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没有被拘捕，但是被羁押了，被一辆警车带到达拉斯警察局。在最后一个街区，人们——有些是记者，多数是普通市民——拍打车窗玻璃，朝警车里观看。我内心冷静，考虑着自己会不会被从车里拽出去，因为暗杀总统而被以私刑处死。我不在乎。我最在乎的是我沾满血迹的衬衫。我想把衬衫脱下来。我又想永远穿着它。因为那是萨迪的血。
坐在前排的警察没有问我任何问题。我想有人已经告诉他们不要问问题。他们即使，我也不会回答。我在思考。我能思考是因为寒意再次袭来。我把它当成是盔甲。我可以搞定这件事。我搞定这件事。但是首先，我得接受盘问。
他们把我带进一个雪白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张桌子，四张椅子。我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外面，很多台电话响起，电传打字机咔嗒作响。人们走来走去，大声说话，有时喊叫，有时大笑。笑声歇斯底里。幸免于难的那种笑声。躲开子弹的笑声。埃德温·沃克四月十日晚上，一边从头发上拂去玻璃碎片，一边跟记者谈话时，可能就是这么笑的。
将我从教科书仓库大楼带来的两位警官搜了搜我身上，把我的东西拿走了。我问他能不能别拿走我最后的两包头痛药。两位警官交换一下意见，把药包撕开，倒在桌子上。桌上刻着大写字母，还有烟头烧过的痕迹。一位警官舔了一下指头，尝了尝药粉，点了点头。“想喝水吗？”
“不想。”我把药粉舀起来，倒进嘴里。药很苦，但是我觉得还好。
一位警官离开。另一位问我要沾满血的衬衫。我不情愿地把衬衫脱下来，递给他。然后我指着他。“我知道这是证据，但是对衣服尊重点儿。上面是我心爱女人的血。这对你们来说没什么，但她也是帮助我阻止暗杀肯尼迪总统行动的女人，这件事对你们来说应该意义非凡。”
“我们只想做个血型测试。”
“好的。但是这得在我个人物品的收条上。我还想要这件衬衫。”
“当然。”
离开的警察又回来，穿着纯白汗衫。那看起来像是奥斯瓦尔德穿的那件汗衫——或者说他将要穿的汗衫，在得克萨斯剧院被捕之后拍摄的大头照里。
我一点二十分到达白色的小问讯室。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不能确定，因为没有钟表，我的新天美时手表和其他随身物品一起被拿走了），那两位警官给我送来一个同伴。那是我的老相识：马尔科姆·佩里医生，提着一只黑色的乡村医生医疗包。我略带惊讶地跟他打招呼。他来警察局探望我，因为他不必去帕克兰医院，从约翰·肯尼迪的大脑里取出子弹碎片。历史的长河已经流进新的河道。
“你好，佩里医生。”
他点点头。“安伯森先生。”我们上次见面时，他叫我乔治。这个新称呼表明，我还是嫌疑犯。但我并不在意。我在那里，我知道会发生什么。邦妮·雷·威廉斯可能已经告诉过他们。
“我想你的膝盖又受伤了。”
“很不幸，是的。”
“给我看看。”
他想卷起我的左边裤腿，但是卷不起来。关节肿得太大。他拿出一把剪刀时，两位警官走上前来，掏出枪，指着地面，手指放在保险开关旁边。佩里先生略带惊讶地看着他们，然后沿着缝线剪开我的裤腿。他看了看，摸一摸，拿出一根皮下注射器，抽出我腿里的液体。我咬紧牙关，等待结束。然后他在包里摸了一阵，拿出弹性绷带，紧紧包住膝盖。我松了一口气。
“我可以给你点止痛药，如果警官们不介意的话。”
他们不介意，但是我介意。我人生中最关键的时刻——也是萨迪最关键的时刻——就在眼前。我不想时间流逝时，麻醉药正麻痹着我的大脑。
“你有头痛药粉吗？”
佩里耸耸鼻子，好像闻到什么异味。“我有拜耳阿司匹林和恩普林。恩普林效果更好。”
“那就给我来点。佩里医生？”
他的眼睛从医疗包上抬起来。
“萨迪和我没有做任何错事。她为国家献出了生命……我差点为她献出自己的生命。我只是没机会。”
“如果是这样，让我第一个感谢你。代表整个国家。”
“总统，他人呢？你们知道吗？”
佩里医生看着警察，扬起眉毛。他们彼此看了一眼，然后其中一位说道：“他去了得州首府奥斯丁，发表晚宴讲话，一切照原计划进行。我不知道他这是英勇还是愚蠢。”
我想，“空军一号”或许会坠机，肯尼迪和机上其他所有人都会死掉。他或许会突发心脏病或者中风。别的狗屎亡命之徒或许会打爆他潇洒的脑袋。执拗的过去会不会跟对抗促变者一样对抗已经改变的事情？我不知道。也不在乎。我已经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从现在开始，肯尼迪身上会发生什么事已经不受我的控制。
“我从收音机上听说，杰基没有跟他在一起，”佩里平静地说，“肯尼迪已经提前送她去约翰逊城，副总统的农场。按照计划，肯尼迪周末会到那里跟她会面。乔治，你说的是如果真的——”
“我想足矣了，医生。”其中一位警官说。对我来说当然也足矣了。对马尔科姆·佩里来说，我又是乔治了。
佩里医生——有医生的高傲——无视他。“你说的是如果真的，我看你会造访华盛顿。很可能还会出席玫瑰花园的颁奖仪式。”
他离开之后，我又变成独自一人。不过也可以说并非如此，萨迪也在那里。“我们的舞跳得多得劲啊。”她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说。我闭上眼睛，能看到她跟其他女孩站在一起，抖动肩膀，跳麦迪逊舞。在这个记忆里，她带着微笑，头发飘舞，面容完好。二〇一一年的外科技术能大大修复约翰·克莱顿在她脸上留下的伤疤，但是我想我有更好的技术。我如果有机会使用这种技术的话。
我独自一人痛苦地煎熬了两个小时，然后问讯室的门再次打开。两名男子走进来。戴着斯泰森帽子、长着贝塞猎狗脸的人自我介绍说，他是达拉斯警察局的威尔·弗里茨队长。他拿了一个公文包——但不是我的公文包，所以，没问题。
另一名男子长着双下巴，酒鬼肤色，短发上的发油闪闪发亮。他的眼神犀利、好奇而又略显焦急。他从西装外套的里面口袋掏出证件夹，轻轻弹开。“我是詹姆斯·霍斯蒂，安伯森先生。来自联邦调查局。”
你有足够的理由略显焦急，我想，你就是负责监视李的人，对吧，霍斯蒂特工？
威尔·弗里茨说：“想问你几个问题，安伯森先生。”
“问吧，”我说，“我还想出去呢。拯救美国总统性命的人通常不会受到犯人般的待遇。”
“噢，噢，”霍斯蒂特工说，“我们为你请了医生，不是吗？不是随便找个医生，那是医生。”
“问你的问题吧。”我说。
我做好对抗的准备。
弗里茨打开公文包，掏出一只塑料袋，塑料袋上面贴着证据标签。里面是我的点三八手枪。“我们在奥斯瓦尔德垒起的书堆边找到这把枪，安伯森先生。你觉得，枪是他的吗？”
