着要写的书。埃伦说，据丹尼的老婆说，第一章的标题叫“我参加了争斗”。
所有人都吃饱后，德凯在烟斗里装上艾伯特王子牌烟斗丝，埃伦拎起一直放在桌下的手提包，拿出一大本书，从杯盘狼藉的桌子上把书递过来。“第八十九页。请推开那一团番茄酱。这本书是我借来的，我希望我还回去时这本书还是原来的样子。”
这是本年鉴，书名叫《虎尾巴》，是一所比德诺姆联合高中更优秀的学校编的。《虎尾巴》的封面是皮革而不是布。书页厚实而光滑，书后的广告足有一百页厚。这本书纪念——“赞扬”一词或许更准确——是萨凡纳的朗埃克走读学校。我翻阅泛着浓厚香草味的高年级部分，心想到一九九〇年时，应该会有一两个黑人的面孔。或许吧。
“好家伙，”我说，“萨迪从这儿来约迪，钱包肯定大受损失。”
“我相信她急匆匆地离开这里，”德凯平静地说，“肯定她有她的原因。”
我翻到第八十九页。这一页的标题是“朗埃克科学系”。有张陈旧的集体照，四位教师穿着白色实验室外套，手里拿着冒泡的烧杯——化身博士——的照片下面是四张办公室照片。约翰·克莱顿长得一点都不像李·奥斯瓦尔德，但他的脸同样令人难忘，嘴角两边同样泛着笑意。这到底是伪装的高兴还是隐藏的轻蔑？见鬼，可能只是摄影师告诉他说“茄子”时，这个患了强迫症的混蛋的尴尬反应？唯一典型的特征就是太阳穴附近的凹陷，跟嘴角的酒窝相映成趣。照片不是彩色的，但是他眼睛的颜色很淡，我敢确定他的眼睛要么是蓝色的，要么是灰色的。
我把书翻给朋友们看。“看见他头上的这些凹痕了吗？是生来就有的吗，就像鹰钩鼻或者酒窝？”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不”。有点滑稽。
“这是钳子留下的痕迹，”德凯说，“医生等烦了，直接把他从他妈妈体内拽出来。这种痕迹通常会消失，但不一定总是会消失。他两鬓的头发要是没有变稀，你根本看不见这痕迹，对吧？”
“他还没有来这儿打听萨迪的下落吧？”我问。
“没有。”他们又一致答道。埃伦接着说：“没有人在打听她。除了你，乔治。你这个傻瓜。”她笑了，好像觉得自己说了个笑话，但这不是笑话。
我看了看表，说：“我已经搅扰你们很久了，我该回去了。”
“走之前想到橄榄球场溜一圈吗？”德凯提议，“博尔曼教练说，我要是有机会，一定带你去转转。当然，他已经让队员开始训练了。”
“今晚这么凉爽，适合散步，”埃伦说，站起身，“感谢上帝无微不至的关爱。记得三年前黑斯廷斯男孩中暑这件事吗，德凯？他们一开始还以为是心脏病呢？”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想见我，”我说，“我把他的王牌防守队员送进了宇宙黑暗的深渊，”我压低声音，沙哑地说，“戏剧艺术！”
德凯笑了。“但你拯救了另一个球员，可能会被阿拉巴马取消比赛资格的球员。至少博尔曼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朋友，吉姆·拉杜是这么告诉他的。”
我一开始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我想起萨迪·霍金斯节，咧嘴笑了。“我只是阻止他们偷饮烈酒。我把酒扔到了围栏外面。”
德凯敛起笑容。“其中一个就是文斯·诺尔斯。你知不知道，他的卡车翻车时他喝醉了？”
“我不知道。”但我并不惊讶。车和酒一直都是备受高中生追捧、有时又致命的开胃好菜。
“是的，先生。这件事，加上你在舞会上说的一番话，让拉杜发誓戒酒。”
“你是怎么说的？”埃伦说。她正从手提包里摸索钱包，我沉浸在对那晚的回忆中，没来得及跟她争。“别自毁前程。”我当时是这样说的。吉姆·拉杜面带“世界尽在我的掌握之中”的懒散笑容，但把我的话听了进去。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会影响哪些人的人生，何时影响，为何影响。直到未来吞噬现在。直到为时已晚。
“我不记得了。”我说。
埃伦走开去买单。
我说：“告诉多克蒂女士留心照片中的那个男人，德凯。你也要留意。他可能不会来，我开始觉得自己可能搞错了，但他也可能会来。而且没有多少人当心他。”
德凯答应说他会的。
我差点没有走到橄榄球场。七月上旬傍晚的夕阳下，约迪显得格外美丽。我有些想转头回沃斯堡，否则我可能会再也不想回去。我在想，我如果不去球场，有多少事情会发生改变？也许没什么，也许很多很多。
教练正在跟特别组的孩子们进行最后两轮或者三轮训练，其他球员则坐在板凳上，脱下头盔，汗珠从脸上滑落。“红色二号，红色二号！”教练喊道。他看见德凯和我，举起一只手：还有五分钟。然后他转向还在场上的一小队疲倦的球员。“再来一次！让我看看你们取得飞跃，从狗屁不是变得像那么回事儿，怎么样？”