“不，这是警用手枪。枪是我的。李有把点三八手枪，不过是胜利型。你们可以在他身上或他躺着的地方找到这把枪。”
弗里茨和霍斯蒂惊讶地交换眼神，然后看着我。
“也就是说，你承认自己认识奥斯瓦尔德。”弗里茨说。
“是的，不过不熟。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不然我会去找他。”
“实际上，”霍斯蒂说，“他在贝克利街有间住房。他以O.h.李这个名字租的房子。他好像还有个化名。阿列克·希德尔。他用这个化名接收邮件。”
“妻子和孩子没有跟他住在一起吗？”
霍斯蒂笑了。笑容让他的下巴向左右分别伸展了半英里。“是谁在这里问问题，安伯森先生？”
“我们都可以问，”我说，“我冒着生命危险拯救总统，我的未婚妻还献出了生命。所以我想我有权提问。”
我等着看他们会有多强硬。他们如果很强硬，肯定以为我也参与了刺杀行动。他们如果很轻松，那只不过是想确定我没参与。结果是，他们既不强硬，也不轻松。
弗里茨用一根迟钝的手指转动装手枪的袋子。“我会告诉你可能发生的情况，安伯森先生。我不敢咬定事实的确如此，但是你得说服我们事实并非如此。”
“嗯。你们给萨迪的家人打电话了吗？他们住在萨凡纳。你们还应该打电话给迪肯·西蒙斯和埃伦·多克蒂，他们住在约迪，如同她的代父母，”我想了想，“我们的代父母，真的。我打算请德凯当我们婚礼的伴郎。”
弗里茨并不在意我在说什么。“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你和女朋友跟奥斯瓦尔德一起参与其中。在最后一刻，你们临阵畏缩了。”
一种很流行的阴谋论。家喻户晓。
“或许，在最后一刻，你意识到你们准备射杀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霍斯蒂说，“你们清醒过来。所以你们阻止了他。如果是这样，你们会得到宽恕。”
是的。宽恕是指在莱文沃斯待四十年，或许五十年，吃麦当劳和奶酪，而不是死在得克萨斯的电椅上。
“霍斯蒂特工，那我们为什么没有跟他一起在里面，而是敲门进去？”
霍斯蒂耸耸肩。你来告诉我。
“我们如果一起策划了刺杀行动，你肯定看见过我跟他在一起。因为我知道他处于你们的部分监视之下，”我凑上前去，“为什么不阻止他，霍斯蒂？这是职责。”
他退缩一下，仿佛我朝他举起一只拳头。他下巴涨红。
至少在那一刻，我的悲痛变成一种恶毒的开心。“联邦调查局密切关注他，是因为他投奔苏联，转而又投奔美国，然后准备投奔古巴。他在今天的恐怖表演之前，在街头巷尾发了支持菲德尔的传单几个月。”
“你怎么知道这些？”霍斯蒂咆哮着说。
“因为他告诉过我。之后发生了什么事？穷尽一切办法想击倒卡斯特罗的总统来到达拉斯。李在教科书仓库大楼上班，处在离车队很近的一个理想位置。你知道这一点，却毫无作为。”
弗里茨面带恐惧地看着霍斯蒂。我敢肯定霍斯蒂很后悔达拉斯警察也在屋里。但他能做什么呢？这是弗里茨的警察局。
“我们不认为他是个威胁。”霍斯蒂顽固地说。
“啊，那绝对是个错误的认识。他在给你的便条里说了什么，霍斯蒂？我知道李去过你的办公室，他被告知你不在，然后给你留下一张便条。但他不愿意告诉我里面写了什么。他只是他妈的笑笑。我们在谈论那个杀了我心爱女人的狗杂种，所以我想我有权知道。他有没有说他要干一件让整个世界坐直了关注的事？我敢说他说了。”
“不是这样！”
“那就把便条给我看看。有这个胆子吗？”
“我跟奥斯瓦尔德先生的任何交往都是联邦调查局的事。”
“我想你拿不出来。我猜你已经按照胡佛先生的指示，把纸条的灰烬冲进自家的马桶。”
这件事也许尚未发生，但必将发生。阿尔在笔记里写了。
“你如果是无辜的，”弗里茨说，“你得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认识奥斯瓦尔德，为什么带着枪。”
“还有，为什么那位女士带着一把沾满鲜血的匕首。”霍斯蒂点点头。
我发怒了。“”我叫道，“衣服上，鞋子上，提包上！那个狗杂种朝她的胸口开了一枪，你们没看见吗？”
弗里茨：“冷静，安伯森先生。没有人指控你什么。”潜台词是：到目前为止。
我深深地吸口气。“你们跟佩里医生谈过吗？你们请他来给我做检查，治疗我的膝盖，所以肯定跟他谈过。这就是说，你们知道我八月份时差点被殴打致死。下令打我——并且参与其中的——是一位名叫阿基瓦·罗思的赌注登记人。我想他原本没打算伤我那么重，但我很可能向他挑衅了，让他发了疯。我不记得了。从那天之后，我有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你为什么不报警？”
“因为我陷入昏迷，弗里茨探员。我醒过来后，什么都不记得了。我记起来时——记起一部分——想起罗思说他跟我在坦帕打过交道的一名赌注登记人，还有新奥尔良的匪帮成员卡洛斯·马塞洛认识。所以报警就很冒险。”
“你是说达拉斯警察局很腐败？”我不知道弗里茨的愤怒是真的还是假装的，但是我不怎么在乎。
“我是说我看过《天罗地网》，知道匪帮不喜欢被出卖。我买了把枪防身——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我的权利——我把枪带在身上，”我指着证据袋说，“就是那把枪。”
霍斯蒂：“你在哪里买的？”
“不记得了。”
弗里茨：“失忆症很好用，对吧？就像《秘密风暴》或者《地球照转》中演得那样。”
“跟佩里谈谈吧，”我又说，“再看看我的膝盖。我跑了六层楼梯，膝盖受伤，拯救总统的性命。我会告诉媒体，我履行一位美国公民的义务的奖赏就是在一间闷热的小房子里被讯问，连杯水都没有。”
“你想喝水吗？”弗里茨问道，我知道自己可能没事了，我如果没搞错的话。总统侥幸逃过暗杀。这两个人——更不要说达拉斯警察局的杰西·柯里局长——处在提供一位英雄的巨大压力之下。萨迪既然已经死了，我是他们仅存的英雄。
“不用，”我说，“但是如果能来杯可口可乐就好了。”
我等待可乐的时候，想起萨迪说的那句话“我们留下了很多破绽。”的确如此。但是，我或许可以利用这一点。前提是，来自沃斯堡的某家埃索加油站的某位拖车司机照雪佛兰挡风玻璃雨刷下面纸条上的说明做了。
弗里茨点了根烟，把烟包朝我推过来。我摇摇头，他把烟拿回去。“告诉我们你是怎么认识他的。”他说。
我说我是在梅赛德斯街上遇见李，并偶然相识。我听他夸夸其谈法西斯帝国主义美国的种种罪恶以及古巴即将出现的完美的社会主义制度。古巴是一种理想，他说。苏联已经被卑鄙的官僚统治，这是他离开苏联的原因。古巴有菲德尔大叔。李没有直截了当地说菲德尔大叔在创造奇迹，但他言下之意就是如此。
“我想他是胡说，但是我喜欢他的家人。”这句话是真的。我喜欢他的家人，也认为他的话是胡说八道。
“你这样一位职业教育者怎么会住在沃斯堡那种臭地方？”弗里茨问。
“我打算写本小说。我发现教书时没办法写作。梅赛德斯街像个垃圾堆，但是租金便宜。我想，这本书至少要花我一年时间，这就意味着我得省着点花存款。我对邻居们感到沮丧时，就假装自己是住在巴黎左岸的一处阁楼里。”
弗里茨：“你的存款包不包括从赌注登记人那里赢来的钱？”
“根据宪法修正案第五条，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弗里茨笑了。
霍斯蒂：“所以你遇到奥斯瓦尔德，跟他成了好朋友。”
“好朋友。你不会跟疯狂的人交朋友。至少我不会。”
“继续说。”
李和他的家人搬走了，我留下来。之后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和玛丽娜住在达拉斯的艾尔斯贝特街。他说环境不错，租金便宜房源又多。我告诉弗里茨和霍斯蒂，我那时候已经厌倦梅赛德斯街，所以搬到达拉斯，跟李一起在伍尔沃斯的柜台吃了午餐，然后绕小区走了一圈。我租下西尼利街二一四号一楼的房子，楼上住客搬走之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李。礼尚来。
“他妻子不喜欢艾尔斯贝特那地方，”我说，“西尼利街的房子就在街角，条件好得多。于是他们就搬进去。”
我不知道他们会多么仔细地验证这个故事，时间顺序是否站得住脚，或者玛丽娜会跟他们说什么，但是这些事情对我已经不再重要。我只需要时间。看上去似是而非的故事对我来说就够了，特别是，霍斯蒂特工肯定会审慎地对待我。我如果说出他跟奥斯瓦尔德的关系，他可能得在能把他的屁股冻掉的法戈度过余生。
“之后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竖起耳朵。时间是今年四月。复活节前后。我坐在餐桌旁写书，一辆豪华汽车——我想是辆凯迪拉克——停下来，两个人下了车。一男一女。穿着讲究。他们给琼买了玩具。琼是——”
弗里茨：“我们知道琼·奥斯瓦尔德是谁。”
“他们走上台阶，我听到那家伙——德国口音，声音就像炸弹一样响——我听到他说：‘你怎么在他身上失手了，李？’”
霍斯蒂凑上前来，肥胖的脸上，眼睛睁得老大。“什么？”
“你听到了。于是我查了查报纸。猜猜怎么着？有人四天或者五天前袭击退役的将军。将军是右翼分子头目，正是李憎恨的那种人。”
“然后你做了什么事？”
“什么都没做。我知道他有把手枪——他有一天拿给我看——但是报纸说袭击沃克的家伙使用的是步枪。而且，那时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女朋友身上。你问我她的提包里为什么有把刀。答案很简单——她被吓怕了。她被攻击过，不过攻击她的人不是罗思，是她的前夫。前夫把她的脸严重毁容。”
“我们看到了伤疤，”霍斯蒂说，“我们对你的损失深表遗憾，安伯森先生。”
“谢谢你。”你看起来并不怎么遗憾，我想。“她携带的正是她的前夫——名叫约翰·克莱顿——用来砍她的那把刀。她随身携带。”我想到她说：“以防万一。”我想到她说：“如果有万一，这就是。”
我双手捂住脸颊，沉默了一分钟。他们等待着。我把双手放到膝盖上，继续用乔·弗雷迪那种枯燥沉闷的腔调讲故事。实事求是，女士。
“我租着西尼利街的房子，但我夏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约迪，照顾萨迪。我几乎放弃写书，开始考虑重新申请到德诺姆联合高中教书。然后我就遇到阿基瓦·罗思和他的打手，结果自己进了医院。我出院以后，去了伊登法洛斯康复中心。”
“我知道，”弗里茨说，“那是一家提供护理服务的机构。”
“是的，萨迪是我的主要帮手。她丈夫砍伤她之后我照顾她。罗思和他的伙计们打伤我之后她照顾我。事情就这样来来去去。成了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和谐。”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原因。”霍斯蒂严肃地说。一时间，我想跳起来抽他涨红的胖脸。不过，不是因为他说错了。依我的愚见，任何事情的发生的确都有原因，但我们喜欢原因吗？几乎不喜欢。
“快到十月底时，佩里先生允许我在短距离内开车。”这是明目张胆的谎言，但是他们短时间内不会向佩里求证……他们如果真的把我当成美国的英雄，根本不会去求证。“我这个星期二去达拉斯去看了自己在西尼利街的房子。主要是因为一时兴起。我想看看那栋房子会不会有助于我恢复记忆。”
我的确去了西尼利街，不过是为了拿藏在门廊下的枪。
“之后，我想在伍尔沃斯吃中饭，回忆过去。我在柜台除了看见李还会看见谁呢？他正在吃黑麦配金枪鱼。我坐下来，问他怎么样，他告诉我，联邦调查局正在折磨他和他的妻子。他说：‘我想教教这些混蛋，让他们不要再给我操蛋，乔治。你星期五下午如果看电视，或许能看到什么。’”
“天哪，”弗里茨说道，“你有没有把这话跟总统来访联系起来？”
“一开始没有。我不怎么关注肯尼迪的动向。我是个共和党人，”一连两个谎言，“还有，李又继续说他热爱的话题。”
霍斯蒂：“古巴。”
“对。古巴和菲德尔万岁。他都没有问我为什么瘸了。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你明白吗？但李就是这样的人。我给他买了份牛乳布丁——哎呀，伍尔沃斯的牛乳布丁做得真棒，才两毛五分钱——问他在哪里上班。他告诉我，他在埃尔姆街的教科书仓库大楼工作。他说这话时笑容灿烂，好像卸车搬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
我将他的大部分胡话抛诸脑后，因为我的腿在痛，头也痛起来。我开车回伊登法洛斯，睡了一觉。但是，我醒来后，德国人的“你在他身上怎么失手了”这句话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我打开电视，他们正在上面谈论总统的造访。那时，我说，我才开始担心。我在卧室的一堆报纸里翻找，找到车队的行进路线，看到车队正好经过教科书仓库大楼。
“我星期三一整天都在思考。”他们现在靠上前来，全神贯注地听着每一个字。霍斯蒂在做笔记，但看都不看笔记本一眼。我在想他之后能否看明白自己写的字。“我对自己说，然后我又说，不会，李只会吹嘘，不会行动。我就这么思前想后。昨天早上，我打电话给萨迪，把详细情况都告诉她，问她怎么看。她打电话给德凯——德凯·西蒙斯，我先前说替代她父亲角色的人——然后打电话给我。她说我应该报警。”