我扫视球场，看见一个人穿着刺眼的运动外衫。他在边线走来走去，头上戴着耳机，手上拿着色拉盘似的东西。他的眼睛让我想起一个人。一开始，我没将这两个联系到一起，然后我想起来：他看起来有点像沉默的迈克·麦凯克伦。我的奇才先生。
“那是谁？”我问德凯。
德凯瞟了一眼。“鬼知道。”
教练拍拍手，让孩子们去冲澡。他走上露天看台，在我背后拍一下。“过得怎么样，莎士比亚？”
“很好。”我说，精神抖擞地笑笑。
“莎士比亚，照屁股一脚踢趴下，我们还是孩子时经常这么说。”他开心地笑了。
“我们过去常常说，教练，教练，一脚踩上臭鸡蛋。”
博尔曼教练一脸疑惑。“真的吗？”
“没有，只是跟你瞎扯。”我有点希望自己已经在晚饭之后迅速离开了镇子。“球队怎么样？”
“啊，孩子们不错，非常努力。但是，少了吉米，不一样了。你看到一〇九号公路和七七号公路交叉口的新广告牌了吗？”他把“七十七”说成了“七七”。
“我想我对太常见的东西熟视无睹。”
“嗯，那回去时记得看看，朋友。活力俱乐部做得不错。吉米的妈妈看见之后差点哭了。我知道我欠你一个谢谢，谢谢你让那个年轻人发誓戒酒。”他脱下帽子，帽子上有个大写字母“C”。他用胳膊擦去额头的汗水，又戴上帽子，深深地叹口气。“或许我也欠狗杂种文斯·诺尔斯一个谢谢，但是我现在只能为他祈祷。”
我想起教练是顽固的浸信会教徒。他除了祈祷，很可能相信诺亚儿子那一套。
“不用谢，”我说，“我只是履行了职责。”
他目光锐利地看着我。“你应该继续履行职责，而不是甩手写书。很抱歉说得这么坦率，但我就是这么想的。”
“没关系。”我确实觉得没什么。他这样说，我更欣慰。在另一个世界里，他可能是对的。我指向球场，沉默的迈克·麦凯克伦正在把沙拉盘装进铁盒子。耳机仍然挂在他的脖子上。“那是谁，教练？”
教练哼了一声。“我想他的名字叫黑尔·达夫。要么就是凯尔。大达姆电台的新体育解说员。”他说的是K-DAM电台，德诺姆县的一家业余小广播电台，上午播放关于农场的报道，下午播放乡村音乐，放学之后播放摇滚乐。孩子们对电台间歇时段的喜爱，不亚于对音乐的喜爱。间歇时段，一阵爆炸声之后，一位老牛仔的声音就会说：“K-DAM！真正的乐趣所在！”在过去的国度里，这被视为极其伤风败俗的行为。
“他拿的是什么东西，教练？”德凯问道，“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教练说，“他要是以为我会让他在报道比赛时使用那东西，那他就太不机灵了。他以为我会让所有有收音机的人听到，我在球员们没能守住三线时骂他们娘们吗？”
我慢慢地转向他。“你在说什么？”
“我不相信他，所以我自己试了试。”教练道。然后，他满怀愤慨地说：“我听见博夫·雷德福对一个新学生说我的卵比头大！”
“真的吗？”我说，心跳明显加快。
“那个废物说他把东西装在该死的车库里，”教练嘟囔说，“他说那东西在最佳状态时，你能听见一个街区之外的汽车喷尾气的声音。当然是胡扯。但是，雷德福发表这番聪明的言论时，站在球场的另一边。”
这位看起来不到二十四岁的体育解说员捡起铁盒子，空着的那只手朝这边挥舞。教练也朝他挥手，然后低声嘀咕道：“我让他拿着那东西出现在赛场的那天，会是我把支持肯尼迪的贴纸贴上我该死的道奇车的那一天。”
我到达七十七号公路和一〇九号公路的交叉路口时，天快黑了。但一轮橙色的圆月正从东方升起，广告牌清晰可见。广告牌里是吉姆·拉杜，面带笑容，一只手拿着橄榄球头盔，另一只手拿着橄榄球，一缕黑发拂在额头，面容英俊。照片上方是星光灿烂的几个字“热烈祝贺吉姆·拉杜，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全州四分卫！祝你在阿拉巴马好运！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
下面的红色字母似乎在叫喊：
“吉姆拉！”
两天之后，我走进卫星电子，店主正在卖一款iPod大小的晶体管收音机给一位嚼着口香糖的孩子。那个孩子走出门后（已经把收音机的耳机插进耳朵），沉默的迈克转向我。“哇，是我的老朋友。我今天有什么能效劳的吗？”然后他放低声音，图谋不轨般地低语：“想要更多装了窃听器的台灯吗？”
“今天不要，”我说，“告诉我，你听说过全方位扩音器这种东西吗？”
他咧开嘴笑了，露出牙齿。“朋友，”他说，“你又找对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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