弗里茨说：“我不是要往你的伤口上撒盐，伙计，但是你如果报警，你的女朋友现在还活着。”
“等等，你还没听完整个故事。”当然，我也没听完。我边讲边编。“我告诉她和德凯不能报警，因为李如果是无辜的，会被逼疯。你得明白那家伙只是在勉强支撑。梅赛德斯街是个垃圾堆，西尼利街只是稍微好些，但也只是对我这样的人稍好些——我是个单身汉，有书可以写，银行里有点存款。但是，李……他有个美丽的妻子和两个女儿，第二个女儿刚刚出生，他几乎无处栖身。他不是个坏人——”
我说到这里，有种冲动，想摸摸自己的鼻子，看它有没有变长。
“——但他是个世界级的混蛋，原谅我法语说得不好。他的疯狂想法让他很难找到工作。他说他找到工作后，联邦调查局会插手将事情搞砸。他说，他就是这样丢掉了在印刷工厂的工作。”
“一派胡言！”霍斯蒂说，“那小子将他的问题全怪到别人头上。我们在一些事情上观点一致，安伯森先生。他是个世界级的混蛋，我对他的妻女感到遗憾。无比遗憾。”
“是吗？那好。无论怎样，他有份工作，我不想害他丢了工作，他也许仅仅是在胡说八道……他很善于胡说八道。我告诉萨迪，我想明天——也就是今天——去教科书仓库大楼，确认一下。她说她想跟我一起去。我说不行，李如果真的发疯了，决意要干点什么，她会处在危险之中。”
“你跟他一起吃中饭时，他像发疯了吗？”弗里茨问。
“没有，泰然自若，但是他向来如此，”我凑向他，“我希望你现在仔细听，弗里茨探员。我知道，我不管怎么跟她说，她决心跟我一起去。我从她的声音中听得出来。所以我离开了。我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她。以防万一。”
“如果有万一，这就是。”我脑子里的萨迪低声说。我看到她的尸体之前，她会一直活在我的脑子里。我发誓无论如何都要再看她一眼。
“我打算在酒店过夜，但是酒店都满了。然后我想到梅赛德斯街。我已经归还我住过的二七〇六号房间的钥匙，但是我还有一片街对面二七〇三号、李住的房子的钥匙。他给我钥匙，让我帮他浇花。”
霍斯蒂：“他？”
我的注意力依然集中在威尔·弗里茨身上。“萨迪发现我离开伊登法洛斯就警觉起来。德凯也是。所以德凯打电话报警。打了不止一次，而是好几次。接他电话的警察每次都叫他不要胡扯，然后挂断电话。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将这些来电记录下来了，德凯会告诉你们，他没有理由撒谎。”
现在轮到弗里茨脸皮涨红。“你如果知道我们接到过多少死亡威胁……”
“我能想象。而且，只有这么多人手。所以别告诉我我们如果报了警，萨迪会活下来。别这么说，好吗？”
他沉默无言。
“她是怎么找到你的？”霍斯蒂问道。
我在这件事上没有撒谎，没有必要。然而，他们接下来会问从沃斯堡的梅赛德斯街到达拉斯的教科书仓库大楼这一路的情况。这正是我的故事最不保险的部分。我并不担心斯图贝克牛仔。萨迪砍伤了他，不过是因为他要抢萨迪的包。汽车已经濒临报废，我觉得牛仔可能不会报失。当然，我们还偷了另一辆车，但是考虑到我们要做的事的紧迫性，警方当然不会提起诉讼。他们如果那么做，媒体会抵制他们。我只担心那辆红色雪佛兰，海鸥尾巴好像女人眉毛的那辆车。里面有多少手提箱都没问题，我们之前在坎德尔伍德小屋度过很多逍遥的周末。但是，他们如果看阿尔的笔记一眼……我想都不敢想。
问讯室的门上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带进警察局的一位警察探进头来。他坐在巡逻车的方向盘后面时，和同事搜查我的个人物品时，看起来神情严肃，非常危险，是犯罪影片中的警察形象。但现在的他缺乏自信，目瞪口呆。我看得出，他不超过二十三岁，还长着最后一轮青春期的粉刺。我看见他的身后有很多人——有的身着制服，有的没穿制服——伸长脖子，要看我一眼。弗里茨和霍斯蒂不耐烦地转向这位不速之客。
“先生们，我很抱歉打扰你们，但是安伯森先生有电话。”
霍斯蒂的下巴再次涨红。“小子，我们在这里问话。是美国总统打来又怎么样？我不在乎！”
警察吞了一口口水，喉结像竹竿上的猴子一样上下翻动。“噢，先生们……正是美国总统。”
他们在乎。
他们把我带到楼下柯里局长的办公室。弗里茨架着我的一只胳膊，霍斯蒂架着另一只胳膊。有了他们在两边支撑我六七十磅的重量，我几乎一点儿都不瘸了。记者、电视摄像机、巨大的灯泡一定把那里的温度抬高到华氏一百度。这些人——比没有固定职业的摄影师高级一点——在暗杀行动失败之后的警察局里并不受欢迎，我对此毫不惊讶。在另一个时间系里，奥斯瓦尔德被捕之后，他们冲进来，没有人把他们踢出去。据我所知，甚至没人建议这么做。
霍斯蒂和弗里茨在人堆中推开一条路，表情严肃。问题向他们和我袭来。霍斯蒂喊道：“安伯森先生接受完官方的讯问之后会发表声明。”
“？”有人喊道。
“明天，后天，或者下周！”
一片嘘声。霍斯蒂笑起来。
“或许是。肯尼迪总统现在在电话上等着他，所以！”
他们往后退，像鹊鸟一样叽叽喳喳。
柯里局长的办公室里唯一的降温设备就是书架上的电扇。我经历了问讯室，以及大厅里的媒体微波炉后，流动的空气让我心存感激。记录本上放着一个硕大的黑色电话听筒。旁边是一份文件，标签上写着“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文件很薄。
我拿起电话。“喂？”
电话里传来的新英格兰鼻音让我的背上生出一阵寒意。如果没有萨迪和我，这个人现在已经躺在停尸房里。“安伯森先生？我是杰克·肯尼迪……我……呃……知道自己和太太要感谢你……呃……让我们得以幸存。我也知道你失去了心爱的人。”“心爱的”听起来像“相爱的”，我从小到大早已习惯的口音。
“她的名字叫萨迪·邓希尔，总统先生。奥斯瓦尔德杀了她。”
“对你的损失……呃……我深感遗憾，安伯森先生。我能叫你……呃……乔治吗？”
“如果你喜欢这么叫的话。”我心想：我根本不是在跟总统打电话，而是在做梦。
“她的国家会向她致以深厚的谢意……并对你致以深切的慰问，我敢肯定。让我……呃……首先向你表示感谢和慰问。”
“谢谢您，总统先生。”我喉咙紧闭，语不成声。我看见她的眼睛，看见她躺在我的怀里，眼睛炯炯有神。“我们的舞跳得多带劲啊！”总统们会在意这个吗？他们会知道这些吗？或许最好的总统会在意。或许这就是他们能当上总统的原因。
“这里……呃……还有人想谢谢你，乔治。我爱人现在不在这儿，但是她……呃……打算今天晚上打电话给你。”
“总统先生，我还不确定自己今天晚上会在哪儿。”
“她会找到你的。她……呃……想感谢别人时很坚决。现在告诉我，乔治，怎么样？”
我告诉他我很好，虽然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他答应很快在白宫见我，我感谢他，但是觉得白宫之旅不会发生。那场梦境般的谈话进行时，电扇吹着我流汗的脸，柯里局长办公室门上的石英玻璃上透出外面的电视发出的非自然光亮，几个词蹦进我的脑海里。
我安全了。我安全了。我安全了。
美国总统从奥斯丁打来电话，感谢我拯救他的生命。我安全了。我能做自己要做的事。
跟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梦幻般的对话结束五分钟之后，霍斯蒂和弗里茨推着我走下后面的楼梯，走进奥斯瓦尔德本来会被杰克·鲁比枪杀的车库。在那个时间系里，车库里挤满等待将刺客转移到县监狱的人。此时这儿空无一人，我们的脚步发出回响。监视者开车送我到阿道弗斯酒店，我毫不惊讶地发现自己住进了第一次来达拉斯时入住的那间客房。圣人说，因果轮回。我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些神秘的圣人是谁，但是他们的话在时空穿越这件事上也是对的。
弗里茨告诉我，在走廊以及楼下大厅里站岗的警察，将严密保护我的安全，阻止媒体靠近。嗯。然后他握了我的手。霍斯蒂探员也握了我的手。他跟我握手时，我感觉到一张折叠的纸条从他的手里传到我的掌心。“好好休息，”他说，“你应得的。”
他们离开之后，我打开纸条。这是他从自己的笔记本上撕下的一页纸。他写了三句话，可能是在我跟杰克·肯尼迪打电话时写的。
“你的电话被窃听了。我晚上九点来见你。烧掉纸条，用水冲掉。”
我烧了纸条，像萨迪烧了我写的纸条那样，然后拿起电话，旋松话筒。里面的电线上连着一个小型蓝色圆筒，圆筒体积不超过一节五号电池。我很高兴看到上面写着日语——这让我想起我的老朋友沉默的迈克。
我把它拧下来，放进口袋，把话筒旋上，拨通〇。我报上名字之后，接线员沉默了很久。我正要挂断电话重拨，她开始哭泣着感谢我拯救了总统。她如果能效劳，她说，或者酒店里的任何人如果能够效劳的话，我只需给她打个电话，她名叫玛丽。她为了感谢我，可以为我做任何事。
“你能不能帮我接通约迪的电话”我说，给了她德凯的电话。
“当然，安伯森先生。上帝保佑你，先生。我马上帮你接。”
电话响了两声，然后德凯接了电话。他的嗓音很重，好像感冒愈加沉重了。“你如果又是他妈的记者——”
“不是，德凯。是我，乔治，”我停顿一下，“杰克。”
“噢，杰克。”他悲伤地说，开始哭泣。我等待着，紧握话筒的手开始酸痛，太阳穴也痛起来。白天即将过去，但是阳光穿过窗户，房间里依然明亮。我听到远处轰隆的雷声。最后他说：“你还好吗？”
“还好，但是萨迪——”
“我知道。新闻报道了。我在去沃斯堡的路上听到的。”
所以，推婴儿车的女人和埃索加油站的拖车司机像我希望的那么做了。感谢上帝。但我现在坐着听心碎的老人试图抑制泪水，感觉自己当时的希望并不那么重要。
“德凯……你怪我吗？你如果怪我，我能理解。”
“我不怪你，”他最后说，“埃利也不怪你。萨迪下定决心做一件事，就会坚持到底。是我叫她去梅赛德斯街找你的，你先前是在梅赛德斯街吗？”
“我在那里。”
“是那个狗杂种开枪射她的吗？新闻报道是这么说的。”
“是的。他想射我，但是我的腿……我绊倒在箱子或者什么东西上，倒下去。她正好在我身后。”
“耶稣啊，”他的声音大了些，“但她做的事是对的。这就是我得挺住的原因。这也是你必须坚强的原因。”
“没有她，我根本赶不到那里。你如果看到她……那么坚定……那么勇敢……”
“耶稣啊，”他重复道，叹了口气，声音听起来异常苍老，“那些都是真的。你说的都是真的。她说的关于你的话都是真的。你真的来自未来，对吧？”
我多么庆幸窃听器是在我的口袋里。我想他们没有时间在房间里装其他窃听装置，但是仍然用手罩住话筒，压低声音：“别对警察和记者说一个字。”
“天哪，肯定不会！”他对这个想法很愤怒，“不然你就永远没法呼吸自由的空气了！”
“你有没有把我们的行李从雪佛兰里拿出去？即使后来——”
“你放心。我知道那些东西很重要。我一看到新闻，就知道你会被怀疑。”
“我想我会没事，”我说，“但你得打开我的公文包……你有焚烧炉吗？”
“有，在车库后面。”
“公文包里有个笔记本。把笔记本丢到炉子里烧掉。能为我做这件事吗？”也为萨迪。我们都靠你了。
“好的，我能。杰克，我对你的损失感到难过。”
“我对你的损失也感到难过。你和埃利女士的损失。”
“这不公平！”他喊出来，“我不管他是不是总统，这个交换不公平！”
“不公平，”我说，“是不公平。但是德凯……不光是总统。还有，总统如果死掉，会发生一系列噩梦般的事。”
“我想我得听你的，尽管很难。”
“我知道。”
他们会不会在高中为萨迪举行一场纪念聚会，就像为米米女士那样？他们当然会。电视台会派出摄影师，美国人人都会落泪。但是演出结束后，萨迪依然不会活过来。
除非我改变这件事。这意味着我要重新经历一切，但是我会为了萨迪这么做。即便在我们相遇的聚会上，她看我一眼后会觉得我太老了，不适合她（我会尽最大努力改变她的这种想法）。重置也有好的一面：我现在知道李真的是独自行事，根本不需要等这么久才解决这个混蛋。
“杰克，你还在吗？”
“在。记住，跟我说话时叫我乔治。”
“别担心这个。我可能老了，但是脑子还很清楚。我能再见到你吗？”
霍斯蒂特工如果告诉我我想听到的事情，就不能了，我想。
“我们如果不能相见，说明事情很顺利。”
“好的。杰克……乔治……她……临终前有没有说过什么？”
我不准备告诉他萨迪最后说的话，那是隐私，但是我可以告诉他些什么。他会带信给埃利，埃利会带信给萨迪在约迪的朋友。萨迪有很多朋友。
“她问总统是否安全。我告诉她总统安然无恙，她闭上眼睛，离开人世。”
德凯又开始哭。我的脸也开始颤抖。哭泣可能是种解脱，但是我的眼睛无比干涩。
“再见，”我说，“再见，老朋友。”
我轻轻地挂上电话，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看着达拉斯的夕阳从窗外投来火红的霞光。“晚霞行千里。”老话这么说……但我又听见一阵雷鸣。五分钟之后，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拿起窃听器已被卸下的电话，再次拨通〇。我告诉玛丽我准备睡觉，请她早上八点钟打电话叫我起床。我还告诉她，在那之前，不要接通任何打给我的电话。
“噢，这已经安排好了，”她激动地说，“不准打电话到你的房间，警察局长的命令，”她的声音降了一个八度，“他很疯狂吗，安伯森先生？我的意思是，他是疯子，但是他看起来疯狂吗？”
我想起那双迷惑人心的眼睛和恶魔般的咆哮。“啊，是的，”我说，“他看上去明显疯了。八点钟。之前不要打扰。”
她说话之前，我挂断电话。然后我脱下鞋子（脱左脚的鞋子时动作很慢，但仍然很痛苦），躺到床上，用胳膊盖住双眼。我看到萨迪跳着麦迪逊舞。我看到萨迪问我，进来吧，先生，想吃奶油蛋糕吗？我看到她躺在我怀里，临终之际，抬起头，明亮的眼睛看着我的脸。
我想起兔子洞，想起每次用它都是一次彻底的重置。
最后，我睡着了。
霍斯蒂的敲门声九点钟响起。我打开门，他溜进来，一只手提着公文包（但不是我的公文包，所以一切还好），另一只手握着一瓶香槟。好东西，酩悦，瓶颈绑着红色、白色和蓝色相间的蝴蝶结。他看起来精疲力竭。
“安伯森。”他说。
“霍斯蒂。”我回应道。
他关上门，然后指着电话。我把窃听器从口袋里掏出来给他看。他点点头。
“没有别的设备吗？”我问道。
“没有。那个窃听器是达拉斯警察局的，这案子现在归我们。胡佛直接下的命令。如果有任何人问起窃听器，就说是你自己找到的。”
“好的。”
他举起香槟。“领导奖励的。他们坚持让我拿来。想不想为美国总统干一杯？”
我想到美丽的萨迪现在躺在县太平间的石板上，没兴趣为任何人干一杯。我成功了，但是成功味同嚼蜡。
“不想。”
“我也不想。但是我很高兴他活着。想听个秘密吗？”
“当然。”
“我投了他的票。我可能是联邦调查局里唯一投他票的人。”
我什么都没说。
霍斯蒂自己坐进房间两把扶手椅中的一把，深深地舒了口气。他把公文包放在两脚中间，转过酒瓶，读上面的标签。“一九五八。爱喝酒的人可能知道这一年的酒好不好，但我不是酒鬼。”
“我也不是。”
“那你可能会喜欢他们在楼下帮你保管着的孤星啤酒。有一大箱。有封信承诺，在你的余生中，每个月为你提供一箱。还有很多香槟。我看见至少有十二瓶。从达拉斯商会到市旅游局，每个人都在送。还有装在箱子里的真力时牌电视机，卡洛威珠宝店送来一枚镶有总统照片的纯金图章戒指，达拉斯男装店的三套新西装领取凭证，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东西，包括一把达拉斯市的城市钥匙。酒店已经在一楼专门开了一间房，存放你的财物。我猜等到明天天亮，他们得再开一间。还有各种好吃的！人们送来蛋糕，派，砂锅菜，烤牛肉，烤鸡，还有墨西哥食物，足够你吃上五年。我们让他们走，但他们不想走。我告诉你吧，一群女士，就在酒店大门口等着……嗯，这么说吧，杰克·肯尼迪都会嫉妒你，传说他是个好色之徒。你肯定不敢相信局长的档案中有关他性生活的部分。”
“我对很多事情的相信程度恐怕会让你惊讶。”
“达拉斯敬爱你，安伯森。嗨，整个国家敬爱你。”他笑了。笑声变成咳嗽。他咳嗽过后，点燃一支烟。然后看看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中部标准时间九点零七分，你成了全美国的金发男孩。”
“你呢，霍斯蒂？你敬爱我吗？胡佛局长呢？”
他只吸了一口，就把烟放到烟灰缸里，然后靠上前来，眼睛盯着我。他的眼睛深邃而疲惫，但是炯炯有神，非常机警。
“看着我，安伯森，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们跟奥斯瓦尔德是不是一伙的。说实话，因为我能分辨谎言。”
我基于他在奥斯瓦尔德身上犯下的弥天大错，并不相信这一点，但我相信他自己相信。于是我盯着他说：“不是。”
有一会儿，他什么都没说。然后他叹口气，身子往后仰，又捡起烟。“不，你不是，”他的鼻孔里喷出烟雾，“那么，你替谁工作？中情局？或许苏联人？我自己不这么认为，但局长认为苏联人愿意牺牲深藏不露的间谍，以阻止暗杀行动，因为暗杀行动可能会引发国际灾难。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在人们发现奥斯瓦尔德在苏联待过之后。”他把“苏联”说成“苏良”，和电视福音传道者哈吉斯的口音一样。霍斯蒂或许是在开玩笑。
我说：“我不替任何人工作。我只是个普通人，霍斯蒂。”
他用香烟指着我。“别再说这样的话。”他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比我在柯里的办公室看到的那份薄一些。这份文件是我的，将会变厚……但是变厚的速度不会像在电脑驱动的二十一世纪里那么快。
“你来达拉斯之前，在佛罗里达。森塞特波音特镇。”
“是。”
“你在萨拉索塔当过代课老师。”
“正确。”
“我们认为，你在此之前……在德伦待了一段时间？缅因州的德伦镇？”
“德里。”
“你在那里干了什么？”
“我是从那时开始写书的。”
“嗯，在那之前呢？”
“东逛西逛，四处游荡。”
“你对奥斯瓦尔德的行动知道多少，安伯森？”
我沉默不语。
“别这么酷。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知道的足以给你和你的局长制造麻烦。”
“如何避免麻烦呢？”
“我这样说吧。我能给你制造的麻烦，跟你能给我制造的麻烦是成正比的。”
“要说制造麻烦，能不能这样说，你会编造你根本不知道的内容……损害我们？”
我一言未发。
他自言自语般地说：“我并不惊讶你说你在写书。你应该继续写，安伯森。你的书可能会成为畅销书。因为我认为你很善于编故事。你今天下午说的故事似乎很能说得通。但你知道你不该知道的事，所以我们绝不相信你是普通老百姓。告诉我，谁说服你的？是不是中情局的安格尔顿？是的，对吧？他是个狡猾的种玫瑰的混蛋。”
“只有我一个，”我说，“我知道的可能没有你想象的多。但是我知道的的确足以让联邦调查局难堪。比方说，李告诉我，他直截了当告诉你，他要射杀肯尼迪。”
霍斯蒂使劲捻熄烟头，烟头迸出闪闪火星，有些火星落在他的手背上，但他似乎并未察觉。“这是他妈的胡说八道！”
“我知道，”我说，“我会表情严肃地胡说八道。如果你逼我的话。有没有萌生除掉我的想法，霍斯蒂？”
“不要说连环画册上的那一套。我们不会杀人灭口。”
“去跟越南的吴廷琰兄弟说去吧。”
他看我的表情，就像看一只看似不会伤人却突然咬人一口的老鼠。长着尖牙的老鼠。“你怎么知道美国跟吴廷琰兄弟有瓜葛？根据我在报纸上读到的消息，我们很清白。”
“我们别岔开话题。问题是，我现在太受欢迎，不能除掉。我也许说得不对？”
“没人想除掉你，安伯森。没有人想在你的故事里挑刺，”他勉强地笑了，“如果我们这样做，整件事情就会分崩离析。就是这么脆弱。”
“‘她对虚构是信手拈来’。”我说。
“嗯？”
“赫克托·休·芒罗，笔名萨基。小说叫《敞开的窗户》。去查查吧。关于不假思索地胡编乱造的艺术。非常有启发性。”
他打量我一番，犀利的眼睛异常焦急。“我完全不理解你，所以很担心。”西边，米德兰的方向，油井不断发出捶击声，气体燃烧的火焰让星光变得暗淡，雷声再度响起。
“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问道。
“我想我们往后追踪你的来历时，在德伦、德里或者不论哪里，……什么都找不到。你好像是从空气中凭空而来的。”
他这番话非常逼近事实，我差点喘不过气来。
“我们想让你做的是，回到你来的地方去。媒体的流言蜚语会网罗常见的怀疑和阴谋理论，但是我们保证能让你干净脱身。前提是你在意这些事。玛丽娜·奥斯瓦尔德会完全支持你的故事。”
“我想你已经跟她谈了。”
“你想得对。她知道，她如果不配合，就会被驱逐出境。媒体的先生们没有看清你，明天报纸上的照片只会有模糊的影像。”
我知道他是对的。我只是在快速通过大厅去柯里办公室的途中被照相机拍到。而弗里茨和霍斯蒂，两个大个子，用胳膊夹着我，挡住照相的最佳光线。我还低着头，因为灯光太强。我在约迪有很多照片——学校年鉴里还有我的一张肖像照——但是在这个时代，还没有JPEG图甚至传真，所以他们要到下周二或者周三才能找到我的照片并发布。
“我有个适合你的故事，”霍斯蒂说道，“你喜欢故事，对吧？像《敞开的窗户》之类的故事。”
“我是个英语老师，喜欢故事。”
“这个家伙，乔治·安伯森，失去女朋友之后悲伤而震惊——”
“未婚妻。”
“对，未婚妻更好。他如此悲伤，抛开一切，直接消失。不想要宣传，免费的香槟，总统的奖章，或者盛大的游行。他只想离开，独自哀悼。这是美国人喜欢的故事类型。他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故事。不叫《敞开的窗户》，叫《谦虚的英雄》。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工乐意证明这个故事里的每一个字，甚至朗读你留下来的声明。怎么样？”
好像天降甘霖，但我仍然保持一本正经的样子。“你很肯定我能消失。”
“我们很肯定。”
“你真是这个意思？按照局长的风格，我不会消失在特尼提河底吗？”
“绝没有那种事。”他笑了。他想让我放心，但是我想起在我少年时代很流行的一句歌词：“别担心，你不会怀孕。我十四岁时得过腮腺炎。”
“我得留点保障，霍斯蒂探员。”
一边眉毛抽动一下。他在担心。“我们相信你能消失，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这样说吧，你离开达拉斯后，可以请求帮助。”
“没有记者招待会吗？”
“那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场面。”
他再次打开公文包。从里面拿出一本黄色拍纸本。他把本子递过来，从胸前口袋里掏出钢笔。“写封信，安伯森。明天早上，弗里茨和我来接你时，会看到信，但收信人可以是‘有关人员’。写得好点，写得漂亮点。你能做到，对吧？”
“当然，”我说，“信手拈来地虚构是我的专长。”
他毫不愉快地笑了，拿起香槟酒瓶。“我或许可以在你虚构时试试这个。不过你别喝。你会忙一整晚。你要赶很远的路才能睡觉。”
我谨慎措辞，但是没花多少时间。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世界历史上并没有这种情况），信越短越好。我写信时牢牢记着霍斯蒂所谓谦虚的英雄这一说法。我很高兴自己先前睡了几个小时。睡眠里穿插着邪恶的梦境，但是我写信时头脑还算清醒。
我写好信时，霍斯蒂正在喝第三杯香槟。他已经从公文包里拿出几样东西，摆在咖啡桌上。我把拍纸本递给他，他开始读。外面，雷声再度响起，闪电划过夜空。我想，风暴还要过很久才会来临。
他读信时，我查看一下咖啡桌上的物品。有我的天美时手表，是我离开警察局时他们拿走的，但他们没把其他东西还给我。还有一副牛角边眼镜。我拿起眼镜，试戴一下。是普通玻璃镜片。一把棉花筒而非凹槽钥匙。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大约一千美元、面值为二十和五十的旧钞。一只发网。还有一套服装——裤子和套衫。棉布和像霍斯蒂编的我的故事一样薄。
“信写得不错，”霍斯蒂说，放下拍纸本，“你碰上了令人悲伤的事，就像《亡命天涯》中的理查德·金博尔。你看过这个电视剧吗？”
我看过汤米·李·琼斯主演的电影版本，但是现在显然不是谈论这个的时候。“没有。”
“你会成为逃亡者，好吧，不过只是逃开媒体以及想了解你的一切——从你早晨喝什么样的果汁到你内衣的尺寸——的美国公众。你是个人们感兴趣的人物，安伯森，但你跟警方没关系。你没有射杀女朋友，也没有射杀奥斯瓦尔德。”
“我试过。我要是没有失手，她会活下来。”
“我不会在这一点上苛责你。那个房间很大，点三八手枪在那么远的距离里准确度不高。”
的确如此。你得在十五码之内射击。别人是这样告诉我的，不止一次。但是我没有对霍斯蒂说出这一点。我想我跟他的短暂相识几近结束。总的来说，我迫不及待想离开。
“你是清白的。你只要去一个你的同类能接走你的地方，叫他们带你回到你们的虚无之地。你能办到吗？”
我的虚无之地就是兔子洞，兔子洞将带我穿越四十八年，回到未来。假如兔子洞还在那里的话。
“我想我会没事的。”
“你最好没事，因为你如果想伤害我们，我们会加倍还给你。胡佛先生……这样说吧，局长可不是个仁慈的人。”
“告诉我怎么离开酒店。”
“你得穿上白色的厨师服，戴上眼镜，还有发网。钥匙可以打开服务电梯。电梯会带你去负一楼。你直走穿过厨房，从后门出去。到现在为止都清楚吗？”
“清楚。”
“会有辆联邦调查局的车等着你。坐到后座上。别跟司机说话。这不是服务客车。车会送你去汽车站。司机可以为你提供三张车票：十一点四十分去坦帕，十一点五十分去小石城，零点二十分去阿尔伯克基。我不想知道哪一趟。你只需知道，我们的联系到此为止。你的责任是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独自一人。当然，不管你在替谁工作。”
“当然。”
电话响了。“如果是个聪明的记者找到门路打进来的，摆脱他，”霍斯蒂说，“你如果提到我一个字，我会割断你的喉咙。”
我想他是在开玩笑，但是不太确定。我接起电话。“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现在很困，所以——”
电话另一端带着喘息的声音说不会耽误我很久。我对霍斯蒂做了个口型，杰基·肯尼迪。他点点头，又倒一点香槟。我转过身，好像背对着霍斯蒂，就能防止他听到我们的对话。
“肯尼迪夫人，您真的没必要打电话来，”我说，“但我还是很荣幸听到您的声音。”
“我想感谢你做的事，”她说，“我知道我丈夫已经代我感谢你，但是……安伯森先生……”第一夫人开始哭泣，“我想代表孩子们感谢你，他们今晚能跟妈妈和爸爸道一声晚安。”
卡罗琳和约翰—约翰。直到那一刻，他们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肯尼迪夫人，不客气。”
“我知道那位死去的年轻女子即将成为你的妻子。”
“是的。”
“你肯定心都碎了。请接受我的哀悼——我知道这远远不够，但是我也只能表示哀悼。”
“谢谢您。”
“如果我能改变……如果，我能用任何方式，扭转时针……”
不用，我想，那是我的工作，杰基女士。
“我能理解，谢谢。”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这次通话比我在警察局跟肯尼迪的通话更加艰难。可能是因为那个电话仿佛梦境，而这个不是，但主要是因为，我能从杰基·肯尼迪的声音中听到恐惧仍在。她似乎真正理解她丈夫是多么侥幸。我从肯尼迪本人的话里没有听出这一点来。他似乎坚信自己得到苍天应许的护佑、祝福乃至永生。我们快要结束通话时，我请她确保丈夫在任职期间别再坐敞篷车。
她说我在这一点上可以放心，然后再次感谢我。我再次告诉她别客气，然后挂断电话。我转过身，发现屋内只剩我一个人。我跟杰奎琳·肯尼迪打电话时，霍斯蒂已经离开。烟灰缸里有两支烟屁股，旁边有一杯喝了一半的香槟。一张字迹潦草的字条躺在黄色拍纸本旁，拍纸本里是“致有关人员”的信。
“进汽车站之前把窃听器处理掉，”字条里说，“祝你好运，安伯森。对你的损失深感遗憾。霍。”
他或许真的很遗憾。但是遗憾不值钱，不是吗？遗憾很不值钱。
我穿上厨房小工的伪装，乘电梯下到负一楼，电梯里一股鸡汤、烧烤汁和杰克·丹尼威士忌的气味。电梯门打开，我迅速穿过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厨房。我想没有人会看我一眼。
我从一条巷子里出来，几个酒鬼正在垃圾桶里捡东西。他们也没有看我，但片状闪电划亮天空时，他们抬头瞅了一眼。一辆没有明显特征的福特轿车停在巷口，发动机在空转。我钻进后座，车旋即开动。车停到灰狗长途汽车站之前，坐在方向盘后面的人说的唯一一句话是：“好像要下雨了。”
他像拿扑克牌一样拿出三张车票。我挑了去小石城的那张。还有一个小时。我去了一家礼品商店，买了个便宜的手提箱。如果一切顺利，我需要用这个箱子装东西。我不需要很多东西，我在萨巴特斯的家里有很多衣服。那个地方在近五十年后的未来，我希望不到一个星期之后，它还在那里。爱因斯坦可能会喜欢的一种悖论，我疲惫而悲伤的脑子却从未想过——考虑到蝴蝶效应，它几乎可以肯定已经不再属于我。如果它还在那里的话。
我还买了份报纸，《时代先驱报》，只有一张照片，可能是专业摄影师拍的，更可能是看热闹的幸运儿拍的。照片里，肯尼迪俯身护住不久之前跟我打电话的女人，那位今天晚上将脱下没沾染血迹的粉色套装的女人。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英勇护妻，总统轿车加速驶离，险酿国家灾难。”标题上说。在这行字上面是三十六磅大字标题。标题周围有很多空间，因为标题只有两个字：
我翻到第二页，又看到一张照片。这是萨迪的照片，萨迪在照片里看起来格外年轻和漂亮。她在微笑。“我还有远大前程呢。”笑容似乎在说。
我坐在一张板条木椅上，深夜的旅客从我身边涌过，婴儿在哭，身着粗呢的军人在笑，生意人脸上洋溢着光彩，头顶的喇叭里传来到站和发车的广播。我小心翼翼地沿着照片的边缘将报纸折起来，将照片从报纸上撕下，小心地不撕到脸。我撕好照片后，对着照片看了许久，然后将照片折起来放进钱包。我把报纸的其余部分扔掉了。里面没有我想阅读的内容。
十一点二十分，广播说前往小石城的旅客开始上车，我加入检票口的人群之中。我只戴着平光眼镜，并未刻意伪装，但是没人好奇地看我。我只是美国运输系统血流中的一个细胞，不比别的任何人更重要。
在新一天即将到来之际，我看着这些人，想道，我今天改变了你们的生活。但是这种想法中并没有胜利感或者奇妙感可言。我对这件事似乎没有任何情绪，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我上了车，坐进靠后的位置。前面有很多人穿着军装，很可能是要去小石城空军基地。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做那件事，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命丧越南，还有些人可能会负残归国。但谁又知道他们现在会如何呢？
汽车开动。我们离开达拉斯时，雷声更加响亮，闪电更加明亮，但是还是没有下雨。我们到白硫磺泉镇时，风暴已经被甩在后面，天空亮起万千繁星，如冰片般晶莹闪亮，比冰片更加寒意逼人。我看了会儿星星，然后躺到靠背上，闭上眼睛，听着大狗牌大巴的轮胎吞没三十号州际公路。
“萨迪，”轮胎在歌唱，“萨迪，萨迪，萨迪。”
凌晨两点，我终于睡着了。
我在小石城买了张中午去匹兹堡的汽车票，这趟班次只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停一站。我坐到一位老年乘客旁边，在车站餐馆吃早餐。他在吃饭，面前摆着一台便携式收音机。收音机体积很大，调谐钮闪闪发亮。广播仍在围着暗杀转，当然……还有萨迪。关于萨迪的报道很多。她会被赐予国葬，然后会被安息在阿灵顿国家公墓。有人觉得肯尼迪会亲自致悼词。邓希尔小姐的未婚夫，乔治·安伯森，也是得克萨斯州约迪镇人，原定于上午十点跟媒体见面，但是会面被推迟到下午晚些时候——原因不明。霍斯蒂是在尽最大努力为我争取逃走的时间。这样对我很好。对他当然也好。还有他尊贵的局长。
“总统和他英勇的救命恩人不是得克萨斯今早新闻唯一的内容。”老家伙的收音机里说，我端着一杯黑咖啡的手停在盘子和嘴唇中间。嘴里尝到一种酸酸的刺痛。心理学家可能会称之为“预感”——奇怪的事情发生前，人们有时会产生这种感觉——但是我的理解很简单：和谐。
“凌晨一点之后，在暴风雨的威势下，一股难以捉摸的龙卷风袭击沃斯堡，摧毁了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公司仓库和十几幢房屋。已确定两人遇难，四人失踪。”
其中两处房屋就是梅赛德斯街上二七〇三号和二七〇六号，我对此深信不疑。一股狂风像消除等式一样消除这两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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